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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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旧事，就是过去的事，就是历史。所谓湘北，当然是指湖南北部。我的老家临湘市在湖南最北端，被湖北省的通城、赤壁（蒲圻）、洪湖、监利等县市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从县城沿一o七国道、京珠高速往南一百八十公里到长沙，往北一百八十公里到武汉，境内有京广铁路和长江水道贯通，上世纪初，无论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两广事变还是抗日战争，都是军事要地，兵家必争必守，尤以抗日战争六七年相持最为壮烈。至于湘北过去的人和事，载之以文的不多，现于影视的则近于空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近年临湘人在网上对湘北反共顽军头目王翦波推崇倍至，甚至于有人在百度贴吧问临湘市还要多久改称王翦波市，本侠回贴加以否定，不过半天就被吧主删除，貌似临湘市不以反共头目命名、不改称王翦波市便不足以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内，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本侠无意贬损王翦波先生，他的确为抗日做过一些事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王翦波出身于临湘新田畈豪门大户，家境殷实。对于他的族脉我未曾详细查考，不敢妄言，但有资料说他祖父是晚清太学生，曾入国子监读书，实在不可信。明清国子监的学生，除了外国留学生和四品以上高官子弟，就剩两种来源：一是各省督学举荐的优秀学子，二是捐献若干钱粮入学的“捐生”可无论他祖父属于何种情况，都绝无可能是国子监生，这从王翦波先生先人给他取名上便不难看出。王翦波小时名捡婆，这是极土气的充满了湘北乡俗味的乡下娃娃名。而王捡婆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怀报国之志，一九一七年十六岁时考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就读，因嫌“捡婆”之名土得掉渣，便自撰一幅“翦除帝制成民国，波揽中流振狂澜”的励志联，改名翦波。入学后不久，因护法运动兴起，他与家里联系中断，经济上来源断绝，便求告于长沙族人王天鹏。其时王天鹏奉孙中山之命在湖南组织民军，力劝王翦波参加，于是王翦波投身护法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第二年，他随王天鹏赴上海并拜谒孙中山先生，加入国民党。十八岁那年奉命返湘，潜伏于湖南讲武堂，以特派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零年元旦遭到军阀张敬尧搜捕，只身逃回临湘新田畈老家。这是他第一次历险，第一次只身返乡。
回乡后担任金华衮领导的临湘护法军营长，在谢家山及横溪一带抗击北洋军。那年五月湖南掀起驱张运动，张敬尧北逃，王翦波奉命在雁岭、花桥一带截击，打了个胜仗。次年湘军援鄂，王翦波作为临湘护法军前驱，在汀泗桥一带抗击吴佩孚大军，英勇作战，直至兵败，趁着夜色掩护躲过吴军搜索，第二次只身回乡。
一九二二年夏天，二十一岁的王翦波任叶开鑫部陆军第一混成旅骑兵第二营中校营长，转进赣西，遭北洋军合击，兵败逃逸，第三次只身回乡。
一九二五年三月，王翦波投奔熊克武部任建国川军教导团团长，他率部从大庸出发，欲往广州会合在粤革命军行动。徒步行军八个月始抵广东连县，却被粤军缴械。王翦波先生只得再一次只身返乡。
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王翦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岳阳北门剪刀池边兴建深宅大院，共有房屋三十余间，彰显王家富庶阔绰。二是在那个“黑色星期二”之后“国民党左派领袖”蒋介石先生扯掉伪装，向他昔日的战友与支持者举起血淋淋的屠刀时，王翦波先生立即赶赴上海，任湖南旅沪清党委员会委员。这一步是他人生的重要选择，是他一生坚决反共的开端。
他于一九二八年初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四中队学习，一年后毕业（当时中央军校南京本校学制两年，王翦波先生入校前曾在何处分校或军事教育机构就学一年始终无处查考）。他毕业时，适逢湖北鹤峰县县长唐延耀被湘鄂西民团击毙，王翦波被委任为湖北省鹤峰县县长，但因鹤峰太乱，未能到职，又改任通山县县长。
一九二九年是王翦波先生的伤心年，湖北通山县可谓王翦波先生的伤心地。起初是鹤峰县乱象丛生，使他这个二十八岁的县太爷不能赴任；改任通山县长后，先是与当地团防局发生冲突，遭到围袭，从临湘带去的亲信牺牲殆尽。虽然史料无明确记载，但王翦波先生在那次战斗中多半是受了点伤，由勤务兵乘乱背出险地才逃得性命。好不容易重整旗鼓再回通山任上，湘鄂赣边红四军第五纵队又发动带领农民围攻通山县城，王翦波兵败，第五次只身逃回临湘。
王翦波少年得志，本想在通山有所作为，不料不仅守不住任所，还差点被农民革命夺去性命，这也许是他一生坚决反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是个非常人物，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迭逢险境，屡屡只身逃回，却愈挫愈勇，几番沉沦几番奋起，不向命运低头。通山县长是当不成了，而王翦波一次次只身落魄归来，又一次次毅然告别家山。闲居一段日子后，他再次走出家乡，投身军旅。一九三六年冬，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政训处长，驻浙江海宁。诸君切莫将这个政训处长当处级官员看待，它有着不可想象的权力，政训处长及政训处官员对营以下官兵中哪个看不顺眼，可以直接开枪击毙，不需要任何罪名。击毙后军队档案中写上一句“被政训处xxx击毙”案子就算结了；倘若有人追查，单凭“他有通共嫌疑”一语，就再也无人敢于问津。对军、师、团级军官，虽不能任意开枪击毙，也照样可以罗织罪名，以“通共”论处。所有曾在国军中政训部门供职的人员，都有复兴社的背景，属于军统“忠诚可靠”的骨干分子，都是坚决反共的。国军的政训处绝对不同于共军的政治部门，后者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敌工工作，前者负责特务侦缉工作。
