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视野里的诗意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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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价值日益受到质疑的时代里，殷慧芬的小说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凄美而落寞的姿态。对于诗意的难以排遣的执着，使殷慧芬在对此岸人生的认同中总留着一份清醒的质询。而那无法割舍的浪漫情愫，又使殷慧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弥漫着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迷惘和失落。置身于繁华的大都市里，殷慧芬难能可贵地固守着一块诗意的领地，她的小说集欲望的舞蹈，显示出对这块领地孜孜以求的开垦。在近几年发表的横越和纪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的，依然是一个诗意守望者的精神追求。
诗意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有渊源和传统的。诗化人生是古代文人在“达则兼济天下”之外，所不懈追求的“独善其身”的境界。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地，无疑也导引着中国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建构。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性的因素并藉此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精神的自由舒卷之地，以对抗现实的冷酷与龌龊。这种精神追求使他们即使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贫困窘中，还依然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诗性从本质上说是与理性、抽象、冷静相对立的，它同样拒绝卑俗、丑陋与虚伪。诗意常常与“热情”、“渴望”、“幻想”、“高尚”、“优美”、“圣洁”这些美丽的字眼相关联，只有在宁静澄明的诗意人生中，生命才能焕发出自然的活力与生机。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被长期滞留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女性而言，对情感和精神的固守使她们对诗意有着更强烈的渴求。在红楼梦的女儿国里，那些钟灵慧秀的女子们本身就是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同时也就避开了现世纷扰与功名利禄。当她们在性灵诗意的王国里尽情挥洒的时候，那令人眩目的女性光辉足以反衬出男性世界的黯淡与卑琐。所以，对于殷慧芬来说，执着于对诗意人生的追寻，是她作为女性和文人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是，一旦文学从理想的天国坠落人间，一旦理想主义受到怀疑和拒绝，诗意人生的持守是否还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诗意”就已被“排队买豆腐白菜”的琐碎平庸的生存本相所挤兑，而随着80代末90年代初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挣扎的现代人已日益丧失了聆听神性呼唤的耳朵。殷慧芬创作于90年代的两篇小说横越、纪念正是在对都市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把握中，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以一份难得的冷静透视着现代都市中“寻找诗意”的神话。
当诗意日益无处藏身的时候，也许唯有在“爱情”这一人类最永恒的话题中才可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踪迹。女性对情感和精神性价值的强烈需求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大都致力于爱情领域的探索。横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爱情的“爱情”故事，其情节设置里隐含着“公子落难，佳人搭救”的主题原型，但这已非张贤亮式的通过女性的牺牲救赎男人的神话。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是这篇小说着力点。郎桦，一个四十六岁、以新疆建设兵团返城接替老父进厂的男人，博学多才而又自命不凡。在他身上散发着没落贵族与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的气息，这气息拉近了他与四十岁的工厂女诗人宁檬间的距离。在工厂黯淡、平庸的背景下，郎桦和宁檬是两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注定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也注定了“寻找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伙伴”成了他们共同的内在需求。
