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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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陈香白之‘七义理’虽不提茶器，然茶器之要义大焉。
茶道之于世人，或隐或显，皆在乎茶器之里外也。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会有不同观点。
苏轼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后来，世人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座庐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坐在神舟六号上的杨利伟是‘亲眼’看见‘地球是圆的’第一个中国人，为什么？那一天，他摆脱了地球的引力。杨利伟看到的地球很大，因为他离得近；阿姆斯特朗看到的地球很小，因为他离得远。
但有偏颇者，终生陶然于壶里乾坤，而不曾放眼去看外面的世界，以致被‘工夫’二字所误，把潮汕工夫茶当成中国三位一体的茶道。
且不说，在日本，‘抹茶道’崇尚简约朴素的黑陶茶具，而不用舶来的精美唐物，其意义即在于：通过茶器以及茶室的风格来申明‘廉简育德’的茶道思想。
就说‘潮汕工夫茶’，其茶艺是建立在茶理的基础上的。
就泡法乃至茶道而言，‘茶艺、茶理离开茶器也能实现’是不可想象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兹事体大。是故，特立论成篇。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的东西既指‘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或说人类意识对自然的反映，又是指人类的思维活动产生的情感等精神意识；‘形而下’的东西则是指具体的，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的东西，比如：器物、人、动物、植物、水、火、风、茶叶、茶器、茶桌等。
中国有个谚语叫‘民以食为天’，又有个谚语叫‘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个谚语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随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开门七件事都随之而进步。在现代中国大多地区，柴已被石油气、天然气和煤气等所取代。米、油、盐、酱、醋、茶仍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饮茶之事’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又被特别列为‘茶文化’而闻名于世。因为‘开门七件事’中的‘茶事’被人们赋予更多的精神寄托，而茶事之器具则更讲究，不仅要设计的科学合理，而且还要有文化内涵。
论语卫灵公中有“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经常被老百姓引用的典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典故如果代入茶道中，则可这样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茶事也，制其茶器之精者，友其茶人之诚者。”
茶道不是玄学，是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以物说事，以事论理的学问。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简单不简单，就看你是否上心。人上心了，所为之事物便‘精’了。早在唐代的茶经中，陆羽便精心设计了适于贮茶、烹茶、品饮的二十四器（二十八、九件)，于是，天下就茶道大行了。
茶器，或称茶具亦可。茶具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茶具’可如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狭义之茶具主要指为饮茶之用所造之煮水、煎、点、泡茶、盛茶之器具。唐宋以来的制造饮茶器具的材料上主要是陶瓷和金属。现代茶具可分为陶瓷茶具、玻璃茶具、金属茶具、竹木茶具、漆器茶具和玉石茶具等几大类。
陶瓷茶具的品种很多，其中主要的有：黑瓷茶具、青瓷茶具、白瓷茶具、彩瓷具、紫砂陶等等。这些茶具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一页。
在现代，玻璃器皿有较大的发展。玻璃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外形可塑性大，形态各异，用途广泛，玻璃杯泡茶，茶汤的鲜艳色泽，茶叶的细嫩柔软，茶叶在整个冲泡过程中的上下穿动，叶片的逐渐舒展等，可以一览无余，可说是一种动态的艺术欣赏。特别是冲泡各类名茶，茶具晶莹剔透。杯中轻雾缥缈，澄清碧绿，芽叶朵朵，亭亭玉立，观之赏心悦目，别有风趣。而且玻璃杯价廉物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是玻璃器具比陶瓷更烫手，还更容易破碎。
