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士林与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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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处兴招聘干部，真正有学识才华者，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兴感之余，我不禁想起封建社会的士林官场，想起了封建门第世系和那些为求功名而孤灯寒窗勤谨治学的古代学子们。世袭制早已离我们远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清光绪甲辰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万寿恩科”的科试，离我们虽不足百年，但我们看科举，也仿佛已经遥遥千载。历史的演变，的确十分惊人。
从影视戏剧中看古时读书人，都是羽扇纶巾，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说不尽的潇洒写意风流倜傥，然而实际生活却不尽然。唐朝以前历朝历代，取士不依科举，另有门径。夏朝是中国社会从原始氏族生活逐渐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不存在士林，为官者理所当然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与他们的子孙。商朝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区分十分严格，当官的是奴隶主贵族，也不在本文范畴。自周文王开始，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用人不拘一格，颇见开明。真正含义上的“士”就是产生于周代，起始于春秋。
春秋时诸侯国内国君的政权并不稳固，国政常被几个有权的大夫所执掌，国君不可随意开罪大夫。因为只要是前代国君的子孙，大夫们想拥立谁谁就可以成为国君，而有权的大夫却是世卿，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世代相传。不仅如此，而且“君臣无常”大夫在诸侯国内威望高了、权力重了，就可以取代国君。晋国曾成为春秋时的诸侯霸主，后来却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季氏逐鲁君”、“崔杼弑齐君”都是“君臣无常”的例证。在这些大夫宗族内，通常养有一批家臣。春秋时期，家臣制盛行一时。齐桓公为主霸中原，曾养游士八十，供给车马衣物钱财，周游四方，招揽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为谋国君大位，也曾广散家财以招士，后来果然得做国君，因此又开豢养游士的风气。家臣多文士，而游士中多武士，至于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和兵家的鬼谷子，则是培养训练士的大师。这些士处在社会的中间阶层，孔子“讥世卿”说明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家臣游士统称客卿或士。由于贵族领主逐渐失去政治特权，地位越来越不稳固，因此王侯将相争相养士，最负盛名的有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家，养士都在三千人以上。而燕太子丹则是最下等的养士家，拜荆轲为上卿，以君储之尊极尽奉承之能事，把保国抗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刺客身上。战国时期，除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之外，主要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士的社会活动。
春秋战国之士，不可一概而论。对历史文化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学士，除儒、墨两家显学之外，道、名、兵、法、农各家争相著书立说，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段历史盛况。主导当世的是策士，以苏秦、张仪为杰出代表，口舌辩说合纵连横之策。纵横家虽无专门著述，然而战国策士四处奔走游说，却无非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雄之间此战彼和，也无非是纵与横两种活动。至于方术之士，本身也有分别：从事天文历算和医农百艺的对文化发展功不可没；从事阴阳占卜房中术的则不过是一群骗客。最末等的一类是食客，数量庞大，品流繁杂，奸人赌徒鸡鸣狗盗之辈尽在其中。
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是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战胜了领主阶级，是士在政治上的胜利，因此家臣制和养士之风逐步演变成为官僚制度。到汉代以后，从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起，历代为官者多是儒生。西汉末年王莽篡皇权行暴政，汉光武帝刘秀借民变而登九五，由宗亲成了皇帝。汉光武帝定官制，天下士人想当官，只能依赖公府召属官，或由郡国举孝廉，仕进之途完全操纵在权贵手里，遗害千古的中国官场便开始形成。东汉时郡县设中正官、州设大中正，专门负责举荐和选用各级官员。自此以后，各级官员，如果不是权贵子弟，就是靠权贵保举的士子，党争也就开始出现。这种用人方法，选拔了一批酒囊饭袋做官吏，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便是对这种官制的讽刺。但有些地位低微的士子被举孝廉出仕以后，很多人仕途顺利地位上升，特别是在东汉末年与宦官的斗争中造成了一种很高的声望，逐渐形成了所谓“衣冠望族”封建朝廷的中央机构，在隋以后才实行“三省六部”制；而汉代因袭秦朝，设“三公九卿”东汉朝廷称太尉、司徒和司空为“三公”是最高官职。汉末大豪强袁绍家有四代五人做“三公”因此而成为士族中的最高望族，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末十九年的群雄割据混斗，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从曹操联结袁绍号召起兵讨伐董卓开始的。当时董卓军不过两三万人，以袁绍为首的讨董盟军却拥有十余万众，但都是大族豪强武装，各怀鬼胎，除曹操所率几千人勇往直前打了个大败仗外，其余十六镇诸侯都观望不前。所谓讨董，只不过是武装割据的借口而已。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在很大程度上，皇权得靠士族的支持，皇帝或者想做皇帝的人，都不敢得罪士族。因此三国时酸儒弥衡辕门击鼓裸身骂曹，曹操受尽羞辱却不敢杀他，智歇计穷之下把他推荐给荆州牧刘表，想借刘表的刀除却心头之恨；而刘表白挨一顿臭骂，依然不敢杀他，又把他介绍给头脑简单的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或许愚蠢，或许本来没想过要做皇帝，终于把他杀了。曹操招降荆州虎视江东时，张昭等人力主投降。朱张顾陆，江东望族，对于他们来说，投降不过是换个主子，官照做，俸禄照拿，要掉脑袋的不过是孙权一人一家，而抵抗却可能酿成江东士族的灾难。出身低微的鲁肃等人则极力主战，因为他虽在东吴做高官，到了别的地方却是做不了高官的。再说孙权一家自称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可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草创江东政权，孙权继位时不过十五岁，形势很不稳定。因此他一方面百般依赖徒党不多可以放心的外来士族周瑜、鲁肃、吕蒙之辈，一方面又尽力争取本地朱张顾陆四大望族的支持，还把孙策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陆逊，一个嫁给了顾雍的长子顾邵，并起用四大姓子弟一千多人去做各级官吏。曹操当权时，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他却不敢触及；不仅如此，那些“只做汉臣”的士族还一直阻碍着他取代名存实亡的刘氏政权。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与士族官僚三个政治集团一直争斗不休。到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因此获得了士族的支持，废汉而建立魏国。魏朝的建立，肯定了士族是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自此，从魏、晋到十六国南北朝时，皇权变换很频繁，而无论哪一家哪一姓掌天下，士族照样高官厚禄，享不尽荣华富贵。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为争取士族，又在九品官人法的基础上，朝廷设立谱局，用人须查考谱籍，看祖上有何官爵；又在州郡县重置大小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事实上，这些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高低，吏部尚书以中正官评定的门第高低作为用人标准，称为“门选”这种用人方法，不是看什么样的官该用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名门望族无人肯做小官，寒门素族无人能做大官，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员的特权。除了这些政治特权之外，晋朝还通过建立荫亲属制来保障高级士族在经济上的特权。高官同族人享有荫庇，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少的有三世，多的达九族。所谓九族，就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血缘亲。有了官人法、谱局、中正制和荫亲属制，中国官场可谓五毒俱全，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也就开始了。就连皇帝，也要努力把自己妆扮成士族，在门第上争清望。晋武帝司马炎为证明自己是儒生，在司马昭死后，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还下诏说不能因自己做了皇帝而改变儒生本色。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是他的宠妾，有次他和胡贵嫔赌博，赌输了，胡贵嫔毫不让步，他发怒说：你原本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不是将种又是什么？司马氏原本是以官为姓，祖上肯定是高级氏族。当年司马懿轻视宦官出身的曹氏，不肯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曹操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才免刺死。曹操死后，他成了魏国唯一的谋略家，多次挂帅出征。胡贵嫔翻出司马家族统兵作战的老帐，使晋武帝听了十分惭愧。因为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它杂业，就不算纯粹。自东汉士族制度形成以后，士族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要分高低，而且在门第世系上也要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目的也就在此。在东晋一朝，司马氏还力图通过联姻来提高门第。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女为妻；鉴于华阴杨氏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司马昭又给晋武帝聘弘农华阴杨氏女为妻。杨皇后生下了晋武帝第一个儿子司马衷，尽管是个白痴，仍被立为太子。晋武帝屡次想废其另立，却因白痴是华阴杨氏的外甥而终不敢废，后来还是做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糊涂无知的皇帝——晋惠帝。中国古代封建门阀制度，至此可谓登峰造极。这个愚蠢皇帝登基后，强盛一时的西晋王朝就出现你争我夺杀伐不止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了衰落。
