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盐汉翻当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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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东县沿海老一辈盐民群众中，至今流传着盐民徐可琴在党的指引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革命战争的锻炼，从一个被人们鄙视的“盐花子”翻身成长当了县长的故事。
一、 苦难身世
徐可琴，1904年出生在如皋县东乡（今为如东县）范公堤旁沿岸乡三港边杨家畈一个世代盐民家庭，乳名小金儿。家中除父母外，有姐妹2人，兄弟5个，小金儿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全家9口人，仅住3间照见亮的破草屋，种30亩碱田。碱田长不好庄稼，主要靠烧盐为生，生活甚是寒苦。小金儿4岁时，被送给舅父抱养。后来舅父生活无着，又把小金儿送回。6岁时母亲病亡，一家人靠父亲和大姐徐可贞带领过活，更是雪上加霜。小金儿从小懂得生活的艰辛，8岁起就跟着人家“下小海”挖文蛤，掏蚶子。10岁与人家合养“份子牛”人家出牛他出力，合养的利息两家分。又与人家合伙烧盐，年轻力气小，整担子湿灰挑不动，半担子干灰慢慢送，每烧10分盐，才派他得1分。14岁时，父亲给5个儿子分家立业，可琴只分得1淘箩粮食，5亩碱田，外带48块钱的债。没钱还债，只好把5亩碱田抵了债。16岁时招赘于丁家庄阮姓。阮家有岳祖母、岳父母，加上可琴小夫妻俩，5口人住3间“火烧头”的屋，种5亩低田。可琴日夜种田，外加帮人家做短工，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丈人又是个老赌鬼，有钱时手指儿痒，钱在衣袋里焐不暖；没钱时搓搓手，赖在赌桌边上看斜头，所以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28岁同妻子圆房，正好那年闹水灾，日子过不下去，丈人索性把5亩低田卖了，拿出80元，叫可琴带妻子单独谋生。可琴没法，只好带着妻子回到杨家畈，寄住在弟弟可礼家中，把当年抵债的5亩碱田再要回来自己种。种田以外，还是靠烧盐为主要生计。那时盐墩属于大豫盐垦公司所有，盐价由丰掘盐场场官根据上级盐政机构的通知规定。盐区驻有国民党的缉私营，凡是卖私盐的，抓进去就往死里打。老老实实烧盐的，一年忙到头，烧得的点儿盐，先要缴国民党政府的七捐八税，再要送灶长、朝奉的人情节礼，剩余的才是灶民的活命钱。所以，烧盐的，历来人称“熄火穷”凡是老实巴交的灶户，哪一家一年之中没有几个月断顿熬饿的？
二、闹街
有一年春上，阴雨连绵几十天不歇劲，摊不成灰，淋不成卤，烧不成盐。眼看着家中的粮食吃干净，家家户户揭不开锅。杨家畈有个心热胆壮的灶户叫冯爱仁，中大家把名家剩余的盐都凑合起来，运一掘港街上去卖了，买点粮食回来度命。有个从街上买粮刚回来的人告诉大家：“粮价步步涨，盐价还照旧。”冯乘机怂恿大家说：“盐价死不涨，烧盐的怎得过生？不如一起到掘港去闹街吧！”大家齐说：“好！”真是一呼百应。于是当天半夜过后，几百个盐民集中在何灶庙，大家跪在菩萨像前赌了齐心咒，吞下齐心面，一起出发上掘港镇。三四十里路，走了几个小时，天刚蒙蒙亮，大家一起拥到国民党政府丰掘盐场公署大门前面的场上。加上围观的市民，黑压压地站满了整整一场。冯爱仁带头，叫看门的人进里面通报：“要见场官有话说！”等了好久不见场官露面，大家喧闹起来，准备闯进去。场官不得已，在几个吏役的簇拥下走出大门，当即被众灶户团团围住。“我们要涨盐价！”“不涨盐价我们就没命啦！”呼喊声此起彼落，一浪高过一浪，一直闹到晌午。场官望望激动的人群，只看见一张张黑瘦的额头青筋暴暴，只听见一条条发沙的嗓子嗷嗷大叫，晓得不好收场，不得不把态度软下来，请出一个和事佬做担保，承认向上峰请示酌情提高盐斤收购价的事。灶民们一直闹到下午，才渐渐散去。经过这次闹街，不久场署贴出告示，盐价每桶（210斤）涨价二角。这件事发生在民国五年（1916年）。那年可琴虽然只有13岁，但是父兄们经历的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多力量大，只有勇敢斗争，穷苦盐民才有活路。”
三、血冤深仇
杨家畈有个经国民党丰掘盐场场官委任的灶长，名叫徐先正。此人是个流氓坯子，对上是吹牛拍马桩桩能，对下是恐吓诈骗样样精，交着海巴子（海匪），连着中央军；卖白粉的，贩军火的，三教九流的他都混得熟，身边围着一帮恶爪牙。由于他有权有势，所以每日吃荤穿绸，带着个大姑娘到处转悠，吆三喝四。就是有一条，生性傲慢刻薄，你叫他“大先生”他连哼也懒得哼一声，但是你如对他不巴结，他就找机会使坏，要你好看，所以灶民哪个不怕他三分？论班辈，他还是可琴的叔辈之人，但可琴生性戆直，不喜欢巴结，一来二去，不知怎么的，得罪了徐先正，便被徐先正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可琴29岁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去灶墩上烧盐，途中忽然遇到几个中央军士兵。只听为首的一个喝道：“站住！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可琴。”可琴答道。“跟我们走一趟！”“老总，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们是不是找错人啦？”“错不了，找的就是你！”可琴心知不妙，一定是遇是绑票的了！当时拔腿要跑，可是往哪里跑？只见几个中央军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麻绳一绑，带上了双灰山庙。到了庙中，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阴笑着对可琴说：“有人告你私藏军火，还有人告你家里有80块大洋。漂亮点，捐出来，放你回灶。”“我是穷人，哪有钱出捐？”“你还嘴硬？把他吊上屋梁！”上来几个士兵，不容分说就把可琴往屋梁上吊，吊起来后就用鞭子抽。打一下，问一声：“你可出捐？”可琴认死不认捐，士兵就往死里打，打得昏死过去了用冷水喷，还过魂来再打死，就这样反来复去，可怜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中央军还扬言要解上马塘街（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当时所在地）去“法办”家里人得信后焦急万分：“这没头的官司哪有理可讲？”着急慌忙请人去说情。中央军认钱不认情：“80块洋钱一条命，少了一分不谈心！”说情的人吓得眼睛瞪得滚滚圆：“80元，算算值大麦头两船哪！”幸得大姐可贞出面求爹爹告奶奶，人上托人凑足了钱，才把人赎回来。放出来时可琴的骨头已被打散了，到家后吐血不断，童便灌去了几大碗，个把月后还不得圆饭劲。想想心里真懊恼：“没有地头鬼，哪得外来祸？丈人给的80块，不就是在徐先正面前偶尔提过一次嘛；除了他通风报的信，别的还会是谁呢？”
可琴33岁那年，市上盐价看涨。一天，有个绰号叫“王瘌子”的人来到徐家，窜掇可琴收集灶盐私下里贩运出去，弄几人个“活水钱”花花。可琴被他说动了心，只是没有船。禁不住王瘌子的一意怂恿，徐可琴花30元钱，请徐先正出面租得民船一只，装运了满满一船灶盐往市镇上去卖。可琴一路上做着赚钱的美梦，眼看着快到市镇了，不由得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忽听一声吆喝，吓了可琴一跳：“喂，叫你呢！把船靠过来，快！”可琴定睛一看，只见河埠头上站着几个放哨的中央军，不禁心里一“格登”忙陪着笑脸递上票据说：“长官，这不是私盐，打过票。”“不问你妈的票不票，刚才团长下过命令了，到老子手里就别想逃！”说着，把票撕得粉碎往河里一扔。原来，徐先正存心坑人，他先是串通五瘌子怂恿可琴租船贩私盐，暗地里却写了告密信派人送给中央军的头目张华炳、罗绪才，说是：“拜上张团长，奉告罗主任：兹托人送上官盐几十包，请照收不误！”这里船还没有到，那里他的条子倒先到了，所以才发生了中央军守株待兔的荒唐事。这时的王瘌子装成个木瓜一声不响；撑船的呢，从来没经历过这场面，一见这架势，吓得活活地抖。可琴欲待分辨，无奈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差点没挨耳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要不是腿脚麻利，连可琴一起都要被扣押。这边是船户连人带船被扣留，那边是徐先正上门要船，船夫奶奶上门要人，连哭带骂，把个徐可琴的茅草屋儿闹得翻了天。妇道人家不好缠，可琴只有求情的份：“人，没事的，你放宽心。缺三少四的，先从我家里拿。”于是家里值钱的东西又被拿个干净。一连几天，可琴到处托人寻找船的下落，脱的脱，骗的骗，前后用去多少钱，却连个船的影子也找不到。而徐先正早一趟晚一趟，盯前盯后要算船的账。
转眼到了冬末。一天，可琴手拿钉钯去修范公堤，忽听徐先正的侄儿叫他：“我家姨（当地人称叔为姨）请你去吃杯茶。”来到徐先正的家，一进门，就听徐先正阴沉着个脸，问道：“船，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是有的说相，没有是没有的说相。”一听可琴说是“没有”徐先正一边拦住可琴不许走，一边向侄儿示眼色。侄儿脚踏车一骑溜上了街。到晌午时分领着两个缉私盐营盐兵冲进来。徐先正手一抬，眼一瞪，大声喝道：“人在此地，拿捆起来！妈的，要你的命！打，先打他一顿，再拖了上街！”在徐家被盐兵好一顿打，然后被带上了王家潭，关进了缉私营。连夜又是一番吊打。第二天，盐兵头目阴阳怪气地对可琴说：“我同你既没仇，又没怨，要么你交船，要么你出120块钱，我就放你走。否则，你晓得张华炳是辣手，解上去就别想有回头！”可琴不语。这时，门外闯进闻讯赶来的乡亲缪二和任子乔。任子乔劝可琴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钱没得可以兑（借钱俗称兑），哪怕我帮你拉个会，省得在这里活受罪！”可琴一想：“也对！你靠势力我靠朋友，留条细命儿同你慢慢地揪！”于是立请缪、任二人做保人，承认80块钱熄了火。放回来时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疼得整夜整夜合不了眼。女人又是心疼又是埋怨，天天哭，天天叹，一气气得置了病，没过几天就含恨去了世。人穷，买不起棺材，只好草草埋葬。请了个会，进款一百元，用于还债办丧事还不够。到了大年三十夜，家中只剩下几升元麦糁子过大年。别的人家欢天喜地守岁放炮仗，可怜徐可琴只能一个人勒紧裤腰带在田埂上走走。思前想后，实在心里酸，恨得牙齿咬进了肉：“不同徐先正拼个你死我活，我枉为算个大男人！我，我要告他！”
四、情急告状
可琴主意已定，一开春，就请人写了呈子告徐先正。呈子上，一不告他地头蛇，二不告他当盐霸，只告他两句话：“私刑吊打，勒索取榨”手里拿着呈子，上路直奔马塘街。路上遇到熟人冯老二，既是同情又是关切地说：“徐先正也太没王法啦！听说你要同他掼一跤？”可琴点点头。冯二接着说：“我说出来不怕你恼，他簇光蜡的票子尺把厚，你有多少家私陪他揪？让他碰碰别人好，恶人自有恶人报，这个官司你吃不消啊！”可琴耳不听心不恼，坚决地说：“当真穷人命该死？我就不信，偏要告告他。大不了我坐牢！”
这边徐可琴的呈子递到了国民党的如皋县政府，那边徐先正还在盯住缪二、任子乔要船钱：“你们倒好，船和钱两不交，担的你娘的什的保？”缪二告诉他：“听说徐可琴已经告了官，等等再说吧。”徐先正一听哈哈笑：“看他穷得穿的裤子要露鸟儿，场面上的人他认得有几个？想告倒我，哼，做他的梦！我说你们保人不好做，明天再没有钱，可不要怪我翻眼不认人噢！”
徐先正虽这样说，心里着实有点虚。果然第二天上午，随着几声犬吠，家门口来了两个陌生人。拘票一拿，对徐先正说：“请你跟我们到马塘街上走一趟！”徐先正不由得一愣，随之马上从身上往出来掏钞票：“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这里是120块钱，候二位吃吃香烟。”一面赶紧把票子往差人兜里塞。接着就是全家一齐出动，淘米的，洗菜的，买肉打酒的，忙得屁股冒了烟，直等到两位差人酒足饭饱而去，一颗“嘭嘭”乱跳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第一次开庭，徐先正没有到庭，只有可琴独自诉苦情。第二次开庭前，来了差人专要徐先正。照例又是酒饭又是菜，外加80块钱安顿差人，打发侄儿顶替徐先正出二庭。开第三庭时，可琴因为吐血不能到庭，补了个呈子。一晃到了中秋节，三庭开了开四庭。开庭前，法庭传下话来：“原告被告，双方证人，这次都得到齐，不得推诿！”到了开庭这一天，可忙煞了徐先正：厨房的烟囱里一早就冒了烟，把全庄了“证人”都请到他家里吃早饭。这个送上几十块钱，那个免掉几十块钱的费，外带甜言蜜语不离嘴：“借重诸位撑个场面，反正我徐先正总不省个钱。几十年的老面子，总不能倒输给他徐可琴！”俗话说：“热酒红人面，黄金动人心。”本来徐灶长说话就没人敢不听，更何况做了“证明”又有钱拿，哪个不愿意？当下徐先正买作了伪证人，雇了头号大船，装了人前往马塘镇。到了镇上，已是中午，又在饭馆里请了好几桌，吃得“证人”酒醉饭饱。又托人到国民党军阀兼如皋县县长吴卫久那里行贿通关节，这才在法庭门外稳如泰山地坐等开庭。
下午正式开庭，徐可琴的证人却一个也没有到。眼望着徐先正的“证人”来了一浪趟，可琴心里十分懊恼。轮到问官问他话时，可琴气愤地说：“我认输！这官司我不打了！明摆着徐先正私刑吊打、勒索取榨，但是我的证人生了病，他的证人都是伪造的，又请酒又塞钱，连哪个得多少我都报得出！”问官只是笑，不做声，——当人百众的难帮徐先正啊！临了，问官宣布：“这个案子今天不忙判，还要慢慢审。原告先回去，被告取保候审。”
眼看又要到旧历过年。一天，可琴正在家里等宣判，忽然冒出个杨文轩来做说客，要可琴与徐先正和官司。杨说：“人又不是认不积，一定要见个山高水低也犯不着。一切费用都由他徐先正来，你净得330块钱有什的不好？”可琴低头沉吟了半晌。本心想要揪到底，又怕他背后已经通好了关节，再说春上的官司打到了旧历年，再拖也实在拖不起，只好点头同意和了官司。想想心里实在不甘心：“从春揪到冬，揪了整年做了个大头梦！别人家里过年暖烘烘，可怜我人财两头空！唉，天大的一场官司，就这样邋邋遢遢收了工！难道我倈烧盐的人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五、盐抗会
1939年春天，杨家畈来了一群陌生的青年男女。一式的中央军装束，但是举止文雅，待人和善。他们随身不带枪，自称是国民党抗战支队政工队的海滨工作组。个个能说会道，写一手好字。盐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一个个怀着既好奇又疑虑的态度谈论着他们。他们待盐民很友好，同苴镇的缉私营盐兵也说得到话，要是哪有有人被关进了缉私营，求他们写张条子就能放出来。他们中有几个人还懂医道，盐民害了烂眼、烂腿、关节炎等毛病，过去靠求神拜仙都医不好，现在他们用点什么药水涂涂，给点药丸吃吃，过几天也就好了，而且从不收钱。这样地了一些日子，盐民与他们就开始熟识起来了。他们一个个都没有什么架子，尤其喜欢访贫问苦，与穷苦盐民唠个家常拉个呱什么的，好像原本就是一家人似的。不管是制盐生产还是盐民生活，他们好像都很感兴趣。