中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水、煮茶合用的‘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铫子’。最早中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煮食物。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鍑、锅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
自秦、汉、六朝，茶叶作为饮料已渐成风尚，从唐代以后干茶成饮的方式从‘瀹煮’到‘点茶’到‘泡茶’一路走来。（瀹茗——古人或称烹茶或称煎茶，都是在炉火之上行炊事；在现代，网络上常会有人在文章里用‘瀹茗、瀹茶’来称泡茶，其实那是作者在‘玩文儿’，或说卖弄或者干脆说是在蹂躏文字。）
随着茶艺的发展，茶器制作也在发展。茶具也逐渐从与其它饮具共享中分离出来。大约到南北朝时，我国出现了包括饮茶器皿在内的金属器具。到隋唐时，金属器具的制作达到高峰，金、银、铜、铁、锡等金属茶具皆有制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一套由唐僖宗供奉的鎏金茶具，可谓是金属茶具中罕见的稀世珍宝。但从宋代开始，古人对金属茶具褒贬不一。元代以后，特别是从明代开始，随着茶类的创新，饮茶方法的改变，以及陶瓷茶具的兴起，才使金属茶具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锡、铁等金属制作的茶具，用它们来煮水泡茶，被认为会使‘茶味走样’，以致很少有人使用。但用金属制成贮茶器具，如锡瓶、锡罐等，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金属贮茶器具的密闭性要比纸、竹、木、瓷、陶等好，具有较好的防潮、避光性能，这样更有利于散茶的保存。因此，用锡制作的贮茶器具，至今仍流行于世。
唐代，陆羽茶道之主器乃是其‘鍑’，‘鍑’以生铁或银为之，既为煮水之器，又为煎茶成汤饮之器。宋代，蔡襄茶道之主器乃是汤瓶与茶盏。明代，许次纾之茶道主器有汤铫、茶注、茶瓯。
中国宋代茶人对于茶理的研究与唐代相比，其实并无什么实质的进步（尽管，茶叶制作已有白茶、绿茶、红茶等分野），其时代的成就主要是与‘点茶’相配套的的茶器制作稍有发展。
自从元代，蒙古人废除科举制度，汉族的文人士子被压制。压抑的汉人，把内心的精神寄托更多的转向文艺与手工艺领域。茶器制作的大发展，还得益于明代的饮茶法的革命。
‘前茶艺’（茶叶制作工艺）的全面发展，茶人更加注重散茶的炒制手法，而饮者则开始在意茶叶的造型及香味与汤色；‘后茶艺’的革命加上部分文人对‘茶情’的特别追求等因素共同影响并推动明代的茶器制作的大发展。
到了明朝中叶，‘撮泡’之法在中国广泛的流行及分化（‘芽茶点盏’与‘小壶闷沏’），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后，一部分能工巧匠独立于‘大型手工工场’之外，专门从事唯美的手工艺产品制作。进步的社会分工不仅让工艺美术从传统手工艺中独立，也造就出许多著称于当世的工艺美术大师，例如时大彬、惠孟臣等。
宜兴紫砂陶是集陶瓷工艺和器皿造型、雕塑、绘画、书法、文学、金石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它始于北宋，盛于明清。
紫砂茶具属陶器茶具的一种。它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大多为紫砂，亦有红砂、白砂。成陶火侯在1100—1200摄氏度，无吸水性，音粗韵长。它耐寒耐热，泡茶无熟汤味，能保真香，且传热缓慢，不易烫手，用它炖茶，也不会爆裂。因此，历史上曾有‘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但美中不足的是，用紫砂壶泡茶较难欣赏到茶叶的美秒姿态。
紫砂器以器型，泥色和儒雅风采取胜。其器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千变万状。紫砂器的泥色有多种，除去主要的朱泥、紫砂泥外，尚有白泥、乌泥、黄泥、松花泥等各种色泽，紫砂器不挂釉，而是充分利用泥本色，烧成后色泽温润，古雅可爱，紫砂器面还具有亚光效果，既可减弱光能的反射，又能清晰地表现器物形态、装饰与自身天然色泽的生动效果。紫砂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似，以至文人深爱笃好、以坯当纸，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据不完全统计，依据实物可考，从明正德（公元1506年）开始，至清宣统（公元1911年）止，以各种形式参与紫砂陶瓷设计、创作的著名学者、诗人、艺术家不下九十余人。这种情况，各代相延，因此，紫砂陶从形、质、色、神、气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儒雅风韵。