到了隋唐，士族的地位和门阀观念并无多大变化，但因其对皇权制约过大，因此受到皇权的不断打压。
李唐皇族姓李，高祖李渊自称是陇西李氏，但无论真假，门第都不算高。当时天下贵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崔、王、卢、李、郑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士族过江避难的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来自北方鲜卑族的所谓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这些士族门第，都是祖先有声望，代代保富贵，常出功臣名人，一家男女都能谈论儒、佛、道，能作文章诗赋，并且在礼教习俗和行为表现上异于常人。唐初王勃的滕王阁序里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的句子，指的就是侨姓谢家。诗人刘禹锡有首七言绝句乌衣巷，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所指也是侨姓中的王谢两家。东西两晋和十六国南北朝时，王谢两家子弟出门都手执麈尾，哪怕走遍天下，也无人不知他们是名门世家子弟。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科举盛行的时代，门阀制度已被完全打破，仔细推敲起来，这两句诗是否包含了对官人法的废除以及对科考兴起的赞美呢？不说寻常百姓对门阀制度的看法，还是说李渊家族吧，姓氏贵贱由郡姓、吴姓、侨姓才排到关中，而贵为皇族的李氏却在关中都排不上前列，因此虽掌皇权，终嫌不足。为提高门第，李渊和老子攀上了亲戚。老子李聃，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道德经，早被道教徒吹捧成出神入化的道教鼻祖，相传得道成仙后主管天庭兜率宫，称太上老君，位列四大天王之前，身份崇高。尽管李渊自称是老子的后代，依然不能让人们认为那个李字是最尊贵的姓氏。在李氏皇权已十分巩固的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然而门第观念早已根深蒂固，高士廉等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姓，李世民发怒力争，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
后人多以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谬不然，皇帝受到许多制约，其中士族权利对皇权的制约又是最主要的。皇室喜欢与士族联姻，主要是想借助大族力量巩固皇权。皇室与士族的关系越稳定，天下也就越太平。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其祖父是巨商大贾，对李氏逐鹿中原在经济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因为她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唐高宗册立她为皇后时，除徐绩一人认为“是皇上家事”外，其余士族官僚一概反对。她当了皇后之后，与唐高宗并肩上朝，群臣称为“二圣”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武则天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历史贡献，就不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而武氏立于朝堂，又极大地动摇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根基。
南北朝时，南朝士族生活已十分腐朽靡烂。由于先人做多大官后人就能做同样的官，不需要奔走营求，男人们便无所事事，整天游手好闲，登高作赋吟风弄月，上自朝庭会同，下至亲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会被人鄙视。这种社会价值心态曾一度造成五言诗的繁荣，但由于南朝士族生活空虚，却找不出一首有气魄的好诗。而在北朝却截然不同，有木兰诗和敕勒歌，便盖过了南朝盈千累万的无病呻吟之作。在取士用人的制度上，北朝也敢于打破传统，有意识地限制门阀士族的势力，出现过开科取七品以下小吏的历史。
科举考试，始于隋朝，成形于唐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进一步打击和削弱江南士族，彻底废除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科和清平干济科，以文章选取官吏。至隋炀帝大业三年，又开进士科，创科举考试的先例。到了唐朝，由于李氏出身不高，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打破士族独霸官场的局面便成为历史必然。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国举行了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取进士四人，开学子仕进之途。到唐太宗时，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于武则天日夜不忘陇西贵族反对立她为后的旧恨，为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而放手招官，并亲自殿试贡士，又使科举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巩固。科举一开，贵族垄断要津的局面被打破，因此千百年来，无数莘莘学子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竭力奋志，寒窗苦读，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状元效应。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尊奉的信条。中状元而魁天下，也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和最高目标。但状元的至尊地位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孙伏加不叫状元，只称进士第一。状元一词，始于武则天天授元年。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性废唐而立大周之后，首科取士十六人，并亲自在洛成殿策试。在此之前，科考实行糊名制，贡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说应该信任考官，废糊名制，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当时，主考官用奏状向武则天报其等第名次，位于奏状第一位的，始称状元。但唐代制科百余种，各科都举行殿试，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因此进士科状元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到宋太宗时，皇帝举行殿试并成为定例的只有进士一科；太平兴国八年，把殿试合格者分为五甲，元顺帝时改为三甲，状元专指第一甲第一名，成为定制，状元至尊至贵的地位开始确立。到明清两朝，不设其它科目，进士科成为唯一的制科，殿试分三甲发榜，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数不定，第一甲却仅取三名，按文章优劣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称“鼎元”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唐代直接由吏部主考的科目为常设制科，主要有进士、明经、秀才、俊士、明法、明书、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其中进士与明经两科应考的人最多，名臣名士也多出自这两科。唐代进士科试以诗赋为主，自齐、梁、陈、隋以来，文士都爱吟诗作赋，因此一般都应进士科，以表现自己的才能。现代人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会“读死书”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应该包括进士科，而且读死书的人也是绝对考不取进士的。进士考诗赋，读死书的人必定作不好诗。但象明经科试则非读死书不可。唐代明经科考帖经。唐太宗要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传经文为“五经”，考生必须熟读这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考试时由考官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住一行中的三个字，让考生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方法，就叫做帖经。如此考试，能录取的当然只能是一些书呆子，远远不如进士有真才实学。明经和进士两科不同的考试方式，使唐代诗赋极盛，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理所当然也使唐代经学极衰，跌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底谷。唐代官员，进士出身的称清流，多做朝官；明经等其它科考出身的称浊流，也有做朝官的；清流和浊流统称为流内。而通过别的途径当官的称流外；有一定才学而无法出仕的就是今天相沿成习后所说的不入流。在官场上，清流看不起浊流，流内看不起流外，互相仇视，互相斗争，把古代官场搞得纷纷乱乱。盛唐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十五岁举明经科及第，但唐代重进士轻明经，元稹交结宦官才在朝中做个知制诰，受到以牛僧儒为首的清流的鄙视。一次朝官们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看了元稹一眼，说：“这东西从哪里飞来？”从这种极度的傲慢轻蔑中可以看出进士及第官员的自负心理。元稹不堪其辱，奋志抵砺，在二十七岁时重入科场，终于及进士第，官拜监察御史，出了胸中恶气。
从戏曲中看来，似乎书生一发奋，便可高中状元，而自唐代以后，共开科考七百二十四次，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出过七百二十四名状元郎。也有少年登科者，象宋太宗丁丑科状元吕蒙正，曾官至宰相。年轻时游学渤海，因有“挑尽寒灯梦不成”的诗句，本意是写自己刻苦读书寒夜不眠，却被渤海县令之子胡旦取笑说：“这是一个瞌睡汉呀！”吕蒙正含愤离开了渤海，第二年在科场大获成功，高中状元，鼎甲天下，便让人捎话给胡旦说：“瞌睡汉中了状元。”胡旦大受震动，也让人传话给吕蒙正：“我明年也要做状元，只不过前后脚，比你晚一年罢了。”第二年，胡旦果然也中了状元。这事说起来好象太轻巧，有如上街买个小商品似的，你买了，看起来还不错，我也去买一份，而且一去也必能买到与你同样的一份。其实，要考状元决非单凭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就能成事，吕蒙正胡旦者流，历史上并不多见。唐代已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应明经科试及第，三十岁已经太老，应进士科试及第，五十岁还算年轻。一般说来，其它科考十取二、三，而进士科则是百取一、二，难易十分悬殊。古代学子能在中年进士及第，已是十分幸运，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几人？虽然俗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举成名的学子，则决非等闲之辈，必是学冠群伦、领一代风流的名士，历史上实在微乎其微。唐开元二年孙逖十九岁中状元，宋绍兴五年汪应辰十八岁中状元，都不仅在当时是一时俊彦、深为朝庭所倚重，而且声震天下，名贯古今，有如历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夺目的彩虹。即便如宋代张孝祥二十二岁中状元；明代罗洪先和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林大钦二十一岁中状元；清同治二年张之洞二十六岁点探花，这些年不满三十的鼎甲人物，也都曾名重一时，身入要津。就是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苏试、柳宗元、杨万里、黄庭坚和纳兰性德等二十多岁及第登科的年轻进士，哪一个不是青史留名？真正只历十年寒窗的，恐怕只有称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了，他十四岁及第，是名副其实的少年登科，然而孤星高映，千古不再。至于七岁参加殿试的晏殊，即使他在有生以来的七年中一刻也不曾休息，又能读几本书？知多少事？能把经、史、子、集都弄懂记熟么？他的文章诗赋实在无法与同考的万余名举人相比，因主持殿试的宋真宗皇帝爱他是个“神童”才“赐同进士出身”因此不能算作学成登科。
