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功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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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广义上说，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积累、传承与发展的软性载体，人性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狭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命运更是与教育息息相关。教育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国民智，国民智，则国家盛；教育衰，则文化衰，文化衰，则国民愚，国民愚，则国家亡！教育的功用不言而喻，仿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并且无可替代，可现如今负责教育的机构却经常错用教育的方法，误人子弟，或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忽视了教育在国家长久发展，乃至在人类长久发展中的作用。
一、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目前，人们最熟悉的两种教育方式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大体上不失其透明性和公正性，渐渐成为一种主导趋势。但是，人们在强调应试教育的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教育的精髓和目的——提升人类的素质，促进文明的发展。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一台记忆的机器，逼迫其大量背诵各类数据和文字，以便于应付考试，考试之后，所背诵的东西烟消云散。英国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曾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应试教育下来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学生被应试教育的模式浇灌成一台冷冻机，具有一些冰冷的知识和功利的眼光，缺少的是热烈的生活态度和救世情怀。
在当今社会，为了适应大众的文化层次，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无法立刻过渡到素质教育，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加入提升个人素质的文化养分，然后随着世界公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由应试教育渐渐过渡到自由度很高的素质教育。理所当然，这种文化养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台有用的机器，但是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爱因斯坦警告人们说：“过渡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也曾说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的教育，首先要注重培养“做人”的品质，然后才是培养“做事”的能力。
功过两分的教育家蔡元培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来看，无论是人们如今所热点探讨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还是爱因斯坦等伟人所担忧的教育危机等问题，古人早已认真思考过，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多书籍帮助个人塑造良好的品格，像“蒙学丛书”中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前的教育严格要求儿童在五六岁前都要熟读并背诵这些经典书籍。背诵这些书籍，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教育儿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培养他们为生民立命的大格局气度，并能帮助他们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等知识上打好基础，有利于以后整体而全面的教育进展。如今的教育缺少了这一环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怪谬的社会现象：已读大学本科的高材生，在应试教育的洪流中，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不知道自己对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何在，甚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到了硕士求学阶段，高材生所存在的问题和本科阶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有所提升，赚取面包的能力有所提升；到了博士阶段，许多学生才有些意识到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人生滋润的价值，然后回头研读昔日儿童所读的这些启蒙书籍。于是，以前作为普世文化的启蒙丛书，竟然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才会涉猎的文化精粹，这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
因此，当今时代，对中国来说，乃至对华人界，对全球人们来说，恢复诵读经典书籍的运动有待于发起和发扬，以全面弥补现在应试教育的弊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对全球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蒙学丛书
三、中国教育落后的历史原因
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其总纲即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了保证此总纲的顺利实施，礼记。学记继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学制体系、管理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像其中的“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藏息相辅”、“善喻”等主题思想，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礼记。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比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早面世一千八九百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教育相当重视，并且教育制度也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
虽然中国古人早已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可两千多年发展下来，现在的中国在教育上却相当落后，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例相当之低。即便是弊端很多的应试教育，在中国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考试舞弊事件时有发生。抢得机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在学校内能接受的知识也相当不自由，能接收知识的渠道也相当稀少，党化教育的狭隘性更让学生的眼界目光如豆。所以，四年教育下来，大学生学习到的真东西不多，而对塑造健全人格毫无用处的垃圾知识却积累不少，最后，大学生所谓的研究论文，即在大学四年内唯一的研究成果，必然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创新性的贡献。这样教育下来的结果，使得大学生大多沦为社会大流中的一滴水珠，毫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从而让社会的高等教育失去了本质意义。
