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当年管街的那段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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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阜平县城唯一的一条主街是我县最繁华的商业街。主街原本就很窄，允许摆摊的空间就相当小，再加上店外店占道严重，部分流动商贩不易管理，所以街上经常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上面领导下了狠心整治街道，要求主街整齐，不许固定摊点店外店经营，更不许流动商贩再上街出摊。我们工商局负责清理，我是清街队伍中的一员。
那时，我们每月的工资只有400来元，还经常被扣发工资。都说小商贩不容易，我感觉我们那时比小商贩还不容易！大冬天，大早晨赶在固定摆摊的出摊之前，去阻止他们出摊，白天还要满大街地追着赶那些流动商贩。那些固定摆摊的时刻做着店外店经营的准备，和我们捉迷藏；那些流动商贩天天偷着出，和我们打游击。给他们说好话让他们别在街上摆摊，他们不听；如果说难听的，他们比咱更难听，那些小商贩们嘴都特拉碴。和他们好话坏话都说尽，最终还是不管用。领导看不见我们起早贪黑赶他们，只要看到他们在街上一次，就会冲我们发脾气。就是那时，我们感觉自己这个公务员连街上要饭的都不如。
那年冬天，我冻的咳嗽了，整整咳嗽了俩多月！到现在都有病根，夏天也不敢喝凉水。也是那时，我们一位同事挨打了，局长软弱，不敢给我们做主，为我们讨不回公道，还在大会上说：“我让你们出去收费了，让你们出去打架了？”你说你心凉不？！
就是那时，我对我的同事说：“我们是公务员，考个公务员身份不容易，咱们不能犯错误被开除。现在局领导软弱，给咱们做不了主，咱们千万不能找事。能管得住的小商贩，咱们就阻止他上街，管不住的咱就不管了。反正，常年不上班的也没少拿工资，咱上班也没多拿工资，咱就不能再附带挨打挨骂了。”我同事们对我的说辞极为赞同。
可想而知，街道在我们的管理之下，没有任何效果！
可能是我们局长向县领导诉苦了，也可能是县领导看我们工商局实在管不出效果，就把清街的重任交给了建设局，让我们工商局从此脱离了苦海，真是谢天谢地！
那时，我们还负责征收街道两旁固定小摊的管理费。那些小摊不挣钱，收费也特困难，按说应该是天天收，每天收他们两元，我们为了好管理，就按月征收。尽管我给他们定额很低，可是，征收起来依然特别困难。尤其是过庙时，上街收那每摊两元管理费时，真是什么人都见，什么事都有。
记得，有一次过庙，我带着我的组员上街收费。两个小伙子硬是不给，态度特别蛮狠！我和我的组员都是女同事，我们肯定不会和他骂架，更不会打架，于是，我就告诉我的组员，咱就“一”字排开站他摊前等，什么时候他给了那两元，咱再收下一个摊的，如果他不给咱就不收下面的摊了，今天就给他站一天岗！耗了有半小时后，那摊主眼看着好多顾客从我们身后绕过他的摊去别家购物，就气急败坏地扔给了我们两元钱。今年，有次吃饭，我恰巧和那摊主坐一桌了，他说看我面熟但想不起在哪见过了，我笑着说我长得普通。其实，自他一进门，我就认出他是那个曾经被我们围观的摊主！
由于县城只有一条主街，街道两面的房屋自然就全成了店铺。那时的腊月，主街两旁的店铺都会在店外支个架子，把货物摆到了店外面的架子上卖货。加上一些流动的小商贩也开始向主街汇聚，主街的道路就会严重堵塞。每年腊月，别说是过车，步行都很困难。有一年，政府决心改变主街腊月难行路的状况，便召集各个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共同清理，从而达到“环境优化一条街”的效果。我们工商局又接到了负责清理店外店的差事。
街道两边店铺中的个体户早养成了腊月在外面摆摊的习惯。突然不让在外面摆摊了，他们还真不习惯。头天下午所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要求我们一定把此项工作干好，还不能发生冲突，闹出事来。我们所共有26人，留下一名在所值班，其他的25名同志分成5个小组分段管理。我们组负责卖水果的那段。早晨不到7点我们组几位同事便到岗了。水果店的老板们每家都进了一万多块钱的货只等着年集上摆出来卖。如果不让他们摆出来，他们的店内又摆不下，卖不出去，再存放不当就会损失很大。我们苦口婆心的在他们面前展现“服务型工商”的形象，他们软磨硬抗的和我们游击战。我们五人挨家挨户做工作，还要像搬运工一样帮他们把搬出来的货物搬回去.尽管这样，店外摆放现象还时有发生。