“七七事变”后，淞沪抗战旋即爆发，海宁成为抗敌前线，虽然国民政府死伤几十万精锐仍然拒不宣战，可日本人的武士刀却毫不留情。日军在登陆杭州湾前夕，几次出动飞机轰炸海宁硖石，原海宁县长黄曝寰贪生怕死，称病辞职，王翦波临危受命，代理海宁县长。他从九月四日上任伊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率领县政府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百日县官，当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展现出他的爱国抗敌之心，倒也让人不得不佩服。至少五件事是有史可查的：组织武装丁勇巡逻防范、密切监视敌情。组织县民撤离战区，往浙西山区疏散。组织船只抢运食盐、粮食等战略军需物资至金华，交驻军接收。将县府重要公物和田赋底册、地籍图册转运至诸暨，战后仍然保持完整。处决汉奸、打击通敌卖国分子。然而上海战败，国民革命军没能抵挡住从杭州湾登陆的二十万日军，海宁陷落。在日寇兵临城下时，王翦波这个代理县长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带领县政府工作到最后的百余人沿金杭公路徒步撤往杭州。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海宁县政府人员集结于杭州钱塘江大桥北岸，其时日军正在加紧进攻杭州。第二天杭州沦陷，王翦波复率海宁县府人员乘船沿富春江继续北撤，三天后到达兰溪，王翦波卸任，步行三个月，再次只身回到临湘。
徐州会战后，小日本有个十分天真又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南攻广州，北攻五台，中攻武汉。”其行动很有力，其目的却很幼稚，他们认为封闭中国粤桂沿海，封闭中国东南海岸线，将使中国失去食盐，不战自败；而攻占武汉，就摧垮了国民党的抵抗意志；攻占五台便摧垮了共产党的抵抗意志。攻城掠地他们赢了，广州武汉均陷其手，而晋察冀边区却粉碎了他们的八路进剿。正如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答友好邦国询问时所说：“我军仍在华北敌后坚持，五台山根据地依然屹立。”海盐的缺失，并没有发生日本人所想象的结果，民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开采青海湖的湖盐和四川自贡的井盐，带领全国人民度过了漫长的战略相持的艰难岁月。中华泱泱大国，使小日本在攻占武汉后失去了方向感。一方面他们担心苏联人会从中国东北掴背一击，另一方面侵华十几个月损失兵力已达四十五万，捉襟见肘。而国共两党和民间的敌后游击武装又蓬勃兴起，使其首尾难顾。一九三八年底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沿平汉路和粤汉路盲目地攻击，往南北两翼伸展爪牙，以屏障武汉。如此一来，临湘就成了抗敌前线，国军沿粤汉路一路阻击，在临湘北部重镇羊楼司鏖战多日，一度死守羊楼司火车站。至十一月八日，国军不支，脱离战场，国民政府临湘县长李锡年畏敌如虎，闻讯逃之夭夭。次日临湘长安成了湖南省第一座沦入敌手的县城。至于老县城陆城陷落，文庙、武庙、乾元宫、天官府、莼湖书院等三十多处古建筑被日寇焚毁，几乎将临湘历史人文遗迹一扫而光，岳阳和临湘的地方史志说发生在十一月八日，或许有治史不严谨之处，民国政府大事日记所载是十一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十一月十日曾试图从城陵矶登陆未果，十一日登陆成功，主力南向取岳阳，一部向北陷陆城，以屏障城陵矶登陆场的北翼安全。所谓十一月八日“一小队日军从湖北监利乘火轮过江”之说值得商榷，国军重兵防守长江南岸，一小队日寇岂敢猖狂？但这些无关王翦波先生的故事，暂且撂在一边不谈。
倭寇入湘，临湘沦陷，国军撤退，县长逃跑，而壁山、云山两区及药姑大山上的红军武装早于一年前便开赴华东归入新四军系列陈毅、傅秋涛麾下。日寇甫来，烧杀奸掠，国共两党在临湘均无得力组织，我临湘二十五万父老乡党顿陷黑暗之境，谁能成为他们的主心骨？王翦波，这位十六岁就参加护法投身革命的热血男儿，在强敌袭来县长逃跑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振臂而呼，邀集官绅壮士，聚义桃林胥岗山，共商抗敌大计，组建抗日民军，设立乡镇政府，恢复村社保甲，勇敢地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抗敌御侮的历史责任，从而使普通百姓有了指望，抗日义士有了归宿。鉴于王翦波的义举，父老乡党共同推举他为县长，民国政府也很快就实授他临湘县政府县长一职。他从一九二九年二十八岁时领湖北鹤峰县长一职至今已九年，其间担任过通山县长、代理过海宁县长，但都如一片闲云飘过。此次县长逃亡而强敌压境，所谓时势造英雄，敌势汹汹、群情愤愤之时，谁能登高一呼谁就是英雄，谁能登高一呼谁就会受到百姓的爱戴。王翦波站出来了，这是勇气是爱国心的体现，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机遇，他在反复碰壁壮志难酬先后六次落魄只身返乡之后，终于第四次接到了民国政府给他的县长委任状。
我无法揣度王翦波当时的真实想法，虽然企图为他彻底翻案的人十分肯定他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担当起县长职责后很快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乡勇丁壮武装，号称临湘国民兵团，王翦波自任团长。国民兵团在几个月内迅速膨胀到三千多人，他以赋闲之身，一下子从何处拉来如此之多的人枪，史料无任何记载。我想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接掌县政府原有民团武装，这应该是他国民兵团的基本力量。二是国军撤离后收拢散兵游勇，这种情况当时在湘鄂赣边也很普遍。三是动员收编绿林武装，倭寇初来时，湘鄂赣边普遍存在拉旗组队扩张势力之风，人枪多的吃掉人枪少的，江西盛瑜、湖北田维中、方步周、成渠等地方豪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和王翦波一样，一九三九年统归于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松甫麾下。