与女友玫妮从难舍难分到形同陌路，使主人公宁檬领悟到女性间友情的脆弱。于是她开始长久地等待“等待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白和宁静中，优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你和浩翰无涯的世界有着这么一点微弱而温暖的情愫维系，你就不孤独。”这里展示了一个女性寻找同类同时又是寻找自我的精神历程，而女性对自我的找寻往往是从寻找男性开始的，但恰恰是在这里，写作者跳出了窠臼。宁檬所期待的“异性之手”已经剔除了“性”的符码意义，而成了一双中性之手，在这里，女性竭力挣脱和规避着男性欲望的沼泽，拒绝承受“性”的指认。
宁檬对知已的渴求源于她对诗意的渴求。这是一份被提纯了的诗意，它闪避了性与肉欲以及那些易使人产生“不洁”遐想的因素。宁檬希望她和郎桦之间甚至能够超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成为一种更为形而上的同类间的精神吸引。这种企盼基于女性情爱心理中“形而上”的性道德观，她们持守着“性爱”中圣洁的一隅，在对纯肉欲的超越中走向精神的高蹈。诗人气质强化了宁檬对“性而上”的体认，而恋父情结又潜在地影响着她的性心理。小说中写到宁檬对父亲工作服上的汽油、柴油味的痴迷，她时常尾随着开启的汽车，贪婪地吮吸着那种气味，这气味维系着宁檬的“无与伦此的幸福童年”还有梦萦不已的故世了的父亲”此处隐含着一个典型的女性心理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父亲”是少女成长之途上的庇护神“父”的缺失则往往使女性寻找种种替代性的父亲形象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从与宁檬有关联的三个男性(恢、梓、郎桦)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捕捉到“父”的影子：成熟、练达、粗犷、探沉。具有这样气质的男性能够唤起蛰伏于女性意识中的女儿性来。
但女性的恋父情结中常常潜含着一种源于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恐慌，当她意识到“父”是异已者的时候，文化的压抑机制会使她在恋父的同时，又潜在地抗拒着对父亲“性别”角色的认可。这一心理投射的结果，是宁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有意无意地抹煞和压抑着性别吸引。在她的心目中“父”满足了这样一种角色设置：是异性而非恋人。但同时“父”作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在庇佑“女”的同时，又规范着“女”书写着“女”操纵着“女”挣脱“父”的枷锁成为女性自我确认过程中艰难的一环。“沉湎于柴油的缥缈的气味”中的宁檬“日益憔悴”直到她有一天梦中杀父并焚烧了他的工作衣，那种变态嗜好才不治而愈。这是富有象征寓意的一笔，梦是潜意识奔腾突进，无法被压抑匡囿的领地，通过梦完成“弑父愿望”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质疑与超越。“杀父之梦”隐含着女性摆脱男性权力话语指认的企图。宁檬对恢、梓以及郎桦的拒绝也正是对“梦”的现实性操作。
横越的女性叙述视角决定了男性处于被观照、被审视、被剖解的位置，当郎桦在宁檬的眼中渐渐显露出稚嫩与脆弱的一面时，他便也唤起了宁檬身上沉睡已久的母性。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洋溢着一种母性的柔情。对于郎桦的一切，包括他的权利欲、功名心以及他的狂妄自负，宁檬都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接受”中有知已间的理解，有对自身命运理想的修复，更有母亲式的悲悯与宽容。现实中母亲给郎桦带来的苦难与多劫实则意味着母爱的缺失，这使得郎桦在异性身上投注了寄托和渴望，并试图凭依母爱的光辉泅渡苦海。那个庄重、优雅、高不可攀的南疆女子，正是以一个圣母与救赎者的形象留存于郎桦爱的记忆中，而宁檬的气质也在无意中投合了郎桦对女性的角色预设。这种预设无形中净化了两性间的关系。“母亲”是宁檬所乐意被指认的角色，这一角色中所包含的性意味是微弱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性别角色，它同样疏离了肉欲，抑制了男性欲望，契合了宁檬或者说是殷慧芬对诗意的理解与构想。
但在一个由男权把持的社会里，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往往被打入另册。男性按照自己的需求“创造”、“整合”女性，以抹煞、压抑女性的“异已”性为代价，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中。女性难以逃脱被男性文化所误读、篡改的命运。宁檬是孤独的，这孤独基于她作为一个诗人所背负的精神重担，也源于女性身份所引起的匮乏感、焦灼感。宁檬无法忍受丈夫恢的孤傲和“孤傲后面的平庸、琐碎、沉闷”精神上的不对等使她们终于分道扬镳。质朴、浑厚、气度不凡的梓也曾使宁檬一见钟情，心仪不已，她觉得她找到了久已梦想的东西，可是当梓将宁檬的柔情误解为做ài的需求，并想寻找安全可靠的办法满足欲望时，宁檬“诗意的想象和如梦的陶醉”轰然坍塌。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善于保全自己的小男人，他使宁檬对男性的期待心理又一次落空。但更为残酷的是，他以物质性的情爱表达方式摧毁了宁檬对于爱情的诗意构想。诗意的“错投”给女性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精神创伤，爱情成了需要小心规避的“雷区”不谈爱情是因为害怕更惨重的失落和更深痛的创伤，因而她寄希望于没有过多欲念纠缠的友情，以藉此获得抵御孤独的力量。