一天， 有个叫崔德耀的工作组成员来到徐可琴烧盐的灶墩子，一边同他一起干活，一边就同他唠嗑起来。崔问可琴：“你说盐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啊？”“命苦呗！”可琴随口应道。“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盐民是一团散沙。你看，一根筷子，谁都能把它折断，”崔德耀拿起徐家筷笼里的一根筷子比划着“但是，一把筷子就没有哪个人能够折得断了。所以，只要盐民团结起来，大家一齐跟盐霸作斗争，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崔德耀的话，使徐可琴联想起13岁那年大人们在掘港镇的闹街，又想起一年前单枪匹马没能告倒徐先正的那场官司，仿佛是被拨亮了一盏灯，心里开始亮堂起来了。
随着接触的增多，可琴对崔德耀和他的战友了解得更多了。知道他们都是热血的知识青年，有的来自南通，有的来自上海，虽然穿着中央军的服装，却不是国民党的人，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呢。他们之所以离开舒服的大城市，到这荒僻的海滨来，为的就是帮助盐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
这年4月，经过政工队理明（女）、曹绾中、崔德耀、吴一里等人的策划，三港边杨家畈的“盐民抗日救国协会”宣告成立了。大家选冯万富当会长，徐可琴当了理事。他们发动盐民群众向灶长进行说理斗争，甚至喊出了“打倒反动灶长”的口号，使灶长再也不敢随意欺压盐民。与此同时，何家灶、十三总一带的盐民在政工队员的启发下，也成立了盐抗会。几天后，盐抗会又组织盐民推选代表，由曹绾中带领，到掘港镇丰掘盐场公署递上呈文，要求提高盐的收购价。经过几次催问，涨价呈文批下来了。盐民的收入有了增加，尝到了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果实。
同年夏天，海滨工作组党支部决定在“抗日卫国保家乡”的旗帜下，组织成立盐民自卫队。任命崔德耀为队长，曹绾中为指导员，徐可琴为调查员。开成立大会那天，崔队长、曹指导员要他主持会议。站在用十几张八仙桌拼凑起来的主席台上，眼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徐可琴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开始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了。
盐抗会会址和自卫队队部合设在何家灶的三官殿庙。庙里有十几间高大的瓦房。盐抗会在这里开会议事，自卫队员们在这时宿营操练。崔队长给大家讲授军事知识，曹指导员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认字学文化。可琴原先一字不识，经过勤奋学习，渐渐地也能粗通文墨，——做工作的人不识字怎么行呢？从一本封面上写着“论持久战”的红皮书上，他知道了在遥远的西北边，有一处地方叫延安，那里住着天下穷人的救星，名叫毛泽东，他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指引着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方向。
盐抗会的日常事务交关多。可琴是个实心人，为了办好这些事，他一大早就得离开家，半夜三更才能回到家，家里仅仅成了他宿夜的“客栈”整个白天人都在三官殿庙。那时他与父亲、弟弟一起住，老爹眼看别人家的青年人成天不是种田就是烧盐，生产忙得红红火火，而自家的儿子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不归家，心里已有十二分的不乐意；又听人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担心可琴这样弄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不免又气又急。但是，不管怎样粗言恶语地骂，苦口婆心地说，又叫回了大姐徐可贞眼泪鼻涕地劝，徐可琴就是软硬不吃，每天还是往自卫队部跑。为此，老爹心一硬，请出家边邻舍为证，三当六面，与可琴分家决裂。离家前的这一夜，可琴彻夜未眠。鐅屋前后转了好几圈，牙齿咬肉心头酸。想想自己从小生长在盐墩上，一旦就要离开了，心里哪能不牵挂？“古来忠孝难两全。今天我徐可琴是为了革命，才离开这个家！”
无家一身轻，可琴从此更加把全部身心扑在工作上。他的表现都被中共地下党员崔德耀看在眼里，一有空就找他谈心，有心要培养他参加党。有一次谈心时，可琴对德耀说：“我看你们这些人，抛亲离家，大老远地跑到海边来，帮我们穷人闹翻身，真叫人敬佩。我想参加你们的组织，不知你们可要我这样的人？”德耀的脸色变得庄严起来，郑重地说：“入党干革命，要准备吃很多的苦，有时甚至会被杀头，你不害怕吗？”可琴嚯地站起身，坚定地说：“中央军揍得我浑身疼，徐先正把我不当人。我认准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们盐民才有大翻身的一天。为了革命上的事，不要说叫我吃苦，就是叫我断头送命，我徐可琴要是把眼睛眨一眨，算不得人！”于是，在1939年10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三官殿庙一座巨大的菩萨龛子后面，徐可琴填了党表，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的介绍人，一个是崔德耀，一个是新来的赵峰，两个人都是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先后来苏北开辟工作的产业工人。
这年冬天，盐民自卫队受到国民党如皋县县长吴卫久的猜忌。先是指导员曹绾中被诱捕，可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去保他。接着是自卫队被勒令解散，改编为中央军的税警团。随之，盐抗会的活动也被迫停止了。在那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日子里，徐可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肩负重任的盐民共产党员，他坚忍不拔地等待着冬去春来的日子。
六、穷人灶长
1940年10月，正当稻子黄熟、大豆摇铃的季节，新四军在黄桥决战大捷后挥师东进的消息传到了海滨。人们到处交头接耳地谈论，有人欢喜有人愁。徐可琴敏锐地感觉到：穷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又一次来到了！“与其在这里坐等，还不如到他们的来路上去迎接，充当向导，把穷人的队伍引到盐区来。”他把这个想法同几个原来盐民自卫队的骨干一说，大家都赞成。恰好这时赵峰、崔德耀也正欲召集大家研究迎接新四军的问题，真是不约而同。于是第二天，徐可琴、秦志和、邱学诗、唐必银等十几个人，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从王家潭出发，经过丰利、洋口，到达栟茶。显然是来早了，新四军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大家心情激动，一致决定：不接到新四军不返回，就住在栟茶镇的客栈里等！又过了十几天，眼看着邻近客栈的农户都把稻子收起来了，大家的心里不免有些失望。正在这时，有三四个陌生人到客栈里来寻找徐可琴。可琴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女同志，原来她就是海滨工作组的组长理明。连忙迎上前去，与她热烈地握手问候。通过理明的介绍，又认识了新四军先头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陈同生，大家心情万分高兴。
第二天，新四军首长钟民带着大部队到达栟茶镇。兵分三路：一路向东台，一路向马塘，一路由徐可琴等人带领向苴镇。途经丰利，先开了一个军民联欢会。到达苴镇，又叫可琴等人通知海边的盐渔民群众都到镇上参加联欢大会。
军民联欢的那天，苴镇街上红旗如山人如海，口号如浪歌如潮。盐民人老几辈，第一次看见了穷人的子弟兵，男女青年和孩子们激动得发了狂。首长与各界代表先后发表了讲话。忽然，人群中钻出一个汉子，大步流星走上了主席台。大家定睛一看，高高的个儿，长方的脸，粗黑的眉毛虎虎的眼，有人惊叫起来：“那不是徐三爹吗？他怎么上了主席台啦？”
可琴站到台上就讲话。他从自己的身世遭遇，说到盐民群众千百年来牛马不如的生活。说到伤心处，说者淌眼泪，听者揉眼睛，连台上的国民党丰掘盐场场长陈永康也低下了头。他代表几千盐民真诚地欢迎新四军的到来，他号召盐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帮穷人求解放的队伍。他的讲话激起了台上台下热情的掌声与口号。
盐抗会的组织与活动又恢复了。盐民自卫队的人枪也要回来了，崔德耀还是队长。几天后，国民党丰掘盐场公署由新四军派人武装接管。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废除了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允许盐民自产的盐斤在打过税票以后，与商贩自行交易，物价贵了盐价相应增加。广大盐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解放了。
风调雨顺，盐丰灶富，盐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和他的一帮恶爪牙不开心。徐先正深知：新四军与穷人连着心，只要他们在海边站稳了脚跟，他徐先正过去的所作所为就迟早有一天要被清算。于是，他派人四出散播谣言：“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新四军打不过日本人与和平军。”
不翼而飞的谣言，引起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警觉。辟谣追要，没几天追到了徐先正，激起了群众的公愤。盐抗会召集了整百的盐民开会批斗徐先正。会上有人提议：“徐先正这样的人不能再当灶长，建议由盐抗会理事徐三爹接替。”当时一哄百应。从此穷人的灶长穷人当，徐可琴当了灶长，党内还兼任灶区的支部书记。
穷人的灶长帮穷人。盐贩有大贩，有小贩。大贩一贩几百上千担，本重利大；小贩一次贩个一两担，本轻利小。从前徐先正当灶长，压制小贩，偏袒大贩，从中每担渔利三五角钱，而小贩常常买不到盐。为此，可琴曾经暗中组织小贩成立盐贩协会同徐先正和大商贩们进行说理斗争。可琴做灶长后，心想：“我当灶长是穷人，穷人理应互相帮助，让小贩们赚点小钱，养活一家老小，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参加抗日斗争。”于是，他改变旧章程，对大贩小贩都一视同仁，如果盐少，就先尽小贩挑卖。这样做，得到了广大小贩的衷心拥护，连海门一带的盐贩也不嫌路远，来到如东盐区买盐挑贩；但是这样一来，增加了开零星税票的工作量，引进了苴镇放盐分处姜主任的不愉快。两人为此争吵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不让一个，一直闹到丰掘盐场公署新任场长朱有成那里。饭一顿，酒两壶，朱场长做了和事佬，两边一顿劝，不多时，气恼就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来时面红耳赤，归时心暖肠热。两个人都是直性子，有话当面吵，屁股一转就拉倒。再说大家都是为工作，一家人难说两家话。回到灶区，两人互相协作，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红火了。
徐先正丢了灶长这份肥缺，心里万分的不甘心。他多次对他的一班爪牙说：“不要看他徐可琴忙得像个真的，不是我说句过头话，他这个灶长当不长的！”
七、鬼蜮伎俩
人跟人好，鬼跟鬼好，苍蝇眼屎好。徐先正身边围聚着一帮地痞流氓，为首的有严仲达、徐可来、陆福康等人。这帮人过去倚仗徐先正的权势鱼肉乡里，现在徐先正丢了灯长，失去了倚靠，一个个十分气恨，咬牙切齿地发狠要暗杀徐可琴，让徐先正再当灶长。
1941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以严仲达为首的16个地痞流氓齐聚在严仲秋硬功夫这家里吃酒。他们点上蜡烛，叩头宣誓，举行了结拜弟兄的仪式。第二天，为了避人耳目，又聚集在港汊里的一条船舱里，商量了实施暗杀徐可琴的具体方案。严仲达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手枪，恶狠狠地说：“要么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么是黑地里给他一粒花生米，这下子叫他个细龟子儿吃得消！”匪徒们自以为得计，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耸然的狞笑。
一连几天，他们密切地侦伺着徐可琴的行踪。一晃到了正月半，下午“眼线”送来耳报：“今晚灶里要开会，散会后徐可琴肯定要往家里跑。”匪徒们一合计，当场决定：“夜深人静，正好动手！”严仲达兴奋得直搓手，狂叫道：“乖乖，这下子拿稳了！”随即带着手枪、匕首，由熟识灶区路径的陆福康带路，前往徐可琴回家必经的路口埋伏守候。
可琴自从担任灶长后日夜忙碌。他是个实心人，选了个他，也就苦了个他。上级盐务机关的政策法令要贯彻，产销任务要布置，灶民的实际问题要解决，所以成天东奔西走，有时还要召开灶民积极分子会统一思想。白天灶民要生产，开会只有利用晚上。要说的内容多，常常一开就是大半夜。这天恰是元宵佳节，又是新年里的头一场积极分子会，所以到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喜气洋洋，互道“恭喜发财”不免按照往年的惯例，一个一个地向新灶长递上纸包儿：“老规矩，帮稚灶长开开财门。”推来拉去，可琴好不容易才谢绝了大家的一片好心。他既认真又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受顽灶长的欺压，逢年过节哪个不给他送红纸包儿，他就想法子揪你，送了红纸包儿就可以烧私火。现在民主政府不时兴这个了！民主政府鼓励大家多烧盐，自由买卖，就灶征税，赚多赚少都归你们，灶长我不落你们一分一文。就是有一条，不准烧私火，不许偷漏税！”可琴说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笑呵呵地说：“民主政府处处为我们盐民着想，要是再烧私火，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了！”等到工作布置完毕，散会时已是三更过后。出得会场，有人要陪送徐可琴回家，可琴婉言谢绝：“从小走惯了的路，眼睛闭了也摸得到！各位放心请回吧！”说完，便独自一个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是啊，大男人一个，哪有怕走夜路的？