樊松甫属于陈诚的土木系，陈诚担任着第九战区（防区为赣西北、鄂南和湖南省全境）司令长官，未到职，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行职权。当时湘鄂赣边群雄竟起，总共有六七万之众，陈诚想掌握这股势力，于是委派樊松甫为游击总指挥，将湘鄂赣边地方游杂武装分编为七个纵队，王翦波为第七纵队第十一支队支队长。一般来说，有了三千以上人马，相当于一个旅的基本力量，就能当个支队长。王翦波就任临湘县长和临湘国民兵团团长后，势力逐步膨胀，从民团团长晋迁为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第七纵队支队长、纵队司令。他破铁路炸军列诛汉奸杀敌寇，配合主力英勇作战，先后荣获民国政府颁发的国花奖章和二等光华勋章。七年烽火，义旗昭昭。他关注民生，先后护送数千临湘少年儿童去后方就学；千方百计输入食盐以解决军需民用；兴学办厂，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这些的确是他英雄的一面，光彩照人的一面，是他最为精彩的人生篇章，是他生命之歌中最为动人的音符。这也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湘北王”无论是在临湘县长任内还是湖南第一行署督察专员任内，管区官民犯科，全无司法程序，生杀予夺，悉凭王翦波一语裁定。至于后来担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兼省保安副司令，省内不法商徒倒贩政府管控物质，只要打出“临湘新田畈”的招牌，沿途党政军警宪特各机构概莫敢盘查。
王翦波能在大云山上坚持七年，始终扛着抗日的大旗，十分难能可贵。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是艰苦的，国人只知道相持，却很少有人关注在何处相持。其实就那么几处：争夺山西，争夺鄂西北，然而主要的相持地在湖南、在岳阳、在新墙河两岸，具体表现在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与反扫荡、正面战场的攻长沙与守长沙。大云山，是湖南正面战场最北端的支点，王翦波，是湖南正面战场最前沿的战士。当然，他的身后有驻平江的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和活动于幕阜山脉中的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没有杨王两棵大树的遮蔽，这个战士是很容易倒下的。
王翦波抗日，据说在临湘境内七年中歼敌五千，功劳不小，但并不等于说他有多么积极主动。“五千”这个数字，比较概略笼统，并不曾见他每次歼敌的具体资料。他坐拥数千人枪，临湘二十多个日军据点，七年中他没有拔除一个，也没有打一场象样的歼灭战，这个战绩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尚且存疑。即便临湘境内确有五千鬼子被灭了，也应该还有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和新四军第十四旅、新四军汉沔军区、鄂南军分区以及中共岳（阳）临（湘）通（城）县委与嘉（鱼）蒲（圻）临（湘）县委、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功劳。即便王翦波先生健在至今，恐怕也不敢独揽殊勋、贪天之功为己有。实质上，王翦波的抗日活动局限于粤汉铁路东侧（乡党称为路南），至于路西（乡党称为路北），只要新四军不来，他的部队是决不会去的，而新四军一来，他则必去围堵。人格人性的具体表现，往往具有多重性，王翦波先生也没能例外。他在临湘县长任上的历史，是英勇抗日的历史，也是积极反共制造摩擦的历史。他以抗战有功获得光华勋章，以反共有功晋升第一行署专员，可以说是功勋赫赫，罪恶累累。
王翦波反共，应该与他的土豪出身有关，与他差点成为红军枪下游魂的经历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与薛岳将军治湘有关。薛岳将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反共的，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青海、陕西和湖北，到处都曾有薛岳的屠共刀飘洒血腥，死在他手里的红军将士、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不下十万，他是剿杀红军和共产党人最多的国民党将军，当然，也是国共两军中指挥部队消灭日寇最多的将军。张治忠主政湖南时，在湘共产党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半公开状态，可以毫无顾忌地宣传抗日和组织抗日活动。“文夕大火”使张治忠失去了湖南省主席职务，火焚长沙固然是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但张治忠身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难辞其咎。日军占领岳阳后，蒋委员长认为长沙不保，这把火就烧起来了。谁知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给面子，先头部队到达新墙河北岸便不再攻击前进，而长沙大火还在哔哔剥剥地燃烧着，当时舆论说“日寇远在一百四十公里外就毁了长沙城”颇为刺耳，不得已只好以张治中为替罪羊走马换将，启用薛岳出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陈诚长侍委员长身侧，便由薛岳代行其职权。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捕杀共产党。电视剧长沙保卫战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而其中一大败笔便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经常出入其长官司令部并为其出谋划策，荒历史之大谬。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是徐特立，电视剧将国军将领实写而将八路军干部虚构，这本身就是开历史玩笑。早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在湘共产党组织就完全转入秘密工作状态，剧中人却身穿八路军制服堂而皇之地出入军事重地，是无视历史客观。须知薛岳治湘，见“共”必捕，有的被杀害，有的不审不杀不放，长期关押。湖南各县市，均成立“铲共义勇队”配合复兴社特务侦查缉捕，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保护党员、保存实力，共产党中央专门指示湖南省委：凡曾公开身份或者可能暴露过身份的党员一律迅速撤离，西赴延安，东奔新四军，湖南各级共产党组织从此完全成为“地下党”岳阳县长阮湘主张“抗日不分党派”铲共义勇队和复兴社特务就假造电令，用枪逼着他解除职务，交出县印，由民防团长接任县长。
