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皇帝浅视皇权及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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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 皇权，即在封建社会中由皇帝执掌的最高统治权，历来被封建政论家、史学家解释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一切臣民都不过是皇帝统治和奴役的对象，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皇帝有权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至地方军政系统和文武官吏，要求他们彻底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或口头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皇言曰制”“朕即法律”不允许任何抗拒，违犯或持异议。历代封建帝皇们总是有意识地挟天命以制臣民，假天罚以行权威，借天意以成人事，用天运以纵骄奢，对自然现象精心地做出超自然的解释，用以维护和扩大皇权。封建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以一人独治天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对统治大权就抓得极紧，所谓“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直到清代高宗弘历还一再声言，绝不能改独揽大权的原则，自称“太柯从不下移”他们都深知，一旦大权旁落，皇位亦将不保，这是要极力避免的。
在研究皇权之时，必然会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即有一部分皇帝的权力是无可辨驳地存在并且绝对：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朱无璋，清圣祖玄烨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皇帝却由于各种的原因并未能够充分地行使皇权：如西汉和东汉以后各帝，多受制于外戚和宦官；献帝刘协更先后受权臣董卓，曹操等的胁持，恐惧战栗于其威势之下；唐中叶以后各帝的权力受到藩镇等地方实力集团的严重侵夺，有时谕旨不出部门，或被公然顶撞回去，拒不执行。明中叶以后各帝多懒惰荒唐著称，长期不理朝政，委权于宦官和朝臣，阉党被称为“中贵人”权臣被称为元辅，严嵩甚至到处为自己立生祠，被谀称为“九千岁”；清末同治，光绪二帝实际上俱受制于慈禧西太后那拉氏，如此不胜枚举。
但这是否意味着皇权受到了约束呢？四十年代初，吴晗、费孝通先生等就就中国专制皇权到底有无约束的问题进行过争论，费老说皇权有两道约束，一是无为政治，使皇权有权而无能，一是绅权的缓冲，使民意能够上达。吴晗则认为“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兵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先不论两老的说法谁对谁不对，就约束而言，它是一种限制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对皇权构成约束力量的来自于多个方面，周良霄先生在他的皇帝与皇权一书中认为，这种“似乎”存在的约束力量只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道德。但这两者都不构成实质性的效果，对于这样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虽则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位于整个世俗政治的制高点，而法也只不过在专制主义皇权政治下“口含天宪”的皇帝自己定下来的，实质上来讲是一种自我约束，但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了。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出于对统治者自我约束的考虑而制定的，但制定的过程绝难由一个人来完成，因此它所体现的精神也绝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意志，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理想类型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就造成了约束力。而作为帝皇要冲破这种束缚也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祖训的是否可变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是一个，还有作为帝皇都本身是否有这种能力又是一个，等等。再则，就道德教育的约束而言也是确实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三崇五德治天下，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而其后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在虔诚而义无反顾地执行这样一种原则，而在大多数王朝，士大夫又是统治集团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阶层，因此作为父仪天下的皇帝也不得不为这些作出一定的妥协。而就事实上说来，皇帝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如：
a）皇室，皇权非帝皇一人之权，而是皇室乃至整个统治集团所共有的；b）权臣；c）官僚集团；d）天道、天命；e）伦理纲常；f）民意等
在费孝通所说的绅权中，其实包含许多方面的势力，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外戚，宦官，权臣等等，它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他们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历朝历代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与宦权之争等等成为了农民起义之外最令帝皇们关心和焦头烂额的。在明朝前期，主要表现为废宰相分权六部并设内阁三司，后期则表现为皇帝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上，无疑，朱元璋和朱棣是这场斗争的无可非议的胜利者，但万历却是这场斗争的惨淡失败者。
根据明史本纪二十一记载“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后世称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其出名并非由于他的英名神武，而恰恰是由于他的昏庸。明代实行内阁制度，它起始于太祖洪武皇帝，基本形成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自形成以来，从仁宗时期开始便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阁臣的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其参政权力亦不断增大；由于实现了“内阁票拟”因而体现内阁权力的手段便得到了完善和稳固；内阁本身的组织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备。明代内阁制度由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仁宣、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作为神宗皇帝万历朱翊钧，时正处于内阁权势最大、文官体制也最完善的时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期，因而他所受到的牵制相较于先前诸帝说来也是最大的。当然这其中更有万历自己的特色，就他本身而言，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类异端，他的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但是“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
