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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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时节，栀子花开。在忽晴忽阴的时节里，苇叶包成了粽子，秧苗染绿了水田。乡村的日子，总在农历的天空下前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都听季节的安排。春去夏来，季节流转，母亲和乡亲们翻着日历，迎接每个恒常的日子。这不，雨季一过，伏天即到，村子里到处花花绿绿，进入了“曝伏”的程序。
曝伏，我们方言说作“暴伏”就是把雨季里发霉、发潮的衣物、家什都搬到大太阳底下晒一晒，去去潮，去去霉。
曝伏，是村民们年中的一件大事。等天老晴了，日头毒了，场院的泥地也晒得发白了，再从老黄历上挑个好日子，就开始曝伏了。小时候，最盼着家里曝伏了，仿佛过节似的，我会和母亲一同早早起来。把院子扫干净了，搬出两张长条凳，再和哥哥抬出两根粗毛竹杠子搁在分开的条凳上，然后把苇帘（家乡一种用芦苇竿和草绳编成的卷帘）抱出来，平铺在竹篙上。待到日上三竿，露水散去，我们就开始往外搬东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所谓的家私就是母亲陪嫁的三个箱子，两个橱柜。棉被、衣衫、鞋袜本就不多，不肖多久要晒的东西就被搬出来了。床单、棉絮被挂在绳子上，鞋子扔在檐脚下。我最感兴趣的是翻箱倒柜。母亲叫我把同一个箱子或柜子的东西放在一起，以便收起来方便。箱子里的棉衣啊，秋裤啊，碎布卷儿，线轴儿，布包袱，还有两两捆在一起的鞋底等等，一会儿就被搬到苇帘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每一样我们都当宝贝似的看了又看，摆了又摆，闻了了又闻。每只箱子底都有母亲放进去的香皂，记得香皂的牌子就是“上海”后来也有“美加净”这些香皂一放就是一两年，拿出来用的时候，母亲还要用香烟内壳的锡箔纸裹起来，只留窄窄的一头。那香皂的味道真好闻，小时候我总是闻不够，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把自己的小手绢塞进箱子，过半天拿出来也是香香的，感觉自己整个人也是香香的，似乎成了小仙女飘飘欲仙起来。
摊在苇帘上的衣服大都灰不溜秋，倒是有一件衣服很抢眼，每次曝伏我都忍不住抱在怀里，在身上比划一番。那时母亲结婚的嫁衣——一件玫红色绸缎面棉袄。那绸缎摸上去光滑、柔软，在阳光下泛着红光，耀眼夺目。日头毒时，母亲便用一块方巾盖在上面，生怕晒坏了或者被别人偷了去似的。多好看的棉衣啊！小小的立领，一字盘扣，还有红棉布内里，每每看得我心痒痒的。这件棉衣年年曝伏年年晒，却极少看到母亲穿。过年走亲访友，母亲才偶尔穿上一次，外面还要罩一件罩衣。从人家回来，母亲即会脱下来放回箱子。我上了初中，个子和身板窜得比家里的收入快多了。那年过年，母亲把红绸棉衣翻出来让我穿上，这一穿就穿了好几年，护袖换了好几次，罩衫换了一件件，直到我师范三年级，母亲才省吃俭用挤出钱来给我买了一件一面红色，一面蓝色的“滑雪衫”已然破旧的红棉衣又被母亲锁进了红板箱。
