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地下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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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离我们而去已经几十年了。在我幼小的心灵记得爷爷个子不算太高，人也不算英俊，慈祥善良，敦厚老实，为人和气，但从他骨子里透出的是一股子英雄气概！坚忍不拔，顽强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让人生畏，让人折服，胆大心细，办事认真的灵气！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
打记事起就经常听爷爷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村是敌占区，村里成立有维持会，每个人外出都发有良民证。离我们不到十华里的镇上是日本人的红部，（可能是日本人的一个团部）日本人修的铁路从我们村外面的一条大河上经过，大河上面架了一座大桥，桥头修有炮楼，炮楼里住着一小队日本兵，负责看护铁路大桥。爷爷的公开身份是维持会下面的一个旅长，（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生产小队长）由于我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交通又不方便，很少有人光顾。为我地下党对敌斗争提供了既隐蔽又保险的前沿交通站，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到敌占区侦察袭扰敌人的联络点。爷爷既是交通站站长又是交通联络员。白天在维持会应付日本人差事，到晚上，不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当向导，就是组织村民送公粮，召集有关方面人员开会，研究敌情，布置反扫荡，从外围打击敌人。
1942年，我们这里发生了多年不见的特大旱灾，粮食几乎绝收，筹粮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八路军和游击队就驻扎在我们村以西的太岳山里，那里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一个师，还有县大队几百号人，他们要打仗，要吃饭，要穿衣，全靠当地供应，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再为部队筹粮，可想而知，困难有多大。上级指示爷爷深入到敌人内部打探运送粮食的的火车什么时候从我们这里经过，瞅准时机颠覆火车抢粮食，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
爷爷利用维持会旅长的特殊身份，经常到炮楼去给敌人送些日用品，一来二去，和炮楼里的鬼子兵，宪兵队的人混的都比较熟，见了面打个招呼就可以随便进去。爷爷自从接受了任务，每天有事没事的往炮楼里跑，今天提几只鸡，明天送几斤肉，鬼子兵高兴的见到爷爷就“吆西，吆西，你的大大的良民。”爷爷有时候还能在炮楼里混顿饭，有意无意地和宪兵队的人打探一下这几天火车拉的什么货啊，什么时候到那里啊，偶尔还能看见火车从桥上通过，看到车厢里装的什么东西。就这样爷爷每天都要到炮楼里转悠一圈。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天，西路（西路指的是八路军，东路指的是日本人）那边的人一直追问情况，爷爷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着急，但表面上还的装的若无其事，见到敌人还的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为了完成任务，爷爷冒着杀头的危险，和日本人套近乎，勉强学了几句日语，能简单的听懂鬼子们的说话。有一天，几个鬼子悄悄的议论，好像最近几天的夜里有一列运粮车从这里经过，但具体时间没有听清楚，爷爷又不敢问，只好和村里一个在宪兵队里的人打听，那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只是要求他们最近几天要提高警惕，防止八路军袭击。听到这个消息，爷爷白天利用串亲戚的名誉迅速离开村子，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边区政府驻地，把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晚上，爷爷赶回来，前脚还没有进家，侦察排的人就赶到了，他们告诉爷爷，白天就住在我家，晚上去炮楼附近埋伏侦察敌情。第二天侦察排的战士们正在开会研究晚上摸到的情况，爷爷负责放哨，突然发现从远处走来一小队鬼子和宪兵，爷爷赶快迎上去和他们打招呼，正值夏天，敌人走的又累又困，拖着爷爷就要到家里找水喝，爷爷一看坏事了，家里有几十个侦察排战士，敌人一旦发现就坏了大事，打乱了整个计划不说，交通站也就暴露了，即将发起的抢粮斗争也会落空。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爷爷一边和敌人周旋，一边想办法对付。那时候的乡下人有个规矩，只要家里媳妇生了小孩，男人们是不让进家的，见到生小孩男人们会走倒运，一辈子翻不了身，一旦遇上谁家街门上挂有红布条，就知道坐了月子，一般没有人进去。可是没有想到敌人来的会这样快，大门上也没有挂上红布条，说着眼看就要到了我家门前。爷爷急中生智想到了坐月子的事，走到大门外，爷爷不慌不忙地给翻译说“长官，对不起，你们不能进院子，昨天我家儿媳妇刚生了小孩，进去对你们不好，冲你们运气，委屈在外面的树凉里休息一会，我去给你们弄水去。”翻译走到鬼子小队长跟前嘀咕了几句，他们也就没有坚持进到院子里，在外面休息了一会，喝了点水就走了。
