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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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2005年中国影坛作一次盘点的话，那么一次次关于“青春”与“爱情”的讲述，无疑为我们带来了残酷、忧伤的气氛。无论是孔雀，还是青红、红颜，都将镜头对准了青涩的少年、苦涩的爱情，而一代人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追忆与感怀，也通过影像幽幽浮出水面。
在青红中“80年代”是第六套广播体操铿锵有力的节奏，是来自大洋彼岸被干扰的电波，是那些夸张搞怪的喇叭裤、蛤蟆镜和躁动着欲望也潜伏着禁忌的周末舞会富强与进步、历史与秩序，文明与道德——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就这么纷乱暧昧地摇曳在贵州小城灰扑扑的景深里；孔雀中，当弱智的哥哥和残疾的嫂子支起个体小食摊，在寒夜里笨拙而快乐地忙碌时，我们不禁感受到经济制度的变革所带给人的色彩与光亮；红颜里尽管“80年代”只是短暂的序幕，但这序幕却埋伏下了一切因果。当王峰告诉刘小云可以找姐姐解决掉怀孕的问题时，背景是那首深情悠扬的牡丹之歌：“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而学校广播里在宣布王峰和刘小云乱搞男女关系时，插播的也同样是一首80年代的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无论是广播体操、喇叭裤、还是“经典”歌曲，就恰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甜饼和椴花茶，唤醒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伴随着记忆之门的开启，我们和镜头一起深入到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那些秘而不宣的寂寞和伤痛中体味青春的残酷与美丽
在理想与现实、挣扎与妥协、清醒与懵懂中疼痛诞生了。姐姐凭着一股清教徒式的狂热和隐忍，一次次地将自我放逐，以妥协和放弃为代价追寻着自己的理想，那飘扬在安阳小城街道上的自制的降落伞，以一种令人心痛的张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抉择（孔雀）；穿着砖红色高跟鞋的19岁少女青红，跌跌撞撞走在偏远小城的山路上，背后是父亲老吴铁一般冰冷的目光，在新的改革浪潮中，老吴们曾经豪迈的青春梦想经受着严峻的意义拷问，于是，以下一代的“幸福”为承诺“返城”的意志不屈不挠地升腾起来，并且成为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同样不屈不挠的，还有男孩小根澎湃的青春冲动，这冲动在压抑中勃发出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并最终引动了结尾处的那一声枪响（青红）；而1983年的四川小县城，也同样没有赦免16岁女中学生刘小云偷尝禁果的懵懂，即使10年后成为了县川剧团的当家花旦，也依然无法摆脱被世俗嘲讽与观看的命运，在尴尬的情爱关系中吞咽苦果，而更深刻的痛楚，就蛰伏在身边（红颜）
如果我们能回过头再去看看那些拍摄于80年代的、与“时代”同步的影片，我们就会再一次为福柯老先生的那句名言所深深折服：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上世纪80年代曾被描述成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她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又一次青春畅想，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之际，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这些影片则通过极为个人化的记忆，告诉我们在亢奋与繁荣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深的忧伤与疼痛。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曾指出：“过去不仅仅过去了，而且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现实中存在着某种由近及远的对时间的组织，过去就从中表现出来，或体现在纪念碑、古董上，或体现在关于过去的意识中。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上，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个方面。”较之于群体的“历史”个人记忆以其源自生命的痛感和鲜活，洞开了人类精神更为隐秘的渠道，召唤着我们一次次地回归自我与真实。正是“记忆”的经验性、具体性，使我们得以从一点一滴中感受到“过去”的温度和质感，并有可能超越抽象干瘪的历史文件和统计数字，真正破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当顾长卫、王小帅们不约而同地抚摸着“青春”记忆，以一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呈现出那个时代的裂隙与疼痛时，他们所获取的，是否就是一个更加真实的80年代呢？也许，这样的探究本身就是需要探究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记忆”同样也在改变着过去“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一种否定，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昆德拉语）。我们记住的，永远是我们愿意记住的东西。