母亲的碎布卷儿，也是我爱不释手的。八十年代，衣服都是自己买了布，村里的裁缝给做的。一年到头，难得做新衣，每次做衣服，裁下来的零布碎料，母亲都给拾回来，卷成一卷一卷的。阴雨天或者逢着空闲，母亲就用这些碎布，给我们做鞋面，补衣服，糊糨子纳鞋底。母亲还曾用讨来的花花绿绿的碎布为我缝制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书包。这书包后来坏了，被母亲用来装棉袜，年年曝伏时也拿出来。再有就是我们幼年时的小鞋、小袜，小衣服，母亲用一个包袱皮子包裹着，一解下来，我和哥哥就开始抢自己的，有时候为争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闹得把母亲叫过来。母亲一看苦笑着说：“这个开始是哥哥穿的，哥哥穿不得就给妹妹穿了。”我们便把这件摆在各自衣服的中间，这样就都服气了。
有一只红漆板箱常年被一把长长的铜锁锁着。曝伏时，必是母亲亲自动手摆弄。母亲甚至不让我们靠近，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好奇，越是要凑过去缠着母亲问这问那。待我们渐渐长大，母亲才让我们看她的“宝贝”原来这箱子里，有母亲用布缝制的钱包，钱包里大凡有些粮票、布票，钱是很少的。有个灰色小布袋子，拎起来重重的，里面有一些着了锈的铜钱，母亲说是“光绪通宝”是外公在母亲出嫁时悄悄塞给她的。还有个绸布香囊似的袋子里装着两副银手镯，那是外公、外婆在我和哥哥的周岁时给的礼物。这些东西母亲都放在箱子底脚处，曝伏时，只拎出来晒一会儿，还要用破衣服盖着，不到晌午，母亲便又重新锁进箱子，那神情仿佛请神、敬神时的庄重。有一回曝伏，我和哥哥竟然从箱底翻出了母亲和父亲的结婚证。红彤彤的，奖状似的一大张，我们看了好半天。母亲见了，立马让我们放回原处，像碰不得的稀罕货。红漆箱子里，我们还翻出过一本母亲用灰报纸和针线钉的小本本。本本上，是母亲记的帐。母亲不识字，只读过几天夜校，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本子上记着人情往来，家用收支的账目。这也是母亲不让我们碰的宝贝。
每年曝伏，我们搬进搬出，个个汗流浃背，小脸晒得通红。可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就为能盘点家里的衣服，瞧瞧母亲的宝贝。那时候，家里没有东西是可以作为垃圾扔掉的，什么东西母亲都舍不得丢。衣服穿烂拆下的破布，用烂的油纸（塑料纸）母亲都要卷成卷儿收着，留着缝补衣服，补补雨伞。塑料鞋带子断了、鞋底裂了，母亲就会用油纸卷成细卷儿，点着火，用滴下来“油”把鞋子修好，继续穿。凉鞋穿不得了，剪成拖鞋再穿，到最后，还能从货郎摊上换一点针头线脑。记得，那时候碎玻璃、楝树果、破布儿、旧瓷盆、坏锅碗什么的都是可以卖钱的，连灶膛里的草木灰、茅坑里的人畜粪都是要下田做肥料的。
年年曝伏，年年长，我们在母亲翻阅日历的双手拉扯下慢慢长大，日子也渐渐宽裕了。后来，帮着母亲曝伏时，总叫母亲扔掉一些“破烂”可母亲楞是不肯。“家无次货不发”是她的口头禅，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后来的生活。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住进楼房，再也没地方可以曝伏，顶多在阳台上把发潮的棉被捧出来晒晒。再说，现在穿的化纤衣物不需要晒，丝绸、皮制的衣服、鞋子也不能晒，家中亦无细软需要接天地气，这曝伏的习俗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算是断了。每每回乡，倒是看到村里的老人们，还会翻箱倒柜，五彩斑斓地铺陈满院。前几天回村子，邻居刘二婶子在门口晒了一场。烈日下，一帘的花花绿绿，低矮的门廊下，二婶眯着眼看着她这辈子攒下的家什，额角皱纹密布，目光浑浊、沧桑，这场景似一幅古老的油画，暴晒在炎炎烈日之下，晒不尽的是人事沧桑。
岁月更迭，一代代人渐渐老去，随他们同去的还有诸如“曝伏”这样的老习俗，更有早年珍惜万物、勤俭持家，父慈子孝、克勤克俭过日子的旧风尚吧。如今，最需要曝伏的，是否是那些狭隘、自私，阴暗、晦涩，挥霍无度的心的陈腐呢？
