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笔记之四——都市里的大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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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夜晚一如既往地繁华着，各种表情的霓虹灯招牌匆匆闪过，充满诱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那辆停泊在都市里的大篷车。
那是一辆破旧得令人心酸的中巴车，窗玻璃已经磨损得失去了光泽，车体油漆斑驳，像一个被风霜打垮的老人，不得不努力撑着腰杆生活。座椅全部拆掉，后部加装了两扇门，掏空了内脏的车子张着大口，显露出强烈的饥饿感。车顶焊接了载物架，搭起一只灰暗得分辨不出颜色的篷子，这使它看上去像一辆名副其实的大篷车。在我避开热闹的围观者，趋近车子的后部，更真切地领略了它腹腔内隐藏的内容时，我理解了这辆大篷车，它是有生命的，摆脱了机械性而具有了生命的全部特征——在内部，杂乱无章地散布着床、桌、椅、厨具及各类生活用品，明显的烟火气息似乎在告诉观者，这是一个有机体。
大篷车就停在繁华的街角一块极不易得的空地上，几个满面风尘的男女蚂蚁一样忙活着，用石灰圈起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架起电子琴、架子鼓、扩音器，在场地中央搭起一张桌子、几只条凳，音乐响起，很快便聚拢起众多的围观者。
这是一群中国的吉普赛，他们在车轮上生活，靠粗劣的技艺、艰难的奔波、对生命的忽视和一点点的滑头赚取廉价的欢乐和施舍。这世上只有几种人是没有家的，罪犯、妓女、乞丐、逃亡者，还有就是漂泊者。漂泊者也可称为流浪者，这个群体包括了船民、江湖客和跑码头的艺人。他们的家就在路上，也只能在路上，当他们在某处落下脚来，有了家，也就脱离这个群体了。
在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西方的流浪者常被称为吉普赛。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中只是一路逐风的浪漫的大篷车，还有那充满野性的舞蹈及热情奔放的音乐，然而，真正的吉普赛无家无根的悲情却并不为人所了解，它似乎只是一个生活在传闻和艺术作品之中的浪漫形象。在中国，这个群体被称作“跑码头的”旧时的北平和天津卫，留传下来许多有关于跑码头的传说，或许，他们并没有大篷车，只是一根扁担两只箱子，但他们的精神实质和生活状态无疑是相同的。我的故乡，一个沿河而建的小镇，昔日的岁月里是极度繁华的。那时的河没有如今这般瘦弱，庞大的水流和高高的码头引来了无数的船只、商家和交易，香车云集，金银堆积，也引来了无数跑码头的艺人。他们的家就在脚下，哪里有水流，哪里有钱花，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身影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冲刷得模糊了，仅剩下一张因极度匮乏而尤其醒目的嘴巴，像一只饥饿的符号，悬挂在记忆里。吹糖人的、修雨伞的、补锅钉碗的是靠手艺儿吃饭，只要悠开嗓子，甩出一串儿吆喝，就招揽生意上门了；另一些就不同了，玩杂耍的、练武艺的、卖狗皮膏药的、说相声的、演大戏的、唱小曲儿的拜了山头，拉开场子，撩开衣襟，抱拳踢腿，作个罗圈揖，道一声“老少爷们儿，有钱的帮个儿场，没钱的帮个人场”铜锣一响，嘴皮子翻飞，或油滑、或调侃、或声泪俱下、或委婉舒缓，说上半个时辰，待围观者聚齐了，不耐烦了，再一声铜锣“当”的一响，就操练开了。惊险、刺激、荦素皆有，互动参与，博得一阵又一阵的喝彩之后，反捧了铜锣，转着圈儿收钱。当然，除了埋头苦干扎实卖艺的，也不乏掺杂了语言技巧和高明骗术的伪诈之术。然而，这一切都只显示了跑码头的人们谋生的艰难，并不足以道出其命运的悲凉。他们为博得更多的彩声和更多的施舍，不断增加表演的刺激性和难度，甚至不惜无视自身和他人的性命，才是最令人觉得悲凉的地方。练武艺的，金枪刺喉，一不小心就刺个对穿；玩杂耍的，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死伤常有。然而，他们不可能因此就拒绝演出，他们没有足够的条件，在生存面前，生命显得不重要了，可这也显示出极度的矛盾——生存不就是生命的形式吗？而生命则是生存的载体。本末倒置，在这里竟然如此合理。