经过侦察排几天的蹲点守候，一天晚上，终于等到一列火车中间挂着两节运粮车皮从铁路桥上经过。爷爷傍晚提着肉和酒到了炮楼里，和鬼子们一起喝酒吃肉，把鬼子们一个个灌的东倒西歪，宪兵们一个个头重脚轻，早把运粮火车的事忘的一干二净。
战士们在列车未到之前，早已把铁路的道钉卸掉，取下一节铁轨，当火车飞驰而来，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强大的惯性使火车一头栽倒了铁路路基下面。早已埋伏在路两旁的游击队战士们先把押车的鬼子解决掉，跳上列车，找到运粮的车厢，迅速把两个车皮的粮食卸到路基两旁。爷爷提前组织好早已等候在哪里的村民们在游击队长的指挥下，人扛，驴驼，车拉，一场颠覆火车抢粮斗争不到两个时辰就胜利结束。
这一次共消灭鬼子兵六名，抢到粮食十几万斤，缴获机枪两挺，子弹一万余发，取得了辉煌的战况，爷爷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彰。
爷爷并没有满足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而是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
听爷爷讲，一次，接受了一个护送领导到敌占区的任务。提前由一个交通站转送到爷爷的交通站，要求爷爷连夜将领导护送过铁路，由下一站交通员接走。自从那次抢粮事件以后，日本人对铁路沿线加强了巡逻，宪兵队不间断的不论白天黑夜在铁路两旁游走，夜里日本人开着巡道车在铁路上来回巡视，刺眼的探照灯照的几里地以外都如同白昼，铁路两侧一览无余，有只兔子经过都可看的一清二楚，想要通过铁路比登天还难。
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觉悟绝对不低于一个普通党员，在任务面前，爷爷没有低头，而是迎着困难上，冒着危险冲。爷爷到炮楼上找到翻译官说；村子里有几个人准备到路东去赶集购买农具，希望和日本人通融一下。翻译官说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想去就去。爷爷顺手将几块银元塞到了翻译的手里，原计划晚上通过，没有想到那么顺利，只好改为第二天白天过铁路，爷爷他们准备好良民证，一行四人清一色的农民打扮，地道的本乡本土味道，在翻译官的带领下，顺利地越过哨卡，通过了铁路，将护送的领导交给了下一站交通员，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
爷爷的出色表现多次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也引起了特务汉奸的注意，曾经几次爷爷看到我家对面的山上有人走动，并不时的向我家张望。有一次边区政府在我家召开减租减息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十几分钟，一队日本兵和宪兵队就把我家包围了。爷爷负责放哨，看见敌人来了，及时的将敌情进行了通报。我们家住的是窑洞，为了便于隐僻，又将窑洞里边挖了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窑洞，小窑洞的门扇抹了一层和墙皮一样的泥巴，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爷爷及时的将参加会议的人转移到了小窑洞里边，刚准备停当，敌人就包围了我家。爷爷和来的人大部分都认识，一开始还说说笑笑，日本小队长霎时就变了脸，只听哗的一声从刀鞘里抽出了军刀架在了爷爷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你的八路的干活，家里的有八路，赶快的交出来，不交，杀了杀了。”爷爷面不改色心不跳，和鬼子开玩笑的说；“太君，我每天到炮楼上给你们办事，八路都知道我是你们的人，谁还来找我呀。”“你的狡猾狡猾的，有人看见你家经常有八路来往，还不赶快交出来？”说完军刀一挥“搜”
敌人象疯狗一样，把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八路军。最好他们把爷爷五花大绑带到了镇上的日军红部。在日军红部，敌人给爷爷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坐老虎凳，用尽了所有刑具，始终没有供出八路军一个人。边区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爷爷，通过村子里在宪兵队里的人给日本小队长送去大洋一百块，他们看见从爷爷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又有小队长说情，才把爷爷放回来。