写于2015年7月24日
梅雨时节，栀子花开。在忽晴忽阴的时节里，苇叶包成了粽子，秧苗染绿了水田。乡村的日子，总在农历的天空下前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都听季节的安排。春去夏来，季节流转，母亲和乡亲们翻着日历，迎接每个恒常的日子。这不，雨季一过，伏天即到，村子里到处花花绿绿，进入了“曝伏”的程序。
曝伏，我们方言说作“暴伏”就是把雨季里发霉、发潮的衣物、家什都搬到大太阳底下晒一晒，去去潮，去去霉。
曝伏，是村民们年中的一件大事。等天老晴了，日头毒了，场院的泥地也晒得发白了，再从老黄历上挑个好日子，就开始曝伏了。小时候，最盼着家里曝伏了，仿佛过节似的，我会和母亲一同早早起来。把院子扫干净了，搬出两张长条凳，再和哥哥抬出两根粗毛竹杠子搁在分开的条凳上，然后把苇帘（家乡一种用芦苇竿和草绳编成的卷帘）抱出来，平铺在竹篙上。待到日上三竿，露水散去，我们就开始往外搬东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所谓的家私就是母亲陪嫁的三个箱子，两个橱柜。棉被、衣衫、鞋袜本就不多，不肖多久要晒的东西就被搬出来了。床单、棉絮被挂在绳子上，鞋子扔在檐脚下。我最感兴趣的是翻箱倒柜。母亲叫我把同一个箱子或柜子的东西放在一起，以便收起来方便。箱子里的棉衣啊，秋裤啊，碎布卷儿，线轴儿，布包袱，还有两两捆在一起的鞋底等等，一会儿就被搬到苇帘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每一样我们都当宝贝似的看了又看，摆了又摆，闻了了又闻。每只箱子底都有母亲放进去的香皂，记得香皂的牌子就是“上海”后来也有“美加净”这些香皂一放就是一两年，拿出来用的时候，母亲还要用香烟内壳的锡箔纸裹起来，只留窄窄的一头。那香皂的味道真好闻，小时候我总是闻不够，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把自己的小手绢塞进箱子，过半天拿出来也是香香的，感觉自己整个人也是香香的，似乎成了小仙女飘飘欲仙起来。
摊在苇帘上的衣服大都灰不溜秋，倒是有一件衣服很抢眼，每次曝伏我都忍不住抱在怀里，在身上比划一番。那时母亲结婚的嫁衣——一件玫红色绸缎面棉袄。那绸缎摸上去光滑、柔软，在阳光下泛着红光，耀眼夺目。日头毒时，母亲便用一块方巾盖在上面，生怕晒坏了或者被别人偷了去似的。多好看的棉衣啊！小小的立领，一字盘扣，还有红棉布内里，每每看得我心痒痒的。这件棉衣年年曝伏年年晒，却极少看到母亲穿。过年走亲访友，母亲才偶尔穿上一次，外面还要罩一件罩衣。从人家回来，母亲即会脱下来放回箱子。我上了初中，个子和身板窜得比家里的收入快多了。那年过年，母亲把红绸棉衣翻出来让我穿上，这一穿就穿了好几年，护袖换了好几次，罩衫换了一件件，直到我师范三年级，母亲才省吃俭用挤出钱来给我买了一件一面红色，一面蓝色的“滑雪衫”已然破旧的红棉衣又被母亲锁进了红板箱。
母亲的碎布卷儿，也是我爱不释手的。八十年代，衣服都是自己买了布，村里的裁缝给做的。一年到头，难得做新衣，每次做衣服，裁下来的零布碎料，母亲都给拾回来，卷成一卷一卷的。阴雨天或者逢着空闲，母亲就用这些碎布，给我们做鞋面，补衣服，糊糨子纳鞋底。母亲还曾用讨来的花花绿绿的碎布为我缝制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书包。这书包后来坏了，被母亲用来装棉袜，年年曝伏时也拿出来。再有就是我们幼年时的小鞋、小袜，小衣服，母亲用一个包袱皮子包裹着，一解下来，我和哥哥就开始抢自己的，有时候为争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闹得把母亲叫过来。母亲一看苦笑着说：“这个开始是哥哥穿的，哥哥穿不得就给妹妹穿了。”我们便把这件摆在各自衣服的中间，这样就都服气了。