江湖逐渐成为传说，码头已不再呼唤大篷车。这许多年来，我以为，跑码头的大篷车就这样走出生活了，不曾想，就在这样一个平常的夜晚，在繁华的城市街头，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带着旧时遗留风情的大篷车竟突兀地出现了，如果不是它机械装置的车身带着金属特有的冰凉味道，我甚至会生出回到昔日小镇码头的错觉。当电子琴破损的键盘在一双粗糙的大手的操作下，弹奏出一连串喑哑的声音，观众的情绪明显地亢奋起来，随着一个艳装女人手中的麦克风不断流出的极富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语言，黑压压的人群在冷漠的表情下暴露出一双渴望窥视的眼睛和心灵。麻木的心总需要被鲜活的挑逗性的语言来激活的，不管这其中有多少欺骗、多少真实、多少人情冷暖。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女孩穿着一身艳丽却材质粗陋的练功服，高高地站在场地中央由桌子和条凳搭建而成的台子上，像一只轻盈却胆怯的小鹿，怀着极度的恐惧和麻木，小心翼翼地紧盯着脚下宽不过二寸的并不值得依赖的条凳。在她的身下，结实的水泥地面和虚弱的木质结构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之间的距离是希望，也是死亡。
表演是粗劣的，以“柔术”冠名，大致是由热心观众献出钱来，放在桌子上，由小女孩倒翻身折叠成扭曲的形状，用嘴将之叨起，然后再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艳装女人不停地鼓舞、煽动着围观的人群，以小女孩的名义进行悲情的叙说和请求，言语中却全无辛酸的触感，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表演之外的另一场表演，由于谙熟于胸的关系，便与吐口水一样自然了。观者自观，却不出钱，好像是约定好了只看不买一样，心安理得地面容坦然。条凳上的小女孩已经开始发抖，也许是绷得太紧、站得太久，也许是衣衫太单难抵秋寒。我的心揪紧了，我也绷紧了身体，随时准备冲出去，拦住坠向地面的幼小身躯。终于，有人出钱了，二十元！小女孩长长地舒了口气，在艳装女人近乎残忍的对其“不小心的结果”的预言中完成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动作。
我不忍再看这种对生命的无视和摧残，夺路逃开。同大多数观者一样，我没有掏出口袋里攥得汗湿了的钱。而那个慷慨解囊的观者，以“托儿”的身份继续配合着场面。
2004。11。5
城市的夜晚一如既往地繁华着，各种表情的霓虹灯招牌匆匆闪过，充满诱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那辆停泊在都市里的大篷车。
那是一辆破旧得令人心酸的中巴车，窗玻璃已经磨损得失去了光泽，车体油漆斑驳，像一个被风霜打垮的老人，不得不努力撑着腰杆生活。座椅全部拆掉，后部加装了两扇门，掏空了内脏的车子张着大口，显露出强烈的饥饿感。车顶焊接了载物架，搭起一只灰暗得分辨不出颜色的篷子，这使它看上去像一辆名副其实的大篷车。在我避开热闹的围观者，趋近车子的后部，更真切地领略了它腹腔内隐藏的内容时，我理解了这辆大篷车，它是有生命的，摆脱了机械性而具有了生命的全部特征——在内部，杂乱无章地散布着床、桌、椅、厨具及各类生活用品，明显的烟火气息似乎在告诉观者，这是一个有机体。
大篷车就停在繁华的街角一块极不易得的空地上，几个满面风尘的男女蚂蚁一样忙活着，用石灰圈起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架起电子琴、架子鼓、扩音器，在场地中央搭起一张桌子、几只条凳，音乐响起，很快便聚拢起众多的围观者。
这是一群中国的吉普赛，他们在车轮上生活，靠粗劣的技艺、艰难的奔波、对生命的忽视和一点点的滑头赚取廉价的欢乐和施舍。这世上只有几种人是没有家的，罪犯、妓女、乞丐、逃亡者，还有就是漂泊者。漂泊者也可称为流浪者，这个群体包括了船民、江湖客和跑码头的艺人。他们的家就在路上，也只能在路上，当他们在某处落下脚来，有了家，也就脱离这个群体了。