爷爷是传奇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他应该做的，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烈血，奉献了他的青春。解放后爷爷没有因为自己为地下党工作过向政府伸手要待遇，也没有因此而居功自傲，他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在家乡耕耘着那几亩薄田。爷爷除了给我们这些孙子辈们讲他的过去，对外人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爷爷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安详从容，他无怨无悔，虽没有给后辈们留下多少遗产，但爷爷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爷爷离我们而去已经几十年了。在我幼小的心灵记得爷爷个子不算太高，人也不算英俊，慈祥善良，敦厚老实，为人和气，但从他骨子里透出的是一股子英雄气概！坚忍不拔，顽强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让人生畏，让人折服，胆大心细，办事认真的灵气！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
打记事起就经常听爷爷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村是敌占区，村里成立有维持会，每个人外出都发有良民证。离我们不到十华里的镇上是日本人的红部，（可能是日本人的一个团部）日本人修的铁路从我们村外面的一条大河上经过，大河上面架了一座大桥，桥头修有炮楼，炮楼里住着一小队日本兵，负责看护铁路大桥。爷爷的公开身份是维持会下面的一个旅长，（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生产小队长）由于我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交通又不方便，很少有人光顾。为我地下党对敌斗争提供了既隐蔽又保险的前沿交通站，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到敌占区侦察袭扰敌人的联络点。爷爷既是交通站站长又是交通联络员。白天在维持会应付日本人差事，到晚上，不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当向导，就是组织村民送公粮，召集有关方面人员开会，研究敌情，布置反扫荡，从外围打击敌人。
1942年，我们这里发生了多年不见的特大旱灾，粮食几乎绝收，筹粮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八路军和游击队就驻扎在我们村以西的太岳山里，那里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一个师，还有县大队几百号人，他们要打仗，要吃饭，要穿衣，全靠当地供应，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再为部队筹粮，可想而知，困难有多大。上级指示爷爷深入到敌人内部打探运送粮食的的火车什么时候从我们这里经过，瞅准时机颠覆火车抢粮食，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
爷爷利用维持会旅长的特殊身份，经常到炮楼去给敌人送些日用品，一来二去，和炮楼里的鬼子兵，宪兵队的人混的都比较熟，见了面打个招呼就可以随便进去。爷爷自从接受了任务，每天有事没事的往炮楼里跑，今天提几只鸡，明天送几斤肉，鬼子兵高兴的见到爷爷就“吆西，吆西，你的大大的良民。”爷爷有时候还能在炮楼里混顿饭，有意无意地和宪兵队的人打探一下这几天火车拉的什么货啊，什么时候到那里啊，偶尔还能看见火车从桥上通过，看到车厢里装的什么东西。就这样爷爷每天都要到炮楼里转悠一圈。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天，西路（西路指的是八路军，东路指的是日本人）那边的人一直追问情况，爷爷象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着急，但表面上还的装的若无其事，见到敌人还的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为了完成任务，爷爷冒着杀头的危险，和日本人套近乎，勉强学了几句日语，能简单的听懂鬼子们的说话。有一天，几个鬼子悄悄的议论，好像最近几天的夜里有一列运粮车从这里经过，但具体时间没有听清楚，爷爷又不敢问，只好和村里一个在宪兵队里的人打听，那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只是要求他们最近几天要提高警惕，防止八路军袭击。听到这个消息，爷爷白天利用串亲戚的名誉迅速离开村子，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边区政府驻地，把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晚上，爷爷赶回来，前脚还没有进家，侦察排的人就赶到了，他们告诉爷爷，白天就住在我家，晚上去炮楼附近埋伏侦察敌情。第二天侦察排的战士们正在开会研究晚上摸到的情况，爷爷负责放哨，突然发现从远处走来一小队鬼子和宪兵，爷爷赶快迎上去和他们打招呼，正值夏天，敌人走的又累又困，拖着爷爷就要到家里找水喝，爷爷一看坏事了，家里有几十个侦察排战士，敌人一旦发现就坏了大事，打乱了整个计划不说，交通站也就暴露了，即将发起的抢粮斗争也会落空。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爷爷一边和敌人周旋，一边想办法对付。那时候的乡下人有个规矩，只要家里媳妇生了小孩，男人们是不让进家的，见到生小孩男人们会走倒运，一辈子翻不了身，一旦遇上谁家街门上挂有红布条，就知道坐了月子，一般没有人进去。可是没有想到敌人来的会这样快，大门上也没有挂上红布条，说着眼看就要到了我家门前。爷爷急中生智想到了坐月子的事，走到大门外，爷爷不慌不忙地给翻译说“长官，对不起，你们不能进院子，昨天我家儿媳妇刚生了小孩，进去对你们不好，冲你们运气，委屈在外面的树凉里休息一会，我去给你们弄水去。”翻译走到鬼子小队长跟前嘀咕了几句，他们也就没有坚持进到院子里，在外面休息了一会，喝了点水就走了。