郎桦是以“异性而非恋人”的角色被宁檬接受下来的，宁檬带着一种沧桑后沉静的心态面对郎桦的爱慕与依恋。当郎桦握住她的手时，她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无尘的宁馨”幸福地感受着诗意的降临。但就在这时，郎桦突然想要吻她，宁檬拒绝了，于是引出了郎桦如此男性化的表述：“你撒谎，我从来不会看错人，尤其是女人，我读懂了你的眼睛。”这又是一次明白无误的指认：女人是男人欲望的载体。即使是郎桦这样一个还保持着几分少年纯情的男人，依然无法摆脱男性欲望的沉疴，无法走出男性话语自恋的怪圈。诗意再次陷入“错投”的尴尬之中，精神世界因得不到呼应而重归于沉寂：“我知道我又是一个人了，我失去了我其实从未获得过的情感。”诗意的迷失则又一次宣布了“找寻”的无意义，物欲世界里被无限的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性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的共鸣，女性诗者命定要背负孤独踢踢独行。在女性通往救赎的漫漫长路上，男性同行者宽厚有力的救援之手，也许只能成为假想中的浪漫与温情。
横越的意义在于它戳穿了女性臆想中的诗意镜像，揭示出“诗意的找寻”只能是镜中之行。但在这里，宁檬，确切地说是写作者不可回避地陷入了女性的自我割裂之中。两性之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大可令人怀疑的，宁檬难以抗拒与郎桦见面的诱惑难道仅仅出于知已者的惺惺相惜？爱慕在本质上难道能剔除性的成份吗？但写作者为了维护诗意的圣洁与完美，必然要人为地净化宁、郎之间的关系，而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则被模糊了。宁檬对“妻性”的排斥，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男性欲望的操纵，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性”意味着堕落、罪恶、不洁，它是与“诗意”水火不容的。就这样，写作者在解构男性欲望的同时，又不期然间迎合了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文化预设：女性应该是贞静自守、无欲无求的圣母。可是，面对郎桦所承诺于她的优裕的物质条件，宁檬不禁困惑了，她不能否认这一切的诱惑力。这实质上更透露出写作者的困惑：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间苦苦徘徊的知识女性，应该凭借怎样的勇气与智慧去做出抉择呢？
如果说横越是回旋于都市一隅的一曲哀婉、清雅的牧笛，那么纪念则汇人了蓬勃沸腾的都市交响乐中。纪念中，殷慧芬从怀旧的怅惘中走出来，显示出直面城市的勇气和力度。女记者纪念也是如宁檬一般敏感聪慧，才情俱佳，富于幻想和激情的成熟知识女性。但她与宁檬的不同在于“她并不排斥物质和享受”“她是一个生活的女人”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写作者观念的转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工商业文明孕育下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的新质，并由此审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阴暗或光芒。都市是个戏剧化的大舞台，它意味着冒险机遇，新奇与浪漫，诱惑与刺激。纪念正是一个渴望着戏剧化人生的女人，她的体内躁动着热情和疯狂，与都市的动感节奏相合拍。纪念难以坦然无悔地正视她与山东男人安杰的婚姻，她无法抗拒温雅精致的南方男人的吸引。于是，在与安杰的一番口角之后，儒雅、温柔、风度翩翩、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狄仁适时地出现了。他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和巧合，不如说是纪念无法抵御的欲念与诱惑——尽管这诱惑是如此的致命。风月老手狄仁以极其老到，高超的性爱技巧唤起了她“潜藏在体内的古老的欲望，她变得物质和急切了”狄仁同时唤醒了纪念十岁时因对一个成年男人的爱恋而许下的宿愿：和出色的男人疯狂。“疯狂”这个常常与女性的淫欲、邪恶、叛逆相联系的字眼是男性文化所极力排斥、禁锢的，当用它来表述一个十岁女孩的宿愿时“疯狂”则具有了反叛、对抗的色彩，它使长久被压抑的女性欲望有了喷薄欲出之势。殷慧芬擅长于让她的女主人公被遥远的往昔之梦所牵引，无羁无绊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行进，对诗情对浪漫的追寻也正是为了开解那个“永远的心结”在与狄仁欲仙欲死的激情之爱中，纪念以为她已修补了令她心醉而又心悸的童年伤痛。
在纪念中，我们感觉到殷慧芬对于“诗意”有了新的理解，她不再回避“性欲”也不再掩饰人性中更为深邃复杂、非理性的一面。在现代都市文明之风的涤荡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愈加苍白无力。身居都市的殷慧芬并非没有感受到新旧交替所带来的无序与混乱，但她并没有在道德层面去剖析纪念这个被传统条律判定为“失贞”的“不洁”女子。她更加倾心于揭示纪念们“内心深处积燃的热情和宿命的伤感”那是“凄美而令人心痛”1的。纪念所渴望的，并非单纯的肉欲的满足，而是诗意与欲望的完美结合，是那种灵肉合一的神境。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曾分析过自近代以来爱欲在品质上的质变：人的欲爱成了孤立的、缺乏超个体关联的生命表达，以至丧失了欲爱本来具有的审美质素2。女性神学家索勒将真正的爱欲理解为肉体与心灵、志趣与审美、情欲与精神的整合，它传达着对象相互间的慰藉与信赖，是在消融自身中达致生命本身的欢乐，并体会到上升的冲动和超越自身的感觉3。真正的爱欲是与诗意不可分割的。当纪念在与狄仁的缱绻中“舒展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她以为她已在爱欲的诗意表达中升临美的极致，但悲哀的是，这只是纪念一厢情愿的幻觉“女人用心去爱，男人用身体去爱”纪念所体味到的“诗意”只是技巧和经验的复制品，它诞生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性对爱欲的娴熟的技术操作之中。在女性对男性之爱的“误读”中“诗意”虚幻地滋生——这不能不说是残酷而令人心酸的一笔。