中国的教育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这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明、清两朝的国内发展主流和对外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直接交锋。数次交锋中，中华文明均不堪一击，瞬间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由惊奇、惊愕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惊魂甫定，开始反思，以为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制胜之关键，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只注重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等硬件的模仿，缺少对现代化观念等软件的拷贝，由此埋下了中国教育开始乱象的伏机。洋务运动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人战前曾到中国海军军舰上参观，看到中国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就确定这种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观念，不能打仗。事实证明日本人的预测准确无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以绝对不输入对方武力装备的情况下，又是一败涂地。可见，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失败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是大脑中的现代化理念。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有远见的中国人已指出中国弊病的解决方法——中国的教育需要振兴。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序中写到：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乱本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员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这种有远见的呼吁，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就导致了康、梁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力求使中国在软件上，也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由于变法运动会严重损害守旧势力的利益，强大的守旧势力便形成一股逆流，瞬间冲垮了变法的阵营，最终，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血腥结局而告终。
戊戌变法的失败，暂时告诫了中国人，走自我改良的路子行不通，中华文明无法进行自我休整，以适应世界的潮流。绝望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西方，开始“全盘西化”希望能在西方列强的富国之道上找到可以借鉴或拿来即可用的方法策略。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国之智者仍不忘教育的重要性。中国近代思想家胡适在留美期间，就强调指明了中国教育提升的紧迫性，他说：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可在大儒胡适呼吁教育重要性的时候，中国正惨遭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国民认为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而不是普及教育。尽管胡适大力呼吁“教育救国论”可并没有引起国民的重视，所以，终胡适一生，他没有看到中国教育的复兴。胡适在晚年曾感叹，如果中国早些时间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那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国家困境就可以避免了。不仅中国的智者对教育的功用有清醒的认识，就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访问和讲学后，也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中国由于实业不发达，因而应该暂不主张社会主义，而是要开发中国资源，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的知识提高，到那时再采用社会主义。这些论断，在以后的事实验证中，都是准确无误。
“但开风气又为师”的教育家胡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在内忧外患的燃眉之急下，中国的主流人士皆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这种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逼迫中国人彻底摆脱古人一些教条理念的束缚，迅速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的教育家，如蔡元培、胡适等人，在拳拳爱国之心的感召下，无不提倡“全盘西化”1912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甚至制定教育法规，规定中国基础教育中废除中国经书课程，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几年之后，新青年杂志提出全面认同西方文化的战略，并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否认，这些做法在当时具有伟大的价值，但也有其强烈的时代局限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呈现出很严重的后遗症。
不言而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的文化宝藏皆在古文中，由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打到孔家店，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宝藏被尘封了。没有文化的养分，教育仿佛无根之木，很难开花结果。事实证明，在以后的教育发展中，由于没有中国的文化精髓作为滋润学生思想的养分，导致中国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毫无独立思想和国家责任感的干活工具，一些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也大多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劣等文化，西方的文化才是优质文化，用现代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讲，叫做“洋奴”思想，从而为西方列强的新型殖民和经济掠夺打下了伏笔。
因此，当今时代，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项紧迫且任重道远的事情。中国现代哲学家贺麟早在新文化运动过后没多久，就对中国文化所遭遇的波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分析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了儒家文化的僵化部分的躯壳和形式末节，以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学术、真意思，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的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也就是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的预备功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起点。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收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和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可见，时代运动的冲击和考验只能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生命力，当度过国家的危险期后，人们冷静的坐下来思考，自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拨乱反正的客观评价。
四、当今中国教育落后的直接原因
今天，救亡图存已不是中国的燃眉之急，但经济发展却一跃成为一切的中心，教育又被挤在了后面。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在大部分地区虽然得到了贯彻落实，但有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山村等地，教育的整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教育经费经常被无理挤占、挪用，致使一些学校的经营举步维艰，教育费用高昂，许多孩子被迫辍学。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光明正大地解释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些解释，国民不禁要发出疑问，中国的教育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理所当然，中国教育的不被重视自然导致了教育的相当落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现状更是江河日下，许久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并和我们极度鄙视的日本比较一下：
日本学者统计的中日教育水平差距
类别 比较
初级教育 中国落后85年
中等教育 中国落后75年
高等教育 中国落后70年
教育经费 中国落后65年
