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糖果一个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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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苍茫，留给人们的不总是愉快，也不总是不愉快。人生的回望，常常令人百感交集，有时甚至悲伤莫名。
许多年了，我一直想为一颗糖果写篇文章——一颗我童年未曾得到的糖果。
一颗糖果如何当得起一篇文章？而在遥远的童年，那却是难得的奢侈。一丁点甜蜜，能让人期待许多日子。
有个同龄人的母亲，和我家是邻居，她的丈夫是干部，一日从城里走来，糖果装满一提袋。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身边围满小孩。按照一般规则，她将提袋打开——把糖果分派。一人一颗，一人一颗，只是好象忘记了我。我远远地站着，等待她的注目，她看见了我，目光漫不经心，最终没有我期待的动作。
那个村子，几乎有着同样的姓氏，只有我家是别姓，因此我的兄弟姐妹，便有了与村里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身份。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五岁——只因一颗糖果让我刻骨铭心。幼小的心灵感受到轻蔑，于是我悄悄离开人群，走进孤独的阴影，再没出来，再没有出来，我在阴影里藏躲，享受童年的寂寞。
我把糖果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爸爸不中用，今生不如人，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的责任；甚至后来认为有点类同于古印度的种姓。
为着这一颗糖果，我的童年再未在他人家门口停留——尽管我和那位母亲的孩子一起长大，成为同学和朋友。
还有另一位母亲，她的一个女儿与我同龄，也和我一起上学。七岁那年，她的一个比我略小的姨侄来走亲戚，和表姐玩不来，总缠着我。因此我陪着这位村里的小客人，东拉西扯地聊上了。我询问他们村的情况，一起讨论比较两个村子有什么不同，谈得正投机，那位母亲忽然喝令她姨侄离开我，严厉地说：“你不要和他在一起玩，他不是好东西。”
我们家，家教极严，父母从不允许我兄弟姐妹有违犯社会公德和冒犯他人的事，甚至只要与人闹了矛盾，回家都要背负一顿恶打。我一直关注着受人夸奖的同龄人，一心要学好样，做好人，并且一直自以为是个挺不错的“好东西”面对这种断然的否定，我实难接受。
回到家里，我依然把这种自己想不明白的事告知父亲。父亲说：“努力学好样，迟早会受到大人夸奖。以后少和别人在一起玩，有时间就读书写字。”父亲说完，一声长叹。
我遵从父亲教导，一直努力学好样，不干活就很少离开家门，读书写字作文从不懈怠。那一颗糖果和那一句评语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也使我对周围的事物更加敏感。严格地说，我在十二岁以前几乎从未得到过父老乡亲的夸赞（尽管我一直在期待）。我因此沉默寡言，不在人前多半句嘴，只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读自己的书。对那个村子里的一切都报以微笑，并且只有微笑，再无语言。沉默的程度竟致父母无比担忧，担心我长大后是个懦弱无能之辈。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免哑然失笑：那时这世上只有三个人能让我开口说话。第一个是我舅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右派，我个人学习上的导师。第二个是村里一个比我大九岁的青年——忘年之交，良师益友，也是小时候村里唯一夸奖过我的人。第三个是其它文本里提到过的j君（那时l君与我尚无门户往来）。因此，此三人来到我家，父母总是特别高兴。
日子长了，父老乡亲们都叫我“哑巴”对我的声音真的陌生了。那时生产队年年都有办点的国家干部，外来人不知就里，竟真的以为我是哑巴。十一岁那年，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毛病，一到春天就觉得热不可当，成天光着膀子。及至五月，太阳紫外线的作用已留下明显痕迹。一日去挑水，办点干部和一乡亲正在路边闲谈，见我路过，对那乡亲说：“你看这孩子，夏天刚到，就晒得这么黑了。”我回头一笑，说：“这是我的本色。”他惊讶万状，也不再和那乡亲闲谈了，跑去找到我父亲，带着几分惊奇地说：“今天我听到你那哑巴儿子说话了，我还一直以为他真是个哑巴呢。”
到十二岁，大概因为学校发现我认真通读了毛选四卷，推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受到人民公社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重视，又因连续几年参加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评水浒等大批判活动有出色表现，不免浪得虚名，在那小地方，与j君并驾齐驱，热了一些人的眼睛。在村里，也开始受到尊重，人们不再把我当孩子看，也不再歧视，仿佛一夜之间，对我充满了热情和关怀。
那位曾吝啬一颗糖果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进了县城，每次遇见我，都表现出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喜悦，自不必说。而变化最大的是那位说我“不是好东西”的母亲，到此时大概已确认我是个“好东西”了，对我无比亲切，不管是逛街还是走亲戚回来，每次遇上我，或包或筐装着吃食，都拼命往我手里塞。
我因一颗糖果、一句评价、一种歧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做了整整七年的哑巴。我在这七年里始终对周围的客观事物保持着超人的漠然，不管与已有关无关，都象个木头人似的全无反应。但我学会了承受、忍耐乃至坚韧与刚强，并且在冷眼旁观中，从那个村庄的世俗的外表下读懂了她内敛的热情与潜藏的善良。
后来，我穿上了军装。当时中越边境炮火连天，在我从军的前一年，村里无人应征，气坏了党支部书记。第二年，我报了名。等我穿上军装，父老乡亲们普遍表现出对我此行安危的关切，并且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有限的人民币、慷慨地塞进我的行囊。这不仅感动了我，而且感动了我的家族。临行前夜，母亲说：“就这样走了？你欠这个村子的情。”于是我连夜走遍村庄，挨家挨户去辞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只要回村庄，又挨家挨户去拜访，并把我曾经渴望一颗而未得的糖果、包括香烟及其它广为分派，给我的村庄带回一份甜蜜。
