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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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何炳棣驾鹤西去了。当我们再去读其人其文时，于是就惊奇地发现，何炳棣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他的坚守，他坚守在属于自己的家国，因为一生坚守成其大，所以才有了何炳棣！
毫无疑问，何炳棣是史学界的大树，这棵大树植根大地，直插高空。
这大地，就是何炳棣成长给予滋养的家园。何炳棣，浙江金华罗店镇后溪河村人。在何炳棣的记忆深处，对于金华的家给了他留存着怎样的印象呢？而透过这个家，我们才发现，这种深刻的印象主要在于身教言教！
就身教而言，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时心中的“英雄”何的堂侄何德奎先生跟蒋廷黻先生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这种报答、反哺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善缘和伦理在今天的中国也并不多见。何炳棣自己也从中得益，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从而影响他的一生。
就言教来说，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在谈及自己的人生观是如何被塑造时，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所受到父母的教育，金华外祖母的教育，那是他一辈子都忘怀不了的。他说：“我的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终生铭记在心。小时候，每次吃饭时，外祖母就会对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认为，祖母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训，他仍不由得大为感慨，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祖母这句话，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论何时，不论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终，一丝不苟。
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对自己的教育很是认真的父亲。少年时期的何炳棣，其父就是这样激励他的上进心的：“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而其父何寿权本人就是横亘在新旧时代之间的人物，自己没能考上举人，于是满怀希望在何炳棣身上能够获得成功，加之何炳棣又是独子，就更费尽心力“拼儿子”了。何寿权曾写过一首诗给少年何炳棣，其中两句即是“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问贵精专”其态度可见一斑。或许正是何寿权的身世以及家族变化，使得何炳棣从小就怀着学有所成的强烈渴望。看来，何炳棣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而家族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想在制造出一个“成功者”何炳棣果然不负所望。这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也可以看出。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身教言教固然重要，但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磨炼意志。他的雄心万丈、坚忍负重，在家的影响下，他都坚守着，何炳棣变强变大了，并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进取。
家是如此，国又何堪？尽管何炳棣所处的正是内忧外患的中国，但对于一个海外学子来说，祖国就是自己仰望的高空。所以，这高空，就是何炳棣希望变得强大的祖国。身在海外的何炳棣明白，只有祖国的强大，才能让异族外邦须仰视可见。更重要的是，何炳棣还明白，祖国强大，责任在我。所以，何炳棣努力在高空中做一颗明亮的星星。
何炳棣曾说到自己的英文水平时，就充满着自豪。那是1945年到纽约还没有入学之前，因为他的英文完全可以跟美国人交流，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他们的东西自己懂，自己东方的东西他们则不懂，所以他们很佩服。在这方面，他和杨振宁是很有同感的：绝对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只能给祖国争脸。而这就成了他和杨振宁一辈子最信守的话。殊知，这决不是一般出国的中国人都有的抱负！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条，何炳棣在其学术研究中攀登着理想的高峰。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始终萦绕于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当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学者单世联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何先生经历过于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所以，有学者在评论何炳棣的其人其学时这样概括道：“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惟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
但是，由于何炳棣在研究上始终以做“一流问题”为己任，为学更是“扎硬寨，打死仗”做派；更难得的是，一生坚守如此，令人感慨，难怪他的哥大导师对其评语用了“异常”这个词：他有思维能力和显然异常强烈的欲望去使用它。正是何炳棣这种“不屑于二流学问，挑战西方最高水平”的治学态度，才为学界人士所敬仰。闯天下，为了祖国荣誉，做一流学问，当如何炳棣！
纵观何炳棣先生治学研究的一生，他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一生坚守成其大，家道是他成长的必要王道，祖国是他壮大的必然王国。何炳棣卓著的史学成就，美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何炳棣，史学泰斗，当之无愧！
史学泰斗何炳棣驾鹤西去了。当我们再去读其人其文时，于是就惊奇地发现，何炳棣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他的坚守，他坚守在属于自己的家国，因为一生坚守成其大，所以才有了何炳棣！
毫无疑问，何炳棣是史学界的大树，这棵大树植根大地，直插高空。
这大地，就是何炳棣成长给予滋养的家园。何炳棣，浙江金华罗店镇后溪河村人。在何炳棣的记忆深处，对于金华的家给了他留存着怎样的印象呢？而透过这个家，我们才发现，这种深刻的印象主要在于身教言教！
就身教而言，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时心中的“英雄”何的堂侄何德奎先生跟蒋廷黻先生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这种报答、反哺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善缘和伦理在今天的中国也并不多见。何炳棣自己也从中得益，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从而影响他的一生。
就言教来说，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在谈及自己的人生观是如何被塑造时，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所受到父母的教育，金华外祖母的教育，那是他一辈子都忘怀不了的。他说：“我的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终生铭记在心。小时候，每次吃饭时，外祖母就会对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认为，祖母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训，他仍不由得大为感慨，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祖母这句话，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论何时，不论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终，一丝不苟。
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对自己的教育很是认真的父亲。少年时期的何炳棣，其父就是这样激励他的上进心的：“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而其父何寿权本人就是横亘在新旧时代之间的人物，自己没能考上举人，于是满怀希望在何炳棣身上能够获得成功，加之何炳棣又是独子，就更费尽心力“拼儿子”了。何寿权曾写过一首诗给少年何炳棣，其中两句即是“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问贵精专”其态度可见一斑。或许正是何寿权的身世以及家族变化，使得何炳棣从小就怀着学有所成的强烈渴望。看来，何炳棣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而家族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想在制造出一个“成功者”何炳棣果然不负所望。这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也可以看出。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身教言教固然重要，但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磨炼意志。他的雄心万丈、坚忍负重，在家的影响下，他都坚守着，何炳棣变强变大了，并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进取。
家是如此，国又何堪？尽管何炳棣所处的正是内忧外患的中国，但对于一个海外学子来说，祖国就是自己仰望的高空。所以，这高空，就是何炳棣希望变得强大的祖国。身在海外的何炳棣明白，只有祖国的强大，才能让异族外邦须仰视可见。更重要的是，何炳棣还明白，祖国强大，责任在我。所以，何炳棣努力在高空中做一颗明亮的星星。
何炳棣曾说到自己的英文水平时，就充满着自豪。那是1945年到纽约还没有入学之前，因为他的英文完全可以跟美国人交流，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他们的东西自己懂，自己东方的东西他们则不懂，所以他们很佩服。在这方面，他和杨振宁是很有同感的：绝对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只能给祖国争脸。而这就成了他和杨振宁一辈子最信守的话。殊知，这决不是一般出国的中国人都有的抱负！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条，何炳棣在其学术研究中攀登着理想的高峰。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始终萦绕于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当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学者单世联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何先生经历过于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所以，有学者在评论何炳棣的其人其学时这样概括道：“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惟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
但是，由于何炳棣在研究上始终以做“一流问题”为己任，为学更是“扎硬寨，打死仗”做派；更难得的是，一生坚守如此，令人感慨，难怪他的哥大导师对其评语用了“异常”这个词：他有思维能力和显然异常强烈的欲望去使用它。正是何炳棣这种“不屑于二流学问，挑战西方最高水平”的治学态度，才为学界人士所敬仰。闯天下，为了祖国荣誉，做一流学问，当如何炳棣！
纵观何炳棣先生治学研究的一生，他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一生坚守成其大，家道是他成长的必要王道，祖国是他壮大的必然王国。何炳棣卓著的史学成就，美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何炳棣，史学泰斗，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