经过侦察排几天的蹲点守候，一天晚上，终于等到一列火车中间挂着两节运粮车皮从铁路桥上经过。爷爷傍晚提着肉和酒到了炮楼里，和鬼子们一起喝酒吃肉，把鬼子们一个个灌的东倒西歪，宪兵们一个个头重脚轻，早把运粮火车的事忘的一干二净。
战士们在列车未到之前，早已把铁路的道钉卸掉，取下一节铁轨，当火车飞驰而来，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强大的惯性使火车一头栽倒了铁路路基下面。早已埋伏在路两旁的游击队战士们先把押车的鬼子解决掉，跳上列车，找到运粮的车厢，迅速把两个车皮的粮食卸到路基两旁。爷爷提前组织好早已等候在哪里的村民们在游击队长的指挥下，人扛，驴驼，车拉，一场颠覆火车抢粮斗争不到两个时辰就胜利结束。
这一次共消灭鬼子兵六名，抢到粮食十几万斤，缴获机枪两挺，子弹一万余发，取得了辉煌的战况，爷爷也受到了边区政府的表彰。
爷爷并没有满足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而是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去。
听爷爷讲，一次，接受了一个护送领导到敌占区的任务。提前由一个交通站转送到爷爷的交通站，要求爷爷连夜将领导护送过铁路，由下一站交通员接走。自从那次抢粮事件以后，日本人对铁路沿线加强了巡逻，宪兵队不间断的不论白天黑夜在铁路两旁游走，夜里日本人开着巡道车在铁路上来回巡视，刺眼的探照灯照的几里地以外都如同白昼，铁路两侧一览无余，有只兔子经过都可看的一清二楚，想要通过铁路比登天还难。
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觉悟绝对不低于一个普通党员，在任务面前，爷爷没有低头，而是迎着困难上，冒着危险冲。爷爷到炮楼上找到翻译官说；村子里有几个人准备到路东去赶集购买农具，希望和日本人通融一下。翻译官说没有问题，你什么时候想去就去。爷爷顺手将几块银元塞到了翻译的手里，原计划晚上通过，没有想到那么顺利，只好改为第二天白天过铁路，爷爷他们准备好良民证，一行四人清一色的农民打扮，地道的本乡本土味道，在翻译官的带领下，顺利地越过哨卡，通过了铁路，将护送的领导交给了下一站交通员，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
爷爷的出色表现多次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也引起了特务汉奸的注意，曾经几次爷爷看到我家对面的山上有人走动，并不时的向我家张望。有一次边区政府在我家召开减租减息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十几分钟，一队日本兵和宪兵队就把我家包围了。爷爷负责放哨，看见敌人来了，及时的将敌情进行了通报。我们家住的是窑洞，为了便于隐僻，又将窑洞里边挖了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窑洞，小窑洞的门扇抹了一层和墙皮一样的泥巴，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爷爷及时的将参加会议的人转移到了小窑洞里边，刚准备停当，敌人就包围了我家。爷爷和来的人大部分都认识，一开始还说说笑笑，日本小队长霎时就变了脸，只听哗的一声从刀鞘里抽出了军刀架在了爷爷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你的八路的干活，家里的有八路，赶快的交出来，不交，杀了杀了。”爷爷面不改色心不跳，和鬼子开玩笑的说；“太君，我每天到炮楼上给你们办事，八路都知道我是你们的人，谁还来找我呀。”“你的狡猾狡猾的，有人看见你家经常有八路来往，还不赶快交出来？”说完军刀一挥“搜”
敌人象疯狗一样，把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八路军。最好他们把爷爷五花大绑带到了镇上的日军红部。在日军红部，敌人给爷爷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坐老虎凳，用尽了所有刑具，始终没有供出八路军一个人。边区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爷爷，通过村子里在宪兵队里的人给日本小队长送去大洋一百块，他们看见从爷爷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又有小队长说情，才把爷爷放回来。
爷爷是传奇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他应该做的，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烈血，奉献了他的青春。解放后爷爷没有因为自己为地下党工作过向政府伸手要待遇，也没有因此而居功自傲，他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在家乡耕耘着那几亩薄田。爷爷除了给我们这些孙子辈们讲他的过去，对外人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爷爷走了。走的是那样的安详从容，他无怨无悔，虽没有给后辈们留下多少遗产，但爷爷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