岁月苍茫，留给人们的不总是愉快，也不总是不愉快。人生的回望，常常令人百感交集，有时甚至悲伤莫名。
许多年了，我一直想为一颗糖果写篇文章——一颗我童年未曾得到的糖果。
一颗糖果如何当得起一篇文章？而在遥远的童年，那却是难得的奢侈。一丁点甜蜜，能让人期待许多日子。
有个同龄人的母亲，和我家是邻居，她的丈夫是干部，一日从城里走来，糖果装满一提袋。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身边围满小孩。按照一般规则，她将提袋打开——把糖果分派。一人一颗，一人一颗，只是好象忘记了我。我远远地站着，等待她的注目，她看见了我，目光漫不经心，最终没有我期待的动作。
那个村子，几乎有着同样的姓氏，只有我家是别姓，因此我的兄弟姐妹，便有了与村里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身份。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五岁——只因一颗糖果让我刻骨铭心。幼小的心灵感受到轻蔑，于是我悄悄离开人群，走进孤独的阴影，再没出来，再没有出来，我在阴影里藏躲，享受童年的寂寞。
我把糖果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爸爸不中用，今生不如人，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的责任；甚至后来认为有点类同于古印度的种姓。
为着这一颗糖果，我的童年再未在他人家门口停留——尽管我和那位母亲的孩子一起长大，成为同学和朋友。
还有另一位母亲，她的一个女儿与我同龄，也和我一起上学。七岁那年，她的一个比我略小的姨侄来走亲戚，和表姐玩不来，总缠着我。因此我陪着这位村里的小客人，东拉西扯地聊上了。我询问他们村的情况，一起讨论比较两个村子有什么不同，谈得正投机，那位母亲忽然喝令她姨侄离开我，严厉地说：“你不要和他在一起玩，他不是好东西。”
我们家，家教极严，父母从不允许我兄弟姐妹有违犯社会公德和冒犯他人的事，甚至只要与人闹了矛盾，回家都要背负一顿恶打。我一直关注着受人夸奖的同龄人，一心要学好样，做好人，并且一直自以为是个挺不错的“好东西”面对这种断然的否定，我实难接受。
回到家里，我依然把这种自己想不明白的事告知父亲。父亲说：“努力学好样，迟早会受到大人夸奖。以后少和别人在一起玩，有时间就读书写字。”父亲说完，一声长叹。
我遵从父亲教导，一直努力学好样，不干活就很少离开家门，读书写字作文从不懈怠。那一颗糖果和那一句评语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也使我对周围的事物更加敏感。严格地说，我在十二岁以前几乎从未得到过父老乡亲的夸赞（尽管我一直在期待）。我因此沉默寡言，不在人前多半句嘴，只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读自己的书。对那个村子里的一切都报以微笑，并且只有微笑，再无语言。沉默的程度竟致父母无比担忧，担心我长大后是个懦弱无能之辈。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不免哑然失笑：那时这世上只有三个人能让我开口说话。第一个是我舅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右派，我个人学习上的导师。第二个是村里一个比我大九岁的青年——忘年之交，良师益友，也是小时候村里唯一夸奖过我的人。第三个是其它文本里提到过的j君（那时l君与我尚无门户往来）。因此，此三人来到我家，父母总是特别高兴。
日子长了，父老乡亲们都叫我“哑巴”对我的声音真的陌生了。那时生产队年年都有办点的国家干部，外来人不知就里，竟真的以为我是哑巴。十一岁那年，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毛病，一到春天就觉得热不可当，成天光着膀子。及至五月，太阳紫外线的作用已留下明显痕迹。一日去挑水，办点干部和一乡亲正在路边闲谈，见我路过，对那乡亲说：“你看这孩子，夏天刚到，就晒得这么黑了。”我回头一笑，说：“这是我的本色。”他惊讶万状，也不再和那乡亲闲谈了，跑去找到我父亲，带着几分惊奇地说：“今天我听到你那哑巴儿子说话了，我还一直以为他真是个哑巴呢。”
到十二岁，大概因为学校发现我认真通读了毛选四卷，推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受到人民公社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重视，又因连续几年参加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评水浒等大批判活动有出色表现，不免浪得虚名，在那小地方，与j君并驾齐驱，热了一些人的眼睛。在村里，也开始受到尊重，人们不再把我当孩子看，也不再歧视，仿佛一夜之间，对我充满了热情和关怀。
那位曾吝啬一颗糖果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进了县城，每次遇见我，都表现出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喜悦，自不必说。而变化最大的是那位说我“不是好东西”的母亲，到此时大概已确认我是个“好东西”了，对我无比亲切，不管是逛街还是走亲戚回来，每次遇上我，或包或筐装着吃食，都拼命往我手里塞。
我因一颗糖果、一句评价、一种歧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做了整整七年的哑巴。我在这七年里始终对周围的客观事物保持着超人的漠然，不管与已有关无关，都象个木头人似的全无反应。但我学会了承受、忍耐乃至坚韧与刚强，并且在冷眼旁观中，从那个村庄的世俗的外表下读懂了她内敛的热情与潜藏的善良。
后来，我穿上了军装。当时中越边境炮火连天，在我从军的前一年，村里无人应征，气坏了党支部书记。第二年，我报了名。等我穿上军装，父老乡亲们普遍表现出对我此行安危的关切，并且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有限的人民币、慷慨地塞进我的行囊。这不仅感动了我，而且感动了我的家族。临行前夜，母亲说：“就这样走了？你欠这个村子的情。”于是我连夜走遍村庄，挨家挨户去辞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只要回村庄，又挨家挨户去拜访，并把我曾经渴望一颗而未得的糖果、包括香烟及其它广为分派，给我的村庄带回一份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