十年雨露天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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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褒贬不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总要遇见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倪贻德、何畏有些耳熟能详，多数则尘封于斑斑霉迹，笔尖波澜似乎早已平复。但如果潜心翻阅那些文稿，自有无边风云涌动。
夏志清先生说，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态度远比创造社严肃，而对青年的影响力，创造社却“实在大得出奇”道理我想很简单。五四之后，青年成了民族的希望、进步的象征、文艺的主体，谁能抓住青年读者，谁便能“暴得大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留日青年，羡慕日本的飞速发展，又饱含漂泊异乡的痛感；担忧祖国纷乱的时局，又万分关注国内思想动态。他们要呐喊，要宣泄，要挣脱樊笼，要抒发性灵，选择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是顺理成章的。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以“创造丛书”的名义由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高喊“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郁达夫偏重刻画性心理。两者风格迥异，却同时凸现了“我”——郭沫若向外，郁达夫向内。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作者要根据孔孟经典不断矫正自身趣味，至于青年状态的探索、挖掘，远远谈不上。因此，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内外夹击”毫无顾忌地呈现自我，恰恰迎合了青年人骚动不安、忽喜忽悲的特征。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八零后”的兴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文学长期缺位，份额被流行音乐、大众影视分享，八零后以文学的姿态收复了不少“失地”；同时也是对僵化教育的变相逃避和消极抵抗。
编完第1卷第2期创造季刊，郭沫若写下编辑余谈，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本着内心的要求”即抛弃“文以载道”的陈词滥调，而“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郭沫若创造者）。早期创造社的小说政治味、说教味较淡。郭沫若的残春有一段“性梦”他后来解释“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受了精神分析学派浸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笔触哀婉纯粹，非常唯美。倪贻德的花影写到由于女主人公与人订婚，男主人公的初恋终结，也并未渲染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相反，重点放在少男少女间朦胧纯真的爱恋，有几段温情而富生趣：
但是她越劝得殷勤，他越哭得起劲。他觉得哭的时候，耳边能够听到这样婉转的声音，颊上能够感到这样温软的触觉，是最愉适不过的，所以索性尽量的大哭起来。
（女孩为男孩缝纽扣时）我们的脸儿是对面对着，起初还是远的，不知什么原故？把我们当中的一股热气吸引了拢来，渐渐移近了，渐渐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闭成一条弯弯的曲线，再也注意不到纽扣上；她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再也没有力气缝下去。我还觉得那时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和暖，那么样的温软，而且又那么样的香甜。
早期创造社的小说多带自传色彩，而各个作者经历不同。黄业初的恋爱初期之失败者，直率地道出了另一种普遍情绪：“lonesome！lonesome！”是我的病名，我因为患了lonesome病，一遇见她便变了症，变成一种one-side love了，我的悲苦比患lonesome症还来得利害。这些情绪颇能打动当时的青年。
当然，问题小说、社会小说仍占创造社创作的相当比例。郑伯奇的最初之课描述了一段类似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经历，有启蒙思想；赵邦杰可怜的少女揭露了“妇女守节”观念产生的恶果；淦女士的隔绝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来，痛诉家庭的禁锢，毁灭了她的恋爱；郭沫若的歧路讲叙一青年弃医从文所遭到的磨难，情绪激烈这些事情同样是青年读者萦绕于怀的，可见，早期创造社赖以吸引读者的，是对青年生存状态、心理的把握、体认和发挥。
二
一般认为，五卅运动彻底改变了创造社的文艺倾向。其实这一嬗变早埋下伏笔，有三篇文献值得注意。
第一篇是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刊登在创造周报第1辑第3号。郭沫若用八句极其煽情的话结束文章：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略加分析不难发现，这里的“无产阶级的精神”既是反抗资本主义、反抗宗教的，也是以人性为根基、贴近人世的，是“精赤裸裸的人性”这反映了郭沫若理论上的混乱，不过这种兼容并包的作风，是五四余绪。
第二篇文章是郑伯奇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的长篇导言，1935年面世。文章开头引述了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学说，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覆一番前进的”据此，郑伯奇将五四期间的各种文学流派，视作落后国家迅速重走一遍西欧各国的陈迹。这是典型的单线进化论。
联系这两篇相距约十年的文献，我们发现，只要郭沫若们把早期创造社崇奉的浪漫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相对应，那么浪漫主义就成了进化链上的一环，注定要被更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代。成仿吾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果然明确地予以论述：
浪漫主义和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夫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篇实际写于1923年，可算作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的先声。不妨列张简表，有个直观印象。