有天大早，不到7点，我们就上街了，快冻死我们了，等8点多，商务大厦开门时，我和我同事去商务大厦大厅暖和下，没想到一眨眼，东大桥上那摆摊的就出来了，正好一个副县长路过，立即骂了我们所长一顿，然后我们所长就把我们所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叫到东大桥上，让我们“一”字排开，把我们大骂一顿。
事后，我经常想，那副县长怎么可以越级骂人呢，他怎么也得先骂局长，然后再有局长向所长传达他骂人的精神啊！也暗自庆幸，那副县长幸亏没直接骂我，那时候，我们基层人员根本就不知道县长是谁，副县长是谁，更不用说县长们都长什么样，如果那副县长真的像骂所长那样带着三辈祖宗骂我，我肯定会当街和他吵起来！
再后来，我们局换局长了，我向局领导申请往局机关调动，新局长说，我挺适合在所里干的，可以就地提副所长。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去局里当一般人员，也不在所长当副所长！”又过两年之后，我有望升任股长之时，局长又找我谈话说，以后的各种待遇都会向工商所倾斜，让我去一个乡下工商所担任所长。还说，乡下所有车，回家挺方便，工作压力也不大。我耐心地听局长说完之后，一字一句地说：“我努力奋斗这么多年，不是为了当什么官，就是为了不去所里工作！”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那些管街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再想起来，干管街工作的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那工作简直比孙子还难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块管街的那帮“难兄难弟”们，如今只要在餐桌上有机会坐在一起了，总有人提议：“老城关喝一个！”那情那景，不亚于一块当过兵的战友聚会对饮。
多年前，阜平县城唯一的一条主街是我县最繁华的商业街。主街原本就很窄，允许摆摊的空间就相当小，再加上店外店占道严重，部分流动商贩不易管理，所以街上经常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上面领导下了狠心整治街道，要求主街整齐，不许固定摊点店外店经营，更不许流动商贩再上街出摊。我们工商局负责清理，我是清街队伍中的一员。
那时，我们每月的工资只有400来元，还经常被扣发工资。都说小商贩不容易，我感觉我们那时比小商贩还不容易！大冬天，大早晨赶在固定摆摊的出摊之前，去阻止他们出摊，白天还要满大街地追着赶那些流动商贩。那些固定摆摊的时刻做着店外店经营的准备，和我们捉迷藏；那些流动商贩天天偷着出，和我们打游击。给他们说好话让他们别在街上摆摊，他们不听；如果说难听的，他们比咱更难听，那些小商贩们嘴都特拉碴。和他们好话坏话都说尽，最终还是不管用。领导看不见我们起早贪黑赶他们，只要看到他们在街上一次，就会冲我们发脾气。就是那时，我们感觉自己这个公务员连街上要饭的都不如。
那年冬天，我冻的咳嗽了，整整咳嗽了俩多月！到现在都有病根，夏天也不敢喝凉水。也是那时，我们一位同事挨打了，局长软弱，不敢给我们做主，为我们讨不回公道，还在大会上说：“我让你们出去收费了，让你们出去打架了？”你说你心凉不？！
就是那时，我对我的同事说：“我们是公务员，考个公务员身份不容易，咱们不能犯错误被开除。现在局领导软弱，给咱们做不了主，咱们千万不能找事。能管得住的小商贩，咱们就阻止他上街，管不住的咱就不管了。反正，常年不上班的也没少拿工资，咱上班也没多拿工资，咱就不能再附带挨打挨骂了。”我同事们对我的说辞极为赞同。
可想而知，街道在我们的管理之下，没有任何效果！
可能是我们局长向县领导诉苦了，也可能是县领导看我们工商局实在管不出效果，就把清街的重任交给了建设局，让我们工商局从此脱离了苦海，真是谢天谢地！
