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们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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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万卷楼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一个叫陈寿的人在那里写完了三国志这部千古流芳的著作。然而此万卷楼绝非彼万卷楼，同名不同地自古使然，然而丽江的万卷楼远远比陈寿的万卷楼要高明许多。惟一所相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云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书生。
万卷楼是整个丽江古城最雄伟的建筑，这个建筑将会因为这个古城的华丽与古朴而声名远播。在这个纳西族与中原文明精神气质联系的纽带上，古往今来的故事似乎在倾诉着书生们的历史童话。
据考证，这栋奢华的藏书楼是元代纳西族自治首领木增父子所建立，至于如何修建以及如何施工，这些都无从可考，惟一所能说明的，就是这栋楼在当时来说，在整个云南省都是首屈一指的藏书楼。
当年的万卷楼里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众多被木土司请来的中原通硕大儒们在烟雾缭绕中教授着中原文化的精髓。一栋宏伟的三层楼建筑，按照当时的说法，一楼读书，二楼藏书，三楼写书。如此的设置确实给当时的文化繁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硬件设施。
文化的繁荣于是成了整个古城繁荣的最初动力，在木府那座高广气派的石牌坊之前，熙熙攘攘喧嚣的街道上极尽一个时代的繁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脚下的青石板路已经变得无比光滑，而参天古树正在晚霞的映射下往游人身上洒下星星点点的光芒。
在那个突然繁荣的时代，所有一切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文化人的身上，于是徐霞客、董其昌、顾炎武这些各个时代的大学者们在这栋奢侈的书房里来了又去了，带来了他们的学识和观点，带去了对整座城市的思考和了解。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我所知道确实是极为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中原文明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的极大影响。或许是我个人所受的思想教化，但是这种文明的渗透，在万卷楼我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木氏父子在丽江的统治，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治。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常用的武治。他们深深懂得社会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整个木府灵气通透，充满了中原文化的文化张力。而在这个几近宫室之丽的藩王宅第里面，万卷楼高高的矗立在回字结构官邸的正中间，在积累中慢慢的爆发，俯瞰着古往今来的灵魂。
二
似乎所有的读书人都钟爱一个叫做书房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却承担着文化一个过渡。在更多的情况下书生们在这里获取到了文化的内涵，然后再将文化的内涵传播出去。关于藏书的本质，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种藏书实际上处于一种“重藏轻用”的炫耀状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私人图书馆供应的是整个地区的知识分子。
范钦晚年做云南右布政的时候，曾经到访过这座恢宏的藏书大楼，并发出“有几家如此奢华，汗牛未能充栋”的感叹，当他回到宁波老家的时候，举全家之力，于是兴建了名垂千史的天一阁，算是满足了当年访问万卷楼时的未了的夙愿。
关于藏书的渊源，在中国似乎无案可查。这个历史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关于少数民族贵族或是知识分子藏书，万卷楼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是木氏家族却没有像范钦那样封闭，他们的藏书完全是大众化的一种广义阅读，一种中原文明的高度普及。如是公益的图书馆雏形对于整个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无论是凯撒的书房还是拿破仑的阅览室，抑或是安第留斯的书山卷海，这些弹奏着人文精神的音符的客观个体，在整个历史中都扮演着一如灵魂般的角色。
当我走到有些看似破败的楼梯上时，一股文化传承的力量袭面而来，东巴文化的冲力和张力再次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数种民族文字的经典之作在里面保存完好，各类教派的经卷都供奉其中，文化的平等性决定了文化的宽容性，而万卷楼正是当时书生们的最佳去处。
万卷楼下面高高的牌坊上有一个字样，天雨流芳。关于这四个字的解释，按照当时典籍的最初记载，最贴切应该是纳西语“读书吧”的音译。天雨流芳，浩然磅礴的王者之气跃然于文字之上，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却被中原文化的浓重与东巴文化的宽容围绕成了一个极为宽厚的城池。零碎的屋舍与濡湿的街道正在慢慢的将这个原本一系的原始文化独立的传承下来。
很多年之前，我曾经迎合着晚来的夕阳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路上，我一直以为有幸造访到这所世界级的名校图书馆而荣耀，然而一切并非我所设想，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千篇一律的成为了一个放书之所而绝非藏书之所，或许如今的我们在书籍的电子管理上有了祖先没有的进步，而祖先们的文化精神与人文气质我们却望尘莫及。
这种人文气质的损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一代文化的缺失，当文化形成断层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正在面临着一种极大地威慑和挑战。