北宋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说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说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刚开始兴起的情景。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分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首创，已无从考证。但从确切有文字记载而言，较早的、具有相当工艺水平的的紫砂茶壶是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宜兴紫砂壶艺的开创者大约是宜兴‘金沙寺僧’（有成熟澄练泥料之法）；其开拓者是‘供春’（以器形审美意识见长）；其工艺创新者是‘时大彬’（发明了‘泥片镶接成型法’）。
明代，‘金沙寺僧’，制陶名手。佚名。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鼎蜀镇约十余里。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较难查考，以其后来者‘供春’推断，大约在景泰或大顺年间（1450－1465，‘景泰’是弟弟朱祁钰年号自1450年起，1456年哥哥朱祁镇复辟后的年号改称‘大顺’）。参阅桃溪客语、中国艺术家徵略、明史。
供春(约1506—1566)，又称龚春。正德嘉靖年间人，生卒不很确切。原为宜兴进士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名仕，字克学，与苏州唐伯虎等友善。吴颐山正德甲戌年（1514年）进士，后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据记载，吴颐山未中进士前，读书宜兴金沙寺（在今宜兴湖滏镇）。书僮供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就是树上突起带凹的疤、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都叫它‘供春壶’。当时及后代的许多制壶大师都争相仿制，这些茶壶成就了后来名闻遐迩的宜兴紫砂壶。‘供春壶’在明朝‘万历’时代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宜兴的紫砂壶从粗糙的手工艺品发展到工艺美术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历代的文献也是这样的记载，历来宜兴的紫砂名家高手，仿制供春壶的人很多的，我们从各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明代的黄玉麟、江案清，还有当代的汪寅仙、徐汉棠等等，都对供春壶做过研究，做过仿制。自明代供春模仿老银杏树瘿制成‘供春壶’而闻名后，相继出现的制壶大师有明万历的董翰、赵梁、文畅、时朋‘四大家’，后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妙手’。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宜兴紫砂的成熟时期，众名家中，以时大彬（1573－1648）最负盛名，时大彬生活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初年，是著名的紫砂壶艺大师时朋的儿子，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的制法，完全改用槌片、围圈、打身筒的成型法和泥片镶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个飞跃，他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接那种凭空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时大彬制壶，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友泉，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名士衡。徐友泉自小拜时大彬为师，他有着造型艺术方面的天才。他对紫砂工艺在泥色品种的丰富多彩方面有杰出的贡献。擅作仿古铜器壶，手工精细，壶盖与壶口能够密不透风。他所制的长爪兽的形态，亦是仿青铜器的形制，所以特别有古拙味道，非同凡响。
惠孟臣（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代天启到清代康熙年间，荆溪人，著名壶艺名家，以擅制小壶驰名于世。惠孟臣壶艺出众，独树一帜，作品以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所制茗壶大者浑朴，小者精妙。善于配制多种调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壶式有圆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圆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壶最具影响，十七世纪末外销欧洲各地，对欧洲早期的制壶业影响很大。据说安妮皇后在定制银质茶具时，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壶。孟臣所造小壶大巧若拙，怡人心目，后世称为‘孟臣壶’，这种小壶特别适合于沏饮乌龙茶，因而风靡南国。后期专制朱砂几何形小壶，造型奇、体积小、工艺精。这种壶式为后世水平壶的前身。孟臣壶工艺手法极洗练，富节奏感，尤其是壶的流嘴，不论长或短，均刚直劲拔，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壶体光泽莹润，胎薄轻巧，线条圆转流畅，成为孟臣壶突出的风格特征。
