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赵丽华事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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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盘峰诗会”最终最持久的影响，是为“口语化”进入现代诗歌的先锋或前卫行列得到正名。从此“口语化”这把利剑就拓出了现代诗歌的另一半天地。
“口语化”当然并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但那个时候“后朦胧诗”已经把语言的意象经营弄成了大面积的意象板结和意象迷宫，所以“口语化”的出现，就像是消防队员的高压水枪，迅猛无匹地把现代诗歌的先锋阵营冲击得七零八落，一时间扫除了多少伪先锋，给现代诗歌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现代汉语经过大半个世纪以来语言越来越成熟的一种表现。长期的普通话大面积推广和现代社会现代传媒科技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汉语得以成熟的客观条件，而主观上，当代社会相对宽松的民主与自由度，决定和促进了人们频繁使用语言的需求和愿望。人类的广泛交流和文化艺术创造的繁荣，正是每一个修生养息时代的共同特点。
一种语言的成熟，也就是它逐渐脱离口语的开始。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最鲜活的语言是来自生活的语言，是下里巴人的口语。所以，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正是一种文学艺术客观规律的正当要求。
“口语化”首先让诗人们去关注周围现实的人林林总总的口语状态，在这过程中诗人们不可避免地“深入”了现实，使他们不自觉地倾听现实的声音。其次，口语的千姿百态，让诗人们呼吸到原生态的语言能量，从语感、语序、语速到语言的质地，语言的力量还有语言的蜕变中，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语言在现实中的作用和处境。再者，诗歌是语言进入书面语的主要途径（想想那些唐诗宋词），诗人在深入口语现场采撷入诗的时候，口语的鲜活和生动就有了一种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的可能。最后，现代诗歌经营意象是它主要的语言手段，而意象实质上是一种负担了沉重或多重内涵的诗歌词语，它的反复意义生成最终必定是趋向于不堪重负的板结甚至死亡。而“口语化”却是打碎这种趋向，阻止语言死亡的有效工具，使语言重返自然。所以“口语化”是“意象化”的一种互补。
但是，现代诗歌“口语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冲击固有诗歌语言的同时，也隐藏着把现代诗歌拖入庸俗和简单的泥潭的力量。赵丽华女士在网上被人广泛批评的诗歌“口语化”是主要的语言特征。当代大众固然没有多少现代诗歌知识，但显然他们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首先，作为读者，他们有权利质疑诗人写出的这些诗歌能给他们的阅读带来什么。其次，这些不加修饰的口语有很大的误读空间。诗人不帮读者去控制，只能引来更多庸俗和简单的读法。
这里“口语化”给现代诗歌带来的伤害，在于诗歌难度的确认上。诗人要求她的读者要有和她一样的精神高度，来体会她诗歌的精神力量，而读者却只从文字的表面来理解自己的精神需要。诗人所设定的诗歌难度是与她惺惺相惜的同志，而读者期望的诗歌难度却是高于自己精神需求一点点的有着明显技巧难度的偶像。正是由于这种诗歌难度的落差，造成了“赵丽华事件”中诗人与读者之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在双方眼里，对方都是自说自话，不可理喻。可是，读者期望的诗歌难度，说到底并不过分，他们似乎一直就保持着这种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诗人所追求的诗歌难度是否正当，是否有利于当代现代诗歌的发展，是否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片新的审美空间。这是我们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一般来说，诗人在追求诗歌难度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精神高度来促使他进入诗歌的创作。如果这种精神高度是来自诗人自己的人生感悟，那么，有可能诗歌就会水到渠成；反之，如果诗人只是在追求达到这样期望的精神高度，那么诗人的创作就是一种冒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彻底失败。以我个人看来，大多数的现代诗歌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处在第二种阶段，所以，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然，其中的有些诗人会在某个时间段取得成功，但之后，同样也会陷入这种状况，只有那些少数坚韧不拔不断审视自己不断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己的诗人，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抢滩之后，就面临着一个诗歌难度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诗人必须提出一个正当的可望追求的诗歌难度。是什么呢？最早，韩东说“诗到语言止”在语感，语言质地和语言“有意味的形式”中寻找方向；非非诗人则提倡“前文化语言”也叫“前语言”创作中要求“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他们企图穿过语言的表面抵达原始的创造。但这个时候“口语化”并没有被正名，所以这些诗歌难度的呈现基本属于概念模糊的先锋诗歌阵营，因为意象语言也可以被上述理论要求。接下去，是以伊沙的饿死诗人为代表，所谓粗野的反文化的“口语诗歌”他的主要手段就是解构或者现在流行叫“恶搞”的，所以黄河变成了一次小便。后面就是“下半身”和“垃圾派”他们对诗歌表现领域的开拓一个比一个彻底，但是在“口语化”上所做的语言方面的努力极其有限，他们只是把伊沙开创的口语粗野化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践。在这过程中，有些不怎么粗野的被人讥称为“口水诗”的作品，也大量地涌现，这其中有些倾向“口语化”的成名诗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英美现代诗歌中寻找根源（谁让现代诗歌和现代汉语的文法结构都是来自西方翻译语体呢）。赵丽华的这些诗歌，正是这种小倾向的体现。
