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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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刘心武，1950年岁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展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韧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首奖。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界矛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作品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对谢惠敏这一过去的文学史从未见过的艺术画廊中新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作者从一个表面健康、品行良好的好学生身上，剖析其内心深处所受到的“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所造成深刻的内在伤痕，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畸形，致使当代中国人惊警不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的60年后，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却仍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社会容量是发人深思的。
班主任在刘心武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怀着高度的责任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十年浩劫给广大青少年造成的严重精神“内伤”入手，通过班主任，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扭曲了青少年的灵魂，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作品以震撼人心的思想与艺术力量，指出从极"左"思潮的桎梏中解放被毒害的青少年，治愈他们的内伤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及时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期望。
小说围绕着光明中学初三(三)班要不要接收小流氓宋宝琦入学和如何对待<<牛虻>>所展开的争论，着力刻画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小流氓宋宝琦，一个是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表面看来，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本质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说通过如何看待<<牛虻>>的典型情节，深刻的揭示出无知和愚昧正是他们共有的个性特征。宋玉琦偷书是为了拿去卖，并且恶作剧到把插图乱加涂抹;谢惠敏只看见书里面有男女谈恋爱的插图就惊叫起来。宋宝琦以负罪的态度认为自己"不该看这本黄书";而谢惠敏则以严肃的神情要"很批这本黄书"。一个专在书里寻找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一个则怕"中毒"，干脆拒绝不看。为什么两人在并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情况下竟会得出"我们不该看这黄书"的一致结论呢？作品尖锐的指出：这些少年并非因为读了"坏书"而受害，恰恰是由于"四人帮"使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到无知的深渊"。宋宝琦头脑愚钝得叫人可怜，谢惠敏心地狭窄，思想僵化得令人痛心;宋宝琦的流氓恶习使人可憎，谢惠敏的言行"坐"的令人震惊。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在愚昧无知这一点上，两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他们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灵魂被扭曲的畸形儿，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方向，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四人帮"推行极"坐"路线的盲目支持者。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现象！
作者还通过谢惠敏与宋宝琦的对比，形象的告诉人们，比起宋宝琦来，谢惠敏的人物虽无外伤，但内伤严重而隐蔽，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她们的心灵上消除"左"的流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惠敏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班主任>>也就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小说揭示的事实是令人心痛的，但并不使人产生消沉，悲观的感觉。作品通过对班主任张俊石老师热情细致的教育挽救工作的描写，既指出了医治"内伤"的艰巨性，也抒发了对祖国教育事业光明前景的信心。
<<班主任>>在艺术手法上的特点是运用了对比，议论，抒情，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整个作品格调清新，愤怒的控诉中交织着诗意的抒情，朴素的描绘里闪着理想的光辉。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班主任就体现了这一点，从文章中明显的表现了愤懑，说教意味浓重，使人读起来不那么轻松的接受。
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吧。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并非只有其思想上特点，其实也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由于感情的觉醒比思想的觉醒总是来得更迅速、更灵敏，所以当时感情的渲泄比思想的表达更明显，而且由于这种悲痛的情感的流淌而使之出现明显的“伤痕”格调。同时，既曰“伤痕文学”这势必也使之出现一种悲剧性的美学风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界过去多只关注伤痕文学的思想内涵，忽视其美学特点、价值和意义，这是有失偏颇的。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刘心武，1950年岁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展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韧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首奖。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界矛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小说，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作品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对谢惠敏这一过去的文学史从未见过的艺术画廊中新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作者从一个表面健康、品行良好的好学生身上，剖析其内心深处所受到的“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所造成深刻的内在伤痕，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畸形，致使当代中国人惊警不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鲁迅先生发表狂人日记的60年后，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却仍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意义、社会容量是发人深思的。
班主任在刘心武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怀着高度的责任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十年浩劫给广大青少年造成的严重精神“内伤”入手，通过班主任，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扭曲了青少年的灵魂，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作品以震撼人心的思想与艺术力量，指出从极"左"思潮的桎梏中解放被毒害的青少年，治愈他们的内伤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及时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期望。
小说围绕着光明中学初三(三)班要不要接收小流氓宋宝琦入学和如何对待<<牛虻>>所展开的争论，着力刻画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小流氓宋宝琦，一个是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表面看来，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本质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说通过如何看待<<牛虻>>的典型情节，深刻的揭示出无知和愚昧正是他们共有的个性特征。宋玉琦偷书是为了拿去卖，并且恶作剧到把插图乱加涂抹;谢惠敏只看见书里面有男女谈恋爱的插图就惊叫起来。宋宝琦以负罪的态度认为自己"不该看这本黄书";而谢惠敏则以严肃的神情要"很批这本黄书"。一个专在书里寻找适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一个则怕"中毒"，干脆拒绝不看。为什么两人在并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情况下竟会得出"我们不该看这黄书"的一致结论呢？作品尖锐的指出：这些少年并非因为读了"坏书"而受害，恰恰是由于"四人帮"使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到无知的深渊"。宋宝琦头脑愚钝得叫人可怜，谢惠敏心地狭窄，思想僵化得令人痛心;宋宝琦的流氓恶习使人可憎，谢惠敏的言行"坐"的令人震惊。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在愚昧无知这一点上，两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他们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灵魂被扭曲的畸形儿，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方向，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四人帮"推行极"坐"路线的盲目支持者。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现象！
作者还通过谢惠敏与宋宝琦的对比，形象的告诉人们，比起宋宝琦来，谢惠敏的人物虽无外伤，但内伤严重而隐蔽，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她们的心灵上消除"左"的流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惠敏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班主任>>也就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小说揭示的事实是令人心痛的，但并不使人产生消沉，悲观的感觉。作品通过对班主任张俊石老师热情细致的教育挽救工作的描写，既指出了医治"内伤"的艰巨性，也抒发了对祖国教育事业光明前景的信心。
<<班主任>>在艺术手法上的特点是运用了对比，议论，抒情，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整个作品格调清新，愤怒的控诉中交织着诗意的抒情，朴素的描绘里闪着理想的光辉。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班主任就体现了这一点，从文章中明显的表现了愤懑，说教意味浓重，使人读起来不那么轻松的接受。
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