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在大块大块乌云的缝隙中缓缓地穿行。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浓云蔽月的下半夜，加上早春凛冽的海风，不由人不毛骨耸然。可琴仗着身强力壮，放开胆子向家里走。渐渐地，良离家越来越近，只有里把路了。路边不远处就是哥哥嫂嫂住的茅草屋。他忽然想到：“过年以来因为忙，还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何不顺路先到哥哥家里拜个晚年？”敲门进屋，拿烟倒茶，一顿寒暄之后拉起了家常，不知不觉外面已是大天亮。就这样，匪徒们的暗杀阴谋落了空。严仲达还不死心，又接连蹲候了几天。不是白天不好下手，就是夜晚看不清人，阴差阳错的总是不能得手。匪徒中不信奉迷信的，以为徐可琴命不该死，加上民主政府得到报告，下令调查此事，匪徒们唯恐自身难保，不得已，只好放弃了暗杀的计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盐区的恶势力安心要让徐可琴在工作上出岔子，他们才好见缝下蛆。早春二月正当农闲，远近农民手执农抗会开的证明，来海边贩盐的特别多，放盐分处打零票的来不及，客贩们一等就是大半天，可琴心里十分关键。这里急需要增加人手，那里徐先正已经暗地里托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送上了门。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写字算账样样能，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滴滴嗒嗒”——点水不漏，很快就赢得了可琴的信任，就连每日收取的盐税款都放心大胆地交由他一并保管。没料想，有一天小伙子连人带款溜了号！可琴得报傻了眼，连忙派人四下里追寻，哪里还有个人影？弄得徐可琴只有跌足吧恨。幸亏朱场、姜主任对可琴的为人品德了如指掌，熟知他是个实心直肠的人，否则难免不引起猜忌，要是摊上个“伙同贪污”的娣，那可就够徐可琴消受的了！弄不好，灶长的位置就得挪屁股走人。崔德耀也托人捎信，勉励他吸取教训，努力工作。从此徐可琴做工作分外谨慎小心。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徐先正一伙横下一条心：“决不能让徐可琴把灶长做稳了！”这年的8月13日，日伪军联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相继侵占了李家堡、栟茶、掘港、马塘等主要集镇。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在沿海一带到处流传：“新四军已经打光了。老中央就要回来了！”起初，可琴还充满自信，逢人就辟谣：“不可能！新四军打仗只有赢！”但是谣言却越传越登劲，严仲达更是言之凿凿，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架式，不由人不相信：“我亲眼看见他们垮下来，崔德耀只剩下了一个排。日本兵来了整大淘的，这下子看帮新四军做事的人吃得消！”刚巧大“扫荡”才过去，新四军的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寻歼，辗转移动，进入了游击状态，一连好几天联系不上。可琴和他的一群同志，为了革命，吃多大苦也不在乎，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新四军，那就意味着失去了靠山，前景哪堪设想？现在谣言盛传，一个个信以为真，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成天愁眉苦眼，唉声叹气，工作差不多陷于停顿。可琴的父亲生性胆小怕事，这下子成天不是埋怨就是抢白：“不要再谈你的什么工作不工作，我看你还不如安登点儿歇在家里喝糁儿粥！”弄得可琴心里边也撑不住了，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又愁又焦，人瘦了一大圈。一天，有个同志找上门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新四军里边人不算少，哪里能够一下子就打光了？”可琴一听，敲头拍脑，连连说：“对！对！我怎么就不曾想到亲自去找一找呢？”当下拔腿出门，一路向南走，打听新四军部队的下落。依着老乡的指点，第三天下午就找到了崔德耀。他现在已经是如皋县警卫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了，还兼着成立的党委书记团的参谋。可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当年盐民自卫队的伙伴们，大家久别重逢，那份亲热劲就不用说了。吃了饭，往回转，一边赶路，一边检讨：“眼看自己的年纪过了30往40上数了，遇事怎么还这样不老火？真惭愧呀！”回到灶区，可琴把亲眼目睹的情况一宣传，同志们都转忧为喜，精神大振，各项盐务工作又重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鉴于徐可琴在工作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几个月以后苴镇沿海灶区单独成立第十五行政区，可琴被调升为区委副书记，兼区队副队长。不久，严仲达因为阴谋暗杀徐可琴和煽动新四军海防团的战士私下里开小差等事败露，被抗日民主政府逮捕法办。徐可来等其他参与者，被勒令具结悔过后从宽处理。唯有陆福康一人，因为溜进了汪伪部队盘据的如皋县城，而负案在逃。
八、救荒乡长
1942年，徐可琴升任十五区区委书记。同年，上级安排他在苴镇、丰利进行“二五减租减息”和“倒租”的典型示范。由于工作出色，1943年调任新成立的大区——丰东区区委委员兼组织股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吴一里，曾是1939年抗支政工队海滨组的成员，也是徐可琴的引路人之一。在他手下工作学习，可琴觉得十分高兴。
这年春天，由于上年夏秋间大旱粮歉，引发了开春以来严重的饥荒。市镇上连麸皮也买不到，人们只能以豆渣、秕糠、树皮、草根为食。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苴镇一带灶区的盐民从正月开头就断了顿。但旧政权委任的沿岸乡乡长严仲和不顾灶民的死活，自家屋里囤满粮食，还克扣由他经手收发的赈济粮，以致在他家大门外边躺着许多等着发粮的饥民。严仲和，是地痞恶棍严仲达的胞兄，只因他为人活络有文化，1940年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时予以原职留用，不想这一次他露出了贪婪刻毒的豺狼本相。正月初五日，灶区聚集盐民百十人，农区聚集农民二百多，大家一起来到严乡长家。众人合力把这位“严乡长”举到空中，限他承认允许大家“吃麻雀饭”严慑于众怒，只得承认。于是，众人即自当日从富户严家老四家吃起，饥民开始了“吃大户”
事情反映到区里，区长吴一里急忙赶到沿岸乡。吴区长到达时，饥民正在吃着“麻雀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齐声诉苦，控告严仲和。吴区长听罢，马上召集饥民开大会。会上，吴区长说：“古人有话，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是正的，下梁却是歪的！看来，严仲和这样的人不能再当乡长了！不过，新乡长由谁来当，请大家推荐推荐。”众人嘁嘁喳喳议论了半天，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人来。这时吴区长又说话了：“我倒想到一个人。他从小过荒饿过肚子，亲身尝过没粮吃的苦。他当区队副时，队里的小伙子肚皮大，粮饭不够吃，他亲自推磨做糁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没等吴区长把话说完，人群中有人大叫起来：“吴区长，你说的是徐三爹吧？他当灶长时帮过我们穷苦人。我同意！”“同意徐可琴当乡长！”“同意！快给我们发粮吧！”当时群情踊跃。发粮救荒的事，从此就认徐可琴说话了。
“找徐乡长要粮去啊！”第二天，不知是谁带了头，饥民们像涨潮一样涌向了乡公所。徐可琴出现在群众面前，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讲话：“乡亲们！大家熬饿我晓得，我徐可琴一定想办法让大家尽早拿到粮食！但是，有的人坏透了良心，直到现在，账和印全部不曾交，我一粒粮食都还不曾收得到！”
“找严仲和个狗日的算账去！”没等徐可琴把话说完，人群中腾起一声喊，大家又像海涛一样向严仲和的家涌去。七吵八嚷逼出来了严仲和。望着门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严仲和不免心里一阵阵发虚，头皮一阵阵发麻，额头上直冒冷汗。人们不住声地责问他“印在哪里？”“粮在哪里？”“”见他只是一味支吾，毫无诚意，众人蓄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似的爆发了。“打他个狗狼养的！”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们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直打得严仲和哭爹喊娘，跪地求饶。幸亏吴区长闻讯派了人来，押令他速到区里交清赈粮收发账，这才解了围。
可琴接了印与账，马上派人通知各保保长都到乡公所，要他们立刻算清两笔账：“第一笔，赈粮收、发、存明细账；第二笔，缺粮人口具体数字，大口、小口各有多少，哪些人急等要粮？限在今天晚上八更八点上报乡公所！”正在这时，又有一批饥民聚集在乡公所门口等要粮，几个饿急了的甚至要冲进来。徐可琴用眼睛扫视着几个保长说：“哪一位愿意出动说一说？”这些人过去在严仲和手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少不得办事拆烂污、揩油水。现在听徐乡长叫他们出去见饥民，一个个担心挨打，吓得脸都脱了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徐乡长去最合适。”可琴走到门外，饥民们立即围上来。可琴长话短说：“乡亲们，叫你们久等，我很不过意。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连夜赶，说话算数，保证明天发粮食。不过有一条，急等的先领，其余的我们尽快解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保长和饥民一走，可琴立即派人敦请全乡的富绅、土豪、资本家都乡公所开会。由饥民推选的代表与他们逐个协商，劝募粮食。又动员开明士绅在会上自报捐献。以此互相推动，公平负担，达到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又，是众人推选专人，负责把捐献所得的几百担粮食合理分期地支付给各个缺粮户，直到春荒结束为止。会议一直开到夜深才散。会后又轧算各保报来的人粮账目，乡公所窗棂眼里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大早，可琴叫人先把以前发剩的赈粮都集中起来，加上临时劝借来的粮食，先发给急等要粮的饥民，这一天，太阳刚到小日中，饥民们拿箩的，拿袋的，一齐往乡公所大场上攒拥。可琴按照各保提供的名单，叫一个，领一个。虽说是人头攒动，话语如潮，却又是乱中有序，有条不紊。饥民们一个个乘兴而来，又一个个满意而归。
与此同时，可琴利用各种场合对饥民加强教育，积极贯彻民主政府制定的生产自救方针。动员盐民多烧盐，动员农民种好田，又组织饥民中的青壮劳力参加修筑范公堤，实行以工代赈。又把募得的钱款交给精明能干的饥民去做生意。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助饥民渡过了春荒。沿岸乡的做法被上级发现，总结出来在全区推广。
春去夏来，救荒工作圆满结束。可琴让人把前后经募的粮食、钱款，以及受赈领粮的人口账目，都一一张榜公布。上上下下哪个不夸徐乡长有能耐，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件积功积德的大好事？
这年底，为了粉碎日伪正在推进的“清乡”行动，经区长吴一昊推荐，徐可琴升任区署助理、区委副书记。“徐乡长要调回区里去啦！”得到消息的人们赶制了锦旗，敲锣打鼓的前来送行。一个叫周少青的乡民，春上用乡公所劝募的赈济款作本钱做买卖，赚了大钱。一听说乡长要调走，马上包了500块钱，专诚送到乡长家里。两人勒眉暴眼的争持了大半天，结果是送礼的扔下钞票走了人。可琴追人追不上，一转念，立即把钞票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把这笔款子转给新成立的乡基干队，用作吃半夜饭的开支。为了这件事，可琴还挨了新续的女人的好一顿数落和埋怨呢。
九、区队政委
1944年，吴一里同志调到县里任职，徐可琴受命代理丰东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从这年春上起，如东沿海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之后，又开始了“高度清乡”敌人以小集镇为据点，以公路为骨架，交织成梅花桩式的封锁网，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这年8月，日伪军进占王家潭。距离作为苏中四分区后勤基地的苴镇一带只有十几里地。敌人在王家潭驻了部队，筑了碉堡，摆出了一副要长期占领的架式。这时我新四军主力部队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已经跳出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因此王家潭的敌人得以有恃无恐。他们以据点为依托，经常沿范公堤向东向西下乡袭扰，企图寻歼我地方武装，捕杀我抗日干部，抢椋沿堤两侧人民的财产，气焰甚是器张。上级首长把围困王家潭敌人的任务交给了徐可琴和他领导的区乡民兵基干队。
可琴心想：范公堤是敌人出动袭扰的必经之路，要围困敌人，只有在范公堤上动脑筋最为有效。他带着这个想法，找到了新任的沿岸乡乡长杨述祖。这个杨乡长，别的工作榜样都在行，就是不敢带武装。可琴有心锻炼他的胆量。一天，可琴集合好基干队，对杨乡长说：“干革命，不敢拿枪杆子，八世都不得成功！走，今晚跟我到范公堤上去吹吹风！”
可琴领头，一行人来到离王家潭碉堡不远处的范公堤上。他们趁着月黑，挖坑的挖坑，埋雷的埋雷，另外还栽了一块画有漫画的木牌。当王家潭的敌人听见破路铁器的响声，从炮楼里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轰隆轰隆打炮的时候，可琴已经带着述祖一群人走远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悄悄埋伏在雷区两侧，静静地守候敌人出动。接近晌午时分，鬼子一个小队与“二黄”一个排出动下乡“扫荡”走到木牌前，领头的一个鬼子仔细端详着木牌上的漫画，看见上面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正用手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军人大骂，便问跟随他的二黄：“木牌子写的，什么的干活？”那二黄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赔着小心，告诉日酋说：“报告太君，上面写的是一句顺口溜。”“你的，念一念！”“是。‘小日本，黑心狼，来清乡，命不长！’”鬼子一听，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睛，气得脸色铁青，连连叫道：“八格牙路的，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一边叫，一边就用他那双长满长毛的双手抓住木牌的杆子用力一拔，狠命地向范公堤下摔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酋和身体被炸得上了天。紧接着，范公堤两边的草丛里“乒乒乓乓”的又是一排枪响，打得鬼子二黄晕头转向。东冲西突，脚底下又踩响了其他地雷，只听“轰隆”、“轰隆”一声接一声巨响，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不明虚实，向两侧胡乱打了几枪，慌慌忙忙撤回了王家潭。这次战斗，敌人丢下了好几具尸体，我民兵基干队无一死伤。