一个学子，能得秀才巾冠已属不易，何况进士状元乎？唐宋时，考状元要先过州县试和省试两关，才有资格参加殿试。等到争取殿试资格，考生本身已过五关斩六将，是百里挑一的侥侥者，而且每场科考的举人通常都不下千人，宋、明、清三朝一般开科取士尚有二三百，而唐代取士则十分有限，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取进士最多的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科，也不过七十九人；而永徽五年甲寅科，仅取进士一人，读书人的仕进之途，仍然太过狭窄。到明清时，则要先过郡试、乡试、会试三关，经历几十场考试合格后方可入围。万千学子，皓首穷经，而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足证士子艰辛：“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梁颢何许人也？严格说来，应该算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却偏偏又是宋太宗乙酉科的状元郎。不说他前几十年是如何闯关，单说他中进士点状元，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才考中进士点为状元。前后凡四十七年，应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被宋太宗点为状元后，太宗问其年岁，他作谢恩启一篇作答，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虽然垂垂老矣，此番言语，也显出头角峥嵘，不枉天下第一的名头。他还曾赋谢恩诗一首感谢皇恩：“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辈在，到家唯有子孙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艰难，又有过多少辛酸？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二岁学始成，这位状元爷还能为国家效几分力呢？宋朝人平均寿命在三十五岁左右，他能活到八十二岁，已经是当时世上少有的寿星了，即使学有所成，风烛残年，只怕终归还是学无所用。无独有偶，宋高宗绍兴年间，科考往往在正科之外加恩科重考落第举子，以示皇恩浩荡。福建举子韩南，读书一生，屡试不中，逢恩科才勉强及进士第。但金榜题名，毕竟轰动乡里，尤其是那些偏爱穿针引线的媒婆们，不知新科进士已经七十三岁，行将就木，登门提亲的络绎不绝。韩南无奈，只好写诗一首，贴在门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若问余岁数，四十年前三十三。”唐代名臣张柬之，是汉留侯张良之后，世族大户子弟，幼习诗书，从小就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晚年无论是在监察御史、凤阁舍人、秋官侍郎任上，还是在武氏周朝和唐中宗朝两朝为相，都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才干。但张柬之直到永昌元年六十三岁时还是个小小的青城县丞，官运不济，有志难展。那年他随千余名举人应进士科科考，不中，已经准备回家安度晚年了，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后来还能位极人臣主宰朝纲。好在武则天拟废唐建周登基称帝，正需要大批人才，见进士科开科取士仅八人，很不满意，责怪主考官取人太少，另开贤良方正和明堂大礼两个恩科，命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下第落榜诸学子，张柬之应贤良方正科试，一举夺魁，这才终于及第登科，真正踏入仕途。
明清的郡试，又叫童试，相当于唐宋时的州县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童试合格前的学子，称童生，因为无正式功名，还算不得真正的读书人，不能进官学。县试一般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场，内容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相同，试期多在四月。府试合格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论职能，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权力却比今天的教育厅长大得多，掌握着一省学子的前途。凡在学秀才，都有学籍；秀才犯法，有功名在身，地方官不能擅自办理，须先请学政将其革籍后才能审处。大名鼎鼎的清代风流才子纪晓岚，就曾在乾隆二十七年出任福建学政。纪晓岚毕竟风流成性，督学期间，常令福建学子们啼笑皆非。有次他到福州一家茶楼品茶，正碰上一群文士在那里赋诗，便也凑了过去。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忽然问他：“我们正在作诗。这作诗的事，你也会？”纪晓岚说：“在下才疏学浅，不敢说会，略知一二罢了。”有几个人想出他的洋相，就起哄说：“要他作一首，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纪晓岚向起哄的人们说：“请出个题吧？”其中一人说“就以此楼为题。”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吟道：“一爬爬上最高楼”众人听了，大笑不止，以为他根本就不会作诗。谁知慢吞吞吟出来的第二句，却令众人为之一震：“十二栏杆连斗牛”真正的读书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好诗句，于是有人问他的名字。这时纪晓岚不再逗留，一边下楼一边说：“纪某不愿留名字，恐压八闽十二州。”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才知唐突了督学大人。
院试试期不定季节月份，三年轮环一次，考八股文与试贴诗，分正试和复试两场，合格者始由童生改称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读书人只有成了秀才，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和京城的官学学习，称为“入泮”并不是所有秀才都能“入泮”如唐代国子监分为六种：国子学收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太学收四、五品官子弟，四门学收六、七品官和豪富之子，只有律学、书学和算学才收八品以下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但三学所收生员总数不过一百一十人。至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只收皇亲国戚和宰相之子。各府州县虽立学校，招收生徒也有资格限定，真正的穷苦百姓子弟是不可能上学的，而在学秀才一般也不会刻苦用功读书。到明代，中国教育才真正开始发展，国子监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国立大学，通常有学生八千人左右，除府州县立官学之外，各地乡里也都开塾立师“天下穷乡僻壤，咸有学有社。”各地官学生员额数虽与唐宋相同，但正额之外还增加一部分，叫作增广生员。明清两代入了官学的秀才，通过岁考和科举，按文章优劣称附生、增生、廪生。读书人成了秀才，就有机会入国子监学习，学满三年，可直接进入仕途。国子监学生如不想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出任通判、知县等职。但只有监生和贡生才能入国子监。监生分三种，贡生分六种。三品以上文官和二品以上武官的子弟可以直接入学，称荫监或荫贡；文章特别优秀的生员入监，称为优监或优贡；按一定数额献纳钱粮，也可入监，称例监或例贡。逢庆典恩升的正贡称恩贡，以年资升为贡生的称岁贡，由地方学校选拔的叫拔贡。曾经有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秀才，感到科考艰难，就一心想拔贡。有人劝他说：“拔贡是为皇帝选拔人才，不但要文章好，而且要五官端正，像你这样的络腮胡是肯定不要的。”秀才一急，把满脸的胡子都拔光了，谁知仍然因相貌不佳而不能成为贡生，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未曾拔贡先拔胡，拔贡不成胡已无。早知拔胡难拔贡，不拔贡也不拔胡。”即使秀才，也不是每个学子都能考上，清朝某县有个书生，七十岁了，仍是童生，不能戴秀才冠巾，为了这个秀才称呼而一再入场应试。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冕礼，二十岁前为“未冠”偏偏他七十岁那年考试的题目是未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写青春岁月或者说写我的青少年，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考生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同考的童生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打趣：“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年出何题？”七十岁的老童生面对如此戏谑，那份心情该有多么悲酸！
乡试是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考试，明清时才有。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明清会试与唐宋时的省试属同一级别的考试，每三年一次，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遇皇室庆典也加恩科，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考试的时间、场次和内容与乡试相同，但难度要大得多。会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学子成为贡士后，才可以进入殿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考状元”唐宋时殿试在省试发榜后十天左右举行，明清时则在会试发榜后一个月左右举行。与唐宋还有所不同的是殿试已经只是在理论上由皇帝亲自主持，会试上榜参加殿试的贡士原则上也不再淘汰，一般都可以成为进士；因此殿试成了竞争状元和鼎甲人选、确定新科进士先后名次的专场考试。
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特别令士林瞩目。殿试本身十分庄严，决不象电视剧康熙帝国中所表现的那样无序。试前一天，由鸿胪寺官员负责设置御座、黄案，由光禄寺官员安放试桌，排定考生座位。第二天参加殿试的贡士须于黎明时分到殿后的丹陛下排队等候，领取宫饼一包；文武百官则分立两旁。随后，皇帝在一片管弦丝竹声中升殿，大学士从殿内黄案上捧出试题，授予礼部官员，再由礼部官员放到殿外的黄案上。文武百官及考生参赞礼拜后，礼部官员才开始散发题纸。题纸用宣纸裱成，极为考究。每页长四十公分，宽十二公分，有红线直格，每行规定写二十四字，要求每个字都要书写工整。考生逐一跪接题纸后，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答题。按规定凌晨入场，日落交卷。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题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殿试的文体，开始是骈体文，皇帝殿试时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应试贡士须按照骈四骊六对偶工整的句式文体作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殿试也改为诗赋，规定韵脚象省试中的试贴诗一样，或五言六韵，或七言八韵，对声韵格律要求很严格。唐代诗人祖咏应省试，试贴诗题为望终南余雪。终南山在唐都长安城外，祖咏写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两韵四句，感到诗写完了，便不再废话。按规定，该写六韵，祖咏仅用两韵，不合科制，尽管此诗极受推崇，但祖咏还是名落深山。