三
在读书人的心中，书房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场所。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读书人而言，书房在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无可取代。
而在书房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藏书。
藏书的历史应该和图书馆历史相吻合，最早的图书馆应该是托勒密索特一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和雅典的亚里士多德图书馆几乎同年代并且同样雄浑壮观。托勒密二世对于图书馆的成就最大，他完成了一部如何管理图书馆的著作——书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他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业绩在千年之后受到了英国诗人雪莱的高度赞扬，称其为“众王之王”
据史书记载，这个辉煌的图书馆藏书有七十万卷之多。并且在一开始创刊就带有国际性。不仅囊括了希腊语，而且将许多中东、印度甚至地中海的语言。关于托勒密二世对于书的狂热，希腊历史学家莱拉伦在远古的声音一书中提到了“禁书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文化专制制度，所有进出希腊港口的船舶，都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搜查，只要是有书的，特别是外国书，统统没收，上交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面去收藏。
我猜想，那些一开始哭哭啼啼的商客肯定没有想到，他们这些被迫上交出去的书到了最后，都成为了承载历史重量的珍贵典籍。
欧洲的图书馆学极为兴盛。著名的都柏林文学奖就是由都柏林国家图书馆设定的，这种这种文化传承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化经典的延续。到了近现代，罗斯福图书馆和戴高乐图书馆等总统图书馆相继诞生，而在中国的藏书，却完全处于一种私人的状态。
我本人喜欢买书，也喜欢藏书。买书藏书似乎成了人生中的一大乐趣。这个藏书似乎在外界也小有名气。无论是写作朋友，还是记者来访，只要一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要参观我的书房。我也乐此不疲的带朋友们参观我的藏书。买书藏书大概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五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被我塞的满满。藏书多以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电影戏剧理论、历史理论以及小说散文等书籍居多。常常一个人在家里自娱自乐，欣赏满柜子的书香，偶然翻出一本，仔细揣摩里面的笔记和文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其乐无穷。
所有的藏书家都会面临一个尴尬境地，那就是自己的藏书被人提出要借走。这是任何一个藏书家都不能避免的。我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沦落到这种境界，经常被人借走，然后就是一去无还，七催八促终于等到还的那天，书的样子已经惨不忍睹，不知在别人家里受到怎样的迫害！封面多出五六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颜色，整本书像是被迫做了汉奸，连脊梁骨都没有，拿在手上极为软绵，等放到书架中却已经是掉页缺张，到了扔之可惜，藏之无趣的地步。于是只有仿效前辈藏书家，在书柜上贴上字条：书柜中藏书概不外借。
曾经去一位朋友家，那位朋友家中藏书也是极为可观之数。放眼望去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家中等档次的图书馆。文化和知识的冲击力在整个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回荡。唯一感到奇怪的是在他的书柜上都会看到一个挂在柜子上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尽是密密麻麻的借书还书登记，他怕我怀疑他在做出租图书的生意，连忙解释说是朋友借书的太多，时间一场根本想不起来谁借了谁没有借。只有出此下策。本子里面一条条的名字和时间，我感到一种无奈和抑郁，朋友的君子关系都到了用这个来约束了，也难得他如此苦心。
我自己的书房则没有这般豪华，枕边床头只放置平时需要或是正在阅读的书。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却远远没有万卷楼那么奢侈，读书看书写书都在同一间斗室里面进行。读书万破万卷，心中自然开阔。何须奢华的书房案几和昂贵的文房四宝？
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是一位记者描写陈应松老师书房的新闻稿件。斗室里面藏书极为繁多，书桌上摆着平时需要的文具和工具书，唯一吸引人注意力的就是墙上那杆在神农架使用过的猎枪。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所生活的环境就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藏书。
四
费尔巴哈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我认为是书和图书馆。这两者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要嗜好的。
中国关于纸质藏书的历史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至于其他形式的藏书年代更加久远，而西方历史上关于藏书最早的记载则可以追述到伊力亚特的远古时代。但是所有的藏书者都面临一个取舍性。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放在自己家的书柜里的，至少内容不雅观的书籍大概都在藏书家排斥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写作的朋友谈到了藏书取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正在面临困境的书生们。我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个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因素不容许他们购买更多的图书，另一方面，他们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局限性“离经之书，叛道之文，非圣人门徒所能读”包括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临终捐献给图书馆的书籍都是极为专业的文献资料，而这种资料在图书馆一般都是束之高阁的，于是老教授们的最后的一片心意竟然到了最后都成了一个遗憾，至死未能瞑目。