在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西方的流浪者常被称为吉普赛。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中只是一路逐风的浪漫的大篷车，还有那充满野性的舞蹈及热情奔放的音乐，然而，真正的吉普赛无家无根的悲情却并不为人所了解，它似乎只是一个生活在传闻和艺术作品之中的浪漫形象。在中国，这个群体被称作“跑码头的”旧时的北平和天津卫，留传下来许多有关于跑码头的传说，或许，他们并没有大篷车，只是一根扁担两只箱子，但他们的精神实质和生活状态无疑是相同的。我的故乡，一个沿河而建的小镇，昔日的岁月里是极度繁华的。那时的河没有如今这般瘦弱，庞大的水流和高高的码头引来了无数的船只、商家和交易，香车云集，金银堆积，也引来了无数跑码头的艺人。他们的家就在脚下，哪里有水流，哪里有钱花，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身影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冲刷得模糊了，仅剩下一张因极度匮乏而尤其醒目的嘴巴，像一只饥饿的符号，悬挂在记忆里。吹糖人的、修雨伞的、补锅钉碗的是靠手艺儿吃饭，只要悠开嗓子，甩出一串儿吆喝，就招揽生意上门了；另一些就不同了，玩杂耍的、练武艺的、卖狗皮膏药的、说相声的、演大戏的、唱小曲儿的拜了山头，拉开场子，撩开衣襟，抱拳踢腿，作个罗圈揖，道一声“老少爷们儿，有钱的帮个儿场，没钱的帮个人场”铜锣一响，嘴皮子翻飞，或油滑、或调侃、或声泪俱下、或委婉舒缓，说上半个时辰，待围观者聚齐了，不耐烦了，再一声铜锣“当”的一响，就操练开了。惊险、刺激、荦素皆有，互动参与，博得一阵又一阵的喝彩之后，反捧了铜锣，转着圈儿收钱。当然，除了埋头苦干扎实卖艺的，也不乏掺杂了语言技巧和高明骗术的伪诈之术。然而，这一切都只显示了跑码头的人们谋生的艰难，并不足以道出其命运的悲凉。他们为博得更多的彩声和更多的施舍，不断增加表演的刺激性和难度，甚至不惜无视自身和他人的性命，才是最令人觉得悲凉的地方。练武艺的，金枪刺喉，一不小心就刺个对穿；玩杂耍的，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死伤常有。然而，他们不可能因此就拒绝演出，他们没有足够的条件，在生存面前，生命显得不重要了，可这也显示出极度的矛盾——生存不就是生命的形式吗？而生命则是生存的载体。本末倒置，在这里竟然如此合理。
江湖逐渐成为传说，码头已不再呼唤大篷车。这许多年来，我以为，跑码头的大篷车就这样走出生活了，不曾想，就在这样一个平常的夜晚，在繁华的城市街头，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带着旧时遗留风情的大篷车竟突兀地出现了，如果不是它机械装置的车身带着金属特有的冰凉味道，我甚至会生出回到昔日小镇码头的错觉。当电子琴破损的键盘在一双粗糙的大手的操作下，弹奏出一连串喑哑的声音，观众的情绪明显地亢奋起来，随着一个艳装女人手中的麦克风不断流出的极富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语言，黑压压的人群在冷漠的表情下暴露出一双渴望窥视的眼睛和心灵。麻木的心总需要被鲜活的挑逗性的语言来激活的，不管这其中有多少欺骗、多少真实、多少人情冷暖。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女孩穿着一身艳丽却材质粗陋的练功服，高高地站在场地中央由桌子和条凳搭建而成的台子上，像一只轻盈却胆怯的小鹿，怀着极度的恐惧和麻木，小心翼翼地紧盯着脚下宽不过二寸的并不值得依赖的条凳。在她的身下，结实的水泥地面和虚弱的木质结构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之间的距离是希望，也是死亡。
表演是粗劣的，以“柔术”冠名，大致是由热心观众献出钱来，放在桌子上，由小女孩倒翻身折叠成扭曲的形状，用嘴将之叨起，然后再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艳装女人不停地鼓舞、煽动着围观的人群，以小女孩的名义进行悲情的叙说和请求，言语中却全无辛酸的触感，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表演之外的另一场表演，由于谙熟于胸的关系，便与吐口水一样自然了。观者自观，却不出钱，好像是约定好了只看不买一样，心安理得地面容坦然。条凳上的小女孩已经开始发抖，也许是绷得太紧、站得太久，也许是衣衫太单难抵秋寒。我的心揪紧了，我也绷紧了身体，随时准备冲出去，拦住坠向地面的幼小身躯。终于，有人出钱了，二十元！小女孩长长地舒了口气，在艳装女人近乎残忍的对其“不小心的结果”的预言中完成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动作。
我不忍再看这种对生命的无视和摧残，夺路逃开。同大多数观者一样，我没有掏出口袋里攥得汗湿了的钱。而那个慷慨解囊的观者，以“托儿”的身份继续配合着场面。
200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