纪念是个对男性世界充满幻想的女人，她相信男人能使女人智慧和超凡脱俗，而狄仁正是她寻觅已久的“梦中情人”狄仁调动起了女性潜在的“受虐”心理，用恰到好处的抒情或疯狂，控制、导引着纪念的欲望。在一番云雨之后，狄仁成了一个“兴趣盎然的旁观者”这让我们又一次窥测到了男性亘古不变的“看”的愿望。“看”显示了男性较之于女性的优越地位“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男性都一如既往地保留了其结构、安排和奇观所看对象的权力地位和可能”4在这场裂变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看与被看”中，隐含着几千年的两性关系式和集体无意识：女性承受男性的目光，指称他人的欲望，从而转化为欲望代码。在狄仁的眼中，纪念是琴弦，是小猪，这些“物化”的比喻再次昭示了女性被视为“物”的客体地位。一旦成为“物”女性作为男性异已者的危险性才会减弱、消隐。“喜爱和蹂躏女人”并非狄仁一已的欲念，它同时暴露出男性性心理的阴暗与复杂。女人是可欲念可亲近的对象，但又是让男性感到难以理喻的“他者”她威胁着“菲勒斯”的神圣性，并使男性产生阉割的焦虑。通过占有并摧残女性的美丽，男性获得了一种“强壮和无所不能”的虚幻的满足感，并使恐惧和焦虑得到想象性的缓解和释放。
文学批评家李洁非曾谈到：物化现实的空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在物逐渐取得对人的精神的统治权威时，人本身也就成为物的复写和摹拟，成为物的一个符号5。市场化经济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可一旦物欲恶性膨胀，其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压是无情的。当狄仁们将女人视为尤物，并玩弄于股掌之上时，他们自身能逃脱被“物化”的命运吗？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恰恰也是暴露了他们自身人性的异化，而“物化”的现实又使异化的程度加深。当在纪念家中与情人幽会的狄仁，几乎赤裸着被男主人撞见时，他先发制人地质问纪念：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你家？你为什么要和你男人串通一气来搞我？这些自私、冷漠、铁腕的男人们，已在残酷的竞争和狡诈的权术中迷失了自己，既得利益的丧失与否永远是他们首要的关注点。他们已丧失了爱的能力，无法感知到女性的柔情，成了真正的被动之“物”
“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绝望，我对人们如此热衷于看到牺牲感到绝望，而且我觉得女人往往是男人的牺牲品，当女人一个个伤痕累累，支离破碎时，男人依旧完好无损，道貌岸然。”(殷慧芬厂医梅芳)早在发表于1989年的这篇小说中，殷慧芬便已表达了对女性境遇的伤感。在纪念中，伤痛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在这个令女人心痛不已的故事里，唯一没有受伤害的是狄仁。他官运亨通，纵横驰骋且另觅新欢。当纪念在一遍遍的回顾与审视中渐渐读出狄仁的虚伪与卑鄙时，纪念的心中，是否也被绝望所笼罩呢？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从传统的禁忌、规范以及人身依附中走了出来，凭借她们的才情与智慧自由地挥洒人生。可是，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愿和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所谓的自由是依赖于男性社会的观赏和评判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必然要触及到男权禁忌，成为男性文化所不容的异端。“诗意”的渴求体现了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之后，对自我的深层探寻。可是，殷慧芬以她的作品不无伤感地向我们揭示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中“诗意”在追寻中无可挽回的失落。
从横越到纪念“诗意”从空灵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汇入了尘世的欲望之海。这显示了写作者精神向度的转变。但无论是形而上的精神漫游，还是“欲海里的诗情守望”“诗意”都在女性的一次又一次追寻中迷失，在没有得到时即已旁落。在浮士德的结尾处，歌德这样写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中。女性不仅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殷慧芬正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淳开掘着女性丰富的精神天地，但同时她亦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告诉我们：“彼岸还很远，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王安忆弟兄们）
注释：
1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年第1期。
2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页。
3同上，第181页。