我有一位多年同学，其父亲原来是当时的“大右派”家中藏书无数，文革期间经过多次藏匿才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老人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儿子出生较晚，晚景极为凄凉。数年前竟然在晚上不幸离世。我同学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的同学在外地读书，面对一屋子的手稿和藏书，我很难想象这个母亲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所有的藏书家都厌倦藏书的高度专业性和排斥性，而万卷楼的藏书却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的管理者木氏家族对于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不属于任何的思想流派，任何观念和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一种让人惊讶的平等。于是这种思想和这一楼书籍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了所有丽江的读书人。天雨流芳的声音在整座湿润的城市里回响着。
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来访，整个万卷楼于是就成了文化的纽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图书馆的概念，更多的读书人成了先知道万卷楼，然后再知晓木府，最后才是丽江这座城市，城以楼名，楼以书名，而书的主人正是城的主人。如此的循环，如此的关系，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我惟一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在抗战烽火之时来到了万卷楼，他在此写下了中国史学名著这部惊世之作，然而他对这座楼的藏书也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藏万卷，毫无特色，几若未藏”或许这就是万卷楼的特色，这个特色的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任何一个读者在这里都能取到自己喜好的书，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做到的。
当沉醉的夕阳倾洒在这千年光景的大宅院里面的时候，钟鸣鼎食的声音都已然退去，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浸淫着这里的每一片历史风景，当我漫步在这很多年以前恍然如梦的场景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原来这里应该是书生们的去处。
一
关于万卷楼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一个叫陈寿的人在那里写完了三国志这部千古流芳的著作。然而此万卷楼绝非彼万卷楼，同名不同地自古使然，然而丽江的万卷楼远远比陈寿的万卷楼要高明许多。惟一所相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云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书生。
万卷楼是整个丽江古城最雄伟的建筑，这个建筑将会因为这个古城的华丽与古朴而声名远播。在这个纳西族与中原文明精神气质联系的纽带上，古往今来的故事似乎在倾诉着书生们的历史童话。
据考证，这栋奢华的藏书楼是元代纳西族自治首领木增父子所建立，至于如何修建以及如何施工，这些都无从可考，惟一所能说明的，就是这栋楼在当时来说，在整个云南省都是首屈一指的藏书楼。
当年的万卷楼里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众多被木土司请来的中原通硕大儒们在烟雾缭绕中教授着中原文化的精髓。一栋宏伟的三层楼建筑，按照当时的说法，一楼读书，二楼藏书，三楼写书。如此的设置确实给当时的文化繁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硬件设施。
文化的繁荣于是成了整个古城繁荣的最初动力，在木府那座高广气派的石牌坊之前，熙熙攘攘喧嚣的街道上极尽一个时代的繁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脚下的青石板路已经变得无比光滑，而参天古树正在晚霞的映射下往游人身上洒下星星点点的光芒。
在那个突然繁荣的时代，所有一切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文化人的身上，于是徐霞客、董其昌、顾炎武这些各个时代的大学者们在这栋奢侈的书房里来了又去了，带来了他们的学识和观点，带去了对整座城市的思考和了解。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我所知道确实是极为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中原文明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的极大影响。或许是我个人所受的思想教化，但是这种文明的渗透，在万卷楼我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木氏父子在丽江的统治，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治。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常用的武治。他们深深懂得社会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整个木府灵气通透，充满了中原文化的文化张力。而在这个几近宫室之丽的藩王宅第里面，万卷楼高高的矗立在回字结构官邸的正中间，在积累中慢慢的爆发，俯瞰着古往今来的灵魂。
