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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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微露，贺兰匆匆走出学校，登上公交车。她在这所寄宿学校当舍管已四年，每天负责叫学生起床，督促整理宿舍卫生，学生放学后维持宿舍的纪律，让孩子们按时休息，保证休息期间无事故。起得早，睡得晚，干得多。学校里的这种活，教师们是顾不上干的，聘用临时工干。而对于步入四十的贺兰来说，找到这份工作格外珍惜。要不是昨天下午吕经理的电话，催她回去交养老保险，她不会向学校请假，赶这第一趟公交车。
当天已大亮，倒换了三次车，她终于挤上去目的地的最后一趟公交车。学校在城市东头，原单位在城市西头，得两个多小时才到。在车上喘着气，望着汽车驶出市区，向矿区进发。由于和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相连，道路两旁绿化很好，这是近年的杰作。贺兰记得刚中专毕业分配到这个城市，矿区所有的路都是凹凸不平，且铺满煤面。那年她不到二十，档案发到了矿区，她去报到时，接待的人惋惜地问：“你没活动活动？进了矿务局或事业单位多好！矿区都是些辅助单位，商店或是小厂”她愣愣地看着对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虽也是矿工，可是家一直在县城，母亲原打算去矿上住，领着孩子们到新建矿一看，周围是山头，有限的一点平地上只有一座办公楼，两座宿舍楼，一座食堂。矿工们黑着脸呲牙冲她们笑。母亲打了退堂鼓，返回县城继续六个孩子的学业，再不提搬到矿区。当最小的贺兰考入中专，矿上给分了楼房，母亲这才搬家，此时距她第一次来矿已是十年过去。而贺兰没在新家住过，直接去了省城学校读书。中专第一年，父亲矽肺发作，引发心脏病忽然离世。现在她毕业了，分配回这个城市，可她是在县城长大的，她不知道矿务局和矿区的区别，没有路子。母亲也不知道该走什么关系，听天由命，分到哪里算哪里吧。跑了几回，半月后她被指定去九矿商业公司报到。九矿与她家所在不远，她每天跑家，坐车二十分钟的路程。路上大煤车一辆挨着一辆，？塞外高原风大，煤面飞扬，公交车缺几块玻璃，煤面扑到脸上，鼻孔里，钻进脖子里。当她去单位后，天天黑头土脸。那时她说着家乡的方言，同事们都笑她是土包子。
当她回忆往事时，车已到站。她下车匆匆赶路，去商店还得步行十分钟。这个矿由于一位领导视察并题了字，现在也闻名了。有旅游景点井下游，环境也建设好了。当年可不是这样。她清楚的记得参加工作第一年，单位效益还好，后来所有员工都签了合同，她也由干部成了工人待遇。单位的工作和读书时的象牙塔完全不同，除了要做账，还得去柜台帮忙。她卖过烟酒，内衣，棉布，文具，鞋。由于没有后台，渐渐地不让她做账，把她和矿医院院长的夫人换了个，她成了售货员。每天听着女人们毫不避讳说着家长里短和单位的矿上的风流传闻，她如坐针毡，最后，她也麻木了。两年后，煤炭行业不景气，商业单位受到最大冲击，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早就有风声说单位要撤销，又拖了两年，消息真的确定，人们傻了眼。上级要求关闭，经理把店门锁了，职工们开了门站柜台，没顾客也要站着，闹了三回，终于接受现实下岗回家了。那年她二十五岁，还未成家。生活难啊。虽然南方经济正在腾飞，她不舍得离开母亲，没到外地打工，一直在本地打零工。干过业务员，收银员，库管，会计，直到现在的这份零工。期间，她结婚生子，充分领会了生存的压力。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活得真难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涩涩地想着，进了商店后院。
这几年，由于她们单位占得是集团公司的地，没有自己的厂房没办正式手续，所以下岗职工该享受的她们没享受到。没有收入，工资里个人部分还得自己上交。单位已出租，一楼私人开了超市，二楼私人开了舞厅，就连后院，也变成焊接厂。而这些人都不是旧职工。只有门房留了一个老职工看门，现在就在那里缴费。已是人声吵杂。她走过去，和人们打招呼，于是，这里成了菜贩子，搬运工，清洁工们的聚集地。人们正说着，一听，原来是退休年龄又推迟了。原来说是照顾关闭企业特准女工四十五岁退休，现在要按正常五十岁才办理。几个人明显苦了脸，那是两口子都下岗的。人们排着队把手中或整或零的钱交给经理，交托着一份希望，退休后就能享受点了，人们脸上有多了几分喜气。只有几位退休人员边交边唠叨，：“这是什么事呀，得了大病住了院才给报销点，平时不能买药。”经理不做声，只顾数着钱。
渐渐地，人们交完了，又站着说了会话，平日里各顾生活，难得遇到一起。当年的老李已去世，小贾称成老贾，中年人已退休。管他合不合理，有没有猫腻，老了有希望享受国家的照顾就好了。老实的淳朴的人们互相安慰着。终于散了。