4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5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上海文论1993年第11期。
在精神价值日益受到质疑的时代里，殷慧芬的小说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凄美而落寞的姿态。对于诗意的难以排遣的执着，使殷慧芬在对此岸人生的认同中总留着一份清醒的质询。而那无法割舍的浪漫情愫，又使殷慧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弥漫着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迷惘和失落。置身于繁华的大都市里，殷慧芬难能可贵地固守着一块诗意的领地，她的小说集欲望的舞蹈，显示出对这块领地孜孜以求的开垦。在近几年发表的横越和纪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的，依然是一个诗意守望者的精神追求。
诗意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有渊源和传统的。诗化人生是古代文人在“达则兼济天下”之外，所不懈追求的“独善其身”的境界。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地，无疑也导引着中国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建构。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性的因素并藉此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精神的自由舒卷之地，以对抗现实的冷酷与龌龊。这种精神追求使他们即使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贫困窘中，还依然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诗性从本质上说是与理性、抽象、冷静相对立的，它同样拒绝卑俗、丑陋与虚伪。诗意常常与“热情”、“渴望”、“幻想”、“高尚”、“优美”、“圣洁”这些美丽的字眼相关联，只有在宁静澄明的诗意人生中，生命才能焕发出自然的活力与生机。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被长期滞留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女性而言，对情感和精神的固守使她们对诗意有着更强烈的渴求。在红楼梦的女儿国里，那些钟灵慧秀的女子们本身就是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同时也就避开了现世纷扰与功名利禄。当她们在性灵诗意的王国里尽情挥洒的时候，那令人眩目的女性光辉足以反衬出男性世界的黯淡与卑琐。所以，对于殷慧芬来说，执着于对诗意人生的追寻，是她作为女性和文人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是，一旦文学从理想的天国坠落人间，一旦理想主义受到怀疑和拒绝，诗意人生的持守是否还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诗意”就已被“排队买豆腐白菜”的琐碎平庸的生存本相所挤兑，而随着80代末90年代初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挣扎的现代人已日益丧失了聆听神性呼唤的耳朵。殷慧芬创作于90年代的两篇小说横越、纪念正是在对都市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把握中，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以一份难得的冷静透视着现代都市中“寻找诗意”的神话。
当诗意日益无处藏身的时候，也许唯有在“爱情”这一人类最永恒的话题中才可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踪迹。女性对情感和精神性价值的强烈需求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大都致力于爱情领域的探索。横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爱情的“爱情”故事，其情节设置里隐含着“公子落难，佳人搭救”的主题原型，但这已非张贤亮式的通过女性的牺牲救赎男人的神话。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是这篇小说着力点。郎桦，一个四十六岁、以新疆建设兵团返城接替老父进厂的男人，博学多才而又自命不凡。在他身上散发着没落贵族与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的气息，这气息拉近了他与四十岁的工厂女诗人宁檬间的距离。在工厂黯淡、平庸的背景下，郎桦和宁檬是两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注定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也注定了“寻找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伙伴”成了他们共同的内在需求。
与女友玫妮从难舍难分到形同陌路，使主人公宁檬领悟到女性间友情的脆弱。于是她开始长久地等待“等待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白和宁静中，优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你和浩翰无涯的世界有着这么一点微弱而温暖的情愫维系，你就不孤独。”这里展示了一个女性寻找同类同时又是寻找自我的精神历程，而女性对自我的找寻往往是从寻找男性开始的，但恰恰是在这里，写作者跳出了窠臼。宁檬所期待的“异性之手”已经剔除了“性”的符码意义，而成了一双中性之手，在这里，女性竭力挣脱和规避着男性欲望的沼泽，拒绝承受“性”的指认。
