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茹守望心灵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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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静静地睡去了。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月光下，一个女子站在村口，静静地数着麦香和蛙鸣，数着密密丛丛的树影这是我读何玉茹小说时，眼前常常浮现的情景。
——那是一个守望者的姿态。
初识何玉茹，是在文艺报上，照片上的她微侧着头，眼神挺专注，像是在思寻着什么，眉宇间很有些沧桑的况味。第一次与何玉茹通话时“沧桑”的印象便减了几分，当清清脆脆的声音自另一端传来时，我几乎无法将之和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性联系起来。而等到初秋一个薄阴的日子里，当娇小明快、精精神神的何玉茹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时，我已经开始怀疑那最初的感觉了。
其实，在何玉茹用方块字码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确切地说，是在何玉茹用心营构的那方女性天地中，我想我已结识了一个个何玉茹们。那些聪慧、敏感、而又执拗得很有个性的女子们，一次次地在何玉茹的笔端下生动、鲜活，或者说，是那些女子们执拗地、一次又一次地将何玉茹拽入她们的世界。
我一直以为，将作品中的经验简单等同于作家的实际生活经验，是对艺术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漠视与唐突，但是，何玉茹在不同女性人物身上所贯注的某种近似的精神气质又使我感到，必定有某种刻骨铭心的东西是她所不能割舍的，对此，她甚至没有办法不感动、不着迷，而令一个人有着如此强烈的感动和着迷的东西究竟导源于何处呢？除了源于自身与生俱来的气质禀赋，以及在生活的历练与淘洗中沉潜下来的最深刻的内在体验外，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何玉茹家在农村，属于城乡的结合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她那在城市交通队工作的父亲和知书达礼、做过妇女队长的母亲，给予了她关于“城市”、关于“文明”的最初感觉和朦胧渴望。1971年，何玉茹高中毕业后，先是回村做了两年的农民，然后，在某一天，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新奇，还有几分莫名的惶恐，她踏上了城市的土地。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先后做过建筑队的瓦工、油漆工，清洁队食堂的大师傅，收发室的门卫，乡政府的蔬菜统计，小学代课老师以及郊区文化馆小报的临时编辑——这样的履历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部艰辛的奋斗史，特别是当这番经历又与一个柔弱的女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何玉茹说，别人读她的作品，往往会产生错觉，以为她一定是苦孩子出身，且一定是抑郁、深沉的，其实当时她所置身的外部环境并非那么恶劣，所以一旦熟识了，人家又会说，哦，何玉茹，原来是个挺家常的人呀。
“不过，那时心里的苦却很多，很真实，那源自内心与外界的一种反差和冲撞。”
说这些的时候，何玉茹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很沉郁的东西，仿佛前尘往事，滚滚而来，那感怀的神情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照片上的“沧桑”感。我忽然明白：如果说明快家常的何玉茹是真实的，那么沧桑沉静的何玉茹同样也是真实的。
何玉茹小说中的女子亦是心中有苦的。那并非是大悲大恸，那番苦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朦胧胧将人罩住，让人无端地心沉，无端地感伤，无端地烦躁。而心中的苦则是因了心中无数的渴念：爱情、城市、文明、新鲜、刺激乍一看，这些似乎是“渴念”的对应物，又似乎不全是，于是，这渴念也成了说不清亦道不明的东西，它驱使着那些女子们或坚定执着地追寻它，或心醉神迷地奔向她，但不管是清醒还是狂热，却都绝对地执拗，都是出于对内心真实的绝对信赖和倚重。
在一篇小说里，何玉茹曾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写作观：“从前我可从没把内心当过一个世界，现在觉得，内心这个世界不但大，而且真，最大大不过内心，最真也真不过内心了，比较起来，外面的世界倒显得有限、虚假了。”（女人有伴）
但何玉茹又说，有时她自己也矛盾着，怀疑着：内在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足够依凭呢？她说她曾写过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女人，这女人喜欢孤独、喜欢沉思默想，可是，当她搬到一个大杂院里，想在“自己的一间房”里尽情享受思想的快乐时，她却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大杂院里的日常生活洋溢着一种琐碎的温情和平实的幸福，让她身不由己地沉浸其中