在这里，也许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呈现在这批影人身上的那种强烈的回溯80年代的欲望，对于他们来说，80年代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激情与冲动，促使着他们不约而同地返回过去，对80年代做一次集体的回眸与凝视？
谈到孔雀的主题和命名时，顾长卫曾这样解释：“生如孔雀，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但通观全篇，我们依然会感到“意义”的悬浮与牵强。即使我们把姐姐拽着降落伞狂奔、哥哥捧着向日葵求爱理解为“开屏的瞬间”也依然无法弥合命运本身的破碎与荒芜。在一个匆忙行进的时代里，个人往往是渺小脆弱的。创作者似乎急于要给人生一个安稳的诠释，却反而削弱了影片的深度与力度。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影片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80年代的反思与质询，倒更不如说是对自己过往青春岁月的缅怀与哀悼。正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激情与阵痛、慌乱与盲目，解禁与压抑喂养了他们的身体与梦想，作为“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需要在对那个时代的重新谛视中完成一次精神的成人礼。
我们如何想像历史，取决于我们如何体认现实。较之于活跃在当下青春爱情片中的那些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宝贝”们“80年代的新一辈”却难以享受到“美妙的青光”他们在黑暗中哭泣和舞蹈，为了理想与爱情做着艰难的突围。但也正是在一种禁忌和抑制中，情爱的心灵价值被无限放大，激情的迸发也有了更加撼人心魂的力量。在与陈丹青的一次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追忆了属于自己的那个“69届初中生”的时代：我觉得一个人太没有限制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性在我们那个时代里面，属于非常压抑的，被限制在一种狭隘的特定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不得已地，就有了附加，精神的附加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限制都没有，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附加就没有办法实现。（大家2002年第1期）置身于当下语境去解读青红、红颜，80年代的沉闷与压抑也就有了更为深远的内涵与寓意。
也许“最好的时光”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故事”永远在“过去”里惊心动魄。隔着长长的日子回望，即使残酷、即使疼痛，那也是一个“开屏的瞬间”
原载文艺报2006年7月27日
如果对2005年中国影坛作一次盘点的话，那么一次次关于“青春”与“爱情”的讲述，无疑为我们带来了残酷、忧伤的气氛。无论是孔雀，还是青红、红颜，都将镜头对准了青涩的少年、苦涩的爱情，而一代人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追忆与感怀，也通过影像幽幽浮出水面。
在青红中“80年代”是第六套广播体操铿锵有力的节奏，是来自大洋彼岸被干扰的电波，是那些夸张搞怪的喇叭裤、蛤蟆镜和躁动着欲望也潜伏着禁忌的周末舞会富强与进步、历史与秩序，文明与道德——80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就这么纷乱暧昧地摇曳在贵州小城灰扑扑的景深里；孔雀中，当弱智的哥哥和残疾的嫂子支起个体小食摊，在寒夜里笨拙而快乐地忙碌时，我们不禁感受到经济制度的变革所带给人的色彩与光亮；红颜里尽管“80年代”只是短暂的序幕，但这序幕却埋伏下了一切因果。当王峰告诉刘小云可以找姐姐解决掉怀孕的问题时，背景是那首深情悠扬的牡丹之歌：“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而学校广播里在宣布王峰和刘小云乱搞男女关系时，插播的也同样是一首80年代的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无论是广播体操、喇叭裤、还是“经典”歌曲，就恰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莱娜甜饼和椴花茶，唤醒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伴随着记忆之门的开启，我们和镜头一起深入到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那些秘而不宣的寂寞和伤痛中体味青春的残酷与美丽
在理想与现实、挣扎与妥协、清醒与懵懂中疼痛诞生了。姐姐凭着一股清教徒式的狂热和隐忍，一次次地将自我放逐，以妥协和放弃为代价追寻着自己的理想，那飘扬在安阳小城街道上的自制的降落伞，以一种令人心痛的张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抉择（孔雀）；穿着砖红色高跟鞋的19岁少女青红，跌跌撞撞走在偏远小城的山路上，背后是父亲老吴铁一般冰冷的目光，在新的改革浪潮中，老吴们曾经豪迈的青春梦想经受着严峻的意义拷问，于是，以下一代的“幸福”为承诺“返城”的意志不屈不挠地升腾起来，并且成为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同样不屈不挠的，还有男孩小根澎湃的青春冲动，这冲动在压抑中勃发出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并最终引动了结尾处的那一声枪响（青红）；而1983年的四川小县城，也同样没有赦免16岁女中学生刘小云偷尝禁果的懵懂，即使10年后成为了县川剧团的当家花旦，也依然无法摆脱被世俗嘲讽与观看的命运，在尴尬的情爱关系中吞咽苦果，而更深刻的痛楚，就蛰伏在身边（红颜）