现在我们来看赵丽华的一首诗。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这首诗歌的起因和关键点是“田纳西”问题也出在“田纳西”诗人为什么要写“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呢？而不是美国的其它地名？这里有大多数读者无法理解的原因。大家知道现代诗歌是脱胎于现代汉语这种来自西方尤其是英语体系的翻译语，所以现代汉语诗人首先膜拜的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先驱者和成功者。这个名单很长，也有在某个阶段圈子里流行的要素，早期比较认可的主要是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里尔克，还有埃利蒂斯和帕斯，现在又增加了很多，比如布罗斯基、米沃什、希尼等等。这种诗人对于前辈诗人的膜拜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的解构，是诗人个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被大众所理解（除非是去膜拜中国古典诗人如李白杜甫）。赵丽华写下的“田纳西”事实上就有这样一个精神影子。美国现代诗歌一个重要的诗人华莱斯•斯蒂文斯（1879-1955）有一首诗里就有一句“我将一个罐子，圆圆的罐子，/安放在田纳西一座山坡上。”“田纳西”这个地名就是因为华莱斯•斯蒂文斯的这首诗歌而被载入英美现代诗歌体系里的。它象征着现代艺术和诗歌可以拯救西方现代社会不可遏制的堕落。所以“田纳西”是一个精神高地。在这个精神高地上，诗人肯定地说“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那是在释放诗人个人的精神能量，这是一种艺术自信和艺术承担。从这个方面来看，这首诗歌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对于中国普通的大众他们无法进入诗人体会到的诗意，诗人也没有在语言上技巧上给予读者哪怕一点点的关照和帮助，就是说诗人完全割裂了让普通大众进入的可能。这种旨在让极少数“有限的”或者“未来的”读者进入诗歌史阅读的自我膨胀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不断伤害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形象，导致了现代诗歌被大众轻易放逐。
另外，这首诗歌的“口语化”还有一种“国际化”的影子。我们来看一首诗歌。
便条
我吃了
放在
冰箱里的
梅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原谅我
它们太好吃了
那么甜
又那么冰
这是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是美国现代诗歌最有影响的几个诗人之一。这首诗歌的语言策略正象赵丽华所说的“完全凭直感的、有弹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这种“口语化”正是“卸掉诗歌众多的承载、担负、所指、教益”之后出现的现代诗歌的一种小倾向。可是，这种小倾向，仅仅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一种语言练习，一种在注视语言的过程中的直觉反应，就象几笔潦草的素描。如果你把它当作精致的艺术创造，如果你的艺术观念足够解放，那么也可以（古老的岩画不也是一种艺术？），但是，如果你要大众去认可去共识这种艺术，显然，那是在强奸大众，必然为大众所唾弃。
那么，现在现代诗歌的“口语化”追求的诗歌难度的方向在哪里呢？据说是“废话诗”据说，赵丽华这些诗歌就据有“废话诗”的特征。可以理解这种“废话诗”是一种抛弃语义的文化因袭而直奔原始语义现场的一次性“诗歌秀”它的目的就是一种将语言极端实验进行到底的“秀”而另一个目的则是隐含着一种渴望获得（或保持）先锋称号的现代“诗人”情结。这是现代人急噪、焦虑、急功近利的典型病症。
但是“废话”既然是诗，那么诗中的人性何在？“废话”难道也能体现人类丰富的人性？没有人性的诗歌难道还能让读者获得人性的共鸣？没有人性的诗歌难道还是文学？
显然，这种现代诗歌“口语化”影响下的“废话诗”的提倡，把“口语”这把利剑的一面（不知道是正面还是反面）磨得更快了，大有把现代诗歌一剑封喉之势。但事实上，那只是一厢情愿，最多是多了一个现代诗歌极端实验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到语言的尽头是怎样的一种丑态。（当然，从我个人情感上说，对于这种极端实验，我保持对这些诗人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这让我想起在86深圳现代诗歌大展时上海诗人吴非的“主观意象”所提供的诗歌文本，他在语言另一个向度上实验。抄一首久已被人忘记的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现在看起来（不能读），它就象一种先验的诅咒。
果
修着
在
久以就
的
个是故事的
这你发生
替时
就皮肤
在村
被你走中
过你
留
下着的
一层
树
86。8。31
本文写于2006-10-8
