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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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当我们从历史的纵切面去观看人类文明的躯体所延伸的方向时，可以发现，文明的胚种确实早已在轴心时代孕育完成，后世文明大多是生发在这些胚种发育而成的大树上的枝梢，花叶，或者果实，无不带有“轴心时代”的印迹。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建构的哲学大树上，发散出麦加拉学派、库兰尼学派和犬儒学派等枝梢，又结出皮罗的怀疑主义、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等果实，而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更是衍生出了“柏拉图理念论”这根主枝，并结出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这个丰硕的果实，使西方人享用了两千多年。西方后来发展出的哲学系统，总是时不时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子；犹太教先知所建构的基督教思想，更是影响了西方上千年，从早期的教父哲学到近代的黑格尔哲学，无不同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缘起于释迦摩尼的佛教，发展到后来的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也无不是一枝数花，一花数果，流派之间可谓神髓相通，始点一样，终点也一样；至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现象则更加明显。老子而下，在庄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韩非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孙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孔子而下，在子思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在孟子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到了宋明时期，在理学诸家身上，甚至能看到释迦摩尼、老子、孔子这三位圣者同时存在的影子中国后世思想系统的建构无不是基础于轴心时代的智慧。
雅斯贝尔斯还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句话相当具有举一反三、发人深省的价值。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外乎是对人性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对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探索，既然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只有一种，那么，对于人性、人类社会和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叙述，只要是探究到了究竟真实，都应该是相通相应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应该有所排斥，恰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由此看来，人类的历史文明这本大书，目录早已在“轴心时代”就确定好了，后世思想家只是继承轴心时代的文明，按照目录详细展开篇章，而所谓的创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主轴文明，结合时政之需，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系统。由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难免有重演的迹象，这就导致人类所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中，含义相似或相同之处甚多。
试拿中国作一个特例进行精细分析。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荣、兴衰、分合、战争、和平在这些历史潮流的低谷和高峰里，尘沙般的思想家尝试过各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探究过各种治理国家的路径，思考过各种统治人民的策略。思想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人踏过，每一条阡陌之路都被人走过，而这些思想领域中的无穷触角，无不可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被“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等轴心时代的思想所包容，所统摄，所提纲挈领。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的古书有25万种，由于战乱等原因，消失了大半，目前还有10万种。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让多少学者文人做了“白手下书帷”的书虫，一生耗力其中。有些博及古书的高明智者，悟透了中国古书的精神脉络，往往能从庞然书山中走出一条觉悟之路。历史学家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他也不得不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可见，有人作打油诗：“天下文章本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倒并非全是调侃之言。
公允地说，中国的文化领域中，一些自诩创新成果累累的所谓大家，深度挖掘一下，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当中含有古人的吉光片羽，点睛之笔，所谓的创新，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有些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奇思、你的佳句，你以为是你的，但是渊博之下，发现古人或世人早已先得你心，或某种程度的已经有所发明。正如罗马喜剧家德伦西的说法，天底下没有未曾被人先说过的话，我们以为话由自己说出，事实上是“掉”别人的，只是不知“掉”谁的而已。所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抱怨很多好句子已被前人先写出来了，心有未甘，因为这些好句子明明我苏东坡也可以写出，现在我写，人家就说我是抄袭了，为免背抄袭之名，只好引经据典了。当代大文豪钱钟书也有一个毛病，嘴里没自己的话，全部是“掉书袋”所以，有人开玩笑的说，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做小偷。