贺兰夹在人群中，跟着众人感慨劝慰希望着。日头移到头顶，她挤着公交车，还得倒三次车赶回学校。希望总在前头。
晨曦微露，贺兰匆匆走出学校，登上公交车。她在这所寄宿学校当舍管已四年，每天负责叫学生起床，督促整理宿舍卫生，学生放学后维持宿舍的纪律，让孩子们按时休息，保证休息期间无事故。起得早，睡得晚，干得多。学校里的这种活，教师们是顾不上干的，聘用临时工干。而对于步入四十的贺兰来说，找到这份工作格外珍惜。要不是昨天下午吕经理的电话，催她回去交养老保险，她不会向学校请假，赶这第一趟公交车。
当天已大亮，倒换了三次车，她终于挤上去目的地的最后一趟公交车。学校在城市东头，原单位在城市西头，得两个多小时才到。在车上喘着气，望着汽车驶出市区，向矿区进发。由于和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相连，道路两旁绿化很好，这是近年的杰作。贺兰记得刚中专毕业分配到这个城市，矿区所有的路都是凹凸不平，且铺满煤面。那年她不到二十，档案发到了矿区，她去报到时，接待的人惋惜地问：“你没活动活动？进了矿务局或事业单位多好！矿区都是些辅助单位，商店或是小厂”她愣愣地看着对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虽也是矿工，可是家一直在县城，母亲原打算去矿上住，领着孩子们到新建矿一看，周围是山头，有限的一点平地上只有一座办公楼，两座宿舍楼，一座食堂。矿工们黑着脸呲牙冲她们笑。母亲打了退堂鼓，返回县城继续六个孩子的学业，再不提搬到矿区。当最小的贺兰考入中专，矿上给分了楼房，母亲这才搬家，此时距她第一次来矿已是十年过去。而贺兰没在新家住过，直接去了省城学校读书。中专第一年，父亲矽肺发作，引发心脏病忽然离世。现在她毕业了，分配回这个城市，可她是在县城长大的，她不知道矿务局和矿区的区别，没有路子。母亲也不知道该走什么关系，听天由命，分到哪里算哪里吧。跑了几回，半月后她被指定去九矿商业公司报到。九矿与她家所在不远，她每天跑家，坐车二十分钟的路程。路上大煤车一辆挨着一辆，？塞外高原风大，煤面飞扬，公交车缺几块玻璃，煤面扑到脸上，鼻孔里，钻进脖子里。当她去单位后，天天黑头土脸。那时她说着家乡的方言，同事们都笑她是土包子。
当她回忆往事时，车已到站。她下车匆匆赶路，去商店还得步行十分钟。这个矿由于一位领导视察并题了字，现在也闻名了。有旅游景点井下游，环境也建设好了。当年可不是这样。她清楚的记得参加工作第一年，单位效益还好，后来所有员工都签了合同，她也由干部成了工人待遇。单位的工作和读书时的象牙塔完全不同，除了要做账，还得去柜台帮忙。她卖过烟酒，内衣，棉布，文具，鞋。由于没有后台，渐渐地不让她做账，把她和矿医院院长的夫人换了个，她成了售货员。每天听着女人们毫不避讳说着家长里短和单位的矿上的风流传闻，她如坐针毡，最后，她也麻木了。两年后，煤炭行业不景气，商业单位受到最大冲击，每月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早就有风声说单位要撤销，又拖了两年，消息真的确定，人们傻了眼。上级要求关闭，经理把店门锁了，职工们开了门站柜台，没顾客也要站着，闹了三回，终于接受现实下岗回家了。那年她二十五岁，还未成家。生活难啊。虽然南方经济正在腾飞，她不舍得离开母亲，没到外地打工，一直在本地打零工。干过业务员，收银员，库管，会计，直到现在的这份零工。期间，她结婚生子，充分领会了生存的压力。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活得真难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涩涩地想着，进了商店后院。
这几年，由于她们单位占得是集团公司的地，没有自己的厂房没办正式手续，所以下岗职工该享受的她们没享受到。没有收入，工资里个人部分还得自己上交。单位已出租，一楼私人开了超市，二楼私人开了舞厅，就连后院，也变成焊接厂。而这些人都不是旧职工。只有门房留了一个老职工看门，现在就在那里缴费。已是人声吵杂。她走过去，和人们打招呼，于是，这里成了菜贩子，搬运工，清洁工们的聚集地。人们正说着，一听，原来是退休年龄又推迟了。原来说是照顾关闭企业特准女工四十五岁退休，现在要按正常五十岁才办理。几个人明显苦了脸，那是两口子都下岗的。人们排着队把手中或整或零的钱交给经理，交托着一份希望，退休后就能享受点了，人们脸上有多了几分喜气。只有几位退休人员边交边唠叨，：“这是什么事呀，得了大病住了院才给报销点，平时不能买药。”经理不做声，只顾数着钱。
渐渐地，人们交完了，又站着说了会话，平日里各顾生活，难得遇到一起。当年的老李已去世，小贾称成老贾，中年人已退休。管他合不合理，有没有猫腻，老了有希望享受国家的照顾就好了。老实的淳朴的人们互相安慰着。终于散了。
贺兰夹在人群中，跟着众人感慨劝慰希望着。日头移到头顶，她挤着公交车，还得倒三次车赶回学校。希望总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