敌人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下乡杀人放火。一时间，方圆十几里的地区狼烟四起，不知有多少抗属家的房子遭了殃。转眼到了白露。古人有言：“白露身不露。”被烧了房子的人家无房安身，一到晚上，到处是儿啼母哭，好不凄凉！可琴连忙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被烧抗属的名单，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敌的精神，实行互助共济。于是这家拿出十担草，那家献出几棵树，障匠主动帮助扎望障，木匠主动帮助树梁柱，七手八脚，众人出动，被烧的人家又住上了新草房。大家团结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冬去春来，眨眼已是1945年的春季。在抗日军民的连连打击下，鬼子的“清乡”已是强弩之末。王家潭的敌人成天龟缩在碉堡里，轻容易不敢出动。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利用农闲，发动沿海群众，修筑一下已是百孔千疮的范公堤。县里把任务交给了徐可琴。海堤是沿海人民的屏障，每年夏秋间风大潮盛，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修堤，群众没人不乐意，就是担心小鬼子趁机偷袭。可琴了解大家的心思，耐心动员说：“大家不要怕！鬼子的清乡已经成了马后炮，它想大揪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它临死蹬三脚，我们区乡基干队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放了心。于是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大家公推可琴为主任，统一指挥。全县各乡各村相应成立修堤组织，划段分工负责。民工自带粮草，煮饭烧茶由妇抗会负责。在堤两旁搭建了工棚，民工收工后就在左近住宿。上工下工统一以鸣锣敲钟或升降旗为号。一上工就放出警戒岗哨，发现敌情，随时鸣枪报警。这样，修堤民工实行了军事化，做到了有组织地集中，有领导地分散。每天出工的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号子声此伏彼起，老人们慨叹说：“人老几辈，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经过2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修堤工程，还捉到两个下乡骚扰的二黄，真正做到了“修堤与打鬼子两不误”大家都夸徐主任指挥得好。
“立夏十八朝，家家往家挑。”春去夏来，县委发出了武装保护夏收的指示。眼看其他田块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唯有靠近王家潭敌据点的麦子没人敢去收。“不能让鬼子得到一粒麦子！”徐可琴走东穿西动员群众收麦子“只要鬼子敢出来捣蛋，区队手里的枪杆子又不是烧火棒！”群众壮了胆。于是在一天晚上，区乡基干队与据点周围的群众一起出动，民兵负责监视碉堡里的敌人，群众负责收割麦子。割的割，挑的挑，老大一片麦地，只用了半夜时间就收了工。第二天一早，鬼子看见麦田里光秃秃的，急得嗷嗷乱叫。
由于可琴领导区乡基干民兵对王家潭据点里的敌人长期围困，弄得鬼子和二黄缺吃少烧，加上新四军和我地方部队频频反击，日伪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只得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灰溜溜地撤离了王家潭。
十、烧盐的当了县长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新四军乘势反击，收复了一个又一个汪伪据点。敌人走了，当年抢走的群众财产扔在据点里触目皆是。群众的财产自然要物归原主。但是，要是你也来拿，他也来抢，那就一定会乱了套。可琴受命处理此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大家的事情还是由大家来管，领导干部不出面，由群众公推委员会说了算。办法是：各人家的东西，由各人家自己先拣出来，贴上字条，如果以后没有他人再要认领了，才准领回去；如果发生争执，听凭委员会公议处断。这样一来，没人占强，没人挨欺，抬的抬，挑的挑，群众个个眉花眼笑，没有一个嘴尖鼻子翘的。吴一昊同志得知此事，连连夸奖：“别看事情小，想得还真周到，徐可琴比以前更加成熟啦！”
日寇兵败如山倒，掘港、如皋等大城镇一个接一个被我军收复。收复如皋城的那一天，陆福康也被俘获，押归沿岸乡，公审后当场枪决。这个曾经带路暗杀徐可琴的汉奸恶棍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随着被收复区域的迅速扩大，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日益繁忙。可琴升任新成立的大区——丰利区委副书记。不久又受命代理区委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积劳成疾，可琴多年置下的胃溃疡病在1946年春上来了一次总发作，胃疼得一点汤水不能沾。胃疼之外，又加上打摆子；打摆子之外，又加上出天花；出天花之外，又加上眼睛生了个大疖子。真是祸不单行啊！
一连几天，可琴额头滚滚烫，烧得是昏昏糊糊。眼睛又看不见，只好躺在床上，脑子里成天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梦还是真。一会儿梦见童年时忍饥熬寒那淹心的苦，一会儿梦见中央军绑票打人那刻骨的恨，一会儿又梦见徐先正追船打人那血海的仇。每当脑子里幻现出仇人们凶神恶煞的丑像，往往一惊而醒，冷汗淋漓。
这一病就是几个月。春上放的躺，到夏天才能起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看望他。吴一里、崔德耀也托人捎信问候他的病。同志们告诉他：在他生病期间，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决定把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按照这个指示，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如东农村全面展开。可琴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听到这些消息，哪里还躺得住？他心里明白：外面的工作正需要人去做哪！
几个月的卧床，弄得可琴的身子瘫软得像一堆棉花，站都站不稳。“只要能起床，就不能再放躺！”可琴咬咬牙，硬撑起身子，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在门前场上踅踅地走。邻居相见，都连称“阿弥陀佛”祝贺他逃过了阎王爷的鬼门关。
“同志们都在紧张工作，我落闲，这怎么行？”可琴刚能走稳路，就坚决谢绝了父亲、大姐和左右邻舍的苦言劝阻，带着一脸苍白瘦削的病容，拄着拐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他走东乡，到西乡，带领工作队访贫问苦，发支群众诉苦情，算细账，斗地主，丈田地，分浮财。翻身农民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一伙带着金银细软溜进了掘港城。几个月下来，可琴不但没有被累垮，火热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每当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那讨厌的胃溃疡发作时爆发出来的揪心疼痛，似乎也不那么感觉得到了。
夏去秋来。1946年9月的一天，忽然有个熟识的同志来找徐可琴，离得老远就大声嚷道：“恭喜你，你当了副县长啦，还兼着苴丰区委书记呢！”“没这事！别骗我！这不可能！”烧盐的人，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盐花子”如今要当副县长！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这叫他徐可琴哪里敢相信？！“我从县里办事刚回来，”来人认真解说“是真的，不骗你！”“我是个粗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当副县长，我不配！”“你不配，谁配？你这个穷人的灶长，救荒的乡长，领导反清乡斗争的区队政委，你不配当，谁配当？”父亲和大姐听说可琴要当副县长，全家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可琴恳切地对父亲和大姐说：“这可决不是我徐可琴有能耐。要不是共产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带，我徐可琴到现在还不只是个穷烧盐的？做梦也不会做到当什么副县长啊！”老父亲也不想再以家务事难为他了，他真诚地对儿子说：“我是大半绝身子下了黄土的人了，也弄不懂你们党里头的事情。家里有你大姐照应我，你就放心大胆地出去，为共产党、为穷苦人做工作去吧，不要记挂我。”
从此，可琴更加努力地学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要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年冬天，北坎、苴镇、丰利、栟茶等盐场办事处的同志根据淮南盐务管理局的指示，提出在如东盐区实行废灶兴垦，一次废掉，全部停止小籽煎盐的生产。可琴熟知灶民的具体情况，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了“逐步、分批”实施的具体意见，先动员少数零散的、有田的、生活较为宽裕的盐民弃盐转农，其余的暂且维持现状，并动员生活困难的烧户合并到条件较好的墩子上去继续烧盐，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转农，不搞“一刀切”这样做，避免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给盐民生活造成的困难，受到了广大灶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带同地主“还乡团”武装向我沿海解放区发支了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了马塘、掘港、栟茶、丰利、苴镇等大小城镇。大批革命干部奉命北撤，而徐可琴受命留在沿海地区，坚持原地斗争。他支撑着时好时坏的病体，带领区乡民兵，依托熟悉的地理民情，与敌人下乡“清剿”、“驻剿”、“会剿”、“扫荡”的部队反复周旋央敌人“拉网梳篦”的夹缝中，不失时机地开展各项党政工作。这年夏天，崔德耀——他的革命引路人，率领部队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南通县的陈家酒店休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保安部队的偷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1岁。噩耗传来，可琴背着别人淌了眼泪。从此，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把对引路人的无限记念之情，都融化在更加坚决地投入当前的反“清剿”斗争上。这年的12月7日夜里，我英勇的华东人民解放军31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三次攻打掘港城。可琴受命与专员朱启东一起，组织后勤司令部，动员了数以千计的民工、担架队，配合子弟兵作战，并雉了大批的粮食和军用器材，保证了部队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从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上，看到了崔德耀以及他的其他战友们那永恒的存在：烈士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8年1月，徐可琴升任中共如东县委委员、如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升了，他身上却还是那副老打扮：青布围裙拦腰系，本布衣裳小袖口，上身穿一件老棉袄，脚上蹬一双土布鞋，党内党外都知道如东有个工农县长徐可琴。地位高了，他说话还是那副老口气：路上碰见灶区的人，又是点头又是笑，家常话和拉几句，温暖亲热得像是亲兄弟。从此，他白天黑夜总是忙碌，农区，灶区，到处留下了他访贫问苦和布置、检查工作留下的脚印。这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区掀起了大参军运动。他亲自给一个又一个入伍的农家子弟戴上大红花，亲切地嘱咐他们说：“大家只管放心勇敢地到前线去打老蒋，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一切由我负责！”应征的青年人开拔走了，可琴没忘了督促区乡政府，把他们家属小孩的生活尽可能优先安排得好好的。父老妻儿写信到了前方，子弟们在前方打仗一个比一个更勇敢。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1949年2月，南通地区全部解放。徐可琴又受命组织大批民工、渔船，支援解放大军渡江。据统计，在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零两个月中，经可琴领导县区乡政府动员组织的支前民工共有4期，计19543人，担架1580副，挑子7507副，每期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他还先后动员10万群众，运粮47万多担，运草354万多担，支援淮海和渡江战役。领导和群众都说徐可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东人民把徐可琴看成是自己忠实的儿子，而盐区的灶民群众更把可琴看成是盐家杰出的骄子而引为自豪。每当绕膝的重孙辈缠着如今已经当了曾祖父的老一辈盐民，央求他们讲述当年南通地区盐民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这烧盐的“盐花子”在共产党教导下翻身当了县长的故事，便成了他们首选的话本。
