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的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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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写纪念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大多以亲身经历证明恢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而改变人生，也论证知识能改变命运。但我却要说，1977年我高考落榜了，而且分数都不知道，但我的感激之情却至今没有减褪。
恢复高考，是我国科学教育和招生考试现代化史上的光辉开篇，是十年动乱后拨乱反正的大事件。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据说中央有关部门经过44天的争论，教育部终于在当年的10月，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7年，当恢复高考从向往变为现实的时候，我所在的区（县的派出机构）中学，主动把全区愿意参加高考的历届高中生召集回校进行集中辅导。在两个多月的辅导中，学校没有收一分钱的补习费，还免费给往届毕业生提供住宿等条件，那时的学校更没有什么奖金、补课费、代课费、晚自习费等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高考排名与功利挂钩，有的只是对山区农家子弟的的关爱。许多出身大城市，文革初期毕业于名牌院校的毕业生被”发配”到我所在的戴帽高中任教。不仅全心全意地讲授知识，同时也现身说法介绍他们文革前如何参加高考的经验，有的老师还悉心照顾困难学生的生活。
学校不仅召回愿意参加高考的往届高中生回校复习，同时还组织了一批高中一年级的“尖子生”参考（那时农村高中只读两年），我有幸破格报名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也从所在的高中一年级抽出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高考复习班。当时根本没有高考应试经验也没有高考参考资料，学校组织一位老师和两名学生写范文（示范作文），其中我也被点了将。记得我写的是题为“忠诚教育事业的好老师”的记叙文，被校革委主任（那时相当于校长）亲自在礼堂兼食堂的复习大课堂上讲评，经主任一番赞赏后，还安排老师抄大贴在礼堂兼食堂的墙上，大多数学生还摘抄传阅。在当时缺乏书籍资料的年代，我的作文也成了饿不择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7年12月10日，我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所在的区场上开设了高考场。组织高考成为我所在的区场上严肃而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头等大事。记得第一场考语文，有位老师在监考时无意中拿起一份多余的试卷正在看时，被一群巡视领导当场训斥警告。我在公社小学附设初中读书时的入团介绍人（一位比较走红的老师）因受重用抽调到区上来监考，却因抽空抄作文题目被当场驱赶回去，据他自己后来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一直倒霉不顺”
那年，我们区考了好几个大学生，但我作为“尖子生”却榜上无名，还是1978年才正式考上大学。后来我从老婆处得知，她与我一样在川南一所中学也作为高一学生参加了高考，也不知道考分，更没有被录取，同样也是1978年再次高考后才成为了我的同窗。后来我从更多的人那里知道，1977年组织高一的“尖子生”参加高考，不是哪一个学校的行为，也不是哪一个区，哪一个县的行为，而是当时四川省教育系统的统一安排，目的是让象我一样的高一学生提前感受高考氛围，提前积累经验。足见当时经过十年文革内乱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良苦用心。所以我至今感到感激不已。后来时兴办重点中学以后，我崇拜的老师们，纷纷被调往地、县重点中学任教，有的人还担任了地、县重要领导职务。这也证明了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的中国社会，对知识对人才的需求是何等的迫切。
凡写纪念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大多以亲身经历证明恢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而改变人生，也论证知识能改变命运。但我却要说，1977年我高考落榜了，而且分数都不知道，但我的感激之情却至今没有减褪。
恢复高考，是我国科学教育和招生考试现代化史上的光辉开篇，是十年动乱后拨乱反正的大事件。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据说中央有关部门经过44天的争论，教育部终于在当年的10月，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7年，当恢复高考从向往变为现实的时候，我所在的区（县的派出机构）中学，主动把全区愿意参加高考的历届高中生召集回校进行集中辅导。在两个多月的辅导中，学校没有收一分钱的补习费，还免费给往届毕业生提供住宿等条件，那时的学校更没有什么奖金、补课费、代课费、晚自习费等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高考排名与功利挂钩，有的只是对山区农家子弟的的关爱。许多出身大城市，文革初期毕业于名牌院校的毕业生被”发配”到我所在的戴帽高中任教。不仅全心全意地讲授知识，同时也现身说法介绍他们文革前如何参加高考的经验，有的老师还悉心照顾困难学生的生活。
学校不仅召回愿意参加高考的往届高中生回校复习，同时还组织了一批高中一年级的“尖子生”参考（那时农村高中只读两年），我有幸破格报名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也从所在的高中一年级抽出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高考复习班。当时根本没有高考应试经验也没有高考参考资料，学校组织一位老师和两名学生写范文（示范作文），其中我也被点了将。记得我写的是题为“忠诚教育事业的好老师”的记叙文，被校革委主任（那时相当于校长）亲自在礼堂兼食堂的复习大课堂上讲评，经主任一番赞赏后，还安排老师抄大贴在礼堂兼食堂的墙上，大多数学生还摘抄传阅。在当时缺乏书籍资料的年代，我的作文也成了饿不择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7年12月10日，我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所在的区场上开设了高考场。组织高考成为我所在的区场上严肃而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头等大事。记得第一场考语文，有位老师在监考时无意中拿起一份多余的试卷正在看时，被一群巡视领导当场训斥警告。我在公社小学附设初中读书时的入团介绍人（一位比较走红的老师）因受重用抽调到区上来监考，却因抽空抄作文题目被当场驱赶回去，据他自己后来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一直倒霉不顺”
那年，我们区考了好几个大学生，但我作为“尖子生”却榜上无名，还是1978年才正式考上大学。后来我从老婆处得知，她与我一样在川南一所中学也作为高一学生参加了高考，也不知道考分，更没有被录取，同样也是1978年再次高考后才成为了我的同窗。后来我从更多的人那里知道，1977年组织高一的“尖子生”参加高考，不是哪一个学校的行为，也不是哪一个区，哪一个县的行为，而是当时四川省教育系统的统一安排，目的是让象我一样的高一学生提前感受高考氛围，提前积累经验。足见当时经过十年文革内乱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良苦用心。所以我至今感到感激不已。后来时兴办重点中学以后，我崇拜的老师们，纷纷被调往地、县重点中学任教，有的人还担任了地、县重要领导职务。这也证明了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的中国社会，对知识对人才的需求是何等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