也许“盘峰诗会”最终最持久的影响，是为“口语化”进入现代诗歌的先锋或前卫行列得到正名。从此“口语化”这把利剑就拓出了现代诗歌的另一半天地。
“口语化”当然并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但那个时候“后朦胧诗”已经把语言的意象经营弄成了大面积的意象板结和意象迷宫，所以“口语化”的出现，就像是消防队员的高压水枪，迅猛无匹地把现代诗歌的先锋阵营冲击得七零八落，一时间扫除了多少伪先锋，给现代诗歌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现代汉语经过大半个世纪以来语言越来越成熟的一种表现。长期的普通话大面积推广和现代社会现代传媒科技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汉语得以成熟的客观条件，而主观上，当代社会相对宽松的民主与自由度，决定和促进了人们频繁使用语言的需求和愿望。人类的广泛交流和文化艺术创造的繁荣，正是每一个修生养息时代的共同特点。
一种语言的成熟，也就是它逐渐脱离口语的开始。但是，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最鲜活的语言是来自生活的语言，是下里巴人的口语。所以，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正是一种文学艺术客观规律的正当要求。
“口语化”首先让诗人们去关注周围现实的人林林总总的口语状态，在这过程中诗人们不可避免地“深入”了现实，使他们不自觉地倾听现实的声音。其次，口语的千姿百态，让诗人们呼吸到原生态的语言能量，从语感、语序、语速到语言的质地，语言的力量还有语言的蜕变中，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语言在现实中的作用和处境。再者，诗歌是语言进入书面语的主要途径（想想那些唐诗宋词），诗人在深入口语现场采撷入诗的时候，口语的鲜活和生动就有了一种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的可能。最后，现代诗歌经营意象是它主要的语言手段，而意象实质上是一种负担了沉重或多重内涵的诗歌词语，它的反复意义生成最终必定是趋向于不堪重负的板结甚至死亡。而“口语化”却是打碎这种趋向，阻止语言死亡的有效工具，使语言重返自然。所以“口语化”是“意象化”的一种互补。
但是，现代诗歌“口语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冲击固有诗歌语言的同时，也隐藏着把现代诗歌拖入庸俗和简单的泥潭的力量。赵丽华女士在网上被人广泛批评的诗歌“口语化”是主要的语言特征。当代大众固然没有多少现代诗歌知识，但显然他们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首先，作为读者，他们有权利质疑诗人写出的这些诗歌能给他们的阅读带来什么。其次，这些不加修饰的口语有很大的误读空间。诗人不帮读者去控制，只能引来更多庸俗和简单的读法。
这里“口语化”给现代诗歌带来的伤害，在于诗歌难度的确认上。诗人要求她的读者要有和她一样的精神高度，来体会她诗歌的精神力量，而读者却只从文字的表面来理解自己的精神需要。诗人所设定的诗歌难度是与她惺惺相惜的同志，而读者期望的诗歌难度却是高于自己精神需求一点点的有着明显技巧难度的偶像。正是由于这种诗歌难度的落差，造成了“赵丽华事件”中诗人与读者之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在双方眼里，对方都是自说自话，不可理喻。可是，读者期望的诗歌难度，说到底并不过分，他们似乎一直就保持着这种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诗人所追求的诗歌难度是否正当，是否有利于当代现代诗歌的发展，是否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片新的审美空间。这是我们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一般来说，诗人在追求诗歌难度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精神高度来促使他进入诗歌的创作。如果这种精神高度是来自诗人自己的人生感悟，那么，有可能诗歌就会水到渠成；反之，如果诗人只是在追求达到这样期望的精神高度，那么诗人的创作就是一种冒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彻底失败。以我个人看来，大多数的现代诗歌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处在第二种阶段，所以，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然，其中的有些诗人会在某个时间段取得成功，但之后，同样也会陷入这种状况，只有那些少数坚韧不拔不断审视自己不断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己的诗人，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现代诗歌的“口语化”抢滩之后，就面临着一个诗歌难度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诗人必须提出一个正当的可望追求的诗歌难度。是什么呢？最早，韩东说“诗到语言止”在语感，语言质地和语言“有意味的形式”中寻找方向；非非诗人则提倡“前文化语言”也叫“前语言”创作中要求“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他们企图穿过语言的表面抵达原始的创造。但这个时候“口语化”并没有被正名，所以这些诗歌难度的呈现基本属于概念模糊的先锋诗歌阵营，因为意象语言也可以被上述理论要求。接下去，是以伊沙的饿死诗人为代表，所谓粗野的反文化的“口语诗歌”他的主要手段就是解构或者现在流行叫“恶搞”的，所以黄河变成了一次小便。后面就是“下半身”和“垃圾派”他们对诗歌表现领域的开拓一个比一个彻底，但是在“口语化”上所做的语言方面的努力极其有限，他们只是把伊沙开创的口语粗野化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践。在这过程中，有些不怎么粗野的被人讥称为“口水诗”的作品，也大量地涌现，这其中有些倾向“口语化”的成名诗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英美现代诗歌中寻找根源（谁让现代诗歌和现代汉语的文法结构都是来自西方翻译语体呢）。赵丽华的这些诗歌，正是这种小倾向的体现。