（2003年11月30日重录留存）
在如东县沿海老一辈盐民群众中，至今流传着盐民徐可琴在党的指引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革命战争的锻炼，从一个被人们鄙视的“盐花子”翻身成长当了县长的故事。
一、 苦难身世
徐可琴，1904年出生在如皋县东乡（今为如东县）范公堤旁沿岸乡三港边杨家畈一个世代盐民家庭，乳名小金儿。家中除父母外，有姐妹2人，兄弟5个，小金儿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全家9口人，仅住3间照见亮的破草屋，种30亩碱田。碱田长不好庄稼，主要靠烧盐为生，生活甚是寒苦。小金儿4岁时，被送给舅父抱养。后来舅父生活无着，又把小金儿送回。6岁时母亲病亡，一家人靠父亲和大姐徐可贞带领过活，更是雪上加霜。小金儿从小懂得生活的艰辛，8岁起就跟着人家“下小海”挖文蛤，掏蚶子。10岁与人家合养“份子牛”人家出牛他出力，合养的利息两家分。又与人家合伙烧盐，年轻力气小，整担子湿灰挑不动，半担子干灰慢慢送，每烧10分盐，才派他得1分。14岁时，父亲给5个儿子分家立业，可琴只分得1淘箩粮食，5亩碱田，外带48块钱的债。没钱还债，只好把5亩碱田抵了债。16岁时招赘于丁家庄阮姓。阮家有岳祖母、岳父母，加上可琴小夫妻俩，5口人住3间“火烧头”的屋，种5亩低田。可琴日夜种田，外加帮人家做短工，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活。丈人又是个老赌鬼，有钱时手指儿痒，钱在衣袋里焐不暖；没钱时搓搓手，赖在赌桌边上看斜头，所以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28岁同妻子圆房，正好那年闹水灾，日子过不下去，丈人索性把5亩低田卖了，拿出80元，叫可琴带妻子单独谋生。可琴没法，只好带着妻子回到杨家畈，寄住在弟弟可礼家中，把当年抵债的5亩碱田再要回来自己种。种田以外，还是靠烧盐为主要生计。那时盐墩属于大豫盐垦公司所有，盐价由丰掘盐场场官根据上级盐政机构的通知规定。盐区驻有国民党的缉私营，凡是卖私盐的，抓进去就往死里打。老老实实烧盐的，一年忙到头，烧得的点儿盐，先要缴国民党政府的七捐八税，再要送灶长、朝奉的人情节礼，剩余的才是灶民的活命钱。所以，烧盐的，历来人称“熄火穷”凡是老实巴交的灶户，哪一家一年之中没有几个月断顿熬饿的？
二、闹街
有一年春上，阴雨连绵几十天不歇劲，摊不成灰，淋不成卤，烧不成盐。眼看着家中的粮食吃干净，家家户户揭不开锅。杨家畈有个心热胆壮的灶户叫冯爱仁，中大家把名家剩余的盐都凑合起来，运一掘港街上去卖了，买点粮食回来度命。有个从街上买粮刚回来的人告诉大家：“粮价步步涨，盐价还照旧。”冯乘机怂恿大家说：“盐价死不涨，烧盐的怎得过生？不如一起到掘港去闹街吧！”大家齐说：“好！”真是一呼百应。于是当天半夜过后，几百个盐民集中在何灶庙，大家跪在菩萨像前赌了齐心咒，吞下齐心面，一起出发上掘港镇。三四十里路，走了几个小时，天刚蒙蒙亮，大家一起拥到国民党政府丰掘盐场公署大门前面的场上。加上围观的市民，黑压压地站满了整整一场。冯爱仁带头，叫看门的人进里面通报：“要见场官有话说！”等了好久不见场官露面，大家喧闹起来，准备闯进去。场官不得已，在几个吏役的簇拥下走出大门，当即被众灶户团团围住。“我们要涨盐价！”“不涨盐价我们就没命啦！”呼喊声此起彼落，一浪高过一浪，一直闹到晌午。场官望望激动的人群，只看见一张张黑瘦的额头青筋暴暴，只听见一条条发沙的嗓子嗷嗷大叫，晓得不好收场，不得不把态度软下来，请出一个和事佬做担保，承认向上峰请示酌情提高盐斤收购价的事。灶民们一直闹到下午，才渐渐散去。经过这次闹街，不久场署贴出告示，盐价每桶（210斤）涨价二角。这件事发生在民国五年（1916年）。那年可琴虽然只有13岁，但是父兄们经历的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多力量大，只有勇敢斗争，穷苦盐民才有活路。”
三、血冤深仇
杨家畈有个经国民党丰掘盐场场官委任的灶长，名叫徐先正。此人是个流氓坯子，对上是吹牛拍马桩桩能，对下是恐吓诈骗样样精，交着海巴子（海匪），连着中央军；卖白粉的，贩军火的，三教九流的他都混得熟，身边围着一帮恶爪牙。由于他有权有势，所以每日吃荤穿绸，带着个大姑娘到处转悠，吆三喝四。就是有一条，生性傲慢刻薄，你叫他“大先生”他连哼也懒得哼一声，但是你如对他不巴结，他就找机会使坏，要你好看，所以灶民哪个不怕他三分？论班辈，他还是可琴的叔辈之人，但可琴生性戆直，不喜欢巴结，一来二去，不知怎么的，得罪了徐先正，便被徐先正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可琴29岁那年的夏天，有一次去灶墩上烧盐，途中忽然遇到几个中央军士兵。只听为首的一个喝道：“站住！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可琴。”可琴答道。“跟我们走一趟！”“老总，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们是不是找错人啦？”“错不了，找的就是你！”可琴心知不妙，一定是遇是绑票的了！当时拔腿要跑，可是往哪里跑？只见几个中央军一拥而上，拳打脚踢，麻绳一绑，带上了双灰山庙。到了庙中，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阴笑着对可琴说：“有人告你私藏军火，还有人告你家里有80块大洋。漂亮点，捐出来，放你回灶。”“我是穷人，哪有钱出捐？”“你还嘴硬？把他吊上屋梁！”上来几个士兵，不容分说就把可琴往屋梁上吊，吊起来后就用鞭子抽。打一下，问一声：“你可出捐？”可琴认死不认捐，士兵就往死里打，打得昏死过去了用冷水喷，还过魂来再打死，就这样反来复去，可怜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中央军还扬言要解上马塘街（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当时所在地）去“法办”家里人得信后焦急万分：“这没头的官司哪有理可讲？”着急慌忙请人去说情。中央军认钱不认情：“80块洋钱一条命，少了一分不谈心！”说情的人吓得眼睛瞪得滚滚圆：“80元，算算值大麦头两船哪！”幸得大姐可贞出面求爹爹告奶奶，人上托人凑足了钱，才把人赎回来。放出来时可琴的骨头已被打散了，到家后吐血不断，童便灌去了几大碗，个把月后还不得圆饭劲。想想心里真懊恼：“没有地头鬼，哪得外来祸？丈人给的80块，不就是在徐先正面前偶尔提过一次嘛；除了他通风报的信，别的还会是谁呢？”
可琴33岁那年，市上盐价看涨。一天，有个绰号叫“王瘌子”的人来到徐家，窜掇可琴收集灶盐私下里贩运出去，弄几人个“活水钱”花花。可琴被他说动了心，只是没有船。禁不住王瘌子的一意怂恿，徐可琴花30元钱，请徐先正出面租得民船一只，装运了满满一船灶盐往市镇上去卖。可琴一路上做着赚钱的美梦，眼看着快到市镇了，不由得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忽听一声吆喝，吓了可琴一跳：“喂，叫你呢！把船靠过来，快！”可琴定睛一看，只见河埠头上站着几个放哨的中央军，不禁心里一“格登”忙陪着笑脸递上票据说：“长官，这不是私盐，打过票。”“不问你妈的票不票，刚才团长下过命令了，到老子手里就别想逃！”说着，把票撕得粉碎往河里一扔。原来，徐先正存心坑人，他先是串通五瘌子怂恿可琴租船贩私盐，暗地里却写了告密信派人送给中央军的头目张华炳、罗绪才，说是：“拜上张团长，奉告罗主任：兹托人送上官盐几十包，请照收不误！”这里船还没有到，那里他的条子倒先到了，所以才发生了中央军守株待兔的荒唐事。这时的王瘌子装成个木瓜一声不响；撑船的呢，从来没经历过这场面，一见这架势，吓得活活地抖。可琴欲待分辨，无奈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差点没挨耳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要不是腿脚麻利，连可琴一起都要被扣押。这边是船户连人带船被扣留，那边是徐先正上门要船，船夫奶奶上门要人，连哭带骂，把个徐可琴的茅草屋儿闹得翻了天。妇道人家不好缠，可琴只有求情的份：“人，没事的，你放宽心。缺三少四的，先从我家里拿。”于是家里值钱的东西又被拿个干净。一连几天，可琴到处托人寻找船的下落，脱的脱，骗的骗，前后用去多少钱，却连个船的影子也找不到。而徐先正早一趟晚一趟，盯前盯后要算船的账。
转眼到了冬末。一天，可琴手拿钉钯去修范公堤，忽听徐先正的侄儿叫他：“我家姨（当地人称叔为姨）请你去吃杯茶。”来到徐先正的家，一进门，就听徐先正阴沉着个脸，问道：“船，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是有的说相，没有是没有的说相。”一听可琴说是“没有”徐先正一边拦住可琴不许走，一边向侄儿示眼色。侄儿脚踏车一骑溜上了街。到晌午时分领着两个缉私盐营盐兵冲进来。徐先正手一抬，眼一瞪，大声喝道：“人在此地，拿捆起来！妈的，要你的命！打，先打他一顿，再拖了上街！”在徐家被盐兵好一顿打，然后被带上了王家潭，关进了缉私营。连夜又是一番吊打。第二天，盐兵头目阴阳怪气地对可琴说：“我同你既没仇，又没怨，要么你交船，要么你出120块钱，我就放你走。否则，你晓得张华炳是辣手，解上去就别想有回头！”可琴不语。这时，门外闯进闻讯赶来的乡亲缪二和任子乔。任子乔劝可琴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钱没得可以兑（借钱俗称兑），哪怕我帮你拉个会，省得在这里活受罪！”可琴一想：“也对！你靠势力我靠朋友，留条细命儿同你慢慢地揪！”于是立请缪、任二人做保人，承认80块钱熄了火。放回来时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疼得整夜整夜合不了眼。女人又是心疼又是埋怨，天天哭，天天叹，一气气得置了病，没过几天就含恨去了世。人穷，买不起棺材，只好草草埋葬。请了个会，进款一百元，用于还债办丧事还不够。到了大年三十夜，家中只剩下几升元麦糁子过大年。别的人家欢天喜地守岁放炮仗，可怜徐可琴只能一个人勒紧裤腰带在田埂上走走。思前想后，实在心里酸，恨得牙齿咬进了肉：“不同徐先正拼个你死我活，我枉为算个大男人！我，我要告他！”
四、情急告状
可琴主意已定，一开春，就请人写了呈子告徐先正。呈子上，一不告他地头蛇，二不告他当盐霸，只告他两句话：“私刑吊打，勒索取榨”手里拿着呈子，上路直奔马塘街。路上遇到熟人冯老二，既是同情又是关切地说：“徐先正也太没王法啦！听说你要同他掼一跤？”可琴点点头。冯二接着说：“我说出来不怕你恼，他簇光蜡的票子尺把厚，你有多少家私陪他揪？让他碰碰别人好，恶人自有恶人报，这个官司你吃不消啊！”可琴耳不听心不恼，坚决地说：“当真穷人命该死？我就不信，偏要告告他。大不了我坐牢！”
这边徐可琴的呈子递到了国民党的如皋县政府，那边徐先正还在盯住缪二、任子乔要船钱：“你们倒好，船和钱两不交，担的你娘的什的保？”缪二告诉他：“听说徐可琴已经告了官，等等再说吧。”徐先正一听哈哈笑：“看他穷得穿的裤子要露鸟儿，场面上的人他认得有几个？想告倒我，哼，做他的梦！我说你们保人不好做，明天再没有钱，可不要怪我翻眼不认人噢！”
徐先正虽这样说，心里着实有点虚。果然第二天上午，随着几声犬吠，家门口来了两个陌生人。拘票一拿，对徐先正说：“请你跟我们到马塘街上走一趟！”徐先正不由得一愣，随之马上从身上往出来掏钞票：“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这里是120块钱，候二位吃吃香烟。”一面赶紧把票子往差人兜里塞。接着就是全家一齐出动，淘米的，洗菜的，买肉打酒的，忙得屁股冒了烟，直等到两位差人酒足饭饱而去，一颗“嘭嘭”乱跳的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第一次开庭，徐先正没有到庭，只有可琴独自诉苦情。第二次开庭前，来了差人专要徐先正。照例又是酒饭又是菜，外加80块钱安顿差人，打发侄儿顶替徐先正出二庭。开第三庭时，可琴因为吐血不能到庭，补了个呈子。一晃到了中秋节，三庭开了开四庭。开庭前，法庭传下话来：“原告被告，双方证人，这次都得到齐，不得推诿！”到了开庭这一天，可忙煞了徐先正：厨房的烟囱里一早就冒了烟，把全庄了“证人”都请到他家里吃早饭。这个送上几十块钱，那个免掉几十块钱的费，外带甜言蜜语不离嘴：“借重诸位撑个场面，反正我徐先正总不省个钱。几十年的老面子，总不能倒输给他徐可琴！”俗话说：“热酒红人面，黄金动人心。”本来徐灶长说话就没人敢不听，更何况做了“证明”又有钱拿，哪个不愿意？当下徐先正买作了伪证人，雇了头号大船，装了人前往马塘镇。到了镇上，已是中午，又在饭馆里请了好几桌，吃得“证人”酒醉饭饱。又托人到国民党军阀兼如皋县县长吴卫久那里行贿通关节，这才在法庭门外稳如泰山地坐等开庭。
下午正式开庭，徐可琴的证人却一个也没有到。眼望着徐先正的“证人”来了一浪趟，可琴心里十分懊恼。轮到问官问他话时，可琴气愤地说：“我认输！这官司我不打了！明摆着徐先正私刑吊打、勒索取榨，但是我的证人生了病，他的证人都是伪造的，又请酒又塞钱，连哪个得多少我都报得出！”问官只是笑，不做声，——当人百众的难帮徐先正啊！临了，问官宣布：“这个案子今天不忙判，还要慢慢审。原告先回去，被告取保候审。”
眼看又要到旧历过年。一天，可琴正在家里等宣判，忽然冒出个杨文轩来做说客，要可琴与徐先正和官司。杨说：“人又不是认不积，一定要见个山高水低也犯不着。一切费用都由他徐先正来，你净得330块钱有什的不好？”可琴低头沉吟了半晌。本心想要揪到底，又怕他背后已经通好了关节，再说春上的官司打到了旧历年，再拖也实在拖不起，只好点头同意和了官司。想想心里实在不甘心：“从春揪到冬，揪了整年做了个大头梦！别人家里过年暖烘烘，可怜我人财两头空！唉，天大的一场官司，就这样邋邋遢遢收了工！难道我倈烧盐的人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五、盐抗会
1939年春天，杨家畈来了一群陌生的青年男女。一式的中央军装束，但是举止文雅，待人和善。他们随身不带枪，自称是国民党抗战支队政工队的海滨工作组。个个能说会道，写一手好字。盐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一个个怀着既好奇又疑虑的态度谈论着他们。他们待盐民很友好，同苴镇的缉私营盐兵也说得到话，要是哪有有人被关进了缉私营，求他们写张条子就能放出来。他们中有几个人还懂医道，盐民害了烂眼、烂腿、关节炎等毛病，过去靠求神拜仙都医不好，现在他们用点什么药水涂涂，给点药丸吃吃，过几天也就好了，而且从不收钱。这样地了一些日子，盐民与他们就开始熟识起来了。他们一个个都没有什么架子，尤其喜欢访贫问苦，与穷苦盐民唠个家常拉个呱什么的，好像原本就是一家人似的。不管是制盐生产还是盐民生活，他们好像都很感兴趣。