唐代重诗赋，科考多趣事。天宝元年，诗人钱起一次住在驿舍，晚上正卧床看书，忽闻窗外有人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披衣赶到门外想向诗人讨教，却没有看见吟诗人。到天宝十年他应省试，因楚辞里有“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的句子，试帖诗便以湘灵鼓瑟为题。钱起开头写得很顺利：“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悠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五韵十句，一气呵成。诗人凭借惊人的想象力，把神女湘灵所鼓瑟曲的神奇力量渲染得淋漓尽致。可是最后还差两句一韵却无法收笔，冥思苦想中，他记起了驿馆中听到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便顺手牵羊用了上去。仿佛那人在十年前是有意为他应试而作诗一样，这两句竟是恰到好处。湘灵是神女，只在湘江之上偶尔露仙姿，鼓瑟一曲，随即隐去，当听瑟人还沉醉在仙乐中、迷恋在似真似幻的仙境里时，一眨眼间，仙踪已杳，人已回到了现实世界，眼前只有一江如带，数峰如染。用这两句结尾，不仅帮助钱起考取了功名，而且使他的湘灵鼓瑟成了科场试帖诗的典范，千年科场，再也无人能够超越。
诗人杨凭，在代宗大历年间与弟弟杨凝、杨凌一起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三杨”他对自己“一一鹤声飞上天”的诗句很得意，他有个感情不错的表弟应科考，及进士第，参加殿试时一时无措，偷用了这句。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立即登门问罪：“我那个‘一一鹤声飞上天’呢？还在吗？”他表弟心中有愧，只好说：“在呀，在呀。我知道兄长最喜欢这个句子，不敢多用，只是应应急，用完了就还。”
大诗人张籍，仕途并不顺意，到五十岁时还做着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但他的名望在当时并不亚于与他同期的韩愈和白居易。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李师道邀请他去作官，他虽穷困，却不愿受聘，于是写了首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表面看来，此诗是写男女间的缠绵之情，如果不看副题，也的确是一首感人至深的爱情诗。但诗人却是借此喻彼，以女人自况，辞谢李师道之聘，语气委婉而坚决。他做京官时，进京应试的举子很多都先向他呈送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得到他的举荐。其中有个应试举子朱庆余，在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进京赴考，受他节妇吟的启发，也以女人自况写了一首闺意——近试上张水部，很有情趣，成了不朽之作：“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以新婚喻考试、以舅姑喻考官、以夫婿喻张籍，而他自比新娘，打扮得漂漂亮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见公婆叔姑；因初到婆家，诸事未谙，临行低声询问夫婿，看自己的打扮是否得体。它的现实意义却是问张籍：自己的诗才能否合考官心意。张籍对这首诗很欣赏，读后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余因得张籍赏识，声名顿起，故顺利中榜，大功告成。
唐朝灭亡到宋朝统一，中间间隔了七十二年。在这七十二年中，中原一带先后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小朝廷统治，称为五代。环绕着五个小朝廷，外围还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小国家，称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一转眼间就已改朝换代，但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停止。宋太祖登基以后，在科目设置上大量简化，除进士科外，只设明经、明法、九经、五经、三史、三礼、开元礼和学究等科。太祖一朝，开科十五次，取进士一百七十二人，考取比例基本与唐朝相同。太宗开科八次，取士一千多人，随着应考人数的增加，取士数量也大增。到宋真宗朝，每科应考的举子有上万人，开科十二次，取士达一千八百多人。到宋仁宗，科考就乱了套，开科十三次，取进士四千多人，其它诸科又取士五千多人，加上无限制地封官和卖官鬻爵，搞得大宋朝官满为患。宋朝明经科试增加了墨义，所谓墨义如同现在的填空和名词解释，就是考生死背“五经”和有关义疏，考题出上句，考生答下句，或者出一句经文考生答写这句的注疏。大文豪大学问家王安石当宰相时，改革旧制，变法维新。其中有一项，就是认为诗赋用典太多，易读难解，又与时政无关，力主废除科举中的明经科和进士科中的试帖诗，曾遭大学士苏试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之后，诗赋基本被排除在殿试之外，代之以务实的时务策论。时论因时而发，因事而论，做得好的确是有用的学问；而诗赋和骈骊文却不能象时论那样适应应考者个人思想的发挥，因此自然而然地退出了科考历史舞台，于是散文就成了宋朝以后殿试的主要文体。到明清两代，用死硬僵化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取士，极大地束缚了天下士子聪明才智的发挥。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但通常所说的八股并非这八个部分，而是后面的四个段落。前面四部分全是废话，后面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叫作八股文，也称八比。也许是封建考官们嫌文章气韵、起承转合太难把握，因此定出这样一个标准，以便阅卷时一眼就能看出考生文章的轻重厚薄。这样僵死的东西实在算不得高明的创造，所以明清殿试并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答卷对策。
清代科考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所开博学鸿儒科和乾隆帝所开博学鸿词科，这两科不在乎用何种文体，而在于开科的政治意义。
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击败宋朝后，曾建立元朝。这个习惯于原始奴隶制统治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拒绝接受汉文化，结果不出一百年就垮台了。清顺治帝有鉴于此，大力提倡汉学、推行汉制、起用汉官。顺治帝死，代表满族奴隶主贵族的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旧势力，立即以顺治的名义伪造罪已诏十四条，全面否定顺治的政绩，废汉制、贬汉官，复辟奴隶制。四臣辅政时，一改顺治时的制度，凡满汉官员，同级的汉官比满官必须低一品。康熙帝生母佟佳氏原为汉军旗人，他自己也从小在北京长大，学的是汉文化，见的是顺治朝的封建制，并不熟悉辽东满洲旧俗，与孝庄太后辈奴隶主贵族经历全然不同。因此，康熙亲政后，能够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划一满汉官员品级，改革弊政。康熙朝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首科取江南名士五十人，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利用汉人文士更好地采用汉制统治汉人地区。尽管到雍正朝为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文字三狱和吕留良、曾静两案，株连了大批文士，但汉人文臣仍然在统治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清代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乾隆一朝，开博学宏词科，考取者都可入官翰林，贵于例行科举，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乾隆帝一边广招儒生文士，一边大兴文字狱，先后制造过六起文字大案，祸害了许多读书人。博学鸿儒科和博学鸿词科，看起来差不多，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康熙特设制科，旨在加速清朝统治的汉化过程；而乾隆特设制科，则意在强化思想统治，抑制人们的反满情绪。然而无论哪种制科，都是为了让读书人为统治阶级服务而设。
贡士们的殿试试卷，最初由皇帝亲阅，后来改由主考朗读，皇帝裁定。到明清两朝，除乾隆帝之外，皇帝不再亲自阅卷，由读卷大臣评阅，按文章优劣定为五等，然后把前十名贡士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当面拆示考生姓名，由皇帝钦定第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人选和二甲前七名的顺序。第二天清晨，皇帝还要单独召见前十名新科进士，史称“小传胪”正式揭晓殿试名次，是在皇帝召见之后，填写大、小金榜，等一切就绪才放榜。放榜称“大传胪”或“传胪大典”是科举时代国家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而放榜传胪之后，考状元的程序并不算完成，新科状元还需率领同科进士赴礼部专设的宴会，唐代称“探花宴”明代称“琼林宴”清代则叫做“恩荣宴”宴会之后，状元还得率众进士到孔庙拜谒这位儒家鼻祖，礼拜既完，再去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的姓名勒于石碑上，考状元的程序才算全部结束。
能否考上状元，有时也并不全靠文辞。如文天祥就因名字隐含“天赐祥瑞”、“天子吉祥”之意，被宋理宗点为丙辰科状元。因名字合圣意而成状元的，清代最多。清朝历康、雍、乾三世，其间一百多年，长盛久泰；到嘉庆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广西临桂来了个名叫陈继昌的考生，嘉庆帝一见这名字就喜欢，他盼望国运能继先世之繁荣，因此陈继昌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状元。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慈禧太后五十九岁，她盼望长生不死永主朝纲，见山东潍县有个叫王寿彭的考生，认为吉利，便点作状元。其年五谷歉收，又开“经济特科”且不管考生学问如何，云南石屏有个袁嘉谷参加考试，正合朝廷树谷之意，因此而登龙榜，令天下举子侧目。光绪三十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诞，特开“万寿恩科”而其时黄河流域已大旱三年，于是直隶肃宁的考生刘春霖也沾了名字的光而成为状元。且不说考场所固有的营私舞弊，单只这种崇尚迷信的做法，就足以让真正的读书人跌足。
无论是点中状元还是考取进士，都是十分激动人心的。神童诗里以四喜为题，有四句诗写人间四大赏心乐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把得中进士金榜题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了科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痴迷和殷切瞩望。另有一首四愁诗，言“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宠宫女面，落第举人心”却又道出了那些进京赶考落第回乡的莘莘学子的最大悲哀，一生苦读，只为金榜题名，一旦名落深山，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科考动人，却也害人。
今人谈科举，往往只看到它害人的一面，把其说成十恶不赦的祸害。然而科举制度在它一出现的时候，就激动着天下读书人的心，它的历史魅力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科举考试的深刻历史内涵并不在它本身的考试方式，也不在于有多少人及第多少人落榜，而在于它打破了严重阻碍历史前进的封建门阀制度，这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起到过强劲的推动作用。当然，在活字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平常百姓要读书应试几乎是奢望，但科举毕竟给了人们以希望，它使每一个有志者都有了踏进仕途一展抱负的可能，它给黑暗无比的中国古代官场带来了光明。