现在我们来看赵丽华的一首诗。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这首诗歌的起因和关键点是“田纳西”问题也出在“田纳西”诗人为什么要写“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呢？而不是美国的其它地名？这里有大多数读者无法理解的原因。大家知道现代诗歌是脱胎于现代汉语这种来自西方尤其是英语体系的翻译语，所以现代汉语诗人首先膜拜的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先驱者和成功者。这个名单很长，也有在某个阶段圈子里流行的要素，早期比较认可的主要是庞德、艾略特、叶芝、瓦雷里、里尔克，还有埃利蒂斯和帕斯，现在又增加了很多，比如布罗斯基、米沃什、希尼等等。这种诗人对于前辈诗人的膜拜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的解构，是诗人个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被大众所理解（除非是去膜拜中国古典诗人如李白杜甫）。赵丽华写下的“田纳西”事实上就有这样一个精神影子。美国现代诗歌一个重要的诗人华莱斯•斯蒂文斯（1879-1955）有一首诗里就有一句“我将一个罐子，圆圆的罐子，/安放在田纳西一座山坡上。”“田纳西”这个地名就是因为华莱斯•斯蒂文斯的这首诗歌而被载入英美现代诗歌体系里的。它象征着现代艺术和诗歌可以拯救西方现代社会不可遏制的堕落。所以“田纳西”是一个精神高地。在这个精神高地上，诗人肯定地说“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那是在释放诗人个人的精神能量，这是一种艺术自信和艺术承担。从这个方面来看，这首诗歌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对于中国普通的大众他们无法进入诗人体会到的诗意，诗人也没有在语言上技巧上给予读者哪怕一点点的关照和帮助，就是说诗人完全割裂了让普通大众进入的可能。这种旨在让极少数“有限的”或者“未来的”读者进入诗歌史阅读的自我膨胀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不断伤害着中国现代诗歌的形象，导致了现代诗歌被大众轻易放逐。
另外，这首诗歌的“口语化”还有一种“国际化”的影子。我们来看一首诗歌。
便条
我吃了
放在
冰箱里的
梅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原谅我
它们太好吃了
那么甜
又那么冰
这是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是美国现代诗歌最有影响的几个诗人之一。这首诗歌的语言策略正象赵丽华所说的“完全凭直感的、有弹性的、随意的、轻盈的东西”这种“口语化”正是“卸掉诗歌众多的承载、担负、所指、教益”之后出现的现代诗歌的一种小倾向。可是，这种小倾向，仅仅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一种语言练习，一种在注视语言的过程中的直觉反应，就象几笔潦草的素描。如果你把它当作精致的艺术创造，如果你的艺术观念足够解放，那么也可以（古老的岩画不也是一种艺术？），但是，如果你要大众去认可去共识这种艺术，显然，那是在强奸大众，必然为大众所唾弃。
那么，现在现代诗歌的“口语化”追求的诗歌难度的方向在哪里呢？据说是“废话诗”据说，赵丽华这些诗歌就据有“废话诗”的特征。可以理解这种“废话诗”是一种抛弃语义的文化因袭而直奔原始语义现场的一次性“诗歌秀”它的目的就是一种将语言极端实验进行到底的“秀”而另一个目的则是隐含着一种渴望获得（或保持）先锋称号的现代“诗人”情结。这是现代人急噪、焦虑、急功近利的典型病症。
但是“废话”既然是诗，那么诗中的人性何在？“废话”难道也能体现人类丰富的人性？没有人性的诗歌难道还能让读者获得人性的共鸣？没有人性的诗歌难道还是文学？
显然，这种现代诗歌“口语化”影响下的“废话诗”的提倡，把“口语”这把利剑的一面（不知道是正面还是反面）磨得更快了，大有把现代诗歌一剑封喉之势。但事实上，那只是一厢情愿，最多是多了一个现代诗歌极端实验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到语言的尽头是怎样的一种丑态。（当然，从我个人情感上说，对于这种极端实验，我保持对这些诗人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这让我想起在86深圳现代诗歌大展时上海诗人吴非的“主观意象”所提供的诗歌文本，他在语言另一个向度上实验。抄一首久已被人忘记的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现在看起来（不能读），它就象一种先验的诅咒。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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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久以就
的
个是故事的
这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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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
被你走中
过你
留
下着的
一层
树
86。8。31
本文写于20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