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黄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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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4月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总理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此后，一大批老干部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年8月一个行政级别11级在延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余峥同志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了当时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杨陵，走上了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岗位，担任所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余峥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年轻时又在陕北参加革命，由于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那里，所以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尤其对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着极深刻的印象。来所后，他发现所里的科研工作受文革的影响停滞不前，对什么是水保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却有一支保存完好的科技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水保所的方向任务就是做好贫困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有胆识的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余峥平等待人，不摆领导架子，我们平时都直呼其“老余”显得很亲近。不同意见和和看法都能与他讨论、争执，他也从不因为你和他的意见和想法不同就疏远了你。例如，什么是“水保”的问题，他就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所里只保留了几个基础性研究组，他就在综合各种意见后，就直接把提高水土流失区农业生产纳入了水保的范围。
1972年秋季他就亲自组织带领全所科级以上领导和部分科技骨干乘坐着大卡车风尘仆仆的赴陕北考察选点，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1973年初把试验点定在了安塞县沿河弯公社的茶坊等三个山村。当时正值文革的混乱时期加之水保所还未回归中国科学院，只是陕西省科委属下的一个地方研究所，资金、经费又不充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大家住在生产队腾出的两间土窑洞里，有时下点的人员多了窑洞也不够住大家只好在晚上挤在当地一所破旧的小学里，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就把课桌拼在一起当炕埔；日常生活也很艰苦，我记得吃水要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拉，有时半个月也闻不到一丝肉香，那时给科研人员的补助费是每天一角钱，到后来情况稍好的时候也只有三角钱人民币。
1973年余峥书记把全所的主要科技力量大都放置在安塞点上，行政部们也不例外，使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同时也促进我们这批科技工作者走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路。我也是在那年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点工作上的，今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心潮起伏，余书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以实际行动保护与维持了水保所科研力量的完整与延续，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政策形势是大力倡导“三大革命云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上面路线斗争的压力下，余书记只好带领进点的科研人员半天生产劳动、半天搞科研工作。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科研人员当然应当以研为主。为什么不能这样提？”他从维护我的角度说：“此话可不能在外面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钢”说完后他还朝我眨眨眼和蔼地笑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不在外面说，我们仍可“以研为主”在他的默许下我们把茶坊基点基本上办成了一个生产治理点和科研点，而不是一个“阶级斗争”或“劳动锻炼”的战场。后来，余峥多次到茶坊检查工作，每次都对基点工作给予鼓励和充分的肯定，就这样进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大家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几年后，基点所在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光茶坊村四年亩产总量就平均提高了50%以上，过去的慌山秃岭也已披上了绿装；当地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一部由茶坊水土保持综合实验总结小组编写的反映当时科研成果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途经和方法的初步实践的总结报告不知凝聚了多少余书记和水保人的心血。这部现在看来装订粗糙纸页发黄蜡纸打印的宝贵资料今天还保留在我的书柜里，至今也不肯清理。我知道保留着它就等于保留住了那段艰辛的基点创业史，也就等于保留住了余峥书记的生前的音容笑貌。
1972年—1978他在年担任水保所党委书记期间，全所的科研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光1978年获得的全国乃至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奖励就近三十项，其中“飞机播种造林研究”就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浆”和“陕西省科技成果奖”此后这个项目在不断实践和创新后又于1985年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峰、邓小平、李先念、方毅和王任重等都做了重要批示和讲话。华国峰主席在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和农业座谈会上，两次提到了这个项目“效果好，成本低”而这个项目就是他不辞辛苦亲自组织人马亲自带队跑了几个省区调研后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而后有水保所牵头、落实、最后由民航部门、设计院、国家科委等多家单位部门联合协作才得以实施的。这项成果对于改变沙漠区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以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至今都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余书记还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成长，1974年暑假，他委托水保所团支委书记王平柱同志专门组织全所职工子女（小学五年级以上）赴延安和安塞茶坊村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次活动是孩子们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也使他们终身受益。长大成人后他们中间有些还留在水保所工作，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做着奉献。
余峥书记：生活朴素、为人真诚、胸怀坦荡、不记私怨，从不搞特殊化。他刚来所时一直和别的同志合住一套单元房，和群众一样吃的大食堂，凡事以大局为重，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每一位职工，比如他经常关心食堂的火食质量，时常提议改善饭菜的品种，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他调离水保所的前一年，1977年还亲自带队去北京争取了水保所回归中国科学院，也是从那时起水保所就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了一个科技发展的春天。
1978年他调回西安科委后还非常关心水保所的发展变化，时刻关注着陕北基点建设，当得知基点扩建急需资金时就不失时机的从省科委划拨经费三十万元以资扶持。1996年八十岁的余峥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在自己的遗言里写道：“不要登报，不要开追悼会，一烧了之骨灰撒在那里的山头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去世后，根据他生前的个人意愿和当地群众要求，骨灰撒在了基点所在村的一个山头上。村民还立碑以作永久纪念