一天， 有个叫崔德耀的工作组成员来到徐可琴烧盐的灶墩子，一边同他一起干活，一边就同他唠嗑起来。崔问可琴：“你说盐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苦啊？”“命苦呗！”可琴随口应道。“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盐民是一团散沙。你看，一根筷子，谁都能把它折断，”崔德耀拿起徐家筷笼里的一根筷子比划着“但是，一把筷子就没有哪个人能够折得断了。所以，只要盐民团结起来，大家一齐跟盐霸作斗争，那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崔德耀的话，使徐可琴联想起13岁那年大人们在掘港镇的闹街，又想起一年前单枪匹马没能告倒徐先正的那场官司，仿佛是被拨亮了一盏灯，心里开始亮堂起来了。
随着接触的增多，可琴对崔德耀和他的战友了解得更多了。知道他们都是热血的知识青年，有的来自南通，有的来自上海，虽然穿着中央军的服装，却不是国民党的人，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呢。他们之所以离开舒服的大城市，到这荒僻的海滨来，为的就是帮助盐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
这年4月，经过政工队理明（女）、曹绾中、崔德耀、吴一里等人的策划，三港边杨家畈的“盐民抗日救国协会”宣告成立了。大家选冯万富当会长，徐可琴当了理事。他们发动盐民群众向灶长进行说理斗争，甚至喊出了“打倒反动灶长”的口号，使灶长再也不敢随意欺压盐民。与此同时，何家灶、十三总一带的盐民在政工队员的启发下，也成立了盐抗会。几天后，盐抗会又组织盐民推选代表，由曹绾中带领，到掘港镇丰掘盐场公署递上呈文，要求提高盐的收购价。经过几次催问，涨价呈文批下来了。盐民的收入有了增加，尝到了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果实。
同年夏天，海滨工作组党支部决定在“抗日卫国保家乡”的旗帜下，组织成立盐民自卫队。任命崔德耀为队长，曹绾中为指导员，徐可琴为调查员。开成立大会那天，崔队长、曹指导员要他主持会议。站在用十几张八仙桌拼凑起来的主席台上，眼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徐可琴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开始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了。
盐抗会会址和自卫队队部合设在何家灶的三官殿庙。庙里有十几间高大的瓦房。盐抗会在这里开会议事，自卫队员们在这时宿营操练。崔队长给大家讲授军事知识，曹指导员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认字学文化。可琴原先一字不识，经过勤奋学习，渐渐地也能粗通文墨，——做工作的人不识字怎么行呢？从一本封面上写着“论持久战”的红皮书上，他知道了在遥远的西北边，有一处地方叫延安，那里住着天下穷人的救星，名叫毛泽东，他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指引着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方向。
盐抗会的日常事务交关多。可琴是个实心人，为了办好这些事，他一大早就得离开家，半夜三更才能回到家，家里仅仅成了他宿夜的“客栈”整个白天人都在三官殿庙。那时他与父亲、弟弟一起住，老爹眼看别人家的青年人成天不是种田就是烧盐，生产忙得红红火火，而自家的儿子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不归家，心里已有十二分的不乐意；又听人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担心可琴这样弄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不免又气又急。但是，不管怎样粗言恶语地骂，苦口婆心地说，又叫回了大姐徐可贞眼泪鼻涕地劝，徐可琴就是软硬不吃，每天还是往自卫队部跑。为此，老爹心一硬，请出家边邻舍为证，三当六面，与可琴分家决裂。离家前的这一夜，可琴彻夜未眠。鐅屋前后转了好几圈，牙齿咬肉心头酸。想想自己从小生长在盐墩上，一旦就要离开了，心里哪能不牵挂？“古来忠孝难两全。今天我徐可琴是为了革命，才离开这个家！”
无家一身轻，可琴从此更加把全部身心扑在工作上。他的表现都被中共地下党员崔德耀看在眼里，一有空就找他谈心，有心要培养他参加党。有一次谈心时，可琴对德耀说：“我看你们这些人，抛亲离家，大老远地跑到海边来，帮我们穷人闹翻身，真叫人敬佩。我想参加你们的组织，不知你们可要我这样的人？”德耀的脸色变得庄严起来，郑重地说：“入党干革命，要准备吃很多的苦，有时甚至会被杀头，你不害怕吗？”可琴嚯地站起身，坚定地说：“中央军揍得我浑身疼，徐先正把我不当人。我认准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我们盐民才有大翻身的一天。为了革命上的事，不要说叫我吃苦，就是叫我断头送命，我徐可琴要是把眼睛眨一眨，算不得人！”于是，在1939年10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三官殿庙一座巨大的菩萨龛子后面，徐可琴填了党表，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的介绍人，一个是崔德耀，一个是新来的赵峰，两个人都是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先后来苏北开辟工作的产业工人。
这年冬天，盐民自卫队受到国民党如皋县县长吴卫久的猜忌。先是指导员曹绾中被诱捕，可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去保他。接着是自卫队被勒令解散，改编为中央军的税警团。随之，盐抗会的活动也被迫停止了。在那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日子里，徐可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肩负重任的盐民共产党员，他坚忍不拔地等待着冬去春来的日子。
六、穷人灶长
1940年10月，正当稻子黄熟、大豆摇铃的季节，新四军在黄桥决战大捷后挥师东进的消息传到了海滨。人们到处交头接耳地谈论，有人欢喜有人愁。徐可琴敏锐地感觉到：穷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又一次来到了！“与其在这里坐等，还不如到他们的来路上去迎接，充当向导，把穷人的队伍引到盐区来。”他把这个想法同几个原来盐民自卫队的骨干一说，大家都赞成。恰好这时赵峰、崔德耀也正欲召集大家研究迎接新四军的问题，真是不约而同。于是第二天，徐可琴、秦志和、邱学诗、唐必银等十几个人，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从王家潭出发，经过丰利、洋口，到达栟茶。显然是来早了，新四军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大家心情激动，一致决定：不接到新四军不返回，就住在栟茶镇的客栈里等！又过了十几天，眼看着邻近客栈的农户都把稻子收起来了，大家的心里不免有些失望。正在这时，有三四个陌生人到客栈里来寻找徐可琴。可琴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女同志，原来她就是海滨工作组的组长理明。连忙迎上前去，与她热烈地握手问候。通过理明的介绍，又认识了新四军先头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陈同生，大家心情万分高兴。
第二天，新四军首长钟民带着大部队到达栟茶镇。兵分三路：一路向东台，一路向马塘，一路由徐可琴等人带领向苴镇。途经丰利，先开了一个军民联欢会。到达苴镇，又叫可琴等人通知海边的盐渔民群众都到镇上参加联欢大会。
军民联欢的那天，苴镇街上红旗如山人如海，口号如浪歌如潮。盐民人老几辈，第一次看见了穷人的子弟兵，男女青年和孩子们激动得发了狂。首长与各界代表先后发表了讲话。忽然，人群中钻出一个汉子，大步流星走上了主席台。大家定睛一看，高高的个儿，长方的脸，粗黑的眉毛虎虎的眼，有人惊叫起来：“那不是徐三爹吗？他怎么上了主席台啦？”
可琴站到台上就讲话。他从自己的身世遭遇，说到盐民群众千百年来牛马不如的生活。说到伤心处，说者淌眼泪，听者揉眼睛，连台上的国民党丰掘盐场场长陈永康也低下了头。他代表几千盐民真诚地欢迎新四军的到来，他号召盐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帮穷人求解放的队伍。他的讲话激起了台上台下热情的掌声与口号。
盐抗会的组织与活动又恢复了。盐民自卫队的人枪也要回来了，崔德耀还是队长。几天后，国民党丰掘盐场公署由新四军派人武装接管。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废除了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允许盐民自产的盐斤在打过税票以后，与商贩自行交易，物价贵了盐价相应增加。广大盐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解放了。
风调雨顺，盐丰灶富，盐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和他的一帮恶爪牙不开心。徐先正深知：新四军与穷人连着心，只要他们在海边站稳了脚跟，他徐先正过去的所作所为就迟早有一天要被清算。于是，他派人四出散播谣言：“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新四军打不过日本人与和平军。”
不翼而飞的谣言，引起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警觉。辟谣追要，没几天追到了徐先正，激起了群众的公愤。盐抗会召集了整百的盐民开会批斗徐先正。会上有人提议：“徐先正这样的人不能再当灶长，建议由盐抗会理事徐三爹接替。”当时一哄百应。从此穷人的灶长穷人当，徐可琴当了灶长，党内还兼任灶区的支部书记。
穷人的灶长帮穷人。盐贩有大贩，有小贩。大贩一贩几百上千担，本重利大；小贩一次贩个一两担，本轻利小。从前徐先正当灶长，压制小贩，偏袒大贩，从中每担渔利三五角钱，而小贩常常买不到盐。为此，可琴曾经暗中组织小贩成立盐贩协会同徐先正和大商贩们进行说理斗争。可琴做灶长后，心想：“我当灶长是穷人，穷人理应互相帮助，让小贩们赚点小钱，养活一家老小，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参加抗日斗争。”于是，他改变旧章程，对大贩小贩都一视同仁，如果盐少，就先尽小贩挑卖。这样做，得到了广大小贩的衷心拥护，连海门一带的盐贩也不嫌路远，来到如东盐区买盐挑贩；但是这样一来，增加了开零星税票的工作量，引进了苴镇放盐分处姜主任的不愉快。两人为此争吵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不让一个，一直闹到丰掘盐场公署新任场长朱有成那里。饭一顿，酒两壶，朱场长做了和事佬，两边一顿劝，不多时，气恼就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来时面红耳赤，归时心暖肠热。两个人都是直性子，有话当面吵，屁股一转就拉倒。再说大家都是为工作，一家人难说两家话。回到灶区，两人互相协作，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红火了。
徐先正丢了灶长这份肥缺，心里万分的不甘心。他多次对他的一班爪牙说：“不要看他徐可琴忙得像个真的，不是我说句过头话，他这个灶长当不长的！”
七、鬼蜮伎俩
人跟人好，鬼跟鬼好，苍蝇眼屎好。徐先正身边围聚着一帮地痞流氓，为首的有严仲达、徐可来、陆福康等人。这帮人过去倚仗徐先正的权势鱼肉乡里，现在徐先正丢了灯长，失去了倚靠，一个个十分气恨，咬牙切齿地发狠要暗杀徐可琴，让徐先正再当灶长。
1941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以严仲达为首的16个地痞流氓齐聚在严仲秋硬功夫这家里吃酒。他们点上蜡烛，叩头宣誓，举行了结拜弟兄的仪式。第二天，为了避人耳目，又聚集在港汊里的一条船舱里，商量了实施暗杀徐可琴的具体方案。严仲达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手枪，恶狠狠地说：“要么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么是黑地里给他一粒花生米，这下子叫他个细龟子儿吃得消！”匪徒们自以为得计，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耸然的狞笑。
一连几天，他们密切地侦伺着徐可琴的行踪。一晃到了正月半，下午“眼线”送来耳报：“今晚灶里要开会，散会后徐可琴肯定要往家里跑。”匪徒们一合计，当场决定：“夜深人静，正好动手！”严仲达兴奋得直搓手，狂叫道：“乖乖，这下子拿稳了！”随即带着手枪、匕首，由熟识灶区路径的陆福康带路，前往徐可琴回家必经的路口埋伏守候。
可琴自从担任灶长后日夜忙碌。他是个实心人，选了个他，也就苦了个他。上级盐务机关的政策法令要贯彻，产销任务要布置，灶民的实际问题要解决，所以成天东奔西走，有时还要召开灶民积极分子会统一思想。白天灶民要生产，开会只有利用晚上。要说的内容多，常常一开就是大半夜。这天恰是元宵佳节，又是新年里的头一场积极分子会，所以到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喜气洋洋，互道“恭喜发财”不免按照往年的惯例，一个一个地向新灶长递上纸包儿：“老规矩，帮稚灶长开开财门。”推来拉去，可琴好不容易才谢绝了大家的一片好心。他既认真又诚恳地对大家说：“过去我们受顽灶长的欺压，逢年过节哪个不给他送红纸包儿，他就想法子揪你，送了红纸包儿就可以烧私火。现在民主政府不时兴这个了！民主政府鼓励大家多烧盐，自由买卖，就灶征税，赚多赚少都归你们，灶长我不落你们一分一文。就是有一条，不准烧私火，不许偷漏税！”可琴说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笑呵呵地说：“民主政府处处为我们盐民着想，要是再烧私火，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了！”等到工作布置完毕，散会时已是三更过后。出得会场，有人要陪送徐可琴回家，可琴婉言谢绝：“从小走惯了的路，眼睛闭了也摸得到！各位放心请回吧！”说完，便独自一个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是啊，大男人一个，哪有怕走夜路的？