宁檬对知已的渴求源于她对诗意的渴求。这是一份被提纯了的诗意，它闪避了性与肉欲以及那些易使人产生“不洁”遐想的因素。宁檬希望她和郎桦之间甚至能够超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成为一种更为形而上的同类间的精神吸引。这种企盼基于女性情爱心理中“形而上”的性道德观，她们持守着“性爱”中圣洁的一隅，在对纯肉欲的超越中走向精神的高蹈。诗人气质强化了宁檬对“性而上”的体认，而恋父情结又潜在地影响着她的性心理。小说中写到宁檬对父亲工作服上的汽油、柴油味的痴迷，她时常尾随着开启的汽车，贪婪地吮吸着那种气味，这气味维系着宁檬的“无与伦此的幸福童年”还有梦萦不已的故世了的父亲”此处隐含着一个典型的女性心理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父亲”是少女成长之途上的庇护神“父”的缺失则往往使女性寻找种种替代性的父亲形象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从与宁檬有关联的三个男性(恢、梓、郎桦)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捕捉到“父”的影子：成熟、练达、粗犷、探沉。具有这样气质的男性能够唤起蛰伏于女性意识中的女儿性来。
但女性的恋父情结中常常潜含着一种源于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恐慌，当她意识到“父”是异已者的时候，文化的压抑机制会使她在恋父的同时，又潜在地抗拒着对父亲“性别”角色的认可。这一心理投射的结果，是宁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有意无意地抹煞和压抑着性别吸引。在她的心目中“父”满足了这样一种角色设置：是异性而非恋人。但同时“父”作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在庇佑“女”的同时，又规范着“女”书写着“女”操纵着“女”挣脱“父”的枷锁成为女性自我确认过程中艰难的一环。“沉湎于柴油的缥缈的气味”中的宁檬“日益憔悴”直到她有一天梦中杀父并焚烧了他的工作衣，那种变态嗜好才不治而愈。这是富有象征寓意的一笔，梦是潜意识奔腾突进，无法被压抑匡囿的领地，通过梦完成“弑父愿望”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质疑与超越。“杀父之梦”隐含着女性摆脱男性权力话语指认的企图。宁檬对恢、梓以及郎桦的拒绝也正是对“梦”的现实性操作。
横越的女性叙述视角决定了男性处于被观照、被审视、被剖解的位置，当郎桦在宁檬的眼中渐渐显露出稚嫩与脆弱的一面时，他便也唤起了宁檬身上沉睡已久的母性。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洋溢着一种母性的柔情。对于郎桦的一切，包括他的权利欲、功名心以及他的狂妄自负，宁檬都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接受”中有知已间的理解，有对自身命运理想的修复，更有母亲式的悲悯与宽容。现实中母亲给郎桦带来的苦难与多劫实则意味着母爱的缺失，这使得郎桦在异性身上投注了寄托和渴望，并试图凭依母爱的光辉泅渡苦海。那个庄重、优雅、高不可攀的南疆女子，正是以一个圣母与救赎者的形象留存于郎桦爱的记忆中，而宁檬的气质也在无意中投合了郎桦对女性的角色预设。这种预设无形中净化了两性间的关系。“母亲”是宁檬所乐意被指认的角色，这一角色中所包含的性意味是微弱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性别角色，它同样疏离了肉欲，抑制了男性欲望，契合了宁檬或者说是殷慧芬对诗意的理解与构想。
但在一个由男权把持的社会里，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往往被打入另册。男性按照自己的需求“创造”、“整合”女性，以抹煞、压抑女性的“异已”性为代价，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中。女性难以逃脱被男性文化所误读、篡改的命运。宁檬是孤独的，这孤独基于她作为一个诗人所背负的精神重担，也源于女性身份所引起的匮乏感、焦灼感。宁檬无法忍受丈夫恢的孤傲和“孤傲后面的平庸、琐碎、沉闷”精神上的不对等使她们终于分道扬镳。质朴、浑厚、气度不凡的梓也曾使宁檬一见钟情，心仪不已，她觉得她找到了久已梦想的东西，可是当梓将宁檬的柔情误解为做ài的需求，并想寻找安全可靠的办法满足欲望时，宁檬“诗意的想象和如梦的陶醉”轰然坍塌。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善于保全自己的小男人，他使宁檬对男性的期待心理又一次落空。但更为残酷的是，他以物质性的情爱表达方式摧毁了宁檬对于爱情的诗意构想。诗意的“错投”给女性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精神创伤，爱情成了需要小心规避的“雷区”不谈爱情是因为害怕更惨重的失落和更深痛的创伤，因而她寄希望于没有过多欲念纠缠的友情，以藉此获得抵御孤独的力量。