万历九岁登极，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担起天下的重任，又如何能指望他朝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年幼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居正，又把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当然，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种做法却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然而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万历十七岁那年，由于在宫中与宫女出演了一幕闹剧，而被皇太后施以惩罚，并由张居正订出了实际的改过方案“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在万历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最大的失败就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由于正德皇帝的前车之鉴，文官们决不会再让大权落到一个年轻的皇帝手上由他任意使用，而当他们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时，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皇帝年幼，文官们就是他整个道德与价值体系的塑造者，于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有乖于传统道德体系的不良影响。即便在后来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了一种规范的节目而已，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合传统的决定。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的万历，从小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因而也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即在决策系统中内阁是法定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样，内阁既可在方案上影响皇帝也可以对于皇帝的藐视内阁职权的行为通过这种制度表示抗争。同时，内阁还是儒生官僚集团的最高代表，内阁的行为受到士大夫的集团意识的影响。因此，内阁的意见往往不只是内阁某一个人的意识，而是代表了一定的政治势力，这样皇帝忽视内阁实际上也是对士大夫集团的忽视，而这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皇帝要保持政权的稳定，那就必须尊重内阁的意见。内阁还有一种破釜沉舟式的制约皇权的方式是辞职，一旦人们对名利与权力两者皆可抛的时候，皇帝想留住阁臣也不可能，而这将使自己无形中置于一种十分难堪的境地。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带有很大被动性。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一个朝代，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制度，但到了万历一朝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来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制度要求君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如同一个被设计好程序的机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此更足以代表天命。作为皇帝他几乎连走也紫禁城的行为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当皇帝在历次的失败中终于心灰意冷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消极怠工，这是经常有的事，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皇帝做到了像万历那么坚忍不拔，更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善而终的，但万历却做到了，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作为传统道德以及文官制度的产物，而后来发生的种种又与他所信奉的价值标准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但另一方面，也是制度发展造成的结果。“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一切该做的事情还是照样在做着，而皇帝所做的，有许多也是可以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的。文官们大多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基于一样的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趋向于一致。这种同盟又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纲常早已在他们的心目中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变得很难动摇。基于上述的种种，万历皇帝在与文官的斗争失败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明史赞曰；“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所以万历的悲剧也并非他一人之过责，但在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像万历这样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因而皇权依然是非常强大的。
皇权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轴心，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对于共同地域、语言文字心理状况形成的促进，对于统一封建大帝国的绵亘不断地发展，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文化，对于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确曾起过不容置疑的积极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作用。但他的绝对性使得对之产生的任何怀疑，都将造成随意的杀戮，骇人听闻的独断专行和暴戾残虐也随之而生，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都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的办法来防范和限制皇权的滥用和作恶，这是由其特定的政治体制本身所决定的！真正在封建社会中对皇权构成抗衡与制约的还有那些同封建主们处于对立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荀子王制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虽然他们相对于被压迫的平民百姓处于优势的地位，但很少有帝王不会意识到民众力量的可怕，大秦二世而亡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都时刻提醒着和潜在地约束着皇权使之不能过于膨胀。尤其是那些从亲历过农民起义的封建帝王们，如刘邦刘秀李世民和朱元璋辈。
皇权的约束是一个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逐渐呈现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与文明的进程，其所受的约束必然是倾向于增强之势，其中一个恒久不移的就是天道的约束，这是由皇权的属性所决定的，皇帝曰“真命天子”皇诏曰“奉天承运”天道自不会说，则必假借与人口出，其人言行则为皇权之束也。当然，这种约束更多地是通过一定的利益政治集团之口说出来的，虽则皇帝可以完全置之不顾，但这种一意孤行更有可能引起整个集团的抵抗，无论是消极的抑或积极的，这都是皇帝所不愿看到的，皇权虽重，但在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对抗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倾向于妥协，万事必不能由皇帝亲为，否则再勤再勉也徒劳无功，力不从心啊！
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也对皇权的运作是构成实质性的危胁，我们可以说，皇帝是绝对的权威，是整个体制的制高点，但也可以认为皇帝不过是体制运转中的一个环节，一种职位，其中需要有多少的个人意志那是并不值得过多考虑的，所假借的不过是其名份而已——天道之子。
当一种制度发展到完善之时，也是他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时候了，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衰落、灭亡是世之亘古不变的定理，当皇权发展到了极致时，也是他最可悲哀的时候了，许许多多不期然的因素却成了颠覆皇权的致命符。官僚制度的完善正是皇权衰落的表现，皇帝并不需要有突出的能力，只要不是白痴，稍有能力者，加上良好的社会历史条件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守成之君，官僚体制高度完整而有效的行政能力使得皇权的搁置与皇帝的摆设成为可能，而许多的守成无志之君也乐得如此！也许这就是为何近代君主立宪制能够产生并存在的一个因素吧！
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