这些数据仿佛一记很重的耳光打在中国人的脸上，中国人时常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仅仅是自欺欺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口号，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落实。中国的教育相对于日本如此落后，原因无他，就是国家对教育没有足够重视的缘故。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的待遇普遍很差，有些地方拖欠工资的现象也很正常，这导致有能力、高素质的老师都转行从事别的工作了，而进入教师行业的人才，整体素质都比较低，以至于现在的中小学教师要么是没东西可倒给学生，要么是有东西倒出来，但倒不进去，没有教学的技巧。而大学老师呢？他们都在忙着写论文，出成果，或者以学校的名义四处拉项目赚钱，根本不把老师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考核标准不在这上面。这种现象导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毫无学术氛围，充斥着功利色彩和铜臭味。中国的教育前景真令人担忧。
由于中国的国民教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国民自然很难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政府就有了正当借口，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不高为理由，不放选举权给他们，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自然也没有落实好。而这种名不副实的民主乱象，还有待于教育去解决。正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说：“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国民绝对不容愚弄，愚民最终就是愚弄自己，欺骗自己，最终走向“自掘坟墓”的绝路。
五、中国教育文化的生命潜力
当今这个时代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感到鼓舞、感到兴奋的时代，因为互联网等媒体工具的惊人传播力，能让任何一种有利于人类向前发展的文化迅速普及，而中国的文化正是此类文化的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就曾说过：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而这位历史学家的预言，正逐渐变为现实。佛学界净空法师曾在安徽汤池小镇推行中国的儒家教育，使得整个小镇一派升平气象，人们彼此间互助关爱，幸福指数相当高，仿佛身处“大同世界”一般。净空法师曾总结说，儒家思想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再加上大乘佛法的因果教育，足以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格。目前，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中国的文化已有蓬勃发展，走向世界的趋势。教育机构如能好好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工具，用以普及中国的文化精髓，普及世界的优秀文化，提升人类整体的文化素质，那么，十几亿中国人，乃至几十亿地球人，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文盲，消除懵懂，以耕耘好播种大同世界种子的土壤。试想，如果教育搞好了，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提升了，便能更好得对社会的稳固发展进行监督，再加上统治者自我素质的提升，仿佛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哲学王一样，那这个世界自然就会越来越和谐，届时，无论是君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成为人类社会的外在形式，都是帮助大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立足现实，由于当下教育制度的缺陷，学生在学校里得不到足以滋润整个生命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对教育的狭隘观念有所改变，不要认为学校才是受教育的地方。美国人马克。吐温曾说：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教育是终身制，探索历史的真相、社会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需要我们主动为之。通过自发学习，提升自我素质，了解人类个体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从而认识到，我们人类只有消融自我，融入宇宙的大我，才能进入美丽新世界，享受未来“大同世界”的幸福。
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广义上说，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积累、传承与发展的软性载体，人性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狭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命运更是与教育息息相关。教育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国民智，国民智，则国家盛；教育衰，则文化衰，文化衰，则国民愚，国民愚，则国家亡！教育的功用不言而喻，仿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并且无可替代，可现如今负责教育的机构却经常错用教育的方法，误人子弟，或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忽视了教育在国家长久发展，乃至在人类长久发展中的作用。
一、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目前，人们最熟悉的两种教育方式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大体上不失其透明性和公正性，渐渐成为一种主导趋势。但是，人们在强调应试教育的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教育的精髓和目的——提升人类的素质，促进文明的发展。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一台记忆的机器，逼迫其大量背诵各类数据和文字，以便于应付考试，考试之后，所背诵的东西烟消云散。英国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曾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应试教育下来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学生被应试教育的模式浇灌成一台冷冻机，具有一些冰冷的知识和功利的眼光，缺少的是热烈的生活态度和救世情怀。
在当今社会，为了适应大众的文化层次，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无法立刻过渡到素质教育，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加入提升个人素质的文化养分，然后随着世界公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由应试教育渐渐过渡到自由度很高的素质教育。理所当然，这种文化养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台有用的机器，但是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爱因斯坦警告人们说：“过渡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也曾说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的教育，首先要注重培养“做人”的品质，然后才是培养“做事”的能力。
功过两分的教育家蔡元培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来看，无论是人们如今所热点探讨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还是爱因斯坦等伟人所担忧的教育危机等问题，古人早已认真思考过，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多书籍帮助个人塑造良好的品格，像“蒙学丛书”中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前的教育严格要求儿童在五六岁前都要熟读并背诵这些经典书籍。背诵这些书籍，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教育儿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培养他们为生民立命的大格局气度，并能帮助他们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等知识上打好基础，有利于以后整体而全面的教育进展。如今的教育缺少了这一环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怪谬的社会现象：已读大学本科的高材生，在应试教育的洪流中，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不知道自己对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何在，甚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到了硕士求学阶段，高材生所存在的问题和本科阶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有所提升，赚取面包的能力有所提升；到了博士阶段，许多学生才有些意识到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人生滋润的价值，然后回头研读昔日儿童所读的这些启蒙书籍。于是，以前作为普世文化的启蒙丛书，竟然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才会涉猎的文化精粹，这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