薛岳治湘伊始就对共产党大施杀手，与王翦波交情笃厚的杨森又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王翦波自然不甘落后，中共临湘县委一下子被他抓捕三十多人，县委书记李继渊以下，悉数被杀。中共临湘县委千辛万苦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武装的指挥权也落入胡春台和胡坤两个土匪出身的人手里，悉数投入王翦波怀抱，二胡从此成为他的心腹死党，直至他逃台之后，虽不受重用，仍然遥控指挥二胡策动“四一三反革命暴乱”造成大批无辜干部群众伤亡，震惊天下。
日伪占领时期，将岳阳、临湘划归湖北省管辖。由于湖南共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无法建立具有战斗力的抗日组织和武装，新四军五师也将临湘归入鄂南军分区的经营范围。而鄂南新四军的活动常常止于湖北通城、通山、崇阳和大冶、阳新一线，一入湘境，必遭王翦波阻击。长江北岸汉沔军区的部队虽能过江进入临湘，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长江沿线、太平河两岸和黄盖湖周边，最西至儒溪，最南至源潭镇，最东至定湖、坦头二镇，而且一旦被王翦波发现踪迹，必派部队围堵。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一部计划开往洪湖，帮助洪湖县地方团队巩固游击根据地，刚到太平河口就被王翦波侦知，沿长江在湖北赤壁（蒲圻）、嘉鱼境内重兵拦截，给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抗战七年间，王翦波与新四军汉沔军区、鄂南军分区部队和十四旅摩擦不断，成为湘鄂赣边最有名的顽军。
聂市古镇是临湘黑茶的主要产地，临湘沦陷前，聂市有晋商十多家，本地茶商数十家。日寇为掠夺黑茶，在聂市香山嘴设有据点，这是聂市茶马古道上唯一的日军据点，这条茶马古道通过水陆两路，辐射到长江沿岸八个渡口。香山嘴据点日常驻日军一个小队三十多人，而王翦波拥兵成千上万，抗战七年，从未在聂市放过一枪，从未往这条茶马古道派出过一兵一卒。
王翦波指派胡春台、胡坤炸日寇军列，军列是炸毁了，却引来日寇残酷报复，酿成“洪山惨案”死难群众不计其数，被集体屠杀的就有三万之众，被奸杀的妇女达600多人。当日寇血淋淋的屠刀砍向无辜百姓时，王翦波第七纵队万余人枪隐藏在大云山的深山密林中，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倒是惨案发生后，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拨款抚恤救济死难者和幸存者。
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开进临湘，王翦波不遗余力阻截伏击，王震旅长不得已至函王翦波，劝其以大局为重共同抗日，王翦波复函云“翦，抗日不足，剿匪有余。”如今有人对其复函中这句狂妄之语推崇有加，不知是何居心。一面为王翦波抗日邀功，另一面又对王翦波打击抗日武装喝彩，首鼠两端，让人颇感有点精神错乱。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所执行的任务是挺进湘粤边，创建以五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配合盟军可能会实施的登陆行动。由于王翦波等人的阻挠，滞留湘北数月，最终未能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南下支队进入鄂南以后，分成东西两路，王震所率西路军三千人马，在人数上不及王翦波第七纵队三分之一，因此王翦波才敢如此嚣张。称抗日武装为“匪”说明了王翦波政治上的不成熟；公然与王震将军和八路军为敌，说明他军事谋略上的幼稚；认为自己“剿匪有余”则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犯了兵家大忌。其结果是大云山上“三战三捷”摩崖前的三战皆败，上万人马伤亡殆尽，王翦波之“有余”最后果真“余”得一根绳索缒下悬崖逃出生天。
那时的湘鄂赣边最具实力的地方豪强，早年除王翦波外，尚有湖南平江红军叛将孔荷宠、江西盛瑜、湖北大冶的田维中和湖北阳新的红军叛将方步周、大冶土匪成渠等，他们和王翦波一样，隶属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先是樊菘甫任总指挥，后由李默庵任总指挥，个个都是“抗日之功不足，剿共之过有余”始终把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其中孔荷宠与盛瑜因贪财而获刑，田维中与方步周因摩擦十四旅被打垮，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时，湘鄂赣边的土顽主要就是王翦波与成渠两股。这两人一直拼命发展个人势力，此时旗下均有上万人枪，气焰嚣张。南下支队过长江后帮助新四军五师开辟和巩固鄂南，将咸（宁）阳（新）大（冶）鄂（城）等地的日伪武装几乎一扫而空，却屡遭披着国民政府外衣的王翦波和成渠部的阻拦与袭击，王震将军忍无可忍，顺手就把这两支顽固与抗日武装为敌的反动队伍灭了。成渠先后两次投靠日本人，充当侵略者的爪牙。南下支队路过时他的队伍名义上属湘鄂赣边挺进军序列，实际上暗地里与日寇勾结。新四军十四旅旅长张体学事先已致函他要“借道”经过其防区，说明只要他不开枪就不打他。成渠虽然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但看到新四军和八路军队伍浩浩荡荡，没敢放一枪。等南下支队已经过去后又心有不甘，追袭其后队，这才招来王震将军一个回马枪，将他上万人马杀得稀里哗啦。成渠在湘鄂赣边树敌太多，势力一垮，不敢回国民党阵营，带着百余人逃进日军据点，又被新四军使了个反间计，最后反死于他那东洋主子的刀下。比较而言，王翦波先生终归比那帮汉奸卖国贼有气节，从一开始就不卖日本人的账，但也不卖八路军的账，南下支队还没进入临湘地界，他就在赤壁（蒲圻）境内组织伏击拦截，直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才飞索度崖亡命山林。
我还能写什么呢？从“抗日不足，剿匪有余”等语中，王翦波的土顽嘴脸就已经暴露无遗，而其捕杀共产党人、摩擦新四军、阻击八路军，又基本能说明他拉队伍并不完全是为了抗日，更主要的是要开山立窑做他的湘北王，有谁威胁到他的势力范围，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都照打不误。比较而言，打中国人比打日本人要积极主动得多，他一直是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从心理层面来分析，他抗日有其主观思想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他只有扛起抗日的旗帜，才会受人拥戴，才能发展势力，才有机会成为湘北王，否则他就只是个卸任县长赋闲官员，最多算得上一个有钱的乡绅。