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 皇权，即在封建社会中由皇帝执掌的最高统治权，历来被封建政论家、史学家解释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一切臣民都不过是皇帝统治和奴役的对象，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皇帝有权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至地方军政系统和文武官吏，要求他们彻底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或口头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皇言曰制”“朕即法律”不允许任何抗拒，违犯或持异议。历代封建帝皇们总是有意识地挟天命以制臣民，假天罚以行权威，借天意以成人事，用天运以纵骄奢，对自然现象精心地做出超自然的解释，用以维护和扩大皇权。封建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以一人独治天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对统治大权就抓得极紧，所谓“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直到清代高宗弘历还一再声言，绝不能改独揽大权的原则，自称“太柯从不下移”他们都深知，一旦大权旁落，皇位亦将不保，这是要极力避免的。
在研究皇权之时，必然会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即有一部分皇帝的权力是无可辨驳地存在并且绝对：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朱无璋，清圣祖玄烨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皇帝却由于各种的原因并未能够充分地行使皇权：如西汉和东汉以后各帝，多受制于外戚和宦官；献帝刘协更先后受权臣董卓，曹操等的胁持，恐惧战栗于其威势之下；唐中叶以后各帝的权力受到藩镇等地方实力集团的严重侵夺，有时谕旨不出部门，或被公然顶撞回去，拒不执行。明中叶以后各帝多懒惰荒唐著称，长期不理朝政，委权于宦官和朝臣，阉党被称为“中贵人”权臣被称为元辅，严嵩甚至到处为自己立生祠，被谀称为“九千岁”；清末同治，光绪二帝实际上俱受制于慈禧西太后那拉氏，如此不胜枚举。
但这是否意味着皇权受到了约束呢？四十年代初，吴晗、费孝通先生等就就中国专制皇权到底有无约束的问题进行过争论，费老说皇权有两道约束，一是无为政治，使皇权有权而无能，一是绅权的缓冲，使民意能够上达。吴晗则认为“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兵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先不论两老的说法谁对谁不对，就约束而言，它是一种限制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对皇权构成约束力量的来自于多个方面，周良霄先生在他的皇帝与皇权一书中认为，这种“似乎”存在的约束力量只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道德。但这两者都不构成实质性的效果，对于这样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虽则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位于整个世俗政治的制高点，而法也只不过在专制主义皇权政治下“口含天宪”的皇帝自己定下来的，实质上来讲是一种自我约束，但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了。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出于对统治者自我约束的考虑而制定的，但制定的过程绝难由一个人来完成，因此它所体现的精神也绝不可能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意志，而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类型，理想类型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就造成了约束力。而作为帝皇要冲破这种束缚也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祖训的是否可变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是一个，还有作为帝皇都本身是否有这种能力又是一个，等等。再则，就道德教育的约束而言也是确实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以三崇五德治天下，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而其后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士大夫集团在虔诚而义无反顾地执行这样一种原则，而在大多数王朝，士大夫又是统治集团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阶层，因此作为父仪天下的皇帝也不得不为这些作出一定的妥协。而就事实上说来，皇帝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如：
a）皇室，皇权非帝皇一人之权，而是皇室乃至整个统治集团所共有的；b）权臣；c）官僚集团；d）天道、天命；e）伦理纲常；f）民意等
在费孝通所说的绅权中，其实包含许多方面的势力，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外戚，宦官，权臣等等，它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他们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历朝历代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与宦权之争等等成为了农民起义之外最令帝皇们关心和焦头烂额的。在明朝前期，主要表现为废宰相分权六部并设内阁三司，后期则表现为皇帝与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上，无疑，朱元璋和朱棣是这场斗争的无可非议的胜利者，但万历却是这场斗争的惨淡失败者。
根据明史本纪二十一记载“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后世称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其出名并非由于他的英名神武，而恰恰是由于他的昏庸。明代实行内阁制度，它起始于太祖洪武皇帝，基本形成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自形成以来，从仁宗时期开始便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阁臣的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其参政权力亦不断增大；由于实现了“内阁票拟”因而体现内阁权力的手段便得到了完善和稳固；内阁本身的组织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备。明代内阁制度由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仁宣、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作为神宗皇帝万历朱翊钧，时正处于内阁权势最大、文官体制也最完善的时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期，因而他所受到的牵制相较于先前诸帝说来也是最大的。当然这其中更有万历自己的特色，就他本身而言，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类异端，他的言行往往出人意表。但是“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