因此，当今时代，对中国来说，乃至对华人界，对全球人们来说，恢复诵读经典书籍的运动有待于发起和发扬，以全面弥补现在应试教育的弊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对全球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蒙学丛书
三、中国教育落后的历史原因
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其总纲即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了保证此总纲的顺利实施，礼记。学记继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学制体系、管理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像其中的“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藏息相辅”、“善喻”等主题思想，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礼记。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比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早面世一千八九百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教育相当重视，并且教育制度也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
虽然中国古人早已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可两千多年发展下来，现在的中国在教育上却相当落后，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例相当之低。即便是弊端很多的应试教育，在中国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考试舞弊事件时有发生。抢得机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在学校内能接受的知识也相当不自由，能接收知识的渠道也相当稀少，党化教育的狭隘性更让学生的眼界目光如豆。所以，四年教育下来，大学生学习到的真东西不多，而对塑造健全人格毫无用处的垃圾知识却积累不少，最后，大学生所谓的研究论文，即在大学四年内唯一的研究成果，必然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创新性的贡献。这样教育下来的结果，使得大学生大多沦为社会大流中的一滴水珠，毫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从而让社会的高等教育失去了本质意义。
中国的教育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这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明、清两朝的国内发展主流和对外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直接交锋。数次交锋中，中华文明均不堪一击，瞬间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由惊奇、惊愕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惊魂甫定，开始反思，以为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制胜之关键，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只注重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等硬件的模仿，缺少对现代化观念等软件的拷贝，由此埋下了中国教育开始乱象的伏机。洋务运动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人战前曾到中国海军军舰上参观，看到中国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就确定这种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观念，不能打仗。事实证明日本人的预测准确无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以绝对不输入对方武力装备的情况下，又是一败涂地。可见，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失败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是大脑中的现代化理念。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有远见的中国人已指出中国弊病的解决方法——中国的教育需要振兴。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序中写到：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乱本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员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这种有远见的呼吁，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就导致了康、梁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力求使中国在软件上，也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由于变法运动会严重损害守旧势力的利益，强大的守旧势力便形成一股逆流，瞬间冲垮了变法的阵营，最终，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血腥结局而告终。
戊戌变法的失败，暂时告诫了中国人，走自我改良的路子行不通，中华文明无法进行自我休整，以适应世界的潮流。绝望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西方，开始“全盘西化”希望能在西方列强的富国之道上找到可以借鉴或拿来即可用的方法策略。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国之智者仍不忘教育的重要性。中国近代思想家胡适在留美期间，就强调指明了中国教育提升的紧迫性，他说：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可在大儒胡适呼吁教育重要性的时候，中国正惨遭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国民认为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而不是普及教育。尽管胡适大力呼吁“教育救国论”可并没有引起国民的重视，所以，终胡适一生，他没有看到中国教育的复兴。胡适在晚年曾感叹，如果中国早些时间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那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国家困境就可以避免了。不仅中国的智者对教育的功用有清醒的认识，就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访问和讲学后，也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中国由于实业不发达，因而应该暂不主张社会主义，而是要开发中国资源，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的知识提高，到那时再采用社会主义。这些论断，在以后的事实验证中，都是准确无误。
“但开风气又为师”的教育家胡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在内忧外患的燃眉之急下，中国的主流人士皆大力提倡“全盘西化”这种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逼迫中国人彻底摆脱古人一些教条理念的束缚，迅速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的教育家，如蔡元培、胡适等人，在拳拳爱国之心的感召下，无不提倡“全盘西化”1912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甚至制定教育法规，规定中国基础教育中废除中国经书课程，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几年之后，新青年杂志提出全面认同西方文化的战略，并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否认，这些做法在当时具有伟大的价值，但也有其强烈的时代局限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呈现出很严重的后遗症。