所谓旧事，就是过去的事，就是历史。所谓湘北，当然是指湖南北部。我的老家临湘市在湖南最北端，被湖北省的通城、赤壁（蒲圻）、洪湖、监利等县市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从县城沿一o七国道、京珠高速往南一百八十公里到长沙，往北一百八十公里到武汉，境内有京广铁路和长江水道贯通，上世纪初，无论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两广事变还是抗日战争，都是军事要地，兵家必争必守，尤以抗日战争六七年相持最为壮烈。至于湘北过去的人和事，载之以文的不多，现于影视的则近于空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近年临湘人在网上对湘北反共顽军头目王翦波推崇倍至，甚至于有人在百度贴吧问临湘市还要多久改称王翦波市，本侠回贴加以否定，不过半天就被吧主删除，貌似临湘市不以反共头目命名、不改称王翦波市便不足以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内，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本侠无意贬损王翦波先生，他的确为抗日做过一些事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王翦波出身于临湘新田畈豪门大户，家境殷实。对于他的族脉我未曾详细查考，不敢妄言，但有资料说他祖父是晚清太学生，曾入国子监读书，实在不可信。明清国子监的学生，除了外国留学生和四品以上高官子弟，就剩两种来源：一是各省督学举荐的优秀学子，二是捐献若干钱粮入学的“捐生”可无论他祖父属于何种情况，都绝无可能是国子监生，这从王翦波先生先人给他取名上便不难看出。王翦波小时名捡婆，这是极土气的充满了湘北乡俗味的乡下娃娃名。而王捡婆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且怀报国之志，一九一七年十六岁时考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就读，因嫌“捡婆”之名土得掉渣，便自撰一幅“翦除帝制成民国，波揽中流振狂澜”的励志联，改名翦波。入学后不久，因护法运动兴起，他与家里联系中断，经济上来源断绝，便求告于长沙族人王天鹏。其时王天鹏奉孙中山之命在湖南组织民军，力劝王翦波参加，于是王翦波投身护法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第二年，他随王天鹏赴上海并拜谒孙中山先生，加入国民党。十八岁那年奉命返湘，潜伏于湖南讲武堂，以特派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零年元旦遭到军阀张敬尧搜捕，只身逃回临湘新田畈老家。这是他第一次历险，第一次只身返乡。
回乡后担任金华衮领导的临湘护法军营长，在谢家山及横溪一带抗击北洋军。那年五月湖南掀起驱张运动，张敬尧北逃，王翦波奉命在雁岭、花桥一带截击，打了个胜仗。次年湘军援鄂，王翦波作为临湘护法军前驱，在汀泗桥一带抗击吴佩孚大军，英勇作战，直至兵败，趁着夜色掩护躲过吴军搜索，第二次只身回乡。
一九二二年夏天，二十一岁的王翦波任叶开鑫部陆军第一混成旅骑兵第二营中校营长，转进赣西，遭北洋军合击，兵败逃逸，第三次只身回乡。
一九二五年三月，王翦波投奔熊克武部任建国川军教导团团长，他率部从大庸出发，欲往广州会合在粤革命军行动。徒步行军八个月始抵广东连县，却被粤军缴械。王翦波先生只得再一次只身返乡。
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王翦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岳阳北门剪刀池边兴建深宅大院，共有房屋三十余间，彰显王家富庶阔绰。二是在那个“黑色星期二”之后“国民党左派领袖”蒋介石先生扯掉伪装，向他昔日的战友与支持者举起血淋淋的屠刀时，王翦波先生立即赶赴上海，任湖南旅沪清党委员会委员。这一步是他人生的重要选择，是他一生坚决反共的开端。
他于一九二八年初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四中队学习，一年后毕业（当时中央军校南京本校学制两年，王翦波先生入校前曾在何处分校或军事教育机构就学一年始终无处查考）。他毕业时，适逢湖北鹤峰县县长唐延耀被湘鄂西民团击毙，王翦波被委任为湖北省鹤峰县县长，但因鹤峰太乱，未能到职，又改任通山县县长。
一九二九年是王翦波先生的伤心年，湖北通山县可谓王翦波先生的伤心地。起初是鹤峰县乱象丛生，使他这个二十八岁的县太爷不能赴任；改任通山县长后，先是与当地团防局发生冲突，遭到围袭，从临湘带去的亲信牺牲殆尽。虽然史料无明确记载，但王翦波先生在那次战斗中多半是受了点伤，由勤务兵乘乱背出险地才逃得性命。好不容易重整旗鼓再回通山任上，湘鄂赣边红四军第五纵队又发动带领农民围攻通山县城，王翦波兵败，第五次只身逃回临湘。
王翦波少年得志，本想在通山有所作为，不料不仅守不住任所，还差点被农民革命夺去性命，这也许是他一生坚决反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是个非常人物，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迭逢险境，屡屡只身逃回，却愈挫愈勇，几番沉沦几番奋起，不向命运低头。通山县长是当不成了，而王翦波一次次只身落魄归来，又一次次毅然告别家山。闲居一段日子后，他再次走出家乡，投身军旅。一九三六年冬，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政训处长，驻浙江海宁。诸君切莫将这个政训处长当处级官员看待，它有着不可想象的权力，政训处长及政训处官员对营以下官兵中哪个看不顺眼，可以直接开枪击毙，不需要任何罪名。击毙后军队档案中写上一句“被政训处xxx击毙”案子就算结了；倘若有人追查，单凭“他有通共嫌疑”一语，就再也无人敢于问津。对军、师、团级军官，虽不能任意开枪击毙，也照样可以罗织罪名，以“通共”论处。所有曾在国军中政训部门供职的人员，都有复兴社的背景，属于军统“忠诚可靠”的骨干分子，都是坚决反共的。国军的政训处绝对不同于共军的政治部门，后者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敌工工作，前者负责特务侦缉工作。