万历九岁登极，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担起天下的重任，又如何能指望他朝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年幼的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居正，又把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当然，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种做法却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然而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万历十七岁那年，由于在宫中与宫女出演了一幕闹剧，而被皇太后施以惩罚，并由张居正订出了实际的改过方案“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在万历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最大的失败就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根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由于正德皇帝的前车之鉴，文官们决不会再让大权落到一个年轻的皇帝手上由他任意使用，而当他们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时，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利用，皇帝年幼，文官们就是他整个道德与价值体系的塑造者，于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有乖于传统道德体系的不良影响。即便在后来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了一种规范的节目而已，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合传统的决定。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的万历，从小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因而也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即在决策系统中内阁是法定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样，内阁既可在方案上影响皇帝也可以对于皇帝的藐视内阁职权的行为通过这种制度表示抗争。同时，内阁还是儒生官僚集团的最高代表，内阁的行为受到士大夫的集团意识的影响。因此，内阁的意见往往不只是内阁某一个人的意识，而是代表了一定的政治势力，这样皇帝忽视内阁实际上也是对士大夫集团的忽视，而这必然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皇帝要保持政权的稳定，那就必须尊重内阁的意见。内阁还有一种破釜沉舟式的制约皇权的方式是辞职，一旦人们对名利与权力两者皆可抛的时候，皇帝想留住阁臣也不可能，而这将使自己无形中置于一种十分难堪的境地。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带有很大被动性。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一个朝代，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制度，但到了万历一朝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来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制度要求君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如同一个被设计好程序的机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此更足以代表天命。作为皇帝他几乎连走也紫禁城的行为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当皇帝在历次的失败中终于心灰意冷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消极怠工，这是经常有的事，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皇帝做到了像万历那么坚忍不拔，更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善而终的，但万历却做到了，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作为传统道德以及文官制度的产物，而后来发生的种种又与他所信奉的价值标准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但另一方面，也是制度发展造成的结果。“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一切该做的事情还是照样在做着，而皇帝所做的，有许多也是可以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的。文官们大多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基于一样的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趋向于一致。这种同盟又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纲常早已在他们的心目中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变得很难动摇。基于上述的种种，万历皇帝在与文官的斗争失败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明史赞曰；“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所以万历的悲剧也并非他一人之过责，但在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像万历这样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因而皇权依然是非常强大的。
皇权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轴心，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对于共同地域、语言文字心理状况形成的促进，对于统一封建大帝国的绵亘不断地发展，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文化，对于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确曾起过不容置疑的积极编者按中国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源于皇权及皇权意识痼疾难消。此文梳理皇权历史，如一份诊断书，重点落在万历皇帝上，可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照来读。作用。但他的绝对性使得对之产生的任何怀疑，都将造成随意的杀戮，骇人听闻的独断专行和暴戾残虐也随之而生，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都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效的办法来防范和限制皇权的滥用和作恶，这是由其特定的政治体制本身所决定的！真正在封建社会中对皇权构成抗衡与制约的还有那些同封建主们处于对立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荀子王制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虽然他们相对于被压迫的平民百姓处于优势的地位，但很少有帝王不会意识到民众力量的可怕，大秦二世而亡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都时刻提醒着和潜在地约束着皇权使之不能过于膨胀。尤其是那些从亲历过农民起义的封建帝王们，如刘邦刘秀李世民和朱元璋辈。
皇权的约束是一个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逐渐呈现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与文明的进程，其所受的约束必然是倾向于增强之势，其中一个恒久不移的就是天道的约束，这是由皇权的属性所决定的，皇帝曰“真命天子”皇诏曰“奉天承运”天道自不会说，则必假借与人口出，其人言行则为皇权之束也。当然，这种约束更多地是通过一定的利益政治集团之口说出来的，虽则皇帝可以完全置之不顾，但这种一意孤行更有可能引起整个集团的抵抗，无论是消极的抑或积极的，这都是皇帝所不愿看到的，皇权虽重，但在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对抗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倾向于妥协，万事必不能由皇帝亲为，否则再勤再勉也徒劳无功，力不从心啊！
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也对皇权的运作是构成实质性的危胁，我们可以说，皇帝是绝对的权威，是整个体制的制高点，但也可以认为皇帝不过是体制运转中的一个环节，一种职位，其中需要有多少的个人意志那是并不值得过多考虑的，所假借的不过是其名份而已——天道之子。
当一种制度发展到完善之时，也是他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时候了，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衰落、灭亡是世之亘古不变的定理，当皇权发展到了极致时，也是他最可悲哀的时候了，许许多多不期然的因素却成了颠覆皇权的致命符。官僚制度的完善正是皇权衰落的表现，皇帝并不需要有突出的能力，只要不是白痴，稍有能力者，加上良好的社会历史条件就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守成之君，官僚体制高度完整而有效的行政能力使得皇权的搁置与皇帝的摆设成为可能，而许多的守成无志之君也乐得如此！也许这就是为何近代君主立宪制能够产生并存在的一个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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