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在大块大块乌云的缝隙中缓缓地穿行。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浓云蔽月的下半夜，加上早春凛冽的海风，不由人不毛骨耸然。可琴仗着身强力壮，放开胆子向家里走。渐渐地，良离家越来越近，只有里把路了。路边不远处就是哥哥嫂嫂住的茅草屋。他忽然想到：“过年以来因为忙，还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何不顺路先到哥哥家里拜个晚年？”敲门进屋，拿烟倒茶，一顿寒暄之后拉起了家常，不知不觉外面已是大天亮。就这样，匪徒们的暗杀阴谋落了空。严仲达还不死心，又接连蹲候了几天。不是白天不好下手，就是夜晚看不清人，阴差阳错的总是不能得手。匪徒中不信奉迷信的，以为徐可琴命不该死，加上民主政府得到报告，下令调查此事，匪徒们唯恐自身难保，不得已，只好放弃了暗杀的计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盐区的恶势力安心要让徐可琴在工作上出岔子，他们才好见缝下蛆。早春二月正当农闲，远近农民手执农抗会开的证明，来海边贩盐的特别多，放盐分处打零票的来不及，客贩们一等就是大半天，可琴心里十分关键。这里急需要增加人手，那里徐先正已经暗地里托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送上了门。小伙子人长得精神，写字算账样样能，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滴滴嗒嗒”——点水不漏，很快就赢得了可琴的信任，就连每日收取的盐税款都放心大胆地交由他一并保管。没料想，有一天小伙子连人带款溜了号！可琴得报傻了眼，连忙派人四下里追寻，哪里还有个人影？弄得徐可琴只有跌足吧恨。幸亏朱场、姜主任对可琴的为人品德了如指掌，熟知他是个实心直肠的人，否则难免不引起猜忌，要是摊上个“伙同贪污”的娣，那可就够徐可琴消受的了！弄不好，灶长的位置就得挪屁股走人。崔德耀也托人捎信，勉励他吸取教训，努力工作。从此徐可琴做工作分外谨慎小心。
此计不成，还有一计。徐先正一伙横下一条心：“决不能让徐可琴把灶长做稳了！”这年的8月13日，日伪军联合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相继侵占了李家堡、栟茶、掘港、马塘等主要集镇。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在沿海一带到处流传：“新四军已经打光了。老中央就要回来了！”起初，可琴还充满自信，逢人就辟谣：“不可能！新四军打仗只有赢！”但是谣言却越传越登劲，严仲达更是言之凿凿，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架式，不由人不相信：“我亲眼看见他们垮下来，崔德耀只剩下了一个排。日本兵来了整大淘的，这下子看帮新四军做事的人吃得消！”刚巧大“扫荡”才过去，新四军的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寻歼，辗转移动，进入了游击状态，一连好几天联系不上。可琴和他的一群同志，为了革命，吃多大苦也不在乎，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新四军，那就意味着失去了靠山，前景哪堪设想？现在谣言盛传，一个个信以为真，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成天愁眉苦眼，唉声叹气，工作差不多陷于停顿。可琴的父亲生性胆小怕事，这下子成天不是埋怨就是抢白：“不要再谈你的什么工作不工作，我看你还不如安登点儿歇在家里喝糁儿粥！”弄得可琴心里边也撑不住了，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又愁又焦，人瘦了一大圈。一天，有个同志找上门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新四军里边人不算少，哪里能够一下子就打光了？”可琴一听，敲头拍脑，连连说：“对！对！我怎么就不曾想到亲自去找一找呢？”当下拔腿出门，一路向南走，打听新四军部队的下落。依着老乡的指点，第三天下午就找到了崔德耀。他现在已经是如皋县警卫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了，还兼着成立的党委书记团的参谋。可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当年盐民自卫队的伙伴们，大家久别重逢，那份亲热劲就不用说了。吃了饭，往回转，一边赶路，一边检讨：“眼看自己的年纪过了30往40上数了，遇事怎么还这样不老火？真惭愧呀！”回到灶区，可琴把亲眼目睹的情况一宣传，同志们都转忧为喜，精神大振，各项盐务工作又重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鉴于徐可琴在工作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几个月以后苴镇沿海灶区单独成立第十五行政区，可琴被调升为区委副书记，兼区队副队长。不久，严仲达因为阴谋暗杀徐可琴和煽动新四军海防团的战士私下里开小差等事败露，被抗日民主政府逮捕法办。徐可来等其他参与者，被勒令具结悔过后从宽处理。唯有陆福康一人，因为溜进了汪伪部队盘据的如皋县城，而负案在逃。
八、救荒乡长
1942年，徐可琴升任十五区区委书记。同年，上级安排他在苴镇、丰利进行“二五减租减息”和“倒租”的典型示范。由于工作出色，1943年调任新成立的大区——丰东区区委委员兼组织股长。区委书记兼区长吴一里，曾是1939年抗支政工队海滨组的成员，也是徐可琴的引路人之一。在他手下工作学习，可琴觉得十分高兴。
这年春天，由于上年夏秋间大旱粮歉，引发了开春以来严重的饥荒。市镇上连麸皮也买不到，人们只能以豆渣、秕糠、树皮、草根为食。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苴镇一带灶区的盐民从正月开头就断了顿。但旧政权委任的沿岸乡乡长严仲和不顾灶民的死活，自家屋里囤满粮食，还克扣由他经手收发的赈济粮，以致在他家大门外边躺着许多等着发粮的饥民。严仲和，是地痞恶棍严仲达的胞兄，只因他为人活络有文化，1940年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时予以原职留用，不想这一次他露出了贪婪刻毒的豺狼本相。正月初五日，灶区聚集盐民百十人，农区聚集农民二百多，大家一起来到严乡长家。众人合力把这位“严乡长”举到空中，限他承认允许大家“吃麻雀饭”严慑于众怒，只得承认。于是，众人即自当日从富户严家老四家吃起，饥民开始了“吃大户”
事情反映到区里，区长吴一里急忙赶到沿岸乡。吴区长到达时，饥民正在吃着“麻雀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齐声诉苦，控告严仲和。吴区长听罢，马上召集饥民开大会。会上，吴区长说：“古人有话，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上梁是正的，下梁却是歪的！看来，严仲和这样的人不能再当乡长了！不过，新乡长由谁来当，请大家推荐推荐。”众人嘁嘁喳喳议论了半天，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人来。这时吴区长又说话了：“我倒想到一个人。他从小过荒饿过肚子，亲身尝过没粮吃的苦。他当区队副时，队里的小伙子肚皮大，粮饭不够吃，他亲自推磨做糁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多。”没等吴区长把话说完，人群中有人大叫起来：“吴区长，你说的是徐三爹吧？他当灶长时帮过我们穷苦人。我同意！”“同意徐可琴当乡长！”“同意！快给我们发粮吧！”当时群情踊跃。发粮救荒的事，从此就认徐可琴说话了。
“找徐乡长要粮去啊！”第二天，不知是谁带了头，饥民们像涨潮一样涌向了乡公所。徐可琴出现在群众面前，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讲话：“乡亲们！大家熬饿我晓得，我徐可琴一定想办法让大家尽早拿到粮食！但是，有的人坏透了良心，直到现在，账和印全部不曾交，我一粒粮食都还不曾收得到！”
“找严仲和个狗日的算账去！”没等徐可琴把话说完，人群中腾起一声喊，大家又像海涛一样向严仲和的家涌去。七吵八嚷逼出来了严仲和。望着门前场上黑压压的人头，严仲和不免心里一阵阵发虚，头皮一阵阵发麻，额头上直冒冷汗。人们不住声地责问他“印在哪里？”“粮在哪里？”“”见他只是一味支吾，毫无诚意，众人蓄积已久的愤怒如火山喷发似的爆发了。“打他个狗狼养的！”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们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直打得严仲和哭爹喊娘，跪地求饶。幸亏吴区长闻讯派了人来，押令他速到区里交清赈粮收发账，这才解了围。
可琴接了印与账，马上派人通知各保保长都到乡公所，要他们立刻算清两笔账：“第一笔，赈粮收、发、存明细账；第二笔，缺粮人口具体数字，大口、小口各有多少，哪些人急等要粮？限在今天晚上八更八点上报乡公所！”正在这时，又有一批饥民聚集在乡公所门口等要粮，几个饿急了的甚至要冲进来。徐可琴用眼睛扫视着几个保长说：“哪一位愿意出动说一说？”这些人过去在严仲和手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少不得办事拆烂污、揩油水。现在听徐乡长叫他们出去见饥民，一个个担心挨打，吓得脸都脱了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徐乡长去最合适。”可琴走到门外，饥民们立即围上来。可琴长话短说：“乡亲们，叫你们久等，我很不过意。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连夜赶，说话算数，保证明天发粮食。不过有一条，急等的先领，其余的我们尽快解决，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保长和饥民一走，可琴立即派人敦请全乡的富绅、土豪、资本家都乡公所开会。由饥民推选的代表与他们逐个协商，劝募粮食。又动员开明士绅在会上自报捐献。以此互相推动，公平负担，达到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又，是众人推选专人，负责把捐献所得的几百担粮食合理分期地支付给各个缺粮户，直到春荒结束为止。会议一直开到夜深才散。会后又轧算各保报来的人粮账目，乡公所窗棂眼里的灯光亮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大早，可琴叫人先把以前发剩的赈粮都集中起来，加上临时劝借来的粮食，先发给急等要粮的饥民，这一天，太阳刚到小日中，饥民们拿箩的，拿袋的，一齐往乡公所大场上攒拥。可琴按照各保提供的名单，叫一个，领一个。虽说是人头攒动，话语如潮，却又是乱中有序，有条不紊。饥民们一个个乘兴而来，又一个个满意而归。
与此同时，可琴利用各种场合对饥民加强教育，积极贯彻民主政府制定的生产自救方针。动员盐民多烧盐，动员农民种好田，又组织饥民中的青壮劳力参加修筑范公堤，实行以工代赈。又把募得的钱款交给精明能干的饥民去做生意。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助饥民渡过了春荒。沿岸乡的做法被上级发现，总结出来在全区推广。
春去夏来，救荒工作圆满结束。可琴让人把前后经募的粮食、钱款，以及受赈领粮的人口账目，都一一张榜公布。上上下下哪个不夸徐乡长有能耐，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件积功积德的大好事？
这年底，为了粉碎日伪正在推进的“清乡”行动，经区长吴一昊推荐，徐可琴升任区署助理、区委副书记。“徐乡长要调回区里去啦！”得到消息的人们赶制了锦旗，敲锣打鼓的前来送行。一个叫周少青的乡民，春上用乡公所劝募的赈济款作本钱做买卖，赚了大钱。一听说乡长要调走，马上包了500块钱，专诚送到乡长家里。两人勒眉暴眼的争持了大半天，结果是送礼的扔下钞票走了人。可琴追人追不上，一转念，立即把钞票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把这笔款子转给新成立的乡基干队，用作吃半夜饭的开支。为了这件事，可琴还挨了新续的女人的好一顿数落和埋怨呢。
九、区队政委
1944年，吴一里同志调到县里任职，徐可琴受命代理丰东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从这年春上起，如东沿海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日伪在“延期清乡”局部得逞之后，又开始了“高度清乡”敌人以小集镇为据点，以公路为骨架，交织成梅花桩式的封锁网，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破坏我抗日军民的活动。
这年8月，日伪军进占王家潭。距离作为苏中四分区后勤基地的苴镇一带只有十几里地。敌人在王家潭驻了部队，筑了碉堡，摆出了一副要长期占领的架式。这时我新四军主力部队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已经跳出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因此王家潭的敌人得以有恃无恐。他们以据点为依托，经常沿范公堤向东向西下乡袭扰，企图寻歼我地方武装，捕杀我抗日干部，抢椋沿堤两侧人民的财产，气焰甚是器张。上级首长把围困王家潭敌人的任务交给了徐可琴和他领导的区乡民兵基干队。
可琴心想：范公堤是敌人出动袭扰的必经之路，要围困敌人，只有在范公堤上动脑筋最为有效。他带着这个想法，找到了新任的沿岸乡乡长杨述祖。这个杨乡长，别的工作榜样都在行，就是不敢带武装。可琴有心锻炼他的胆量。一天，可琴集合好基干队，对杨乡长说：“干革命，不敢拿枪杆子，八世都不得成功！走，今晚跟我到范公堤上去吹吹风！”
可琴领头，一行人来到离王家潭碉堡不远处的范公堤上。他们趁着月黑，挖坑的挖坑，埋雷的埋雷，另外还栽了一块画有漫画的木牌。当王家潭的敌人听见破路铁器的响声，从炮楼里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轰隆轰隆打炮的时候，可琴已经带着述祖一群人走远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悄悄埋伏在雷区两侧，静静地守候敌人出动。接近晌午时分，鬼子一个小队与“二黄”一个排出动下乡“扫荡”走到木牌前，领头的一个鬼子仔细端详着木牌上的漫画，看见上面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正用手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军人大骂，便问跟随他的二黄：“木牌子写的，什么的干活？”那二黄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赔着小心，告诉日酋说：“报告太君，上面写的是一句顺口溜。”“你的，念一念！”“是。‘小日本，黑心狼，来清乡，命不长！’”鬼子一听，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睛，气得脸色铁青，连连叫道：“八格牙路的，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一边叫，一边就用他那双长满长毛的双手抓住木牌的杆子用力一拔，狠命地向范公堤下摔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酋和身体被炸得上了天。紧接着，范公堤两边的草丛里“乒乒乓乓”的又是一排枪响，打得鬼子二黄晕头转向。东冲西突，脚底下又踩响了其他地雷，只听“轰隆”、“轰隆”一声接一声巨响，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不明虚实，向两侧胡乱打了几枪，慌慌忙忙撤回了王家潭。这次战斗，敌人丢下了好几具尸体，我民兵基干队无一死伤。