如今到处兴招聘干部，真正有学识才华者，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兴感之余，我不禁想起封建社会的士林官场，想起了封建门第世系和那些为求功名而孤灯寒窗勤谨治学的古代学子们。世袭制早已离我们远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清光绪甲辰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万寿恩科”的科试，离我们虽不足百年，但我们看科举，也仿佛已经遥遥千载。历史的演变，的确十分惊人。
从影视戏剧中看古时读书人，都是羽扇纶巾，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说不尽的潇洒写意风流倜傥，然而实际生活却不尽然。唐朝以前历朝历代，取士不依科举，另有门径。夏朝是中国社会从原始氏族生活逐渐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不存在士林，为官者理所当然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与他们的子孙。商朝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区分十分严格，当官的是奴隶主贵族，也不在本文范畴。自周文王开始，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用人不拘一格，颇见开明。真正含义上的“士”就是产生于周代，起始于春秋。
春秋时诸侯国内国君的政权并不稳固，国政常被几个有权的大夫所执掌，国君不可随意开罪大夫。因为只要是前代国君的子孙，大夫们想拥立谁谁就可以成为国君，而有权的大夫却是世卿，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世代相传。不仅如此，而且“君臣无常”大夫在诸侯国内威望高了、权力重了，就可以取代国君。晋国曾成为春秋时的诸侯霸主，后来却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季氏逐鲁君”、“崔杼弑齐君”都是“君臣无常”的例证。在这些大夫宗族内，通常养有一批家臣。春秋时期，家臣制盛行一时。齐桓公为主霸中原，曾养游士八十，供给车马衣物钱财，周游四方，招揽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为谋国君大位，也曾广散家财以招士，后来果然得做国君，因此又开豢养游士的风气。家臣多文士，而游士中多武士，至于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和兵家的鬼谷子，则是培养训练士的大师。这些士处在社会的中间阶层，孔子“讥世卿”说明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家臣游士统称客卿或士。由于贵族领主逐渐失去政治特权，地位越来越不稳固，因此王侯将相争相养士，最负盛名的有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家，养士都在三千人以上。而燕太子丹则是最下等的养士家，拜荆轲为上卿，以君储之尊极尽奉承之能事，把保国抗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刺客身上。战国时期，除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之外，主要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士的社会活动。
春秋战国之士，不可一概而论。对历史文化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学士，除儒、墨两家显学之外，道、名、兵、法、农各家争相著书立说，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段历史盛况。主导当世的是策士，以苏秦、张仪为杰出代表，口舌辩说合纵连横之策。纵横家虽无专门著述，然而战国策士四处奔走游说，却无非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雄之间此战彼和，也无非是纵与横两种活动。至于方术之士，本身也有分别：从事天文历算和医农百艺的对文化发展功不可没；从事阴阳占卜房中术的则不过是一群骗客。最末等的一类是食客，数量庞大，品流繁杂，奸人赌徒鸡鸣狗盗之辈尽在其中。
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是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战胜了领主阶级，是士在政治上的胜利，因此家臣制和养士之风逐步演变成为官僚制度。到汉代以后，从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起，历代为官者多是儒生。西汉末年王莽篡皇权行暴政，汉光武帝刘秀借民变而登九五，由宗亲成了皇帝。汉光武帝定官制，天下士人想当官，只能依赖公府召属官，或由郡国举孝廉，仕进之途完全操纵在权贵手里，遗害千古的中国官场便开始形成。东汉时郡县设中正官、州设大中正，专门负责举荐和选用各级官员。自此以后，各级官员，如果不是权贵子弟，就是靠权贵保举的士子，党争也就开始出现。这种用人方法，选拔了一批酒囊饭袋做官吏，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便是对这种官制的讽刺。但有些地位低微的士子被举孝廉出仕以后，很多人仕途顺利地位上升，特别是在东汉末年与宦官的斗争中造成了一种很高的声望，逐渐形成了所谓“衣冠望族”封建朝廷的中央机构，在隋以后才实行“三省六部”制；而汉代因袭秦朝，设“三公九卿”东汉朝廷称太尉、司徒和司空为“三公”是最高官职。汉末大豪强袁绍家有四代五人做“三公”因此而成为士族中的最高望族，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末十九年的群雄割据混斗，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从曹操联结袁绍号召起兵讨伐董卓开始的。当时董卓军不过两三万人，以袁绍为首的讨董盟军却拥有十余万众，但都是大族豪强武装，各怀鬼胎，除曹操所率几千人勇往直前打了个大败仗外，其余十六镇诸侯都观望不前。所谓讨董，只不过是武装割据的借口而已。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在很大程度上，皇权得靠士族的支持，皇帝或者想做皇帝的人，都不敢得罪士族。因此三国时酸儒弥衡辕门击鼓裸身骂曹，曹操受尽羞辱却不敢杀他，智歇计穷之下把他推荐给荆州牧刘表，想借刘表的刀除却心头之恨；而刘表白挨一顿臭骂，依然不敢杀他，又把他介绍给头脑简单的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或许愚蠢，或许本来没想过要做皇帝，终于把他杀了。曹操招降荆州虎视江东时，张昭等人力主投降。朱张顾陆，江东望族，对于他们来说，投降不过是换个主子，官照做，俸禄照拿，要掉脑袋的不过是孙权一人一家，而抵抗却可能酿成江东士族的灾难。出身低微的鲁肃等人则极力主战，因为他虽在东吴做高官，到了别的地方却是做不了高官的。再说孙权一家自称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可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草创江东政权，孙权继位时不过十五岁，形势很不稳定。因此他一方面百般依赖徒党不多可以放心的外来士族周瑜、鲁肃、吕蒙之辈，一方面又尽力争取本地朱张顾陆四大望族的支持，还把孙策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陆逊，一个嫁给了顾雍的长子顾邵，并起用四大姓子弟一千多人去做各级官吏。曹操当权时，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他却不敢触及；不仅如此，那些“只做汉臣”的士族还一直阻碍着他取代名存实亡的刘氏政权。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与士族官僚三个政治集团一直争斗不休。到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因此获得了士族的支持，废汉而建立魏国。魏朝的建立，肯定了士族是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自此，从魏、晋到十六国南北朝时，皇权变换很频繁，而无论哪一家哪一姓掌天下，士族照样高官厚禄，享不尽荣华富贵。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为争取士族，又在九品官人法的基础上，朝廷设立谱局，用人须查考谱籍，看祖上有何官爵；又在州郡县重置大小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事实上，这些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高低，吏部尚书以中正官评定的门第高低作为用人标准，称为“门选”这种用人方法，不是看什么样的官该用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名门望族无人肯做小官，寒门素族无人能做大官，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员的特权。除了这些政治特权之外，晋朝还通过建立荫亲属制来保障高级士族在经济上的特权。高官同族人享有荫庇，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少的有三世，多的达九族。所谓九族，就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血缘亲。有了官人法、谱局、中正制和荫亲属制，中国官场可谓五毒俱全，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也就开始了。就连皇帝，也要努力把自己妆扮成士族，在门第上争清望。晋武帝司马炎为证明自己是儒生，在司马昭死后，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还下诏说不能因自己做了皇帝而改变儒生本色。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是他的宠妾，有次他和胡贵嫔赌博，赌输了，胡贵嫔毫不让步，他发怒说：你原本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不是将种又是什么？司马氏原本是以官为姓，祖上肯定是高级氏族。当年司马懿轻视宦官出身的曹氏，不肯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曹操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才免刺死。曹操死后，他成了魏国唯一的谋略家，多次挂帅出征。胡贵嫔翻出司马家族统兵作战的老帐，使晋武帝听了十分惭愧。因为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它杂业，就不算纯粹。自东汉士族制度形成以后，士族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要分高低，而且在门第世系上也要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目的也就在此。在东晋一朝，司马氏还力图通过联姻来提高门第。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女为妻；鉴于华阴杨氏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司马昭又给晋武帝聘弘农华阴杨氏女为妻。杨皇后生下了晋武帝第一个儿子司马衷，尽管是个白痴，仍被立为太子。晋武帝屡次想废其另立，却因白痴是华阴杨氏的外甥而终不敢废，后来还是做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糊涂无知的皇帝——晋惠帝。中国古代封建门阀制度，至此可谓登峰造极。这个愚蠢皇帝登基后，强盛一时的西晋王朝就出现你争我夺杀伐不止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了衰落。
到了隋唐，士族的地位和门阀观念并无多大变化，但因其对皇权制约过大，因此受到皇权的不断打压。