何玉茹很看重那种矛盾的状态、混沌的感觉。她说以前的自己曾经特别看重“意义”而现在的她则追求一种“没有看法的看法”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痛苦与欢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的，可以说很多情况下它们混沌莫名，而她最为感兴趣的，恰恰是探究、书写这种情感、精神本身的自我纠缠、挣扎与颠覆。
在有了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之后，何玉茹写道，她“看重文字叙述，对文学、对自己周围的世界，自觉一天一天愈发地明白着”我想，在她那里，所谓“明白”与其说意味着已了悟世事，倒不如说是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看取世界人生的视角和方式，这种视角和方式无疑是更契合她的本心且已成为她进入某种写作状态的缘由和契机。
一旦“明白”了什么是自己最需要和最渴望表达的，何玉茹也就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位置。在她的笔下，即使是最实在、最平常的人与事，也常常会被她推向悬空的境地，我注意到何玉茹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大都心思缜密，有着极敏锐的感知生活的触角，而且她们的感悟中往往带有一种朦胧的诗化、艺术化的倾向，她们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女性，或者说，她们不同于我所认可的那种形象模式，我问何玉茹这是不是更多地体现了她的主观意向？
“应该说有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在里面，”何玉茹沉吟着“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农村的女孩子，她们确实很聪明，很有灵气。”
我猛然间意识到我的武断，我以为我已多少读懂了何玉茹，但其实必定还有很多东西——关于她和她的小说，是我未能了解甚或是超出我的想象力的，对于异己而陌生的世界，我们是无法真正深入的。何玉茹一定比我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一直守望着心灵的村庄，在一方属于她自己的土地上审慎地开掘。囿于这方土地难免要局限她的视野和想象力，但这毕竟是她所熟知的且多有感应的领域，作为一种文学选择，它无疑昭示出作家对写作的真实和真实的写作的一种体认和追求。
写到这里，又记起刚结识何玉茹时，一次，有事与她电话联系，她说：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在床上躺了一天，头晕沉沉的。她说得很慢，声音里有无限的疲惫和忧伤。刹那间，我的心里涌起了悲哀，那是属于女儿们的共通的悲哀，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我想起何玉茹在田园恋情中写到的母亲——那是一位被女儿深爱着的母亲，洒脱、灵巧、隐忍、执拗，慈爱博大又单纯无比
很想对何玉茹说，让我们珍重，让母亲放心。
2002年1月
大平原，静静地睡去了。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月光下，一个女子站在村口，静静地数着麦香和蛙鸣，数着密密丛丛的树影这是我读何玉茹小说时，眼前常常浮现的情景。
——那是一个守望者的姿态。
初识何玉茹，是在文艺报上，照片上的她微侧着头，眼神挺专注，像是在思寻着什么，眉宇间很有些沧桑的况味。第一次与何玉茹通话时“沧桑”的印象便减了几分，当清清脆脆的声音自另一端传来时，我几乎无法将之和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性联系起来。而等到初秋一个薄阴的日子里，当娇小明快、精精神神的何玉茹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时，我已经开始怀疑那最初的感觉了。
其实，在何玉茹用方块字码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确切地说，是在何玉茹用心营构的那方女性天地中，我想我已结识了一个个何玉茹们。那些聪慧、敏感、而又执拗得很有个性的女子们，一次次地在何玉茹的笔端下生动、鲜活，或者说，是那些女子们执拗地、一次又一次地将何玉茹拽入她们的世界。
我一直以为，将作品中的经验简单等同于作家的实际生活经验，是对艺术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漠视与唐突，但是，何玉茹在不同女性人物身上所贯注的某种近似的精神气质又使我感到，必定有某种刻骨铭心的东西是她所不能割舍的，对此，她甚至没有办法不感动、不着迷，而令一个人有着如此强烈的感动和着迷的东西究竟导源于何处呢？除了源于自身与生俱来的气质禀赋，以及在生活的历练与淘洗中沉潜下来的最深刻的内在体验外，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何玉茹家在农村，属于城乡的结合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她那在城市交通队工作的父亲和知书达礼、做过妇女队长的母亲，给予了她关于“城市”、关于“文明”的最初感觉和朦胧渴望。1971年，何玉茹高中毕业后，先是回村做了两年的农民，然后，在某一天，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新奇，还有几分莫名的惶恐，她踏上了城市的土地。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先后做过建筑队的瓦工、油漆工，清洁队食堂的大师傅，收发室的门卫，乡政府的蔬菜统计，小学代课老师以及郊区文化馆小报的临时编辑——这样的履历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部艰辛的奋斗史，特别是当这番经历又与一个柔弱的女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何玉茹说，别人读她的作品，往往会产生错觉，以为她一定是苦孩子出身，且一定是抑郁、深沉的，其实当时她所置身的外部环境并非那么恶劣，所以一旦熟识了，人家又会说，哦，何玉茹，原来是个挺家常的人呀。