敌人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下乡杀人放火。一时间，方圆十几里的地区狼烟四起，不知有多少抗属家的房子遭了殃。转眼到了白露。古人有言：“白露身不露。”被烧了房子的人家无房安身，一到晚上，到处是儿啼母哭，好不凄凉！可琴连忙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被烧抗属的名单，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敌的精神，实行互助共济。于是这家拿出十担草，那家献出几棵树，障匠主动帮助扎望障，木匠主动帮助树梁柱，七手八脚，众人出动，被烧的人家又住上了新草房。大家团结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冬去春来，眨眼已是1945年的春季。在抗日军民的连连打击下，鬼子的“清乡”已是强弩之末。王家潭的敌人成天龟缩在碉堡里，轻容易不敢出动。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利用农闲，发动沿海群众，修筑一下已是百孔千疮的范公堤。县里把任务交给了徐可琴。海堤是沿海人民的屏障，每年夏秋间风大潮盛，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修堤，群众没人不乐意，就是担心小鬼子趁机偷袭。可琴了解大家的心思，耐心动员说：“大家不要怕！鬼子的清乡已经成了马后炮，它想大揪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它临死蹬三脚，我们区乡基干队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放了心。于是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大家公推可琴为主任，统一指挥。全县各乡各村相应成立修堤组织，划段分工负责。民工自带粮草，煮饭烧茶由妇抗会负责。在堤两旁搭建了工棚，民工收工后就在左近住宿。上工下工统一以鸣锣敲钟或升降旗为号。一上工就放出警戒岗哨，发现敌情，随时鸣枪报警。这样，修堤民工实行了军事化，做到了有组织地集中，有领导地分散。每天出工的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号子声此伏彼起，老人们慨叹说：“人老几辈，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经过2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修堤工程，还捉到两个下乡骚扰的二黄，真正做到了“修堤与打鬼子两不误”大家都夸徐主任指挥得好。
“立夏十八朝，家家往家挑。”春去夏来，县委发出了武装保护夏收的指示。眼看其他田块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唯有靠近王家潭敌据点的麦子没人敢去收。“不能让鬼子得到一粒麦子！”徐可琴走东穿西动员群众收麦子“只要鬼子敢出来捣蛋，区队手里的枪杆子又不是烧火棒！”群众壮了胆。于是在一天晚上，区乡基干队与据点周围的群众一起出动，民兵负责监视碉堡里的敌人，群众负责收割麦子。割的割，挑的挑，老大一片麦地，只用了半夜时间就收了工。第二天一早，鬼子看见麦田里光秃秃的，急得嗷嗷乱叫。
由于可琴领导区乡基干民兵对王家潭据点里的敌人长期围困，弄得鬼子和二黄缺吃少烧，加上新四军和我地方部队频频反击，日伪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只得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灰溜溜地撤离了王家潭。
十、烧盐的当了县长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新四军乘势反击，收复了一个又一个汪伪据点。敌人走了，当年抢走的群众财产扔在据点里触目皆是。群众的财产自然要物归原主。但是，要是你也来拿，他也来抢，那就一定会乱了套。可琴受命处理此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大家的事情还是由大家来管，领导干部不出面，由群众公推委员会说了算。办法是：各人家的东西，由各人家自己先拣出来，贴上字条，如果以后没有他人再要认领了，才准领回去；如果发生争执，听凭委员会公议处断。这样一来，没人占强，没人挨欺，抬的抬，挑的挑，群众个个眉花眼笑，没有一个嘴尖鼻子翘的。吴一昊同志得知此事，连连夸奖：“别看事情小，想得还真周到，徐可琴比以前更加成熟啦！”
日寇兵败如山倒，掘港、如皋等大城镇一个接一个被我军收复。收复如皋城的那一天，陆福康也被俘获，押归沿岸乡，公审后当场枪决。这个曾经带路暗杀徐可琴的汉奸恶棍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随着被收复区域的迅速扩大，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日益繁忙。可琴升任新成立的大区——丰利区委副书记。不久又受命代理区委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积劳成疾，可琴多年置下的胃溃疡病在1946年春上来了一次总发作，胃疼得一点汤水不能沾。胃疼之外，又加上打摆子；打摆子之外，又加上出天花；出天花之外，又加上眼睛生了个大疖子。真是祸不单行啊！
一连几天，可琴额头滚滚烫，烧得是昏昏糊糊。眼睛又看不见，只好躺在床上，脑子里成天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是梦还是真。一会儿梦见童年时忍饥熬寒那淹心的苦，一会儿梦见中央军绑票打人那刻骨的恨，一会儿又梦见徐先正追船打人那血海的仇。每当脑子里幻现出仇人们凶神恶煞的丑像，往往一惊而醒，冷汗淋漓。
这一病就是几个月。春上放的躺，到夏天才能起床。区里的同志经常来看望他。吴一里、崔德耀也托人捎信问候他的病。同志们告诉他：在他生病期间，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决定把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按照这个指示，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如东农村全面展开。可琴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听到这些消息，哪里还躺得住？他心里明白：外面的工作正需要人去做哪！
几个月的卧床，弄得可琴的身子瘫软得像一堆棉花，站都站不稳。“只要能起床，就不能再放躺！”可琴咬咬牙，硬撑起身子，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在门前场上踅踅地走。邻居相见，都连称“阿弥陀佛”祝贺他逃过了阎王爷的鬼门关。
“同志们都在紧张工作，我落闲，这怎么行？”可琴刚能走稳路，就坚决谢绝了父亲、大姐和左右邻舍的苦言劝阻，带着一脸苍白瘦削的病容，拄着拐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他走东乡，到西乡，带领工作队访贫问苦，发支群众诉苦情，算细账，斗地主，丈田地，分浮财。翻身农民个个喜笑颜开，只有徐先正一伙带着金银细软溜进了掘港城。几个月下来，可琴不但没有被累垮，火热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每当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那讨厌的胃溃疡发作时爆发出来的揪心疼痛，似乎也不那么感觉得到了。
夏去秋来。1946年9月的一天，忽然有个熟识的同志来找徐可琴，离得老远就大声嚷道：“恭喜你，你当了副县长啦，还兼着苴丰区委书记呢！”“没这事！别骗我！这不可能！”烧盐的人，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盐花子”如今要当副县长！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这叫他徐可琴哪里敢相信？！“我从县里办事刚回来，”来人认真解说“是真的，不骗你！”“我是个粗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当副县长，我不配！”“你不配，谁配？你这个穷人的灶长，救荒的乡长，领导反清乡斗争的区队政委，你不配当，谁配当？”父亲和大姐听说可琴要当副县长，全家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可琴恳切地对父亲和大姐说：“这可决不是我徐可琴有能耐。要不是共产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带，我徐可琴到现在还不只是个穷烧盐的？做梦也不会做到当什么副县长啊！”老父亲也不想再以家务事难为他了，他真诚地对儿子说：“我是大半绝身子下了黄土的人了，也弄不懂你们党里头的事情。家里有你大姐照应我，你就放心大胆地出去，为共产党、为穷苦人做工作去吧，不要记挂我。”
从此，可琴更加努力地学习，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要是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他总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年冬天，北坎、苴镇、丰利、栟茶等盐场办事处的同志根据淮南盐务管理局的指示，提出在如东盐区实行废灶兴垦，一次废掉，全部停止小籽煎盐的生产。可琴熟知灶民的具体情况，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了“逐步、分批”实施的具体意见，先动员少数零散的、有田的、生活较为宽裕的盐民弃盐转农，其余的暂且维持现状，并动员生活困难的烧户合并到条件较好的墩子上去继续烧盐，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转农，不搞“一刀切”这样做，避免了“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给盐民生活造成的困难，受到了广大灶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带同地主“还乡团”武装向我沿海解放区发支了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了马塘、掘港、栟茶、丰利、苴镇等大小城镇。大批革命干部奉命北撤，而徐可琴受命留在沿海地区，坚持原地斗争。他支撑着时好时坏的病体，带领区乡民兵，依托熟悉的地理民情，与敌人下乡“清剿”、“驻剿”、“会剿”、“扫荡”的部队反复周旋央敌人“拉网梳篦”的夹缝中，不失时机地开展各项党政工作。这年夏天，崔德耀——他的革命引路人，率领部队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南通县的陈家酒店休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保安部队的偷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1岁。噩耗传来，可琴背着别人淌了眼泪。从此，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把对引路人的无限记念之情，都融化在更加坚决地投入当前的反“清剿”斗争上。这年的12月7日夜里，我英勇的华东人民解放军31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三次攻打掘港城。可琴受命与专员朱启东一起，组织后勤司令部，动员了数以千计的民工、担架队，配合子弟兵作战，并雉了大批的粮食和军用器材，保证了部队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从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上，看到了崔德耀以及他的其他战友们那永恒的存在：烈士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8年1月，徐可琴升任中共如东县委委员、如东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升了，他身上却还是那副老打扮：青布围裙拦腰系，本布衣裳小袖口，上身穿一件老棉袄，脚上蹬一双土布鞋，党内党外都知道如东有个工农县长徐可琴。地位高了，他说话还是那副老口气：路上碰见灶区的人，又是点头又是笑，家常话和拉几句，温暖亲热得像是亲兄弟。从此，他白天黑夜总是忙碌，农区，灶区，到处留下了他访贫问苦和布置、检查工作留下的脚印。这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区掀起了大参军运动。他亲自给一个又一个入伍的农家子弟戴上大红花，亲切地嘱咐他们说：“大家只管放心勇敢地到前线去打老蒋，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一切由我负责！”应征的青年人开拔走了，可琴没忘了督促区乡政府，把他们家属小孩的生活尽可能优先安排得好好的。父老妻儿写信到了前方，子弟们在前方打仗一个比一个更勇敢。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1949年2月，南通地区全部解放。徐可琴又受命组织大批民工、渔船，支援解放大军渡江。据统计，在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零两个月中，经可琴领导县区乡政府动员组织的支前民工共有4期，计19543人，担架1580副，挑子7507副，每期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他还先后动员10万群众，运粮47万多担，运草354万多担，支援淮海和渡江战役。领导和群众都说徐可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东人民把徐可琴看成是自己忠实的儿子，而盐区的灶民群众更把可琴看成是盐家杰出的骄子而引为自豪。每当绕膝的重孙辈缠着如今已经当了曾祖父的老一辈盐民，央求他们讲述当年南通地区盐民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这烧盐的“盐花子”在共产党教导下翻身当了县长的故事，便成了他们首选的话本。
（2003年11月30日重录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