李唐皇族姓李，高祖李渊自称是陇西李氏，但无论真假，门第都不算高。当时天下贵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崔、王、卢、李、郑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士族过江避难的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来自北方鲜卑族的所谓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这些士族门第，都是祖先有声望，代代保富贵，常出功臣名人，一家男女都能谈论儒、佛、道，能作文章诗赋，并且在礼教习俗和行为表现上异于常人。唐初王勃的滕王阁序里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的句子，指的就是侨姓谢家。诗人刘禹锡有首七言绝句乌衣巷，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所指也是侨姓中的王谢两家。东西两晋和十六国南北朝时，王谢两家子弟出门都手执麈尾，哪怕走遍天下，也无人不知他们是名门世家子弟。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科举盛行的时代，门阀制度已被完全打破，仔细推敲起来，这两句诗是否包含了对官人法的废除以及对科考兴起的赞美呢？不说寻常百姓对门阀制度的看法，还是说李渊家族吧，姓氏贵贱由郡姓、吴姓、侨姓才排到关中，而贵为皇族的李氏却在关中都排不上前列，因此虽掌皇权，终嫌不足。为提高门第，李渊和老子攀上了亲戚。老子李聃，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道德经，早被道教徒吹捧成出神入化的道教鼻祖，相传得道成仙后主管天庭兜率宫，称太上老君，位列四大天王之前，身份崇高。尽管李渊自称是老子的后代，依然不能让人们认为那个李字是最尊贵的姓氏。在李氏皇权已十分巩固的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然而门第观念早已根深蒂固，高士廉等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姓，李世民发怒力争，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
后人多以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谬不然，皇帝受到许多制约，其中士族权利对皇权的制约又是最主要的。皇室喜欢与士族联姻，主要是想借助大族力量巩固皇权。皇室与士族的关系越稳定，天下也就越太平。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其祖父是巨商大贾，对李氏逐鹿中原在经济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因为她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唐高宗册立她为皇后时，除徐绩一人认为“是皇上家事”外，其余士族官僚一概反对。她当了皇后之后，与唐高宗并肩上朝，群臣称为“二圣”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武则天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历史贡献，就不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而武氏立于朝堂，又极大地动摇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根基。
南北朝时，南朝士族生活已十分腐朽靡烂。由于先人做多大官后人就能做同样的官，不需要奔走营求，男人们便无所事事，整天游手好闲，登高作赋吟风弄月，上自朝庭会同，下至亲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会被人鄙视。这种社会价值心态曾一度造成五言诗的繁荣，但由于南朝士族生活空虚，却找不出一首有气魄的好诗。而在北朝却截然不同，有木兰诗和敕勒歌，便盖过了南朝盈千累万的无病呻吟之作。在取士用人的制度上，北朝也敢于打破传统，有意识地限制门阀士族的势力，出现过开科取七品以下小吏的历史。
科举考试，始于隋朝，成形于唐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进一步打击和削弱江南士族，彻底废除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科和清平干济科，以文章选取官吏。至隋炀帝大业三年，又开进士科，创科举考试的先例。到了唐朝，由于李氏出身不高，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打破士族独霸官场的局面便成为历史必然。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国举行了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取进士四人，开学子仕进之途。到唐太宗时，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于武则天日夜不忘陇西贵族反对立她为后的旧恨，为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而放手招官，并亲自殿试贡士，又使科举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巩固。科举一开，贵族垄断要津的局面被打破，因此千百年来，无数莘莘学子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竭力奋志，寒窗苦读，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状元效应。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尊奉的信条。中状元而魁天下，也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和最高目标。但状元的至尊地位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孙伏加不叫状元，只称进士第一。状元一词，始于武则天天授元年。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性废唐而立大周之后，首科取士十六人，并亲自在洛成殿策试。在此之前，科考实行糊名制，贡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说应该信任考官，废糊名制，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当时，主考官用奏状向武则天报其等第名次，位于奏状第一位的，始称状元。但唐代制科百余种，各科都举行殿试，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因此进士科状元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到宋太宗时，皇帝举行殿试并成为定例的只有进士一科；太平兴国八年，把殿试合格者分为五甲，元顺帝时改为三甲，状元专指第一甲第一名，成为定制，状元至尊至贵的地位开始确立。到明清两朝，不设其它科目，进士科成为唯一的制科，殿试分三甲发榜，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数不定，第一甲却仅取三名，按文章优劣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称“鼎元”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唐代直接由吏部主考的科目为常设制科，主要有进士、明经、秀才、俊士、明法、明书、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其中进士与明经两科应考的人最多，名臣名士也多出自这两科。唐代进士科试以诗赋为主，自齐、梁、陈、隋以来，文士都爱吟诗作赋，因此一般都应进士科，以表现自己的才能。现代人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会“读死书”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应该包括进士科，而且读死书的人也是绝对考不取进士的。进士考诗赋，读死书的人必定作不好诗。但象明经科试则非读死书不可。唐代明经科考帖经。唐太宗要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传经文为“五经”，考生必须熟读这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考试时由考官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住一行中的三个字，让考生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方法，就叫做帖经。如此考试，能录取的当然只能是一些书呆子，远远不如进士有真才实学。明经和进士两科不同的考试方式，使唐代诗赋极盛，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理所当然也使唐代经学极衰，跌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底谷。唐代官员，进士出身的称清流，多做朝官；明经等其它科考出身的称浊流，也有做朝官的；清流和浊流统称为流内。而通过别的途径当官的称流外；有一定才学而无法出仕的就是今天相沿成习后所说的不入流。在官场上，清流看不起浊流，流内看不起流外，互相仇视，互相斗争，把古代官场搞得纷纷乱乱。盛唐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十五岁举明经科及第，但唐代重进士轻明经，元稹交结宦官才在朝中做个知制诰，受到以牛僧儒为首的清流的鄙视。一次朝官们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看了元稹一眼，说：“这东西从哪里飞来？”从这种极度的傲慢轻蔑中可以看出进士及第官员的自负心理。元稹不堪其辱，奋志抵砺，在二十七岁时重入科场，终于及进士第，官拜监察御史，出了胸中恶气。
从戏曲中看来，似乎书生一发奋，便可高中状元，而自唐代以后，共开科考七百二十四次，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出过七百二十四名状元郎。也有少年登科者，象宋太宗丁丑科状元吕蒙正，曾官至宰相。年轻时游学渤海，因有“挑尽寒灯梦不成”的诗句，本意是写自己刻苦读书寒夜不眠，却被渤海县令之子胡旦取笑说：“这是一个瞌睡汉呀！”吕蒙正含愤离开了渤海，第二年在科场大获成功，高中状元，鼎甲天下，便让人捎话给胡旦说：“瞌睡汉中了状元。”胡旦大受震动，也让人传话给吕蒙正：“我明年也要做状元，只不过前后脚，比你晚一年罢了。”第二年，胡旦果然也中了状元。这事说起来好象太轻巧，有如上街买个小商品似的，你买了，看起来还不错，我也去买一份，而且一去也必能买到与你同样的一份。其实，要考状元决非单凭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就能成事，吕蒙正胡旦者流，历史上并不多见。唐代已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应明经科试及第，三十岁已经太老，应进士科试及第，五十岁还算年轻。一般说来，其它科考十取二、三，而进士科则是百取一、二，难易十分悬殊。古代学子能在中年进士及第，已是十分幸运，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几人？虽然俗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举成名的学子，则决非等闲之辈，必是学冠群伦、领一代风流的名士，历史上实在微乎其微。唐开元二年孙逖十九岁中状元，宋绍兴五年汪应辰十八岁中状元，都不仅在当时是一时俊彦、深为朝庭所倚重，而且声震天下，名贯古今，有如历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夺目的彩虹。即便如宋代张孝祥二十二岁中状元；明代罗洪先和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林大钦二十一岁中状元；清同治二年张之洞二十六岁点探花，这些年不满三十的鼎甲人物，也都曾名重一时，身入要津。就是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苏试、柳宗元、杨万里、黄庭坚和纳兰性德等二十多岁及第登科的年轻进士，哪一个不是青史留名？真正只历十年寒窗的，恐怕只有称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了，他十四岁及第，是名副其实的少年登科，然而孤星高映，千古不再。至于七岁参加殿试的晏殊，即使他在有生以来的七年中一刻也不曾休息，又能读几本书？知多少事？能把经、史、子、集都弄懂记熟么？他的文章诗赋实在无法与同考的万余名举人相比，因主持殿试的宋真宗皇帝爱他是个“神童”才“赐同进士出身”因此不能算作学成登科。