“七七事变”后，淞沪抗战旋即爆发，海宁成为抗敌前线，虽然国民政府死伤几十万精锐仍然拒不宣战，可日本人的武士刀却毫不留情。日军在登陆杭州湾前夕，几次出动飞机轰炸海宁硖石，原海宁县长黄曝寰贪生怕死，称病辞职，王翦波临危受命，代理海宁县长。他从九月四日上任伊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率领县政府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百日县官，当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展现出他的爱国抗敌之心，倒也让人不得不佩服。至少五件事是有史可查的：组织武装丁勇巡逻防范、密切监视敌情。组织县民撤离战区，往浙西山区疏散。组织船只抢运食盐、粮食等战略军需物资至金华，交驻军接收。将县府重要公物和田赋底册、地籍图册转运至诸暨，战后仍然保持完整。处决汉奸、打击通敌卖国分子。然而上海战败，国民革命军没能抵挡住从杭州湾登陆的二十万日军，海宁陷落。在日寇兵临城下时，王翦波这个代理县长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带领县政府工作到最后的百余人沿金杭公路徒步撤往杭州。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海宁县政府人员集结于杭州钱塘江大桥北岸，其时日军正在加紧进攻杭州。第二天杭州沦陷，王翦波复率海宁县府人员乘船沿富春江继续北撤，三天后到达兰溪，王翦波卸任，步行三个月，再次只身回到临湘。
徐州会战后，小日本有个十分天真又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南攻广州，北攻五台，中攻武汉。”其行动很有力，其目的却很幼稚，他们认为封闭中国粤桂沿海，封闭中国东南海岸线，将使中国失去食盐，不战自败；而攻占武汉，就摧垮了国民党的抵抗意志；攻占五台便摧垮了共产党的抵抗意志。攻城掠地他们赢了，广州武汉均陷其手，而晋察冀边区却粉碎了他们的八路进剿。正如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答友好邦国询问时所说：“我军仍在华北敌后坚持，五台山根据地依然屹立。”海盐的缺失，并没有发生日本人所想象的结果，民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开采青海湖的湖盐和四川自贡的井盐，带领全国人民度过了漫长的战略相持的艰难岁月。中华泱泱大国，使小日本在攻占武汉后失去了方向感。一方面他们担心苏联人会从中国东北掴背一击，另一方面侵华十几个月损失兵力已达四十五万，捉襟见肘。而国共两党和民间的敌后游击武装又蓬勃兴起，使其首尾难顾。一九三八年底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沿平汉路和粤汉路盲目地攻击，往南北两翼伸展爪牙，以屏障武汉。如此一来，临湘就成了抗敌前线，国军沿粤汉路一路阻击，在临湘北部重镇羊楼司鏖战多日，一度死守羊楼司火车站。至十一月八日，国军不支，脱离战场，国民政府临湘县长李锡年畏敌如虎，闻讯逃之夭夭。次日临湘长安成了湖南省第一座沦入敌手的县城。至于老县城陆城陷落，文庙、武庙、乾元宫、天官府、莼湖书院等三十多处古建筑被日寇焚毁，几乎将临湘历史人文遗迹一扫而光，岳阳和临湘的地方史志说发生在十一月八日，或许有治史不严谨之处，民国政府大事日记所载是十一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十一月十日曾试图从城陵矶登陆未果，十一日登陆成功，主力南向取岳阳，一部向北陷陆城，以屏障城陵矶登陆场的北翼安全。所谓十一月八日“一小队日军从湖北监利乘火轮过江”之说值得商榷，国军重兵防守长江南岸，一小队日寇岂敢猖狂？但这些无关王翦波先生的故事，暂且撂在一边不谈。
倭寇入湘，临湘沦陷，国军撤退，县长逃跑，而壁山、云山两区及药姑大山上的红军武装早于一年前便开赴华东归入新四军系列陈毅、傅秋涛麾下。日寇甫来，烧杀奸掠，国共两党在临湘均无得力组织，我临湘二十五万父老乡党顿陷黑暗之境，谁能成为他们的主心骨？王翦波，这位十六岁就参加护法投身革命的热血男儿，在强敌袭来县长逃跑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振臂而呼，邀集官绅壮士，聚义桃林胥岗山，共商抗敌大计，组建抗日民军，设立乡镇政府，恢复村社保甲，勇敢地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抗敌御侮的历史责任，从而使普通百姓有了指望，抗日义士有了归宿。鉴于王翦波的义举，父老乡党共同推举他为县长，民国政府也很快就实授他临湘县政府县长一职。他从一九二九年二十八岁时领湖北鹤峰县长一职至今已九年，其间担任过通山县长、代理过海宁县长，但都如一片闲云飘过。此次县长逃亡而强敌压境，所谓时势造英雄，敌势汹汹、群情愤愤之时，谁能登高一呼谁就是英雄，谁能登高一呼谁就会受到百姓的爱戴。王翦波站出来了，这是勇气是爱国心的体现，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机遇，他在反复碰壁壮志难酬先后六次落魄只身返乡之后，终于第四次接到了民国政府给他的县长委任状。
我无法揣度王翦波当时的真实想法，虽然企图为他彻底翻案的人十分肯定他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担当起县长职责后很快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乡勇丁壮武装，号称临湘国民兵团，王翦波自任团长。国民兵团在几个月内迅速膨胀到三千多人，他以赋闲之身，一下子从何处拉来如此之多的人枪，史料无任何记载。我想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接掌县政府原有民团武装，这应该是他国民兵团的基本力量。二是国军撤离后收拢散兵游勇，这种情况当时在湘鄂赣边也很普遍。三是动员收编绿林武装，倭寇初来时，湘鄂赣边普遍存在拉旗组队扩张势力之风，人枪多的吃掉人枪少的，江西盛瑜、湖北田维中、方步周、成渠等地方豪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和王翦波一样，一九三九年统归于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松甫麾下。