不言而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的文化宝藏皆在古文中，由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打到孔家店，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宝藏被尘封了。没有文化的养分，教育仿佛无根之木，很难开花结果。事实证明，在以后的教育发展中，由于没有中国的文化精髓作为滋润学生思想的养分，导致中国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毫无独立思想和国家责任感的干活工具，一些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也大多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劣等文化，西方的文化才是优质文化，用现代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讲，叫做“洋奴”思想，从而为西方列强的新型殖民和经济掠夺打下了伏笔。
因此，当今时代，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项紧迫且任重道远的事情。中国现代哲学家贺麟早在新文化运动过后没多久，就对中国文化所遭遇的波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分析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了儒家文化的僵化部分的躯壳和形式末节，以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学术、真意思，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的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也就是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的预备功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起点。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收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和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可见，时代运动的冲击和考验只能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生命力，当度过国家的危险期后，人们冷静的坐下来思考，自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拨乱反正的客观评价。
四、当今中国教育落后的直接原因
今天，救亡图存已不是中国的燃眉之急，但经济发展却一跃成为一切的中心，教育又被挤在了后面。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在大部分地区虽然得到了贯彻落实，但有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山村等地，教育的整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教育经费经常被无理挤占、挪用，致使一些学校的经营举步维艰，教育费用高昂，许多孩子被迫辍学。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光明正大地解释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些解释，国民不禁要发出疑问，中国的教育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理所当然，中国教育的不被重视自然导致了教育的相当落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现状更是江河日下，许久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并和我们极度鄙视的日本比较一下：
日本学者统计的中日教育水平差距
类别 比较
初级教育 中国落后85年
中等教育 中国落后75年
高等教育 中国落后70年
教育经费 中国落后65年
这些数据仿佛一记很重的耳光打在中国人的脸上，中国人时常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仅仅是自欺欺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口号，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落实。中国的教育相对于日本如此落后，原因无他，就是国家对教育没有足够重视的缘故。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的待遇普遍很差，有些地方拖欠工资的现象也很正常，这导致有能力、高素质的老师都转行从事别的工作了，而进入教师行业的人才，整体素质都比较低，以至于现在的中小学教师要么是没东西可倒给学生，要么是有东西倒出来，但倒不进去，没有教学的技巧。而大学老师呢？他们都在忙着写论文，出成果，或者以学校的名义四处拉项目赚钱，根本不把老师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考核标准不在这上面。这种现象导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毫无学术氛围，充斥着功利色彩和铜臭味。中国的教育前景真令人担忧。
由于中国的国民教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国民自然很难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政府就有了正当借口，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不高为理由，不放选举权给他们，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自然也没有落实好。而这种名不副实的民主乱象，还有待于教育去解决。正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说：“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国民绝对不容愚弄，愚民最终就是愚弄自己，欺骗自己，最终走向“自掘坟墓”的绝路。
五、中国教育文化的生命潜力
当今这个时代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感到鼓舞、感到兴奋的时代，因为互联网等媒体工具的惊人传播力，能让任何一种有利于人类向前发展的文化迅速普及，而中国的文化正是此类文化的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就曾说过：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而这位历史学家的预言，正逐渐变为现实。佛学界净空法师曾在安徽汤池小镇推行中国的儒家教育，使得整个小镇一派升平气象，人们彼此间互助关爱，幸福指数相当高，仿佛身处“大同世界”一般。净空法师曾总结说，儒家思想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再加上大乘佛法的因果教育，足以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格。目前，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中国的文化已有蓬勃发展，走向世界的趋势。教育机构如能好好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工具，用以普及中国的文化精髓，普及世界的优秀文化，提升人类整体的文化素质，那么，十几亿中国人，乃至几十亿地球人，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文盲，消除懵懂，以耕耘好播种大同世界种子的土壤。试想，如果教育搞好了，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提升了，便能更好得对社会的稳固发展进行监督，再加上统治者自我素质的提升，仿佛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哲学王一样，那这个世界自然就会越来越和谐，届时，无论是君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成为人类社会的外在形式，都是帮助大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立足现实，由于当下教育制度的缺陷，学生在学校里得不到足以滋润整个生命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对教育的狭隘观念有所改变，不要认为学校才是受教育的地方。美国人马克。吐温曾说：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教育是终身制，探索历史的真相、社会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需要我们主动为之。通过自发学习，提升自我素质，了解人类个体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从而认识到，我们人类只有消融自我，融入宇宙的大我，才能进入美丽新世界，享受未来“大同世界”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