二
似乎所有的读书人都钟爱一个叫做书房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却承担着文化一个过渡。在更多的情况下书生们在这里获取到了文化的内涵，然后再将文化的内涵传播出去。关于藏书的本质，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种藏书实际上处于一种“重藏轻用”的炫耀状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私人图书馆供应的是整个地区的知识分子。
范钦晚年做云南右布政的时候，曾经到访过这座恢宏的藏书大楼，并发出“有几家如此奢华，汗牛未能充栋”的感叹，当他回到宁波老家的时候，举全家之力，于是兴建了名垂千史的天一阁，算是满足了当年访问万卷楼时的未了的夙愿。
关于藏书的渊源，在中国似乎无案可查。这个历史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关于少数民族贵族或是知识分子藏书，万卷楼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是木氏家族却没有像范钦那样封闭，他们的藏书完全是大众化的一种广义阅读，一种中原文明的高度普及。如是公益的图书馆雏形对于整个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无论是凯撒的书房还是拿破仑的阅览室，抑或是安第留斯的书山卷海，这些弹奏着人文精神的音符的客观个体，在整个历史中都扮演着一如灵魂般的角色。
当我走到有些看似破败的楼梯上时，一股文化传承的力量袭面而来，东巴文化的冲力和张力再次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数种民族文字的经典之作在里面保存完好，各类教派的经卷都供奉其中，文化的平等性决定了文化的宽容性，而万卷楼正是当时书生们的最佳去处。
万卷楼下面高高的牌坊上有一个字样，天雨流芳。关于这四个字的解释，按照当时典籍的最初记载，最贴切应该是纳西语“读书吧”的音译。天雨流芳，浩然磅礴的王者之气跃然于文字之上，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却被中原文化的浓重与东巴文化的宽容围绕成了一个极为宽厚的城池。零碎的屋舍与濡湿的街道正在慢慢的将这个原本一系的原始文化独立的传承下来。
很多年之前，我曾经迎合着晚来的夕阳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路上，我一直以为有幸造访到这所世界级的名校图书馆而荣耀，然而一切并非我所设想，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千篇一律的成为了一个放书之所而绝非藏书之所，或许如今的我们在书籍的电子管理上有了祖先没有的进步，而祖先们的文化精神与人文气质我们却望尘莫及。
这种人文气质的损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一代文化的缺失，当文化形成断层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正在面临着一种极大地威慑和挑战。
三
在读书人的心中，书房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场所。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读书人而言，书房在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无可取代。
而在书房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藏书。
藏书的历史应该和图书馆历史相吻合，最早的图书馆应该是托勒密索特一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和雅典的亚里士多德图书馆几乎同年代并且同样雄浑壮观。托勒密二世对于图书馆的成就最大，他完成了一部如何管理图书馆的著作——书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他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业绩在千年之后受到了英国诗人雪莱的高度赞扬，称其为“众王之王”
据史书记载，这个辉煌的图书馆藏书有七十万卷之多。并且在一开始创刊就带有国际性。不仅囊括了希腊语，而且将许多中东、印度甚至地中海的语言。关于托勒密二世对于书的狂热，希腊历史学家莱拉伦在远古的声音一书中提到了“禁书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文化专制制度，所有进出希腊港口的船舶，都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搜查，只要是有书的，特别是外国书，统统没收，上交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面去收藏。
我猜想，那些一开始哭哭啼啼的商客肯定没有想到，他们这些被迫上交出去的书到了最后，都成为了承载历史重量的珍贵典籍。
欧洲的图书馆学极为兴盛。著名的都柏林文学奖就是由都柏林国家图书馆设定的，这种这种文化传承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化经典的延续。到了近现代，罗斯福图书馆和戴高乐图书馆等总统图书馆相继诞生，而在中国的藏书，却完全处于一种私人的状态。
我本人喜欢买书，也喜欢藏书。买书藏书似乎成了人生中的一大乐趣。这个藏书似乎在外界也小有名气。无论是写作朋友，还是记者来访，只要一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要参观我的书房。我也乐此不疲的带朋友们参观我的藏书。买书藏书大概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五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被我塞的满满。藏书多以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电影戏剧理论、历史理论以及小说散文等书籍居多。常常一个人在家里自娱自乐，欣赏满柜子的书香，偶然翻出一本，仔细揣摩里面的笔记和文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其乐无穷。