樊松甫属于陈诚的土木系，陈诚担任着第九战区（防区为赣西北、鄂南和湖南省全境）司令长官，未到职，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行职权。当时湘鄂赣边群雄竟起，总共有六七万之众，陈诚想掌握这股势力，于是委派樊松甫为游击总指挥，将湘鄂赣边地方游杂武装分编为七个纵队，王翦波为第七纵队第十一支队支队长。一般来说，有了三千以上人马，相当于一个旅的基本力量，就能当个支队长。王翦波就任临湘县长和临湘国民兵团团长后，势力逐步膨胀，从民团团长晋迁为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第七纵队支队长、纵队司令。他破铁路炸军列诛汉奸杀敌寇，配合主力英勇作战，先后荣获民国政府颁发的国花奖章和二等光华勋章。七年烽火，义旗昭昭。他关注民生，先后护送数千临湘少年儿童去后方就学；千方百计输入食盐以解决军需民用；兴学办厂，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这些的确是他英雄的一面，光彩照人的一面，是他最为精彩的人生篇章，是他生命之歌中最为动人的音符。这也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湘北王”无论是在临湘县长任内还是湖南第一行署督察专员任内，管区官民犯科，全无司法程序，生杀予夺，悉凭王翦波一语裁定。至于后来担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兼省保安副司令，省内不法商徒倒贩政府管控物质，只要打出“临湘新田畈”的招牌，沿途党政军警宪特各机构概莫敢盘查。
王翦波能在大云山上坚持七年，始终扛着抗日的大旗，十分难能可贵。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是艰苦的，国人只知道相持，却很少有人关注在何处相持。其实就那么几处：争夺山西，争夺鄂西北，然而主要的相持地在湖南、在岳阳、在新墙河两岸，具体表现在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与反扫荡、正面战场的攻长沙与守长沙。大云山，是湖南正面战场最北端的支点，王翦波，是湖南正面战场最前沿的战士。当然，他的身后有驻平江的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和活动于幕阜山脉中的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没有杨王两棵大树的遮蔽，这个战士是很容易倒下的。
王翦波抗日，据说在临湘境内七年中歼敌五千，功劳不小，但并不等于说他有多么积极主动。“五千”这个数字，比较概略笼统，并不曾见他每次歼敌的具体资料。他坐拥数千人枪，临湘二十多个日军据点，七年中他没有拔除一个，也没有打一场象样的歼灭战，这个战绩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尚且存疑。即便临湘境内确有五千鬼子被灭了，也应该还有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和新四军第十四旅、新四军汉沔军区、鄂南军分区以及中共岳（阳）临（湘）通（城）县委与嘉（鱼）蒲（圻）临（湘）县委、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功劳。即便王翦波先生健在至今，恐怕也不敢独揽殊勋、贪天之功为己有。实质上，王翦波的抗日活动局限于粤汉铁路东侧（乡党称为路南），至于路西（乡党称为路北），只要新四军不来，他的部队是决不会去的，而新四军一来，他则必去围堵。人格人性的具体表现，往往具有多重性，王翦波先生也没能例外。他在临湘县长任上的历史，是英勇抗日的历史，也是积极反共制造摩擦的历史。他以抗战有功获得光华勋章，以反共有功晋升第一行署专员，可以说是功勋赫赫，罪恶累累。
王翦波反共，应该与他的土豪出身有关，与他差点成为红军枪下游魂的经历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与薛岳将军治湘有关。薛岳将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反共的，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青海、陕西和湖北，到处都曾有薛岳的屠共刀飘洒血腥，死在他手里的红军将士、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不下十万，他是剿杀红军和共产党人最多的国民党将军，当然，也是国共两军中指挥部队消灭日寇最多的将军。张治忠主政湖南时，在湘共产党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半公开状态，可以毫无顾忌地宣传抗日和组织抗日活动。“文夕大火”使张治忠失去了湖南省主席职务，火焚长沙固然是民国政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但张治忠身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难辞其咎。日军占领岳阳后，蒋委员长认为长沙不保，这把火就烧起来了。谁知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给面子，先头部队到达新墙河北岸便不再攻击前进，而长沙大火还在哔哔剥剥地燃烧着，当时舆论说“日寇远在一百四十公里外就毁了长沙城”颇为刺耳，不得已只好以张治中为替罪羊走马换将，启用薛岳出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陈诚长侍委员长身侧，便由薛岳代行其职权。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捕杀共产党。电视剧长沙保卫战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而其中一大败笔便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经常出入其长官司令部并为其出谋划策，荒历史之大谬。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是徐特立，电视剧将国军将领实写而将八路军干部虚构，这本身就是开历史玩笑。早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在湘共产党组织就完全转入秘密工作状态，剧中人却身穿八路军制服堂而皇之地出入军事重地，是无视历史客观。须知薛岳治湘，见“共”必捕，有的被杀害，有的不审不杀不放，长期关押。湖南各县市，均成立“铲共义勇队”配合复兴社特务侦查缉捕，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保护党员、保存实力，共产党中央专门指示湖南省委：凡曾公开身份或者可能暴露过身份的党员一律迅速撤离，西赴延安，东奔新四军，湖南各级共产党组织从此完全成为“地下党”岳阳县长阮湘主张“抗日不分党派”铲共义勇队和复兴社特务就假造电令，用枪逼着他解除职务，交出县印，由民防团长接任县长。
薛岳治湘伊始就对共产党大施杀手，与王翦波交情笃厚的杨森又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王翦波自然不甘落后，中共临湘县委一下子被他抓捕三十多人，县委书记李继渊以下，悉数被杀。中共临湘县委千辛万苦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武装的指挥权也落入胡春台和胡坤两个土匪出身的人手里，悉数投入王翦波怀抱，二胡从此成为他的心腹死党，直至他逃台之后，虽不受重用，仍然遥控指挥二胡策动“四一三反革命暴乱”造成大批无辜干部群众伤亡，震惊天下。
