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伦理取代防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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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尽天下富豪的福布斯杂志，做梦也没有想到，其推出的“中国大陆富豪榜”居然会被人称作“囚徒榜”[1]这实在是福布斯的笑话，也是中国富豪的笑话！然而，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笑得起来。当一个个富豪翻船、出事、裁进监狱时，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我们将这些现象简单的归于“转轨富豪”或“问题富豪”一言以蔽之，便可一劳永逸了吗？问题怕没这么简单。
有人说关键是制度，在中国富豪中，通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操纵股市等违法犯罪而致富者有之，通过“串换”、不良贷款等“灰市场”交易者有之，虽然不能否认有不少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有益的创新而致富者也有，但整个富人群落成为问题时，一定是制度问题，要改变富豪问题，需从制度入手。
问题是怎样理解制度，制度并非是一些条条框框，而是人们心目中活的原则，是由文化内生的一整套东西，制度经济学积大成者道格拉斯c诺斯就说过：“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也就是说制度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笔者看来，制度是文化的显件，文化是制度的隐件，离开文化谈制度，其实是畅想空中楼阁。这就意味着文化的建设、传播、生长至关重要。以公为窃取对象者为之盗，制度就如防盗门，层层的防盗门形成内耗性的文化，其损害经济增长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1980年，中国的企业就提出过，建设“企业文化”的口号，并视之为企业获得最大回报的关键。最新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将“精神资源”的分析纳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之中，相比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言，我们的精神、伦理已面临重重危机，该如何用一套建立于文化与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产品来取代无所不在的“防盗门”是当务之急。
追本溯源，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历来以儒道为主，尽管不少史学家认为，为政者其实是外用孔孟内用老庄，但并不妨碍儒家几千年来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民族文化殿堂内当之无愧的君王。文化在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可理解为学问，到了为政这一篇，就重在学问的外用了。孔子终其一身不谈政治，但论语却用了整整一个篇幅来记载孔子的“为政”思想，这里的“为政”是教化，教是教育，化是风化。“风化”一词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大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而至天下，道理反之也成立，为政之说，大到建立一国文化，小到建立企业文化，等而同之。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在整个为政思想中，孔子尤其强调“德”字，以德为中心，来建构整个文化精神体系，儒学中的道德二字原本是分开的，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围绕这一中心命题，孔子为为政者个人修养问题开了一剂药方，即以诗养心，法律法规在儒家眼中是属于等而下之的，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另一方面，儒学中也包含了功利义传统。（朱伯昆，1994）
孔子虽然倡导以“德”制天下，但他却常常以“利己固利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人，但却推辞应得的赎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以后鲁人就不再愿意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越来越多（孔子家语）。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做“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也持这种看法。在儒家学说的后来发展中，有陈亮、叶适、颜元和戴震等人继续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只不过不能占主导地位而已。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为政以德”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语）。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所提的东西大体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分析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是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合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的可能性，都有“以德为政”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可是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丹纳在研究各国文化时，尤其强调，气候、土壤、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南怀瑾语），特有的环境及历史条件，造就了西方文明中独特的“德”的概念，反映在财富伦理上的极大差异性。
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最可靠最丰富的源泉。如果将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新教为主）结合韦伯的著作最粗略的进行概括，其主要内容不外三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在路德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浸礼宗诸派都是这样）：首先是关于财富的来源，认为一切财富来自造物主上帝，一切财富最终也都属于上帝。至于个人能获得财务完全是上帝所赐，其所获得的财富目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借用信徒的手来管理“财富”二是关于财富的获取，只能是上帝所喜爱的方式，也就是最有效、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2]决不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对于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既是自己为上帝所选择的证明，是“天职”既上帝安排的任务，又是禁欲修行的最好方式。“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和自身目的一致，当作一种天职来从事”[3]。三是财富的运用，应该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使用出去，所以不应该用于个人的欲望，而应该用于社会，捐献穷人，荣耀上帝。
这样的伦理或精神指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着西方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保持理性与进取、保持诚信与奉献，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到后来，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正式和主流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和规范着他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来建构了整个封建文化，在为政上以德为纲，以孝为领，让民从宗教的推崇中转而对人自身羞耻心的培植，正所谓养民，德的培养到路无拾遗是古中国最高境界的理想社会了。同时，长期以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安居乐业，后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将义与利对立，再次压抑了人们的逐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后来，儒学在经宋儒的圈改，断章后，更显其面目可憎。直至翻开近代中国史，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激进的青年们扔进了故纸堆，但并没有建立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富伦理。
改革开放后逐利动机被充分肯定，并得到较充分的释放，但旧的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有新时代的来临，一套成熟的商业伦里正在痛苦的形成中。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财富观，即认为财富是自己辛苦辛苦打拼的结果，与他人无关。在财富创造上，社会普遍的心理是笑贫不笑娼，或者“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嫌钱就不择手段，并且习惯于将财富积累过程中所有的罪过推诿于“问题制度”而缺少内省与忏悔的精神传统，周国平曾愤然写了一篇小品文有所敬畏，在对利的追逐中，人们早已忘记或有心模糊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在财富运用上，中国人倾向于个人消费与家庭（家族）消费，更多的是物质消费，有时甚至是炫耀型、浪费性消费，以及不合乎社会道德的消费，对于社会捐赠和奉献缺乏强大的内在心灵动力，精神的伦理已至零界。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颤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然后才有发展的经济，即“知礼节而实仓禀”从英美文化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
汤因比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所有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文化是该到了梳理的时期了，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给企业发展加上一扇经济实用的防盗门，中华民族精神之再造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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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正集中爆发。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摘自财经观察）