郎桦是以“异性而非恋人”的角色被宁檬接受下来的，宁檬带着一种沧桑后沉静的心态面对郎桦的爱慕与依恋。当郎桦握住她的手时，她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无尘的宁馨”幸福地感受着诗意的降临。但就在这时，郎桦突然想要吻她，宁檬拒绝了，于是引出了郎桦如此男性化的表述：“你撒谎，我从来不会看错人，尤其是女人，我读懂了你的眼睛。”这又是一次明白无误的指认：女人是男人欲望的载体。即使是郎桦这样一个还保持着几分少年纯情的男人，依然无法摆脱男性欲望的沉疴，无法走出男性话语自恋的怪圈。诗意再次陷入“错投”的尴尬之中，精神世界因得不到呼应而重归于沉寂：“我知道我又是一个人了，我失去了我其实从未获得过的情感。”诗意的迷失则又一次宣布了“找寻”的无意义，物欲世界里被无限的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性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的共鸣，女性诗者命定要背负孤独踢踢独行。在女性通往救赎的漫漫长路上，男性同行者宽厚有力的救援之手，也许只能成为假想中的浪漫与温情。
横越的意义在于它戳穿了女性臆想中的诗意镜像，揭示出“诗意的找寻”只能是镜中之行。但在这里，宁檬，确切地说是写作者不可回避地陷入了女性的自我割裂之中。两性之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大可令人怀疑的，宁檬难以抗拒与郎桦见面的诱惑难道仅仅出于知已者的惺惺相惜？爱慕在本质上难道能剔除性的成份吗？但写作者为了维护诗意的圣洁与完美，必然要人为地净化宁、郎之间的关系，而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则被模糊了。宁檬对“妻性”的排斥，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男性欲望的操纵，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性”意味着堕落、罪恶、不洁，它是与“诗意”水火不容的。就这样，写作者在解构男性欲望的同时，又不期然间迎合了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文化预设：女性应该是贞静自守、无欲无求的圣母。可是，面对郎桦所承诺于她的优裕的物质条件，宁檬不禁困惑了，她不能否认这一切的诱惑力。这实质上更透露出写作者的困惑：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间苦苦徘徊的知识女性，应该凭借怎样的勇气与智慧去做出抉择呢？
如果说横越是回旋于都市一隅的一曲哀婉、清雅的牧笛，那么纪念则汇人了蓬勃沸腾的都市交响乐中。纪念中，殷慧芬从怀旧的怅惘中走出来，显示出直面城市的勇气和力度。女记者纪念也是如宁檬一般敏感聪慧，才情俱佳，富于幻想和激情的成熟知识女性。但她与宁檬的不同在于“她并不排斥物质和享受”“她是一个生活的女人”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写作者观念的转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工商业文明孕育下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的新质，并由此审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阴暗或光芒。都市是个戏剧化的大舞台，它意味着冒险机遇，新奇与浪漫，诱惑与刺激。纪念正是一个渴望着戏剧化人生的女人，她的体内躁动着热情和疯狂，与都市的动感节奏相合拍。纪念难以坦然无悔地正视她与山东男人安杰的婚姻，她无法抗拒温雅精致的南方男人的吸引。于是，在与安杰的一番口角之后，儒雅、温柔、风度翩翩、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狄仁适时地出现了。他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和巧合，不如说是纪念无法抵御的欲念与诱惑——尽管这诱惑是如此的致命。风月老手狄仁以极其老到，高超的性爱技巧唤起了她“潜藏在体内的古老的欲望，她变得物质和急切了”狄仁同时唤醒了纪念十岁时因对一个成年男人的爱恋而许下的宿愿：和出色的男人疯狂。“疯狂”这个常常与女性的淫欲、邪恶、叛逆相联系的字眼是男性文化所极力排斥、禁锢的，当用它来表述一个十岁女孩的宿愿时“疯狂”则具有了反叛、对抗的色彩，它使长久被压抑的女性欲望有了喷薄欲出之势。殷慧芬擅长于让她的女主人公被遥远的往昔之梦所牵引，无羁无绊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行进，对诗情对浪漫的追寻也正是为了开解那个“永远的心结”在与狄仁欲仙欲死的激情之爱中，纪念以为她已修补了令她心醉而又心悸的童年伤痛。
在纪念中，我们感觉到殷慧芬对于“诗意”有了新的理解，她不再回避“性欲”也不再掩饰人性中更为深邃复杂、非理性的一面。在现代都市文明之风的涤荡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愈加苍白无力。身居都市的殷慧芬并非没有感受到新旧交替所带来的无序与混乱，但她并没有在道德层面去剖析纪念这个被传统条律判定为“失贞”的“不洁”女子。她更加倾心于揭示纪念们“内心深处积燃的热情和宿命的伤感”那是“凄美而令人心痛”1的。纪念所渴望的，并非单纯的肉欲的满足，而是诗意与欲望的完美结合，是那种灵肉合一的神境。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曾分析过自近代以来爱欲在品质上的质变：人的欲爱成了孤立的、缺乏超个体关联的生命表达，以至丧失了欲爱本来具有的审美质素2。女性神学家索勒将真正的爱欲理解为肉体与心灵、志趣与审美、情欲与精神的整合，它传达着对象相互间的慰藉与信赖，是在消融自身中达致生命本身的欢乐，并体会到上升的冲动和超越自身的感觉3。真正的爱欲是与诗意不可分割的。当纪念在与狄仁的缱绻中“舒展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她以为她已在爱欲的诗意表达中升临美的极致，但悲哀的是，这只是纪念一厢情愿的幻觉“女人用心去爱，男人用身体去爱”纪念所体味到的“诗意”只是技巧和经验的复制品，它诞生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性对爱欲的娴熟的技术操作之中。在女性对男性之爱的“误读”中“诗意”虚幻地滋生——这不能不说是残酷而令人心酸的一笔。