如果我们能回过头再去看看那些拍摄于80年代的、与“时代”同步的影片，我们就会再一次为福柯老先生的那句名言所深深折服：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上世纪80年代曾被描述成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她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又一次青春畅想，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之际，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这些影片则通过极为个人化的记忆，告诉我们在亢奋与繁荣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深的忧伤与疼痛。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曾指出：“过去不仅仅过去了，而且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现实中存在着某种由近及远的对时间的组织，过去就从中表现出来，或体现在纪念碑、古董上，或体现在关于过去的意识中。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上，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个方面。”较之于群体的“历史”个人记忆以其源自生命的痛感和鲜活，洞开了人类精神更为隐秘的渠道，召唤着我们一次次地回归自我与真实。正是“记忆”的经验性、具体性，使我们得以从一点一滴中感受到“过去”的温度和质感，并有可能超越抽象干瘪的历史文件和统计数字，真正破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当顾长卫、王小帅们不约而同地抚摸着“青春”记忆，以一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呈现出那个时代的裂隙与疼痛时，他们所获取的，是否就是一个更加真实的80年代呢？也许，这样的探究本身就是需要探究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记忆”同样也在改变着过去“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一种否定，记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昆德拉语）。我们记住的，永远是我们愿意记住的东西。
在这里，也许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呈现在这批影人身上的那种强烈的回溯80年代的欲望，对于他们来说，80年代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激情与冲动，促使着他们不约而同地返回过去，对80年代做一次集体的回眸与凝视？
谈到孔雀的主题和命名时，顾长卫曾这样解释：“生如孔雀，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但通观全篇，我们依然会感到“意义”的悬浮与牵强。即使我们把姐姐拽着降落伞狂奔、哥哥捧着向日葵求爱理解为“开屏的瞬间”也依然无法弥合命运本身的破碎与荒芜。在一个匆忙行进的时代里，个人往往是渺小脆弱的。创作者似乎急于要给人生一个安稳的诠释，却反而削弱了影片的深度与力度。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影片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80年代的反思与质询，倒更不如说是对自己过往青春岁月的缅怀与哀悼。正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激情与阵痛、慌乱与盲目，解禁与压抑喂养了他们的身体与梦想，作为“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需要在对那个时代的重新谛视中完成一次精神的成人礼。
我们如何想像历史，取决于我们如何体认现实。较之于活跃在当下青春爱情片中的那些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宝贝”们“80年代的新一辈”却难以享受到“美妙的青光”他们在黑暗中哭泣和舞蹈，为了理想与爱情做着艰难的突围。但也正是在一种禁忌和抑制中，情爱的心灵价值被无限放大，激情的迸发也有了更加撼人心魂的力量。在与陈丹青的一次对话中，王安忆曾这样追忆了属于自己的那个“69届初中生”的时代：我觉得一个人太没有限制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性在我们那个时代里面，属于非常压抑的，被限制在一种狭隘的特定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不得已地，就有了附加，精神的附加我现在就觉得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限制都没有，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附加就没有办法实现。（大家2002年第1期）置身于当下语境去解读青红、红颜，80年代的沉闷与压抑也就有了更为深远的内涵与寓意。
也许“最好的时光”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故事”永远在“过去”里惊心动魄。隔着长长的日子回望，即使残酷、即使疼痛，那也是一个“开屏的瞬间”
原载文艺报200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