“不过，那时心里的苦却很多，很真实，那源自内心与外界的一种反差和冲撞。”
说这些的时候，何玉茹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很沉郁的东西，仿佛前尘往事，滚滚而来，那感怀的神情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照片上的“沧桑”感。我忽然明白：如果说明快家常的何玉茹是真实的，那么沧桑沉静的何玉茹同样也是真实的。
何玉茹小说中的女子亦是心中有苦的。那并非是大悲大恸，那番苦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朦胧胧将人罩住，让人无端地心沉，无端地感伤，无端地烦躁。而心中的苦则是因了心中无数的渴念：爱情、城市、文明、新鲜、刺激乍一看，这些似乎是“渴念”的对应物，又似乎不全是，于是，这渴念也成了说不清亦道不明的东西，它驱使着那些女子们或坚定执着地追寻它，或心醉神迷地奔向她，但不管是清醒还是狂热，却都绝对地执拗，都是出于对内心真实的绝对信赖和倚重。
在一篇小说里，何玉茹曾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写作观：“从前我可从没把内心当过一个世界，现在觉得，内心这个世界不但大，而且真，最大大不过内心，最真也真不过内心了，比较起来，外面的世界倒显得有限、虚假了。”（女人有伴）
但何玉茹又说，有时她自己也矛盾着，怀疑着：内在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足够依凭呢？她说她曾写过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女人，这女人喜欢孤独、喜欢沉思默想，可是，当她搬到一个大杂院里，想在“自己的一间房”里尽情享受思想的快乐时，她却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大杂院里的日常生活洋溢着一种琐碎的温情和平实的幸福，让她身不由己地沉浸其中
何玉茹很看重那种矛盾的状态、混沌的感觉。她说以前的自己曾经特别看重“意义”而现在的她则追求一种“没有看法的看法”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痛苦与欢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的，可以说很多情况下它们混沌莫名，而她最为感兴趣的，恰恰是探究、书写这种情感、精神本身的自我纠缠、挣扎与颠覆。
在有了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之后，何玉茹写道，她“看重文字叙述，对文学、对自己周围的世界，自觉一天一天愈发地明白着”我想，在她那里，所谓“明白”与其说意味着已了悟世事，倒不如说是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看取世界人生的视角和方式，这种视角和方式无疑是更契合她的本心且已成为她进入某种写作状态的缘由和契机。
一旦“明白”了什么是自己最需要和最渴望表达的，何玉茹也就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位置。在她的笔下，即使是最实在、最平常的人与事，也常常会被她推向悬空的境地，我注意到何玉茹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大都心思缜密，有着极敏锐的感知生活的触角，而且她们的感悟中往往带有一种朦胧的诗化、艺术化的倾向，她们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女性，或者说，她们不同于我所认可的那种形象模式，我问何玉茹这是不是更多地体现了她的主观意向？
“应该说有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在里面，”何玉茹沉吟着“不过，我知道有一些农村的女孩子，她们确实很聪明，很有灵气。”
我猛然间意识到我的武断，我以为我已多少读懂了何玉茹，但其实必定还有很多东西——关于她和她的小说，是我未能了解甚或是超出我的想象力的，对于异己而陌生的世界，我们是无法真正深入的。何玉茹一定比我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一直守望着心灵的村庄，在一方属于她自己的土地上审慎地开掘。囿于这方土地难免要局限她的视野和想象力，但这毕竟是她所熟知的且多有感应的领域，作为一种文学选择，它无疑昭示出作家对写作的真实和真实的写作的一种体认和追求。
写到这里，又记起刚结识何玉茹时，一次，有事与她电话联系，她说：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在床上躺了一天，头晕沉沉的。她说得很慢，声音里有无限的疲惫和忧伤。刹那间，我的心里涌起了悲哀，那是属于女儿们的共通的悲哀，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我想起何玉茹在田园恋情中写到的母亲——那是一位被女儿深爱着的母亲，洒脱、灵巧、隐忍、执拗，慈爱博大又单纯无比
很想对何玉茹说，让我们珍重，让母亲放心。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