[2]韦伯所谓“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0页
[3]同上，44页
网尽天下富豪的福布斯杂志，做梦也没有想到，其推出的“中国大陆富豪榜”居然会被人称作“囚徒榜”[1]这实在是福布斯的笑话，也是中国富豪的笑话！然而，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笑得起来。当一个个富豪翻船、出事、裁进监狱时，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我们将这些现象简单的归于“转轨富豪”或“问题富豪”一言以蔽之，便可一劳永逸了吗？问题怕没这么简单。
有人说关键是制度，在中国富豪中，通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操纵股市等违法犯罪而致富者有之，通过“串换”、不良贷款等“灰市场”交易者有之，虽然不能否认有不少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有益的创新而致富者也有，但整个富人群落成为问题时，一定是制度问题，要改变富豪问题，需从制度入手。
问题是怎样理解制度，制度并非是一些条条框框，而是人们心目中活的原则，是由文化内生的一整套东西，制度经济学积大成者道格拉斯c诺斯就说过：“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也就是说制度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笔者看来，制度是文化的显件，文化是制度的隐件，离开文化谈制度，其实是畅想空中楼阁。这就意味着文化的建设、传播、生长至关重要。以公为窃取对象者为之盗，制度就如防盗门，层层的防盗门形成内耗性的文化，其损害经济增长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1980年，中国的企业就提出过，建设“企业文化”的口号，并视之为企业获得最大回报的关键。最新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将“精神资源”的分析纳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之中，相比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言，我们的精神、伦理已面临重重危机，该如何用一套建立于文化与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产品来取代无所不在的“防盗门”是当务之急。
追本溯源，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历来以儒道为主，尽管不少史学家认为，为政者其实是外用孔孟内用老庄，但并不妨碍儒家几千年来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民族文化殿堂内当之无愧的君王。文化在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可理解为学问，到了为政这一篇，就重在学问的外用了。孔子终其一身不谈政治，但论语却用了整整一个篇幅来记载孔子的“为政”思想，这里的“为政”是教化，教是教育，化是风化。“风化”一词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大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而至天下，道理反之也成立，为政之说，大到建立一国文化，小到建立企业文化，等而同之。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在整个为政思想中，孔子尤其强调“德”字，以德为中心，来建构整个文化精神体系，儒学中的道德二字原本是分开的，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围绕这一中心命题，孔子为为政者个人修养问题开了一剂药方，即以诗养心，法律法规在儒家眼中是属于等而下之的，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另一方面，儒学中也包含了功利义传统。（朱伯昆，1994）
孔子虽然倡导以“德”制天下，但他却常常以“利己固利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人，但却推辞应得的赎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以后鲁人就不再愿意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越来越多（孔子家语）。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做“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也持这种看法。在儒家学说的后来发展中，有陈亮、叶适、颜元和戴震等人继续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只不过不能占主导地位而已。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为政以德”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语）。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所提的东西大体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分析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是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合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的可能性，都有“以德为政”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可是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丹纳在研究各国文化时，尤其强调，气候、土壤、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南怀瑾语），特有的环境及历史条件，造就了西方文明中独特的“德”的概念，反映在财富伦理上的极大差异性。
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最可靠最丰富的源泉。如果将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新教为主）结合韦伯的著作最粗略的进行概括，其主要内容不外三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在路德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浸礼宗诸派都是这样）：首先是关于财富的来源，认为一切财富来自造物主上帝，一切财富最终也都属于上帝。至于个人能获得财务完全是上帝所赐，其所获得的财富目的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借用信徒的手来管理“财富”二是关于财富的获取，只能是上帝所喜爱的方式，也就是最有效、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2]决不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对于辛勤劳动、创造财富既是自己为上帝所选择的证明，是“天职”既上帝安排的任务，又是禁欲修行的最好方式。“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和自身目的一致，当作一种天职来从事”[3]。三是财富的运用，应该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使用出去，所以不应该用于个人的欲望，而应该用于社会，捐献穷人，荣耀上帝。
这样的伦理或精神指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着西方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保持理性与进取、保持诚信与奉献，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到后来，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正式和主流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和规范着他人的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来建构了整个封建文化，在为政上以德为纲，以孝为领，让民从宗教的推崇中转而对人自身羞耻心的培植，正所谓养民，德的培养到路无拾遗是古中国最高境界的理想社会了。同时，长期以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安居乐业，后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将义与利对立，再次压抑了人们的逐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后来，儒学在经宋儒的圈改，断章后，更显其面目可憎。直至翻开近代中国史，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激进的青年们扔进了故纸堆，但并没有建立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财富伦理。
改革开放后逐利动机被充分肯定，并得到较充分的释放，但旧的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有新时代的来临，一套成熟的商业伦里正在痛苦的形成中。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财富观，即认为财富是自己辛苦辛苦打拼的结果，与他人无关。在财富创造上，社会普遍的心理是笑贫不笑娼，或者“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嫌钱就不择手段，并且习惯于将财富积累过程中所有的罪过推诿于“问题制度”而缺少内省与忏悔的精神传统，周国平曾愤然写了一篇小品文有所敬畏，在对利的追逐中，人们早已忘记或有心模糊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在财富运用上，中国人倾向于个人消费与家庭（家族）消费，更多的是物质消费，有时甚至是炫耀型、浪费性消费，以及不合乎社会道德的消费，对于社会捐赠和奉献缺乏强大的内在心灵动力，精神的伦理已至零界。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颤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具有伦理观念的人，然后才有发展的经济，即“知礼节而实仓禀”从英美文化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
汤因比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所有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文化是该到了梳理的时期了，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给企业发展加上一扇经济实用的防盗门，中华民族精神之再造才是根本。
----------------------------
[1]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正集中爆发。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摘自财经观察）
[2]韦伯所谓“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0页
[3]同上，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