纪念是个对男性世界充满幻想的女人，她相信男人能使女人智慧和超凡脱俗，而狄仁正是她寻觅已久的“梦中情人”狄仁调动起了女性潜在的“受虐”心理，用恰到好处的抒情或疯狂，控制、导引着纪念的欲望。在一番云雨之后，狄仁成了一个“兴趣盎然的旁观者”这让我们又一次窥测到了男性亘古不变的“看”的愿望。“看”显示了男性较之于女性的优越地位“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男性都一如既往地保留了其结构、安排和奇观所看对象的权力地位和可能”4在这场裂变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看与被看”中，隐含着几千年的两性关系式和集体无意识：女性承受男性的目光，指称他人的欲望，从而转化为欲望代码。在狄仁的眼中，纪念是琴弦，是小猪，这些“物化”的比喻再次昭示了女性被视为“物”的客体地位。一旦成为“物”女性作为男性异已者的危险性才会减弱、消隐。“喜爱和蹂躏女人”并非狄仁一已的欲念，它同时暴露出男性性心理的阴暗与复杂。女人是可欲念可亲近的对象，但又是让男性感到难以理喻的“他者”她威胁着“菲勒斯”的神圣性，并使男性产生阉割的焦虑。通过占有并摧残女性的美丽，男性获得了一种“强壮和无所不能”的虚幻的满足感，并使恐惧和焦虑得到想象性的缓解和释放。
文学批评家李洁非曾谈到：物化现实的空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在物逐渐取得对人的精神的统治权威时，人本身也就成为物的复写和摹拟，成为物的一个符号5。市场化经济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可一旦物欲恶性膨胀，其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压是无情的。当狄仁们将女人视为尤物，并玩弄于股掌之上时，他们自身能逃脱被“物化”的命运吗？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恰恰也是暴露了他们自身人性的异化，而“物化”的现实又使异化的程度加深。当在纪念家中与情人幽会的狄仁，几乎赤裸着被男主人撞见时，他先发制人地质问纪念：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你家？你为什么要和你男人串通一气来搞我？这些自私、冷漠、铁腕的男人们，已在残酷的竞争和狡诈的权术中迷失了自己，既得利益的丧失与否永远是他们首要的关注点。他们已丧失了爱的能力，无法感知到女性的柔情，成了真正的被动之“物”
“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绝望，我对人们如此热衷于看到牺牲感到绝望，而且我觉得女人往往是男人的牺牲品，当女人一个个伤痕累累，支离破碎时，男人依旧完好无损，道貌岸然。”(殷慧芬厂医梅芳)早在发表于1989年的这篇小说中，殷慧芬便已表达了对女性境遇的伤感。在纪念中，伤痛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在这个令女人心痛不已的故事里，唯一没有受伤害的是狄仁。他官运亨通，纵横驰骋且另觅新欢。当纪念在一遍遍的回顾与审视中渐渐读出狄仁的虚伪与卑鄙时，纪念的心中，是否也被绝望所笼罩呢？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从传统的禁忌、规范以及人身依附中走了出来，凭借她们的才情与智慧自由地挥洒人生。可是，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愿和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所谓的自由是依赖于男性社会的观赏和评判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必然要触及到男权禁忌，成为男性文化所不容的异端。“诗意”的渴求体现了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之后，对自我的深层探寻。可是，殷慧芬以她的作品不无伤感地向我们揭示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中“诗意”在追寻中无可挽回的失落。
从横越到纪念“诗意”从空灵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汇入了尘世的欲望之海。这显示了写作者精神向度的转变。但无论是形而上的精神漫游，还是“欲海里的诗情守望”“诗意”都在女性的一次又一次追寻中迷失，在没有得到时即已旁落。在浮士德的结尾处，歌德这样写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中。女性不仅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殷慧芬正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淳开掘着女性丰富的精神天地，但同时她亦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告诉我们：“彼岸还很远，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王安忆弟兄们）
注释：
1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年第1期。
2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页。
3同上，第181页。
4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5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上海文论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