被后世茶人推崇的‘孟臣壶’，之所以能风靡南国，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因为小巧有利于‘把玩’；二是，因为小巧可利于人少时‘随泡随饮’（大壶泡茶太多，人少喝不完，茶汤搁久会变凉及氧化）；三是，因为小巧可利于‘省水省茶节能’（例如潮州人在喝茶之时，有添客人到来会更换茶叶之‘茶礼’习俗，换掉一小壶劲道渐消的乌龙还不算太浪费，如果用的是大壶）。此三个原因一项与艺术品位、个人审美有关，一项与茶理（茶性）有关，一项与茶礼有关。其实深究工夫茶之茶艺的诞生，主要还是与茶人对茶理（茶性）的体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方人‘煞费苦心’的‘请君入瓮’‘严刑逼供’就是为了榨取‘颇费工夫造出的乌龙’的‘龙髓’。涪陵榨菜，三榨出龙涎；乌龙茶，七泡有余香。
历代紫砂艺人在制壶过程中，他们的人文修养与个性，也会融合于他的紫砂作品之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
尽管，‘以艺术推动茶艺’的古代工艺大师们令人无比敬佩；可是，附庸风雅的近代茶人却又让人不以为然。因为，工夫茶茶艺及其茶器自从孕育之初，就被打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功利思想’的烙印。当然，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苛求古人，毕竟他们凭借‘茶理’把‘工夫茶’推到了中国饮茶艺术的极致。
古代茶器制作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工夫茶茶艺’，也促成了掺茶艺术从茶艺中分离及独立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长嘴壶算什么茶器哩！不过是一把盛开水铜壶而已。如若真有人这么说，我便会问他：“陆羽时代的二十四器中的熟盂、畚、札、涤方、巾、具列等等算茶器么？不过是盛开水的、贮碗的、洗碗的、抹碗的。蔡襄时代的汤瓶算茶器么？不过是烧开水的东西。潮汕人的‘砂铫’算茶器么？也不过是烧开水的。
存在的既是合理的，既然出现茶事活动中，且主要用于茶事的器具，皆当视为茶器。
在茶事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物象皆当为引导个体与群体趋向合谐服务。但是如果饮茶的环境过于繁琐反倒不利于饮者修炼或是感悟。因此，在于茶道而言，其茶器等物象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两点：养身与修身。
茶事之制器与普通餐饮之器皿大同小异，因其处在茶事之中，常有寓意之用，故不可信手拈来。因其承载事理，而称其‘茶道器’。
例如在日本茶道中：其‘抹茶道’追求‘禅茶一味’与‘侘’的意境，必然选用古朴简约的黑陶茶具，用以弱化外物对内心清净的干扰；其‘煎茶道’为了让客人在品茗的同时还能怡心，会在等候席等周围布置笔、墨、纸、砚、印谱等茶事辅助器物，用调和的美来营造和谐的氛围来做修身养性的手段。
在中国，中国古典文人茶之‘大礼茶器具’故其设计的别有用心。大礼茶的‘器’是带有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茶器，它造型大气庄重，是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人文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器——礼器、乐器、茶器。
大礼茶之‘四海一统’的社会情感与国家意识且先不说，干茶经过三遍‘浸润、洗涤’、再入成汤盆中最后融成茶汤，是建立在茶理之上的。沸水先入汤冷之中初步降温，再入海碗之中（海碗的浅而阔的器形会较快的散热），使水温降至适宜，如果饮用银针、毛尖之类的新芽，可以在温水或凉开水进行洗茶，用漏勺将茶叶捞出转移之别的盆中，可适当除去灰尘与部分白毫。（毛尖茶相较于大叶茶的缺点就是，茶汤不够明净，茶汤中少一点儿悬浮的白毫，会变得更明澈。其实，有时中高档的绿茶有时被部分商家人为混入极细的灰尘以掺假增重获利。）；如果饮用较老的开面连梗乌龙茶类，可以在‘三国归晋’环节预热成汤盆，这样，洗茶的水温可比毛尖茶的高一些。把成汤盆中的茶汤转移到‘献茶壶’中既便于公道分茶，又可控制茶叶精华素溶出的进程。
再说大礼茶茶艺的寓意，在‘四海’中进行‘芳茗三浴’传达了‘茶浴其身，人浴其心’。像我等‘肉眼凡胎’难以达到‘惠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还是像神秀（尽管，他是个人格低劣的家伙）主张的那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四海’之中竖立‘大筒’，除了寓意祖国大一统，还配合‘五色插花’来表明中华民族是有亲和力、包容力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
大礼茶道器具在另一章中有专门讲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追求茶道的高远境界必须有茶器的大气庄重做基础，就好比建造摩天大楼必须要把桩基打到比较硬实的‘中风化’的岩石层中，有谁能建造空中阁楼呢？如果有人说空中阁楼确实存在，我也认同，大概就是空间站、太空船吧？