庄子中有一段话：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翻译成白话：
儒者盗墓时，也会用到诗与礼。大儒生传话下来说：“太阳已经出来了，事情进行得如何？”小儒生说：“裙子与上衣尚未脱下，口里还含着一颗珠子。”大儒生说：“诗上早就写着：‘青青的麦穗，生长在山坡上。生前不布施给人，死后又何必含珠！’抓着他的鬓发，按着他的胡须，你用铁锤敲他的下巴，慢慢拨开他的两颊，不要碰坏了口里的珠子。”
庄子这段话略显刻薄，意在讽刺儒家的读书人，讲一个大儒生带着小儒生去挖一个前辈读书人的坟墓，把他口里的珠子偷出来，据为己有。寓意是说，很多人今天所讲的话，都是古人吐的口水，他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变成自己的学识吹嘘，这就是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死人口里的宝珠。
清朝的大文学家纪晓岚很聪明，他说，思想道理早已被古人写完了，说光了，我无需再写了，只需将古人的文字编撰整理即可。所以，作为四库全书总攥官的纪晓岚，终其一生，只写过一本小书阅微草堂笔记，并且不是关于人事，而是关于神鬼怪异之事，其他时间都花在了编撰四库全书上。
今天的中国学人动辄否定传统文化，喜欢标新立异，大谈什么思想领域的创新之路，如果细究历史，却往往发现，他们所标榜的新路，前人早已走过，并且走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何新之有哉？即使是大儒名家，也难免会错把旧有的思想当成自己独创的新物。据说，有一次，胡适曾考证出陶弘景真诰一书中有许多处皆“窃取”于四十二章经，并以为自己发现了千年无人察觉的秘密。陈寅恪一听，即托傅斯年转告胡适，他的千年发现其实早就被朱熹发现了，只要细读朱子语类即可明白。大儒胡适者，亦不免有“孤陋寡闻”之错也，况他人乎？若是有些自大之人，自认为无所不通，独创出特有的智慧，从而大吹大擂，那可真就是夏虫不知寒冰，朝菌不知晦明，蟪蛄不知春秋，井底之蛙不知天大了，相当可笑。当今时代，人们如欲寻求生命中困惑的答案，翻开经典，只要细心，总能获得心满意足的收获。有些人很实在，自感古人智慧博大精深，需要找一根主轴贯穿，否则便会感到思想的庞杂和混乱，于是，或秉持孔孟之道，或信仰基督，或皈依佛法，或跟随某个兴趣相投的思想家，以“轴心时代”的思想之一作为中心主轴去梳理人生之路，仿佛一根主线贯穿散落的珍珠一般，顿感生命的空间豁然开朗，脑海的风波渐渐变成清楚的涟漪，一切困惑皆迎刃而解。当人们在所选择的文化方向上走得越远、越高之时，自能触类旁通，了解到各种文化其实本是一体，仅仅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后人的创新也不可全盘否定。在思想和智慧的表现形式上，每个时代的特色各有千秋，从诗歌到辞赋，从骈文到古文，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清代小说等等，不一而足。在思想文化的殿堂内，每个时代也都会出现一些承前启后的高人，仿佛在一种灵明状态下，如有神助，用那神来之笔挥洒出奇迹，像王羲之的兰亭序，李白的将进酒，苏东坡的赤壁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瑰宝珍品，闪耀于思想的天空，为后人带来许多思想的灵明和光亮。
后人的创新还体现在，结合时弊，把古人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帮助人类更好得生存。自古以来，人性的本质难变，愚痴的一面总是很相似，致使人类不停犯同样的错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了大量评判时势的文章，对事态的判断总是精准无误，别人问他何以能未卜先知，金庸说，阅读资治通鉴，就知道历史中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总喜欢重演悲剧，这好像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惯常定律。可见，领会先哲的智慧，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创新出对教化世人和安邦治国有所帮助的思想系统，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多么重要
行文至此，我对此书做一个声明，如果此书略微含有一些思想光芒的话，皆是因为我汲取了古今中外的智慧源泉，并在许多良师益友的指点和启发下，才能有此成效。我只是一个“编”书者，如果说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编”书的态度诚恳，力求精致，融合了我个人所判定的智慧精华，以期对世人有所启示和帮助。我自认为未来的人生使命，不是做一个像康德一样的原创哲学家，而是做一个像伏尔泰一样，宣扬人间真理，维护人间正义的思想家，退而求其次，做一个“文化商人”也不错，把人类的文化精粹包装完美，呈献给地球上的同胞。
历史学家黄仁宇
时代发展至今，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科技已翻天覆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当代的良知学人已经对梳理历史文化的脉络作出了创新贡献，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他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巨量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五百年看历史走向的大历史格局观”对指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这些前辈披沙拣金的工作上，我们新时代的学人应该承前启后，创新出有助于富国安民的成果，这仿佛是，前人在文化的沥青中提取出了“镭”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文化原子弹”发挥出文化的巨大魅力，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得益于文化的滋润。