文艺形态、思潮 所处阶级
古典文学 封建阶级
新文化运动 资产阶级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 小资产阶级
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
对创造社而言，当务之急是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尤其表现在情感上；要像戒毒那样戒掉罗曼蒂克意识。于是创造社的调门越来越高，陶晶孙、倪贻德等“艺术至上”倾向较重的作者逐渐回归本行。这一过程象征着沉湎于自我世界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获得革命许可证，要么放弃写作。文艺变成宣传，绕了个大弯，文学观仿佛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仿吾、郭沫若的几篇文艺评论，又可算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端倪。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深刻改变创造社，是有脉络可循的。
吊诡的是，早期创造社幼稚、肤浅、冲动，但满怀真情；转向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割除了，却连半个有价值的农工形象也没留下。这类思想“成熟”、作品反而每况愈下的情况，被称为“何其芳现象”既是现象，显然有普遍性，创造社可谓深陷其中。然而反过来想，一个作家没有优秀作品问世，思想能否算成熟呢？“成熟”了的创造社，究竟更贴近生活，还是更疏理现实呢？
创作上歉收，打笔仗倒劲头十足。1927年成仿吾抛出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嘲笑鲁迅；翌年，创造社骨干冯乃超、李初梨、彭康也披挂上阵，形成围攻之势；郭沫若干脆污蔑鲁迅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照正史记载，这场“误会”终究消除，大家冰释前嫌，促进了左派作家的团结云云。不过郭沫若似乎有点上瘾，十几年后又谩骂朱光潜、沈从文。
1929年2月，国民党政权第三次也是最末一次查封创造社。其时爱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与其他成员几近分道扬镳，抗战期间做了汉奸。“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1945年被日寇杀害于苏门答腊。成仿吾和郭沫若应该是官做得最大的两位，特别是郭沫若，享有极高荣誉。手头有本1979年版辞海文学分册，将他捧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真的志得意满吗？恐怕未必。郭沫若晚年，具有他当年“狂飙突进”性格的郭世英思想“异端”郭沫若却无力保护，眼睁睁看着小儿子惨遭杀戮。据说从那天开始，郭沫若埋首日记本，写啊、写啊创造十年，如雨般纷纷扬扬，是跌宕起伏的脾气。听雨脚千姿百态的步伐，一会儿稀稀疏疏零零碎碎，跳到叶脉上车顶上薄伞上滴滴答答，或逗笑或吟诵；一会儿借着股狂风蓬勃舒卷，远远近近横洒迷迷茫茫的线条。又弹向路面，溅八方泥泞。又坠入静河，泛圈圈涟漪。也泛在心坎里情绪里想象里历史里，都湿漉漉结一腔激越与激奋、愁怨与惆怅。
长长的变奏曲耐人寻味；由这阕到那阕，并非自然过渡，而是奇峰突崛，洪流的喧嚣淹没个体的挣扎。十年雨露天将末，创造社从1920走向1925，从浪漫走向革命。也走向延安文艺，走向知识分子的黄昏。笔尖波澜地欲翻，惊回首，倾翻的竟是五四幽魂。
一
尽管褒贬不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总要遇见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倪贻德、何畏有些耳熟能详，多数则尘封于斑斑霉迹，笔尖波澜似乎早已平复。但如果潜心翻阅那些文稿，自有无边风云涌动。
夏志清先生说，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态度远比创造社严肃，而对青年的影响力，创造社却“实在大得出奇”道理我想很简单。五四之后，青年成了民族的希望、进步的象征、文艺的主体，谁能抓住青年读者，谁便能“暴得大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留日青年，羡慕日本的飞速发展，又饱含漂泊异乡的痛感；担忧祖国纷乱的时局，又万分关注国内思想动态。他们要呐喊，要宣泄，要挣脱樊笼，要抒发性灵，选择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是顺理成章的。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以“创造丛书”的名义由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高喊“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郁达夫偏重刻画性心理。两者风格迥异，却同时凸现了“我”——郭沫若向外，郁达夫向内。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作者要根据孔孟经典不断矫正自身趣味，至于青年状态的探索、挖掘，远远谈不上。因此，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内外夹击”毫无顾忌地呈现自我，恰恰迎合了青年人骚动不安、忽喜忽悲的特征。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八零后”的兴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文学长期缺位，份额被流行音乐、大众影视分享，八零后以文学的姿态收复了不少“失地”；同时也是对僵化教育的变相逃避和消极抵抗。
编完第1卷第2期创造季刊，郭沫若写下编辑余谈，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本着内心的要求”即抛弃“文以载道”的陈词滥调，而“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郭沫若创造者）。早期创造社的小说政治味、说教味较淡。郭沫若的残春有一段“性梦”他后来解释“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受了精神分析学派浸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笔触哀婉纯粹，非常唯美。倪贻德的花影写到由于女主人公与人订婚，男主人公的初恋终结，也并未渲染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相反，重点放在少男少女间朦胧纯真的爱恋，有几段温情而富生趣：
但是她越劝得殷勤，他越哭得起劲。他觉得哭的时候，耳边能够听到这样婉转的声音，颊上能够感到这样温软的触觉，是最愉适不过的，所以索性尽量的大哭起来。