有一只红漆板箱常年被一把长长的铜锁锁着。曝伏时，必是母亲亲自动手摆弄。母亲甚至不让我们靠近，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好奇，越是要凑过去缠着母亲问这问那。待我们渐渐长大，母亲才让我们看她的“宝贝”原来这箱子里，有母亲用布缝制的钱包，钱包里大凡有些粮票、布票，钱是很少的。有个灰色小布袋子，拎起来重重的，里面有一些着了锈的铜钱，母亲说是“光绪通宝”是外公在母亲出嫁时悄悄塞给她的。还有个绸布香囊似的袋子里装着两副银手镯，那是外公、外婆在我和哥哥的周岁时给的礼物。这些东西母亲都放在箱子底脚处，曝伏时，只拎出来晒一会儿，还要用破衣服盖着，不到晌午，母亲便又重新锁进箱子，那神情仿佛请神、敬神时的庄重。有一回曝伏，我和哥哥竟然从箱底翻出了母亲和父亲的结婚证。红彤彤的，奖状似的一大张，我们看了好半天。母亲见了，立马让我们放回原处，像碰不得的稀罕货。红漆箱子里，我们还翻出过一本母亲用灰报纸和针线钉的小本本。本本上，是母亲记的帐。母亲不识字，只读过几天夜校，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本子上记着人情往来，家用收支的账目。这也是母亲不让我们碰的宝贝。
每年曝伏，我们搬进搬出，个个汗流浃背，小脸晒得通红。可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就为能盘点家里的衣服，瞧瞧母亲的宝贝。那时候，家里没有东西是可以作为垃圾扔掉的，什么东西母亲都舍不得丢。衣服穿烂拆下的破布，用烂的油纸（塑料纸）母亲都要卷成卷儿收着，留着缝补衣服，补补雨伞。塑料鞋带子断了、鞋底裂了，母亲就会用油纸卷成细卷儿，点着火，用滴下来“油”把鞋子修好，继续穿。凉鞋穿不得了，剪成拖鞋再穿，到最后，还能从货郎摊上换一点针头线脑。记得，那时候碎玻璃、楝树果、破布儿、旧瓷盆、坏锅碗什么的都是可以卖钱的，连灶膛里的草木灰、茅坑里的人畜粪都是要下田做肥料的。
年年曝伏，年年长，我们在母亲翻阅日历的双手拉扯下慢慢长大，日子也渐渐宽裕了。后来，帮着母亲曝伏时，总叫母亲扔掉一些“破烂”可母亲楞是不肯。“家无次货不发”是她的口头禅，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后来的生活。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住进楼房，再也没地方可以曝伏，顶多在阳台上把发潮的棉被捧出来晒晒。再说，现在穿的化纤衣物不需要晒，丝绸、皮制的衣服、鞋子也不能晒，家中亦无细软需要接天地气，这曝伏的习俗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算是断了。每每回乡，倒是看到村里的老人们，还会翻箱倒柜，五彩斑斓地铺陈满院。前几天回村子，邻居刘二婶子在门口晒了一场。烈日下，一帘的花花绿绿，低矮的门廊下，二婶眯着眼看着她这辈子攒下的家什，额角皱纹密布，目光浑浊、沧桑，这场景似一幅古老的油画，暴晒在炎炎烈日之下，晒不尽的是人事沧桑。
岁月更迭，一代代人渐渐老去，随他们同去的还有诸如“曝伏”这样的老习俗，更有早年珍惜万物、勤俭持家，父慈子孝、克勤克俭过日子的旧风尚吧。如今，最需要曝伏的，是否是那些狭隘、自私，阴暗、晦涩，挥霍无度的心的陈腐呢？
写于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