小序
陈香白之‘七义理’虽不提茶器，然茶器之要义大焉。
茶道之于世人，或隐或显，皆在乎茶器之里外也。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会有不同观点。
苏轼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后来，世人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座庐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坐在神舟六号上的杨利伟是‘亲眼’看见‘地球是圆的’第一个中国人，为什么？那一天，他摆脱了地球的引力。杨利伟看到的地球很大，因为他离得近；阿姆斯特朗看到的地球很小，因为他离得远。
但有偏颇者，终生陶然于壶里乾坤，而不曾放眼去看外面的世界，以致被‘工夫’二字所误，把潮汕工夫茶当成中国三位一体的茶道。
且不说，在日本，‘抹茶道’崇尚简约朴素的黑陶茶具，而不用舶来的精美唐物，其意义即在于：通过茶器以及茶室的风格来申明‘廉简育德’的茶道思想。
就说‘潮汕工夫茶’，其茶艺是建立在茶理的基础上的。
就泡法乃至茶道而言，‘茶艺、茶理离开茶器也能实现’是不可想象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兹事体大。是故，特立论成篇。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的东西既指‘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或说人类意识对自然的反映，又是指人类的思维活动产生的情感等精神意识；‘形而下’的东西则是指具体的，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的东西，比如：器物、人、动物、植物、水、火、风、茶叶、茶器、茶桌等。
中国有个谚语叫‘民以食为天’，又有个谚语叫‘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个谚语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随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开门七件事都随之而进步。在现代中国大多地区，柴已被石油气、天然气和煤气等所取代。米、油、盐、酱、醋、茶仍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饮茶之事’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又被特别列为‘茶文化’而闻名于世。因为‘开门七件事’中的‘茶事’被人们赋予更多的精神寄托，而茶事之器具则更讲究，不仅要设计的科学合理，而且还要有文化内涵。
论语卫灵公中有“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经常被老百姓引用的典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典故如果代入茶道中，则可这样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茶事也，制其茶器之精者，友其茶人之诚者。”
茶道不是玄学，是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以物说事，以事论理的学问。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简单不简单，就看你是否上心。人上心了，所为之事物便‘精’了。早在唐代的茶经中，陆羽便精心设计了适于贮茶、烹茶、品饮的二十四器（二十八、九件)，于是，天下就茶道大行了。
茶器，或称茶具亦可。茶具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茶具’可如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狭义之茶具主要指为饮茶之用所造之煮水、煎、点、泡茶、盛茶之器具。唐宋以来的制造饮茶器具的材料上主要是陶瓷和金属。现代茶具可分为陶瓷茶具、玻璃茶具、金属茶具、竹木茶具、漆器茶具和玉石茶具等几大类。
陶瓷茶具的品种很多，其中主要的有：黑瓷茶具、青瓷茶具、白瓷茶具、彩瓷具、紫砂陶等等。这些茶具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一页。
在现代，玻璃器皿有较大的发展。玻璃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外形可塑性大，形态各异，用途广泛，玻璃杯泡茶，茶汤的鲜艳色泽，茶叶的细嫩柔软，茶叶在整个冲泡过程中的上下穿动，叶片的逐渐舒展等，可以一览无余，可说是一种动态的艺术欣赏。特别是冲泡各类名茶，茶具晶莹剔透。杯中轻雾缥缈，澄清碧绿，芽叶朵朵，亭亭玉立，观之赏心悦目，别有风趣。而且玻璃杯价廉物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是玻璃器具比陶瓷更烫手，还更容易破碎。