站在先辈伟人的肩膀上，眺望人类发展的远方，我有一种豪情，自信自己的生命价值将在利益众生的心愿中化为一部部真善美的作品，抓住历史的契机，把古人智慧和时代的特色融为一体，播撒智慧的甘露，滋润大众的心灵，做利益众生的大公德！
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这些伟大的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当我们从历史的纵切面去观看人类文明的躯体所延伸的方向时，可以发现，文明的胚种确实早已在轴心时代孕育完成，后世文明大多是生发在这些胚种发育而成的大树上的枝梢，花叶，或者果实，无不带有“轴心时代”的印迹。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建构的哲学大树上，发散出麦加拉学派、库兰尼学派和犬儒学派等枝梢，又结出皮罗的怀疑主义、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等果实，而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更是衍生出了“柏拉图理念论”这根主枝，并结出了“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这个丰硕的果实，使西方人享用了两千多年。西方后来发展出的哲学系统，总是时不时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子；犹太教先知所建构的基督教思想，更是影响了西方上千年，从早期的教父哲学到近代的黑格尔哲学，无不同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缘起于释迦摩尼的佛教，发展到后来的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也无不是一枝数花，一花数果，流派之间可谓神髓相通，始点一样，终点也一样；至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现象则更加明显。老子而下，在庄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韩非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在孙子身上能看到老子的影子孔子而下，在子思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在孟子身上能看到孔子的影子，到了宋明时期，在理学诸家身上，甚至能看到释迦摩尼、老子、孔子这三位圣者同时存在的影子中国后世思想系统的建构无不是基础于轴心时代的智慧。
雅斯贝尔斯还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着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这句话相当具有举一反三、发人深省的价值。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外乎是对人性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对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探索，既然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只有一种，那么，对于人性、人类社会和人类在宇宙中存在价值的叙述，只要是探究到了究竟真实，都应该是相通相应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应该有所排斥，恰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由此看来，人类的历史文明这本大书，目录早已在“轴心时代”就确定好了，后世思想家只是继承轴心时代的文明，按照目录详细展开篇章，而所谓的创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主轴文明，结合时政之需，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系统。由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难免有重演的迹象，这就导致人类所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中，含义相似或相同之处甚多。
试拿中国作一个特例进行精细分析。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荣、兴衰、分合、战争、和平在这些历史潮流的低谷和高峰里，尘沙般的思想家尝试过各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探究过各种治理国家的路径，思考过各种统治人民的策略。思想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人踏过，每一条阡陌之路都被人走过，而这些思想领域中的无穷触角，无不可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被“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等轴心时代的思想所包容，所统摄，所提纲挈领。
有人做过统计，中国的古书有25万种，由于战乱等原因，消失了大半，目前还有10万种。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让多少学者文人做了“白手下书帷”的书虫，一生耗力其中。有些博及古书的高明智者，悟透了中国古书的精神脉络，往往能从庞然书山中走出一条觉悟之路。历史学家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他也不得不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可见，有人作打油诗：“天下文章本一家，你抄我来我抄他。”倒并非全是调侃之言。
公允地说，中国的文化领域中，一些自诩创新成果累累的所谓大家，深度挖掘一下，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当中含有古人的吉光片羽，点睛之笔，所谓的创新，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有些你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奇思、你的佳句，你以为是你的，但是渊博之下，发现古人或世人早已先得你心，或某种程度的已经有所发明。正如罗马喜剧家德伦西的说法，天底下没有未曾被人先说过的话，我们以为话由自己说出，事实上是“掉”别人的，只是不知“掉”谁的而已。所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抱怨很多好句子已被前人先写出来了，心有未甘，因为这些好句子明明我苏东坡也可以写出，现在我写，人家就说我是抄袭了，为免背抄袭之名，只好引经据典了。当代大文豪钱钟书也有一个毛病，嘴里没自己的话，全部是“掉书袋”所以，有人开玩笑的说，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做小偷。