（女孩为男孩缝纽扣时）我们的脸儿是对面对着，起初还是远的，不知什么原故？把我们当中的一股热气吸引了拢来，渐渐移近了，渐渐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闭成一条弯弯的曲线，再也注意不到纽扣上；她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再也没有力气缝下去。我还觉得那时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和暖，那么样的温软，而且又那么样的香甜。
早期创造社的小说多带自传色彩，而各个作者经历不同。黄业初的恋爱初期之失败者，直率地道出了另一种普遍情绪：“lonesome！lonesome！”是我的病名，我因为患了lonesome病，一遇见她便变了症，变成一种one-side love了，我的悲苦比患lonesome症还来得利害。这些情绪颇能打动当时的青年。
当然，问题小说、社会小说仍占创造社创作的相当比例。郑伯奇的最初之课描述了一段类似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经历，有启蒙思想；赵邦杰可怜的少女揭露了“妇女守节”观念产生的恶果；淦女士的隔绝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来，痛诉家庭的禁锢，毁灭了她的恋爱；郭沫若的歧路讲叙一青年弃医从文所遭到的磨难，情绪激烈这些事情同样是青年读者萦绕于怀的，可见，早期创造社赖以吸引读者的，是对青年生存状态、心理的把握、体认和发挥。
二
一般认为，五卅运动彻底改变了创造社的文艺倾向。其实这一嬗变早埋下伏笔，有三篇文献值得注意。
第一篇是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刊登在创造周报第1辑第3号。郭沫若用八句极其煽情的话结束文章：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略加分析不难发现，这里的“无产阶级的精神”既是反抗资本主义、反抗宗教的，也是以人性为根基、贴近人世的，是“精赤裸裸的人性”这反映了郭沫若理论上的混乱，不过这种兼容并包的作风，是五四余绪。
第二篇文章是郑伯奇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的长篇导言，1935年面世。文章开头引述了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学说，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覆一番前进的”据此，郑伯奇将五四期间的各种文学流派，视作落后国家迅速重走一遍西欧各国的陈迹。这是典型的单线进化论。
联系这两篇相距约十年的文献，我们发现，只要郭沫若们把早期创造社崇奉的浪漫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相对应，那么浪漫主义就成了进化链上的一环，注定要被更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代。成仿吾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果然明确地予以论述：
浪漫主义和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夫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篇实际写于1923年，可算作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的先声。不妨列张简表，有个直观印象。
文艺形态、思潮 所处阶级
古典文学 封建阶级
新文化运动 资产阶级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 小资产阶级
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
对创造社而言，当务之急是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尤其表现在情感上；要像戒毒那样戒掉罗曼蒂克意识。于是创造社的调门越来越高，陶晶孙、倪贻德等“艺术至上”倾向较重的作者逐渐回归本行。这一过程象征着沉湎于自我世界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获得革命许可证，要么放弃写作。文艺变成宣传，绕了个大弯，文学观仿佛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仿吾、郭沫若的几篇文艺评论，又可算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端倪。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深刻改变创造社，是有脉络可循的。
吊诡的是，早期创造社幼稚、肤浅、冲动，但满怀真情；转向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割除了，却连半个有价值的农工形象也没留下。这类思想“成熟”、作品反而每况愈下的情况，被称为“何其芳现象”既是现象，显然有普遍性，创造社可谓深陷其中。然而反过来想，一个作家没有优秀作品问世，思想能否算成熟呢？“成熟”了的创造社，究竟更贴近生活，还是更疏理现实呢？
创作上歉收，打笔仗倒劲头十足。1927年成仿吾抛出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嘲笑鲁迅；翌年，创造社骨干冯乃超、李初梨、彭康也披挂上阵，形成围攻之势；郭沫若干脆污蔑鲁迅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照正史记载，这场“误会”终究消除，大家冰释前嫌，促进了左派作家的团结云云。不过郭沫若似乎有点上瘾，十几年后又谩骂朱光潜、沈从文。
1929年2月，国民党政权第三次也是最末一次查封创造社。其时爱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与其他成员几近分道扬镳，抗战期间做了汉奸。“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1945年被日寇杀害于苏门答腊。成仿吾和郭沫若应该是官做得最大的两位，特别是郭沫若，享有极高荣誉。手头有本1979年版辞海文学分册，将他捧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真的志得意满吗？恐怕未必。郭沫若晚年，具有他当年“狂飙突进”性格的郭世英思想“异端”郭沫若却无力保护，眼睁睁看着小儿子惨遭杀戮。据说从那天开始，郭沫若埋首日记本，写啊、写啊创造十年，如雨般纷纷扬扬，是跌宕起伏的脾气。听雨脚千姿百态的步伐，一会儿稀稀疏疏零零碎碎，跳到叶脉上车顶上薄伞上滴滴答答，或逗笑或吟诵；一会儿借着股狂风蓬勃舒卷，远远近近横洒迷迷茫茫的线条。又弹向路面，溅八方泥泞。又坠入静河，泛圈圈涟漪。也泛在心坎里情绪里想象里历史里，都湿漉漉结一腔激越与激奋、愁怨与惆怅。
长长的变奏曲耐人寻味；由这阕到那阕，并非自然过渡，而是奇峰突崛，洪流的喧嚣淹没个体的挣扎。十年雨露天将末，创造社从1920走向1925，从浪漫走向革命。也走向延安文艺，走向知识分子的黄昏。笔尖波澜地欲翻，惊回首，倾翻的竟是五四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