所有的藏书家都会面临一个尴尬境地，那就是自己的藏书被人提出要借走。这是任何一个藏书家都不能避免的。我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沦落到这种境界，经常被人借走，然后就是一去无还，七催八促终于等到还的那天，书的样子已经惨不忍睹，不知在别人家里受到怎样的迫害！封面多出五六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颜色，整本书像是被迫做了汉奸，连脊梁骨都没有，拿在手上极为软绵，等放到书架中却已经是掉页缺张，到了扔之可惜，藏之无趣的地步。于是只有仿效前辈藏书家，在书柜上贴上字条：书柜中藏书概不外借。
曾经去一位朋友家，那位朋友家中藏书也是极为可观之数。放眼望去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家中等档次的图书馆。文化和知识的冲击力在整个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回荡。唯一感到奇怪的是在他的书柜上都会看到一个挂在柜子上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尽是密密麻麻的借书还书登记，他怕我怀疑他在做出租图书的生意，连忙解释说是朋友借书的太多，时间一场根本想不起来谁借了谁没有借。只有出此下策。本子里面一条条的名字和时间，我感到一种无奈和抑郁，朋友的君子关系都到了用这个来约束了，也难得他如此苦心。
我自己的书房则没有这般豪华，枕边床头只放置平时需要或是正在阅读的书。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却远远没有万卷楼那么奢侈，读书看书写书都在同一间斗室里面进行。读书万破万卷，心中自然开阔。何须奢华的书房案几和昂贵的文房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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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费尔巴哈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我认为是书和图书馆。这两者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要嗜好的。
中国关于纸质藏书的历史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至于其他形式的藏书年代更加久远，而西方历史上关于藏书最早的记载则可以追述到伊力亚特的远古时代。但是所有的藏书者都面临一个取舍性。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放在自己家的书柜里的，至少内容不雅观的书籍大概都在藏书家排斥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写作的朋友谈到了藏书取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正在面临困境的书生们。我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个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因素不容许他们购买更多的图书，另一方面，他们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局限性“离经之书，叛道之文，非圣人门徒所能读”包括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临终捐献给图书馆的书籍都是极为专业的文献资料，而这种资料在图书馆一般都是束之高阁的，于是老教授们的最后的一片心意竟然到了最后都成了一个遗憾，至死未能瞑目。
我有一位多年同学，其父亲原来是当时的“大右派”家中藏书无数，文革期间经过多次藏匿才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老人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儿子出生较晚，晚景极为凄凉。数年前竟然在晚上不幸离世。我同学的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的同学在外地读书，面对一屋子的手稿和藏书，我很难想象这个母亲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所有的藏书家都厌倦藏书的高度专业性和排斥性，而万卷楼的藏书却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的管理者木氏家族对于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不属于任何的思想流派，任何观念和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一种让人惊讶的平等。于是这种思想和这一楼书籍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了所有丽江的读书人。天雨流芳的声音在整座湿润的城市里回响着。
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来访，整个万卷楼于是就成了文化的纽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图书馆的概念，更多的读书人成了先知道万卷楼，然后再知晓木府，最后才是丽江这座城市，城以楼名，楼以书名，而书的主人正是城的主人。如此的循环，如此的关系，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我惟一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在抗战烽火之时来到了万卷楼，他在此写下了中国史学名著这部惊世之作，然而他对这座楼的藏书也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藏万卷，毫无特色，几若未藏”或许这就是万卷楼的特色，这个特色的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任何一个读者在这里都能取到自己喜好的书，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做到的。
当沉醉的夕阳倾洒在这千年光景的大宅院里面的时候，钟鸣鼎食的声音都已然退去，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浸淫着这里的每一片历史风景，当我漫步在这很多年以前恍然如梦的场景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原来这里应该是书生们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