庄子中有一段话：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翻译成白话：
儒者盗墓时，也会用到诗与礼。大儒生传话下来说：“太阳已经出来了，事情进行得如何？”小儒生说：“裙子与上衣尚未脱下，口里还含着一颗珠子。”大儒生说：“诗上早就写着：‘青青的麦穗，生长在山坡上。生前不布施给人，死后又何必含珠！’抓着他的鬓发，按着他的胡须，你用铁锤敲他的下巴，慢慢拨开他的两颊，不要碰坏了口里的珠子。”
庄子这段话略显刻薄，意在讽刺儒家的读书人，讲一个大儒生带着小儒生去挖一个前辈读书人的坟墓，把他口里的珠子偷出来，据为己有。寓意是说，很多人今天所讲的话，都是古人吐的口水，他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变成自己的学识吹嘘，这就是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死人口里的宝珠。
清朝的大文学家纪晓岚很聪明，他说，思想道理早已被古人写完了，说光了，我无需再写了，只需将古人的文字编撰整理即可。所以，作为四库全书总攥官的纪晓岚，终其一生，只写过一本小书阅微草堂笔记，并且不是关于人事，而是关于神鬼怪异之事，其他时间都花在了编撰四库全书上。
今天的中国学人动辄否定传统文化，喜欢标新立异，大谈什么思想领域的创新之路，如果细究历史，却往往发现，他们所标榜的新路，前人早已走过，并且走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何新之有哉？即使是大儒名家，也难免会错把旧有的思想当成自己独创的新物。据说，有一次，胡适曾考证出陶弘景真诰一书中有许多处皆“窃取”于四十二章经，并以为自己发现了千年无人察觉的秘密。陈寅恪一听，即托傅斯年转告胡适，他的千年发现其实早就被朱熹发现了，只要细读朱子语类即可明白。大儒胡适者，亦不免有“孤陋寡闻”之错也，况他人乎？若是有些自大之人，自认为无所不通，独创出特有的智慧，从而大吹大擂，那可真就是夏虫不知寒冰，朝菌不知晦明，蟪蛄不知春秋，井底之蛙不知天大了，相当可笑。当今时代，人们如欲寻求生命中困惑的答案，翻开经典，只要细心，总能获得心满意足的收获。有些人很实在，自感古人智慧博大精深，需要找一根主轴贯穿，否则便会感到思想的庞杂和混乱，于是，或秉持孔孟之道，或信仰基督，或皈依佛法，或跟随某个兴趣相投的思想家，以“轴心时代”的思想之一作为中心主轴去梳理人生之路，仿佛一根主线贯穿散落的珍珠一般，顿感生命的空间豁然开朗，脑海的风波渐渐变成清楚的涟漪，一切困惑皆迎刃而解。当人们在所选择的文化方向上走得越远、越高之时，自能触类旁通，了解到各种文化其实本是一体，仅仅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后人的创新也不可全盘否定。在思想和智慧的表现形式上，每个时代的特色各有千秋，从诗歌到辞赋，从骈文到古文，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清代小说等等，不一而足。在思想文化的殿堂内，每个时代也都会出现一些承前启后的高人，仿佛在一种灵明状态下，如有神助，用那神来之笔挥洒出奇迹，像王羲之的兰亭序，李白的将进酒，苏东坡的赤壁赋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瑰宝珍品，闪耀于思想的天空，为后人带来许多思想的灵明和光亮。
后人的创新还体现在，结合时弊，把古人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文明的精髓就在于帮助人类更好得生存。自古以来，人性的本质难变，愚痴的一面总是很相似，致使人类不停犯同样的错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了大量评判时势的文章，对事态的判断总是精准无误，别人问他何以能未卜先知，金庸说，阅读资治通鉴，就知道历史中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总喜欢重演悲剧，这好像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惯常定律。可见，领会先哲的智慧，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创新出对教化世人和安邦治国有所帮助的思想系统，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多么重要
行文至此，我对此书做一个声明，如果此书略微含有一些思想光芒的话，皆是因为我汲取了古今中外的智慧源泉，并在许多良师益友的指点和启发下，才能有此成效。我只是一个“编”书者，如果说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编”书的态度诚恳，力求精致，融合了我个人所判定的智慧精华，以期对世人有所启示和帮助。我自认为未来的人生使命，不是做一个像康德一样的原创哲学家，而是做一个像伏尔泰一样，宣扬人间真理，维护人间正义的思想家，退而求其次，做一个“文化商人”也不错，把人类的文化精粹包装完美，呈献给地球上的同胞。
历史学家黄仁宇
时代发展至今，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科技已翻天覆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创新的时代。当代的良知学人已经对梳理历史文化的脉络作出了创新贡献，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他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巨量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五百年看历史走向的大历史格局观”对指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这些前辈披沙拣金的工作上，我们新时代的学人应该承前启后，创新出有助于富国安民的成果，这仿佛是，前人在文化的沥青中提取出了“镭”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文化原子弹”发挥出文化的巨大魅力，让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得益于文化的滋润。
站在先辈伟人的肩膀上，眺望人类发展的远方，我有一种豪情，自信自己的生命价值将在利益众生的心愿中化为一部部真善美的作品，抓住历史的契机，把古人智慧和时代的特色融为一体，播撒智慧的甘露，滋润大众的心灵，做利益众生的大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