中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水、煮茶合用的‘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铫子’。最早中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煮食物。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鍑、锅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
自秦、汉、六朝，茶叶作为饮料已渐成风尚，从唐代以后干茶成饮的方式从‘瀹煮’到‘点茶’到‘泡茶’一路走来。（瀹茗——古人或称烹茶或称煎茶，都是在炉火之上行炊事；在现代，网络上常会有人在文章里用‘瀹茗、瀹茶’来称泡茶，其实那是作者在‘玩文儿’，或说卖弄或者干脆说是在蹂躏文字。）
随着茶艺的发展，茶器制作也在发展。茶具也逐渐从与其它饮具共享中分离出来。大约到南北朝时，我国出现了包括饮茶器皿在内的金属器具。到隋唐时，金属器具的制作达到高峰，金、银、铜、铁、锡等金属茶具皆有制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一套由唐僖宗供奉的鎏金茶具，可谓是金属茶具中罕见的稀世珍宝。但从宋代开始，古人对金属茶具褒贬不一。元代以后，特别是从明代开始，随着茶类的创新，饮茶方法的改变，以及陶瓷茶具的兴起，才使金属茶具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锡、铁等金属制作的茶具，用它们来煮水泡茶，被认为会使‘茶味走样’，以致很少有人使用。但用金属制成贮茶器具，如锡瓶、锡罐等，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金属贮茶器具的密闭性要比纸、竹、木、瓷、陶等好，具有较好的防潮、避光性能，这样更有利于散茶的保存。因此，用锡制作的贮茶器具，至今仍流行于世。
唐代，陆羽茶道之主器乃是其‘鍑’，‘鍑’以生铁或银为之，既为煮水之器，又为煎茶成汤饮之器。宋代，蔡襄茶道之主器乃是汤瓶与茶盏。明代，许次纾之茶道主器有汤铫、茶注、茶瓯。
中国宋代茶人对于茶理的研究与唐代相比，其实并无什么实质的进步（尽管，茶叶制作已有白茶、绿茶、红茶等分野），其时代的成就主要是与‘点茶’相配套的的茶器制作稍有发展。
自从元代，蒙古人废除科举制度，汉族的文人士子被压制。压抑的汉人，把内心的精神寄托更多的转向文艺与手工艺领域。茶器制作的大发展，还得益于明代的饮茶法的革命。
‘前茶艺’（茶叶制作工艺）的全面发展，茶人更加注重散茶的炒制手法，而饮者则开始在意茶叶的造型及香味与汤色；‘后茶艺’的革命加上部分文人对‘茶情’的特别追求等因素共同影响并推动明代的茶器制作的大发展。
到了明朝中叶，‘撮泡’之法在中国广泛的流行及分化（‘芽茶点盏’与‘小壶闷沏’），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后，一部分能工巧匠独立于‘大型手工工场’之外，专门从事唯美的手工艺产品制作。进步的社会分工不仅让工艺美术从传统手工艺中独立，也造就出许多著称于当世的工艺美术大师，例如时大彬、惠孟臣等。
宜兴紫砂陶是集陶瓷工艺和器皿造型、雕塑、绘画、书法、文学、金石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它始于北宋，盛于明清。
紫砂茶具属陶器茶具的一种。它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大多为紫砂，亦有红砂、白砂。成陶火侯在1100—1200摄氏度，无吸水性，音粗韵长。它耐寒耐热，泡茶无熟汤味，能保真香，且传热缓慢，不易烫手，用它炖茶，也不会爆裂。因此，历史上曾有‘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但美中不足的是，用紫砂壶泡茶较难欣赏到茶叶的美秒姿态。
紫砂器以器型，泥色和儒雅风采取胜。其器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千变万状。紫砂器的泥色有多种，除去主要的朱泥、紫砂泥外，尚有白泥、乌泥、黄泥、松花泥等各种色泽，紫砂器不挂釉，而是充分利用泥本色，烧成后色泽温润，古雅可爱，紫砂器面还具有亚光效果，既可减弱光能的反射，又能清晰地表现器物形态、装饰与自身天然色泽的生动效果。紫砂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似，以至文人深爱笃好、以坯当纸，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据不完全统计，依据实物可考，从明正德（公元1506年）开始，至清宣统（公元1911年）止，以各种形式参与紫砂陶瓷设计、创作的著名学者、诗人、艺术家不下九十余人。这种情况，各代相延，因此，紫砂陶从形、质、色、神、气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儒雅风韵。
北宋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说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说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刚开始兴起的情景。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分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首创，已无从考证。但从确切有文字记载而言，较早的、具有相当工艺水平的的紫砂茶壶是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宜兴紫砂壶艺的开创者大约是宜兴‘金沙寺僧’（有成熟澄练泥料之法）；其开拓者是‘供春’（以器形审美意识见长）；其工艺创新者是‘时大彬’（发明了‘泥片镶接成型法’）。