那时，我们还负责征收街道两旁固定小摊的管理费。那些小摊不挣钱，收费也特困难，按说应该是天天收，每天收他们两元，我们为了好管理，就按月征收。尽管我给他们定额很低，可是，征收起来依然特别困难。尤其是过庙时，上街收那每摊两元管理费时，真是什么人都见，什么事都有。
记得，有一次过庙，我带着我的组员上街收费。两个小伙子硬是不给，态度特别蛮狠！我和我的组员都是女同事，我们肯定不会和他骂架，更不会打架，于是，我就告诉我的组员，咱就“一”字排开站他摊前等，什么时候他给了那两元，咱再收下一个摊的，如果他不给咱就不收下面的摊了，今天就给他站一天岗！耗了有半小时后，那摊主眼看着好多顾客从我们身后绕过他的摊去别家购物，就气急败坏地扔给了我们两元钱。今年，有次吃饭，我恰巧和那摊主坐一桌了，他说看我面熟但想不起在哪见过了，我笑着说我长得普通。其实，自他一进门，我就认出他是那个曾经被我们围观的摊主！
由于县城只有一条主街，街道两面的房屋自然就全成了店铺。那时的腊月，主街两旁的店铺都会在店外支个架子，把货物摆到了店外面的架子上卖货。加上一些流动的小商贩也开始向主街汇聚，主街的道路就会严重堵塞。每年腊月，别说是过车，步行都很困难。有一年，政府决心改变主街腊月难行路的状况，便召集各个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共同清理，从而达到“环境优化一条街”的效果。我们工商局又接到了负责清理店外店的差事。
街道两边店铺中的个体户早养成了腊月在外面摆摊的习惯。突然不让在外面摆摊了，他们还真不习惯。头天下午所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要求我们一定把此项工作干好，还不能发生冲突，闹出事来。我们所共有26人，留下一名在所值班，其他的25名同志分成5个小组分段管理。我们组负责卖水果的那段。早晨不到7点我们组几位同事便到岗了。水果店的老板们每家都进了一万多块钱的货只等着年集上摆出来卖。如果不让他们摆出来，他们的店内又摆不下，卖不出去，再存放不当就会损失很大。我们苦口婆心的在他们面前展现“服务型工商”的形象，他们软磨硬抗的和我们游击战。我们五人挨家挨户做工作，还要像搬运工一样帮他们把搬出来的货物搬回去.尽管这样，店外摆放现象还时有发生。
有天大早，不到7点，我们就上街了，快冻死我们了，等8点多，商务大厦开门时，我和我同事去商务大厦大厅暖和下，没想到一眨眼，东大桥上那摆摊的就出来了，正好一个副县长路过，立即骂了我们所长一顿，然后我们所长就把我们所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叫到东大桥上，让我们“一”字排开，把我们大骂一顿。
事后，我经常想，那副县长怎么可以越级骂人呢，他怎么也得先骂局长，然后再有局长向所长传达他骂人的精神啊！也暗自庆幸，那副县长幸亏没直接骂我，那时候，我们基层人员根本就不知道县长是谁，副县长是谁，更不用说县长们都长什么样，如果那副县长真的像骂所长那样带着三辈祖宗骂我，我肯定会当街和他吵起来！
再后来，我们局换局长了，我向局领导申请往局机关调动，新局长说，我挺适合在所里干的，可以就地提副所长。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去局里当一般人员，也不在所长当副所长！”又过两年之后，我有望升任股长之时，局长又找我谈话说，以后的各种待遇都会向工商所倾斜，让我去一个乡下工商所担任所长。还说，乡下所有车，回家挺方便，工作压力也不大。我耐心地听局长说完之后，一字一句地说：“我努力奋斗这么多年，不是为了当什么官，就是为了不去所里工作！”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那些管街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再想起来，干管街工作的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那工作简直比孙子还难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块管街的那帮“难兄难弟”们，如今只要在餐桌上有机会坐在一起了，总有人提议：“老城关喝一个！”那情那景，不亚于一块当过兵的战友聚会对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