一个学子，能得秀才巾冠已属不易，何况进士状元乎？唐宋时，考状元要先过州县试和省试两关，才有资格参加殿试。等到争取殿试资格，考生本身已过五关斩六将，是百里挑一的侥侥者，而且每场科考的举人通常都不下千人，宋、明、清三朝一般开科取士尚有二三百，而唐代取士则十分有限，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取进士最多的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科，也不过七十九人；而永徽五年甲寅科，仅取进士一人，读书人的仕进之途，仍然太过狭窄。到明清时，则要先过郡试、乡试、会试三关，经历几十场考试合格后方可入围。万千学子，皓首穷经，而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足证士子艰辛：“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梁颢何许人也？严格说来，应该算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却偏偏又是宋太宗乙酉科的状元郎。不说他前几十年是如何闯关，单说他中进士点状元，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才考中进士点为状元。前后凡四十七年，应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被宋太宗点为状元后，太宗问其年岁，他作谢恩启一篇作答，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虽然垂垂老矣，此番言语，也显出头角峥嵘，不枉天下第一的名头。他还曾赋谢恩诗一首感谢皇恩：“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辈在，到家唯有子孙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艰难，又有过多少辛酸？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二岁学始成，这位状元爷还能为国家效几分力呢？宋朝人平均寿命在三十五岁左右，他能活到八十二岁，已经是当时世上少有的寿星了，即使学有所成，风烛残年，只怕终归还是学无所用。无独有偶，宋高宗绍兴年间，科考往往在正科之外加恩科重考落第举子，以示皇恩浩荡。福建举子韩南，读书一生，屡试不中，逢恩科才勉强及进士第。但金榜题名，毕竟轰动乡里，尤其是那些偏爱穿针引线的媒婆们，不知新科进士已经七十三岁，行将就木，登门提亲的络绎不绝。韩南无奈，只好写诗一首，贴在门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若问余岁数，四十年前三十三。”唐代名臣张柬之，是汉留侯张良之后，世族大户子弟，幼习诗书，从小就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晚年无论是在监察御史、凤阁舍人、秋官侍郎任上，还是在武氏周朝和唐中宗朝两朝为相，都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才干。但张柬之直到永昌元年六十三岁时还是个小小的青城县丞，官运不济，有志难展。那年他随千余名举人应进士科科考，不中，已经准备回家安度晚年了，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后来还能位极人臣主宰朝纲。好在武则天拟废唐建周登基称帝，正需要大批人才，见进士科开科取士仅八人，很不满意，责怪主考官取人太少，另开贤良方正和明堂大礼两个恩科，命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下第落榜诸学子，张柬之应贤良方正科试，一举夺魁，这才终于及第登科，真正踏入仕途。
明清的郡试，又叫童试，相当于唐宋时的州县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童试合格前的学子，称童生，因为无正式功名，还算不得真正的读书人，不能进官学。县试一般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场，内容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相同，试期多在四月。府试合格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论职能，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权力却比今天的教育厅长大得多，掌握着一省学子的前途。凡在学秀才，都有学籍；秀才犯法，有功名在身，地方官不能擅自办理，须先请学政将其革籍后才能审处。大名鼎鼎的清代风流才子纪晓岚，就曾在乾隆二十七年出任福建学政。纪晓岚毕竟风流成性，督学期间，常令福建学子们啼笑皆非。有次他到福州一家茶楼品茶，正碰上一群文士在那里赋诗，便也凑了过去。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忽然问他：“我们正在作诗。这作诗的事，你也会？”纪晓岚说：“在下才疏学浅，不敢说会，略知一二罢了。”有几个人想出他的洋相，就起哄说：“要他作一首，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纪晓岚向起哄的人们说：“请出个题吧？”其中一人说“就以此楼为题。”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吟道：“一爬爬上最高楼”众人听了，大笑不止，以为他根本就不会作诗。谁知慢吞吞吟出来的第二句，却令众人为之一震：“十二栏杆连斗牛”真正的读书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好诗句，于是有人问他的名字。这时纪晓岚不再逗留，一边下楼一边说：“纪某不愿留名字，恐压八闽十二州。”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才知唐突了督学大人。
院试试期不定季节月份，三年轮环一次，考八股文与试贴诗，分正试和复试两场，合格者始由童生改称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读书人只有成了秀才，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和京城的官学学习，称为“入泮”并不是所有秀才都能“入泮”如唐代国子监分为六种：国子学收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太学收四、五品官子弟，四门学收六、七品官和豪富之子，只有律学、书学和算学才收八品以下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但三学所收生员总数不过一百一十人。至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只收皇亲国戚和宰相之子。各府州县虽立学校，招收生徒也有资格限定，真正的穷苦百姓子弟是不可能上学的，而在学秀才一般也不会刻苦用功读书。到明代，中国教育才真正开始发展，国子监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国立大学，通常有学生八千人左右，除府州县立官学之外，各地乡里也都开塾立师“天下穷乡僻壤，咸有学有社。”各地官学生员额数虽与唐宋相同，但正额之外还增加一部分，叫作增广生员。明清两代入了官学的秀才，通过岁考和科举，按文章优劣称附生、增生、廪生。读书人成了秀才，就有机会入国子监学习，学满三年，可直接进入仕途。国子监学生如不想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出任通判、知县等职。但只有监生和贡生才能入国子监。监生分三种，贡生分六种。三品以上文官和二品以上武官的子弟可以直接入学，称荫监或荫贡；文章特别优秀的生员入监，称为优监或优贡；按一定数额献纳钱粮，也可入监，称例监或例贡。逢庆典恩升的正贡称恩贡，以年资升为贡生的称岁贡，由地方学校选拔的叫拔贡。曾经有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秀才，感到科考艰难，就一心想拔贡。有人劝他说：“拔贡是为皇帝选拔人才，不但要文章好，而且要五官端正，像你这样的络腮胡是肯定不要的。”秀才一急，把满脸的胡子都拔光了，谁知仍然因相貌不佳而不能成为贡生，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未曾拔贡先拔胡，拔贡不成胡已无。早知拔胡难拔贡，不拔贡也不拔胡。”即使秀才，也不是每个学子都能考上，清朝某县有个书生，七十岁了，仍是童生，不能戴秀才冠巾，为了这个秀才称呼而一再入场应试。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冕礼，二十岁前为“未冠”偏偏他七十岁那年考试的题目是未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写青春岁月或者说写我的青少年，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考生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同考的童生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打趣：“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年出何题？”七十岁的老童生面对如此戏谑，那份心情该有多么悲酸！
乡试是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考试，明清时才有。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明清会试与唐宋时的省试属同一级别的考试，每三年一次，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遇皇室庆典也加恩科，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考试的时间、场次和内容与乡试相同，但难度要大得多。会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学子成为贡士后，才可以进入殿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考状元”唐宋时殿试在省试发榜后十天左右举行，明清时则在会试发榜后一个月左右举行。与唐宋还有所不同的是殿试已经只是在理论上由皇帝亲自主持，会试上榜参加殿试的贡士原则上也不再淘汰，一般都可以成为进士；因此殿试成了竞争状元和鼎甲人选、确定新科进士先后名次的专场考试。
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特别令士林瞩目。殿试本身十分庄严，决不象电视剧康熙帝国中所表现的那样无序。试前一天，由鸿胪寺官员负责设置御座、黄案，由光禄寺官员安放试桌，排定考生座位。第二天参加殿试的贡士须于黎明时分到殿后的丹陛下排队等候，领取宫饼一包；文武百官则分立两旁。随后，皇帝在一片管弦丝竹声中升殿，大学士从殿内黄案上捧出试题，授予礼部官员，再由礼部官员放到殿外的黄案上。文武百官及考生参赞礼拜后，礼部官员才开始散发题纸。题纸用宣纸裱成，极为考究。每页长四十公分，宽十二公分，有红线直格，每行规定写二十四字，要求每个字都要书写工整。考生逐一跪接题纸后，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答题。按规定凌晨入场，日落交卷。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题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殿试的文体，开始是骈体文，皇帝殿试时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应试贡士须按照骈四骊六对偶工整的句式文体作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殿试也改为诗赋，规定韵脚象省试中的试贴诗一样，或五言六韵，或七言八韵，对声韵格律要求很严格。唐代诗人祖咏应省试，试贴诗题为望终南余雪。终南山在唐都长安城外，祖咏写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两韵四句，感到诗写完了，便不再废话。按规定，该写六韵，祖咏仅用两韵，不合科制，尽管此诗极受推崇，但祖咏还是名落深山。