明代，‘金沙寺僧’，制陶名手。佚名。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鼎蜀镇约十余里。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较难查考，以其后来者‘供春’推断，大约在景泰或大顺年间（1450－1465，‘景泰’是弟弟朱祁钰年号自1450年起，1456年哥哥朱祁镇复辟后的年号改称‘大顺’）。参阅桃溪客语、中国艺术家徵略、明史。
供春(约1506—1566)，又称龚春。正德嘉靖年间人，生卒不很确切。原为宜兴进士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名仕，字克学，与苏州唐伯虎等友善。吴颐山正德甲戌年（1514年）进士，后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据记载，吴颐山未中进士前，读书宜兴金沙寺（在今宜兴湖滏镇）。书僮供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就是树上突起带凹的疤、瘤）的形状做了一把壶，并刻上树瘿上的花纹。烧成之后，这把壶非常古朴可爱，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都叫它‘供春壶’。当时及后代的许多制壶大师都争相仿制，这些茶壶成就了后来名闻遐迩的宜兴紫砂壶。‘供春壶’在明朝‘万历’时代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宜兴的紫砂壶从粗糙的手工艺品发展到工艺美术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历代的文献也是这样的记载，历来宜兴的紫砂名家高手，仿制供春壶的人很多的，我们从各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明代的黄玉麟、江案清，还有当代的汪寅仙、徐汉棠等等，都对供春壶做过研究，做过仿制。自明代供春模仿老银杏树瘿制成‘供春壶’而闻名后，相继出现的制壶大师有明万历的董翰、赵梁、文畅、时朋‘四大家’，后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妙手’。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宜兴紫砂的成熟时期，众名家中，以时大彬（1573－1648）最负盛名，时大彬生活在明万历至清顺治初年，是著名的紫砂壶艺大师时朋的儿子，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的制法，完全改用槌片、围圈、打身筒的成型法和泥片镶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个飞跃，他确立了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镶接那种凭空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时大彬制壶，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友泉，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名士衡。徐友泉自小拜时大彬为师，他有着造型艺术方面的天才。他对紫砂工艺在泥色品种的丰富多彩方面有杰出的贡献。擅作仿古铜器壶，手工精细，壶盖与壶口能够密不透风。他所制的长爪兽的形态，亦是仿青铜器的形制，所以特别有古拙味道，非同凡响。
惠孟臣（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代天启到清代康熙年间，荆溪人，著名壶艺名家，以擅制小壶驰名于世。惠孟臣壶艺出众，独树一帜，作品以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所制茗壶大者浑朴，小者精妙。善于配制多种调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壶式有圆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圆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壶最具影响，十七世纪末外销欧洲各地，对欧洲早期的制壶业影响很大。据说安妮皇后在定制银质茶具时，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壶。孟臣所造小壶大巧若拙，怡人心目，后世称为‘孟臣壶’，这种小壶特别适合于沏饮乌龙茶，因而风靡南国。后期专制朱砂几何形小壶，造型奇、体积小、工艺精。这种壶式为后世水平壶的前身。孟臣壶工艺手法极洗练，富节奏感，尤其是壶的流嘴，不论长或短，均刚直劲拔，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壶体光泽莹润，胎薄轻巧，线条圆转流畅，成为孟臣壶突出的风格特征。