日伪占领时期，将岳阳、临湘划归湖北省管辖。由于湖南共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无法建立具有战斗力的抗日组织和武装，新四军五师也将临湘归入鄂南军分区的经营范围。而鄂南新四军的活动常常止于湖北通城、通山、崇阳和大冶、阳新一线，一入湘境，必遭王翦波阻击。长江北岸汉沔军区的部队虽能过江进入临湘，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长江沿线、太平河两岸和黄盖湖周边，最西至儒溪，最南至源潭镇，最东至定湖、坦头二镇，而且一旦被王翦波发现踪迹，必派部队围堵。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一部计划开往洪湖，帮助洪湖县地方团队巩固游击根据地，刚到太平河口就被王翦波侦知，沿长江在湖北赤壁（蒲圻）、嘉鱼境内重兵拦截，给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抗战七年间，王翦波与新四军汉沔军区、鄂南军分区部队和十四旅摩擦不断，成为湘鄂赣边最有名的顽军。
聂市古镇是临湘黑茶的主要产地，临湘沦陷前，聂市有晋商十多家，本地茶商数十家。日寇为掠夺黑茶，在聂市香山嘴设有据点，这是聂市茶马古道上唯一的日军据点，这条茶马古道通过水陆两路，辐射到长江沿岸八个渡口。香山嘴据点日常驻日军一个小队三十多人，而王翦波拥兵成千上万，抗战七年，从未在聂市放过一枪，从未往这条茶马古道派出过一兵一卒。
王翦波指派胡春台、胡坤炸日寇军列，军列是炸毁了，却引来日寇残酷报复，酿成“洪山惨案”死难群众不计其数，被集体屠杀的就有三万之众，被奸杀的妇女达600多人。当日寇血淋淋的屠刀砍向无辜百姓时，王翦波第七纵队万余人枪隐藏在大云山的深山密林中，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倒是惨案发生后，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拨款抚恤救济死难者和幸存者。
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开进临湘，王翦波不遗余力阻截伏击，王震旅长不得已至函王翦波，劝其以大局为重共同抗日，王翦波复函云“翦，抗日不足，剿匪有余。”如今有人对其复函中这句狂妄之语推崇有加，不知是何居心。一面为王翦波抗日邀功，另一面又对王翦波打击抗日武装喝彩，首鼠两端，让人颇感有点精神错乱。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所执行的任务是挺进湘粤边，创建以五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配合盟军可能会实施的登陆行动。由于王翦波等人的阻挠，滞留湘北数月，最终未能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南下支队进入鄂南以后，分成东西两路，王震所率西路军三千人马，在人数上不及王翦波第七纵队三分之一，因此王翦波才敢如此嚣张。称抗日武装为“匪”说明了王翦波政治上的不成熟；公然与王震将军和八路军为敌，说明他军事谋略上的幼稚；认为自己“剿匪有余”则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犯了兵家大忌。其结果是大云山上“三战三捷”摩崖前的三战皆败，上万人马伤亡殆尽，王翦波之“有余”最后果真“余”得一根绳索缒下悬崖逃出生天。
那时的湘鄂赣边最具实力的地方豪强，早年除王翦波外，尚有湖南平江红军叛将孔荷宠、江西盛瑜、湖北大冶的田维中和湖北阳新的红军叛将方步周、大冶土匪成渠等，他们和王翦波一样，隶属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先是樊菘甫任总指挥，后由李默庵任总指挥，个个都是“抗日之功不足，剿共之过有余”始终把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其中孔荷宠与盛瑜因贪财而获刑，田维中与方步周因摩擦十四旅被打垮，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时，湘鄂赣边的土顽主要就是王翦波与成渠两股。这两人一直拼命发展个人势力，此时旗下均有上万人枪，气焰嚣张。南下支队过长江后帮助新四军五师开辟和巩固鄂南，将咸（宁）阳（新）大（冶）鄂（城）等地的日伪武装几乎一扫而空，却屡遭披着国民政府外衣的王翦波和成渠部的阻拦与袭击，王震将军忍无可忍，顺手就把这两支顽固与抗日武装为敌的反动队伍灭了。成渠先后两次投靠日本人，充当侵略者的爪牙。南下支队路过时他的队伍名义上属湘鄂赣边挺进军序列，实际上暗地里与日寇勾结。新四军十四旅旅长张体学事先已致函他要“借道”经过其防区，说明只要他不开枪就不打他。成渠虽然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但看到新四军和八路军队伍浩浩荡荡，没敢放一枪。等南下支队已经过去后又心有不甘，追袭其后队，这才招来王震将军一个回马枪，将他上万人马杀得稀里哗啦。成渠在湘鄂赣边树敌太多，势力一垮，不敢回国民党阵营，带着百余人逃进日军据点，又被新四军使了个反间计，最后反死于他那东洋主子的刀下。比较而言，王翦波先生终归比那帮汉奸卖国贼有气节，从一开始就不卖日本人的账，但也不卖八路军的账，南下支队还没进入临湘地界，他就在赤壁（蒲圻）境内组织伏击拦截，直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才飞索度崖亡命山林。
我还能写什么呢？从“抗日不足，剿匪有余”等语中，王翦波的土顽嘴脸就已经暴露无遗，而其捕杀共产党人、摩擦新四军、阻击八路军，又基本能说明他拉队伍并不完全是为了抗日，更主要的是要开山立窑做他的湘北王，有谁威胁到他的势力范围，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都照打不误。比较而言，打中国人比打日本人要积极主动得多，他一直是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从心理层面来分析，他抗日有其主观思想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他只有扛起抗日的旗帜，才会受人拥戴，才能发展势力，才有机会成为湘北王，否则他就只是个卸任县长赋闲官员，最多算得上一个有钱的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