截止今年我们所已有50年的历史了，如今的水保所已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其中安塞站经过33年的建设发展，也以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水土保持试验站，而余峥书记为水保所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每一位水保人都应该铭记的。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4月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总理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此后，一大批老干部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年8月一个行政级别11级在延安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余峥同志只身从省城西安来到了当时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杨陵，走上了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岗位，担任所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余峥早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年轻时又在陕北参加革命，由于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那里，所以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尤其对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着极深刻的印象。来所后，他发现所里的科研工作受文革的影响停滞不前，对什么是水保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却有一支保存完好的科技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水保所的方向任务就是做好贫困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有胆识的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余峥平等待人，不摆领导架子，我们平时都直呼其“老余”显得很亲近。不同意见和和看法都能与他讨论、争执，他也从不因为你和他的意见和想法不同就疏远了你。例如，什么是“水保”的问题，他就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所里只保留了几个基础性研究组，他就在综合各种意见后，就直接把提高水土流失区农业生产纳入了水保的范围。
1972年秋季他就亲自组织带领全所科级以上领导和部分科技骨干乘坐着大卡车风尘仆仆的赴陕北考察选点，几经周折最后终于在1973年初把试验点定在了安塞县沿河弯公社的茶坊等三个山村。当时正值文革的混乱时期加之水保所还未回归中国科学院，只是陕西省科委属下的一个地方研究所，资金、经费又不充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大家住在生产队腾出的两间土窑洞里，有时下点的人员多了窑洞也不够住大家只好在晚上挤在当地一所破旧的小学里，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就把课桌拼在一起当炕埔；日常生活也很艰苦，我记得吃水要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拉，有时半个月也闻不到一丝肉香，那时给科研人员的补助费是每天一角钱，到后来情况稍好的时候也只有三角钱人民币。
1973年余峥书记把全所的主要科技力量大都放置在安塞点上，行政部们也不例外，使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同时也促进我们这批科技工作者走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路。我也是在那年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基点工作上的，今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心潮起伏，余书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以实际行动保护与维持了水保所科研力量的完整与延续，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政策形势是大力倡导“三大革命云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上面路线斗争的压力下，余书记只好带领进点的科研人员半天生产劳动、半天搞科研工作。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科研人员当然应当以研为主。为什么不能这样提？”他从维护我的角度说：“此话可不能在外面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钢”说完后他还朝我眨眨眼和蔼地笑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不在外面说，我们仍可“以研为主”在他的默许下我们把茶坊基点基本上办成了一个生产治理点和科研点，而不是一个“阶级斗争”或“劳动锻炼”的战场。后来，余峥多次到茶坊检查工作，每次都对基点工作给予鼓励和充分的肯定，就这样进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大家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几年后，基点所在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光茶坊村四年亩产总量就平均提高了50%以上，过去的慌山秃岭也已披上了绿装；当地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一部由茶坊水土保持综合实验总结小组编写的反映当时科研成果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途经和方法的初步实践的总结报告不知凝聚了多少余书记和水保人的心血。这部现在看来装订粗糙纸页发黄蜡纸打印的宝贵资料今天还保留在我的书柜里，至今也不肯清理。我知道保留着它就等于保留住了那段艰辛的基点创业史，也就等于保留住了余峥书记的生前的音容笑貌。
1972年—1978他在年担任水保所党委书记期间，全所的科研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光1978年获得的全国乃至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奖励就近三十项，其中“飞机播种造林研究”就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浆”和“陕西省科技成果奖”此后这个项目在不断实践和创新后又于1985年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峰、邓小平、李先念、方毅和王任重等都做了重要批示和讲话。华国峰主席在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和农业座谈会上，两次提到了这个项目“效果好，成本低”而这个项目就是他不辞辛苦亲自组织人马亲自带队跑了几个省区调研后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而后有水保所牵头、落实、最后由民航部门、设计院、国家科委等多家单位部门联合协作才得以实施的。这项成果对于改变沙漠区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以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至今都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余书记还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成长，1974年暑假，他委托水保所团支委书记王平柱同志专门组织全所职工子女（小学五年级以上）赴延安和安塞茶坊村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次活动是孩子们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也使他们终身受益。长大成人后他们中间有些还留在水保所工作，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做着奉献。
余峥书记：生活朴素、为人真诚、胸怀坦荡、不记私怨，从不搞特殊化。他刚来所时一直和别的同志合住一套单元房，和群众一样吃的大食堂，凡事以大局为重，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每一位职工，比如他经常关心食堂的火食质量，时常提议改善饭菜的品种，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他调离水保所的前一年，1977年还亲自带队去北京争取了水保所回归中国科学院，也是从那时起水保所就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了一个科技发展的春天。
1978年他调回西安科委后还非常关心水保所的发展变化，时刻关注着陕北基点建设，当得知基点扩建急需资金时就不失时机的从省科委划拨经费三十万元以资扶持。1996年八十岁的余峥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在自己的遗言里写道：“不要登报，不要开追悼会，一烧了之骨灰撒在那里的山头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去世后，根据他生前的个人意愿和当地群众要求，骨灰撒在了基点所在村的一个山头上。村民还立碑以作永久纪念
截止今年我们所已有50年的历史了，如今的水保所已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其中安塞站经过33年的建设发展，也以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水土保持试验站，而余峥书记为水保所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我们每一位水保人都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