被后世茶人推崇的‘孟臣壶’，之所以能风靡南国，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因为小巧有利于‘把玩’；二是，因为小巧可利于人少时‘随泡随饮’（大壶泡茶太多，人少喝不完，茶汤搁久会变凉及氧化）；三是，因为小巧可利于‘省水省茶节能’（例如潮州人在喝茶之时，有添客人到来会更换茶叶之‘茶礼’习俗，换掉一小壶劲道渐消的乌龙还不算太浪费，如果用的是大壶）。此三个原因一项与艺术品位、个人审美有关，一项与茶理（茶性）有关，一项与茶礼有关。其实深究工夫茶之茶艺的诞生，主要还是与茶人对茶理（茶性）的体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方人‘煞费苦心’的‘请君入瓮’‘严刑逼供’就是为了榨取‘颇费工夫造出的乌龙’的‘龙髓’。涪陵榨菜，三榨出龙涎；乌龙茶，七泡有余香。
历代紫砂艺人在制壶过程中，他们的人文修养与个性，也会融合于他的紫砂作品之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
尽管，‘以艺术推动茶艺’的古代工艺大师们令人无比敬佩；可是，附庸风雅的近代茶人却又让人不以为然。因为，工夫茶茶艺及其茶器自从孕育之初，就被打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功利思想’的烙印。当然，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苛求古人，毕竟他们凭借‘茶理’把‘工夫茶’推到了中国饮茶艺术的极致。
古代茶器制作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工夫茶茶艺’，也促成了掺茶艺术从茶艺中分离及独立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长嘴壶算什么茶器哩！不过是一把盛开水铜壶而已。如若真有人这么说，我便会问他：“陆羽时代的二十四器中的熟盂、畚、札、涤方、巾、具列等等算茶器么？不过是盛开水的、贮碗的、洗碗的、抹碗的。蔡襄时代的汤瓶算茶器么？不过是烧开水的东西。潮汕人的‘砂铫’算茶器么？也不过是烧开水的。
存在的既是合理的，既然出现茶事活动中，且主要用于茶事的器具，皆当视为茶器。
在茶事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物象皆当为引导个体与群体趋向合谐服务。但是如果饮茶的环境过于繁琐反倒不利于饮者修炼或是感悟。因此，在于茶道而言，其茶器等物象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两点：养身与修身。
茶事之制器与普通餐饮之器皿大同小异，因其处在茶事之中，常有寓意之用，故不可信手拈来。因其承载事理，而称其‘茶道器’。
例如在日本茶道中：其‘抹茶道’追求‘禅茶一味’与‘侘’的意境，必然选用古朴简约的黑陶茶具，用以弱化外物对内心清净的干扰；其‘煎茶道’为了让客人在品茗的同时还能怡心，会在等候席等周围布置笔、墨、纸、砚、印谱等茶事辅助器物，用调和的美来营造和谐的氛围来做修身养性的手段。
在中国，中国古典文人茶之‘大礼茶器具’故其设计的别有用心。大礼茶的‘器’是带有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茶器，它造型大气庄重，是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人文思想的‘三位一体的器——礼器、乐器、茶器。
大礼茶之‘四海一统’的社会情感与国家意识且先不说，干茶经过三遍‘浸润、洗涤’、再入成汤盆中最后融成茶汤，是建立在茶理之上的。沸水先入汤冷之中初步降温，再入海碗之中（海碗的浅而阔的器形会较快的散热），使水温降至适宜，如果饮用银针、毛尖之类的新芽，可以在温水或凉开水进行洗茶，用漏勺将茶叶捞出转移之别的盆中，可适当除去灰尘与部分白毫。（毛尖茶相较于大叶茶的缺点就是，茶汤不够明净，茶汤中少一点儿悬浮的白毫，会变得更明澈。其实，有时中高档的绿茶有时被部分商家人为混入极细的灰尘以掺假增重获利。）；如果饮用较老的开面连梗乌龙茶类，可以在‘三国归晋’环节预热成汤盆，这样，洗茶的水温可比毛尖茶的高一些。把成汤盆中的茶汤转移到‘献茶壶’中既便于公道分茶，又可控制茶叶精华素溶出的进程。
再说大礼茶茶艺的寓意，在‘四海’中进行‘芳茗三浴’传达了‘茶浴其身，人浴其心’。像我等‘肉眼凡胎’难以达到‘惠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还是像神秀（尽管，他是个人格低劣的家伙）主张的那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四海’之中竖立‘大筒’，除了寓意祖国大一统，还配合‘五色插花’来表明中华民族是有亲和力、包容力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
大礼茶道器具在另一章中有专门讲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追求茶道的高远境界必须有茶器的大气庄重做基础，就好比建造摩天大楼必须要把桩基打到比较硬实的‘中风化’的岩石层中，有谁能建造空中阁楼呢？如果有人说空中阁楼确实存在，我也认同，大概就是空间站、太空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