唐代重诗赋，科考多趣事。天宝元年，诗人钱起一次住在驿舍，晚上正卧床看书，忽闻窗外有人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披衣赶到门外想向诗人讨教，却没有看见吟诗人。到天宝十年他应省试，因楚辞里有“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的句子，试帖诗便以湘灵鼓瑟为题。钱起开头写得很顺利：“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悠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五韵十句，一气呵成。诗人凭借惊人的想象力，把神女湘灵所鼓瑟曲的神奇力量渲染得淋漓尽致。可是最后还差两句一韵却无法收笔，冥思苦想中，他记起了驿馆中听到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便顺手牵羊用了上去。仿佛那人在十年前是有意为他应试而作诗一样，这两句竟是恰到好处。湘灵是神女，只在湘江之上偶尔露仙姿，鼓瑟一曲，随即隐去，当听瑟人还沉醉在仙乐中、迷恋在似真似幻的仙境里时，一眨眼间，仙踪已杳，人已回到了现实世界，眼前只有一江如带，数峰如染。用这两句结尾，不仅帮助钱起考取了功名，而且使他的湘灵鼓瑟成了科场试帖诗的典范，千年科场，再也无人能够超越。
诗人杨凭，在代宗大历年间与弟弟杨凝、杨凌一起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三杨”他对自己“一一鹤声飞上天”的诗句很得意，他有个感情不错的表弟应科考，及进士第，参加殿试时一时无措，偷用了这句。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立即登门问罪：“我那个‘一一鹤声飞上天’呢？还在吗？”他表弟心中有愧，只好说：“在呀，在呀。我知道兄长最喜欢这个句子，不敢多用，只是应应急，用完了就还。”
大诗人张籍，仕途并不顺意，到五十岁时还做着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但他的名望在当时并不亚于与他同期的韩愈和白居易。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李师道邀请他去作官，他虽穷困，却不愿受聘，于是写了首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表面看来，此诗是写男女间的缠绵之情，如果不看副题，也的确是一首感人至深的爱情诗。但诗人却是借此喻彼，以女人自况，辞谢李师道之聘，语气委婉而坚决。他做京官时，进京应试的举子很多都先向他呈送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得到他的举荐。其中有个应试举子朱庆余，在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进京赴考，受他节妇吟的启发，也以女人自况写了一首闺意——近试上张水部，很有情趣，成了不朽之作：“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以新婚喻考试、以舅姑喻考官、以夫婿喻张籍，而他自比新娘，打扮得漂漂亮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见公婆叔姑；因初到婆家，诸事未谙，临行低声询问夫婿，看自己的打扮是否得体。它的现实意义却是问张籍：自己的诗才能否合考官心意。张籍对这首诗很欣赏，读后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余因得张籍赏识，声名顿起，故顺利中榜，大功告成。
唐朝灭亡到宋朝统一，中间间隔了七十二年。在这七十二年中，中原一带先后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小朝廷统治，称为五代。环绕着五个小朝廷，外围还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小国家，称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一转眼间就已改朝换代，但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停止。宋太祖登基以后，在科目设置上大量简化，除进士科外，只设明经、明法、九经、五经、三史、三礼、开元礼和学究等科。太祖一朝，开科十五次，取进士一百七十二人，考取比例基本与唐朝相同。太宗开科八次，取士一千多人，随着应考人数的增加，取士数量也大增。到宋真宗朝，每科应考的举子有上万人，开科十二次，取士达一千八百多人。到宋仁宗，科考就乱了套，开科十三次，取进士四千多人，其它诸科又取士五千多人，加上无限制地封官和卖官鬻爵，搞得大宋朝官满为患。宋朝明经科试增加了墨义，所谓墨义如同现在的填空和名词解释，就是考生死背“五经”和有关义疏，考题出上句，考生答下句，或者出一句经文考生答写这句的注疏。大文豪大学问家王安石当宰相时，改革旧制，变法维新。其中有一项，就是认为诗赋用典太多，易读难解，又与时政无关，力主废除科举中的明经科和进士科中的试帖诗，曾遭大学士苏试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之后，诗赋基本被排除在殿试之外，代之以务实的时务策论。时论因时而发，因事而论，做得好的确是有用的学问；而诗赋和骈骊文却不能象时论那样适应应考者个人思想的发挥，因此自然而然地退出了科考历史舞台，于是散文就成了宋朝以后殿试的主要文体。到明清两代，用死硬僵化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取士，极大地束缚了天下士子聪明才智的发挥。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但通常所说的八股并非这八个部分，而是后面的四个段落。前面四部分全是废话，后面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叫作八股文，也称八比。也许是封建考官们嫌文章气韵、起承转合太难把握，因此定出这样一个标准，以便阅卷时一眼就能看出考生文章的轻重厚薄。这样僵死的东西实在算不得高明的创造，所以明清殿试并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答卷对策。
清代科考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所开博学鸿儒科和乾隆帝所开博学鸿词科，这两科不在乎用何种文体，而在于开科的政治意义。
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击败宋朝后，曾建立元朝。这个习惯于原始奴隶制统治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拒绝接受汉文化，结果不出一百年就垮台了。清顺治帝有鉴于此，大力提倡汉学、推行汉制、起用汉官。顺治帝死，代表满族奴隶主贵族的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旧势力，立即以顺治的名义伪造罪已诏十四条，全面否定顺治的政绩，废汉制、贬汉官，复辟奴隶制。四臣辅政时，一改顺治时的制度，凡满汉官员，同级的汉官比满官必须低一品。康熙帝生母佟佳氏原为汉军旗人，他自己也从小在北京长大，学的是汉文化，见的是顺治朝的封建制，并不熟悉辽东满洲旧俗，与孝庄太后辈奴隶主贵族经历全然不同。因此，康熙亲政后，能够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划一满汉官员品级，改革弊政。康熙朝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首科取江南名士五十人，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利用汉人文士更好地采用汉制统治汉人地区。尽管到雍正朝为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文字三狱和吕留良、曾静两案，株连了大批文士，但汉人文臣仍然在统治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清代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乾隆一朝，开博学宏词科，考取者都可入官翰林，贵于例行科举，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乾隆帝一边广招儒生文士，一边大兴文字狱，先后制造过六起文字大案，祸害了许多读书人。博学鸿儒科和博学鸿词科，看起来差不多，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康熙特设制科，旨在加速清朝统治的汉化过程；而乾隆特设制科，则意在强化思想统治，抑制人们的反满情绪。然而无论哪种制科，都是为了让读书人为统治阶级服务而设。
贡士们的殿试试卷，最初由皇帝亲阅，后来改由主考朗读，皇帝裁定。到明清两朝，除乾隆帝之外，皇帝不再亲自阅卷，由读卷大臣评阅，按文章优劣定为五等，然后把前十名贡士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当面拆示考生姓名，由皇帝钦定第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人选和二甲前七名的顺序。第二天清晨，皇帝还要单独召见前十名新科进士，史称“小传胪”正式揭晓殿试名次，是在皇帝召见之后，填写大、小金榜，等一切就绪才放榜。放榜称“大传胪”或“传胪大典”是科举时代国家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而放榜传胪之后，考状元的程序并不算完成，新科状元还需率领同科进士赴礼部专设的宴会，唐代称“探花宴”明代称“琼林宴”清代则叫做“恩荣宴”宴会之后，状元还得率众进士到孔庙拜谒这位儒家鼻祖，礼拜既完，再去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的姓名勒于石碑上，考状元的程序才算全部结束。
能否考上状元，有时也并不全靠文辞。如文天祥就因名字隐含“天赐祥瑞”、“天子吉祥”之意，被宋理宗点为丙辰科状元。因名字合圣意而成状元的，清代最多。清朝历康、雍、乾三世，其间一百多年，长盛久泰；到嘉庆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广西临桂来了个名叫陈继昌的考生，嘉庆帝一见这名字就喜欢，他盼望国运能继先世之繁荣，因此陈继昌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状元。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慈禧太后五十九岁，她盼望长生不死永主朝纲，见山东潍县有个叫王寿彭的考生，认为吉利，便点作状元。其年五谷歉收，又开“经济特科”且不管考生学问如何，云南石屏有个袁嘉谷参加考试，正合朝廷树谷之意，因此而登龙榜，令天下举子侧目。光绪三十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诞，特开“万寿恩科”而其时黄河流域已大旱三年，于是直隶肃宁的考生刘春霖也沾了名字的光而成为状元。且不说考场所固有的营私舞弊，单只这种崇尚迷信的做法，就足以让真正的读书人跌足。
无论是点中状元还是考取进士，都是十分激动人心的。神童诗里以四喜为题，有四句诗写人间四大赏心乐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把得中进士金榜题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了科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痴迷和殷切瞩望。另有一首四愁诗，言“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宠宫女面，落第举人心”却又道出了那些进京赶考落第回乡的莘莘学子的最大悲哀，一生苦读，只为金榜题名，一旦名落深山，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科考动人，却也害人。
今人谈科举，往往只看到它害人的一面，把其说成十恶不赦的祸害。然而科举制度在它一出现的时候，就激动着天下读书人的心，它的历史魅力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科举考试的深刻历史内涵并不在它本身的考试方式，也不在于有多少人及第多少人落榜，而在于它打破了严重阻碍历史前进的封建门阀制度，这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起到过强劲的推动作用。当然，在活字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平常百姓要读书应试几乎是奢望，但科举毕竟给了人们以希望，它使每一个有志者都有了踏进仕途一展抱负的可能，它给黑暗无比的中国古代官场带来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