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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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基础参差不齐，大部分没有学过绘画，教起来比小学生还要难，但全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愚笨而放弃。在短短的两个月学习期间，他和阳泉矿务局联系，带领我们到阳泉四矿深入到井下，和煤矿工人同吃同劳动，感受工人老大哥的勤劳和艰辛，实地写生，对我们绘画基础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毕竟时间太短，基本上一知半解，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76年7月28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之前为了迎接师里举办的幻灯会演，我提前下部队采风，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从中发现在施工和军训中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和标兵，制成幻灯片参加师里的会演。我把采写的材料经过加工整理，先写出解说词，再加班加点赶制幻灯片。初步一计算，大约有二十多个镜头，首先在纸上画出底稿，然后再加工修改，由宣传股长和丁干事审查后，才能正式的画幻灯。仅这一过程就用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眼看离会演的时间越来越近，白天杂事较多，晚上有时候还得放映，只有等到黑夜开夜车。师里定的会演时间是7月28日，27日我一直干到凌晨4点多，3点钟左右，礼堂里（这时候我们已经搬进新建好的大礼堂，电影组就住在礼堂里）老鼠满地跑，过去仅能见到一两只，那天晚上好像是老鼠聚会，东跑西窜的，显得十分慌张，我只顾聚精会神的画，根本没有当成回事，到了3点40分突然大地晃动起来，尤其是礼堂的铁大门，哗啦哗啦的响个不停，我的潜意识里预感到地震了，我急忙跑到礼堂的前大厅，看见几个流动哨兵还在那里游荡，我高声呼喊“地震了”他们以为我瞎说，三营有个哨兵跑过来说“可能是真的，我也感觉地在晃动”一时间全营房的人都起来了，随后团值班的领导也到了操场，要求大家安静，不要乱跑，等待上级指示。这时候第二次余震又发生了，人们才真真切切的地感觉切实是地震了，但震中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迎接第二天的会演，又重新跑回屋里继续我的工作，到开早饭时才结束。我冲冲地到食堂随便吃了点，就坐车到师里去了。由于全老师的精心辅导，加上自己的努力，会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全师获了第一名，受到了团里的表彰，也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获奖。
七
随后电影组又从连队调来了广播员小赵，放映员小熊，我们仨是同一年兵，年龄一样，性格各异，小赵人挺聪明，机灵，能说会道，比我眼里有水，会来事，圆滑的滴水不漏，有人喜欢有人嫌，满口的河北方言，播音时就用的是方言，开始听了很不舒服，习惯了也无所谓了。小熊是四川人，皮肤细嫩细嫩的，猛一看见就像是个大姑娘，文静，有时候还腼腆，不多说话，据说是宣传股长家属随军，来到部队后没有家具，小熊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给股长打了一套家具，后来就成了放映组的一员，小熊除放映外，其余时间都给首长们忙活家里的家具修理，以及一些木工活。就这样，小熊最后在部队提了干，小赵上了工农兵大学。我这人比较木讷，死心眼，爱认死理，又不会办事，就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混饭吃，倒也没有白混，最后的归宿不比他们差，也混了个小官，这都是后话。
这时候部队都已住进营房，三营随团部住在大营房，一营住在离团部十几里的地方，二营稍近一点，团里农场有几个连队常年在哪里种地，离团部有三十多公里，还有在外施工的部队，放映点点多面广，每星期有好几天都在轮流转换地方放映。我们都是年轻人，老许和组长一般不去，我们仨人坐着团运输队的大马车，下午三点多把机器装上车用绳子绑好，三个人坐在马车上，一边兜风，一边说笑，好不惬意。夏天一人一个遮阳帽，冬天一人一件皮大衣，是其他战士享受不到的待遇。到了放映地，营里专门有人接待，打扫一干二净的放映场地，早就栽好了挂荧幕的杆子，营里的通讯员，文书，以及一些闲杂人员帮我们卸了车，把荧幕挂好，架起机器调好镜头対好光，食堂的饭也准备好了，大家都是北方人，喜欢面食，一碗面条两个荷包蛋，吃的既舒服又解馋。我们统一在机关食堂吃饭，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费，早上二米饭加玉米面糊糊，罗卜菜，中午窝窝头，有时候高粱米用机器压的一种面条，叫“钢丝面”吃的人肚子难受，一下午消化不了，晚上吃一顿大米饭吧，那大米不知什么做的，一颗一颗硬的咬不动，牙齿都嚼坏了，好一点的是萝卜变成了白菜炒肉，随便加点水凑合一顿饭。因此我们愿意每天到外边放电影。晚上放完电影，连里还为我们准备了夜宵，一碗汤面，上面黄灿灿的飘着一层油花，几缕葱丝，一个蛋花，白里透着绿，绿中泛着黄，加几许西红柿，让人垂涎欲滴，食欲大增，想起来真比现在一顿满汉全席都过瘾。
因文化娱乐活动极度的匮乏，老百姓和部队一样，盼望放电影就像一顿文化大餐，更像我们盼望那一碗葱花面条一样，附近的乡亲们老大爷老大娘早早地让小孙子拿着小板凳占好地方，年轻人有了搞对象好机会，勾肩搭背，暗地里做着小动作，你拉我的手，我趁人不注意在姑娘的脸上亲一口。
一天晚上，记得我们到农场去放电影，那里只住了一个连，看电影主要是当地的老乡，放映场就安排在河滩的一块开阔地，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演到一半，突然停了电，虽带了发电机，却忘记带手电，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连里的领导着急，村上的老乡更着急。孩子们叽叽咋咋，拿个手电来回乱晃，老乡们有的带了手电，几十个老乡手电同时给我们照明，老乡着急我也着急，发电机没有问题，就是拉不着。那时候发电机就是高科技，一般人都鼓捣不了。我冷静一分析，估计是油供的太多，火花塞淹死了，我卸下火花塞用火烤了烤，再按上一打就着了。总算没有辜负了大家的希望，圆满的放完了电影。
农场种有水稻，有花生，大豆，每次从农场放电影回来，农场的领导都要为我们装上花生，大豆。到了秋天，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各种瓜果也都能吃了，回去的路上，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用农场送给我们的花生大豆换老乡的西瓜，经常是满载而归，一麻袋西瓜我们五个人吃不完，政治处的干事们后来知道了我们的秘密，经常跑到礼堂找我们要西瓜，要苹果、梨、桃子吃。食堂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我们把大豆到城里换成豆腐，再到连里要些白面、油，没有锅灶，就用电炉，用装影片的铁盒子当锅，煮面条，炒鸡蛋，吃烙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真真成了世外桃园。只要晚上有放映任务，第二天早上就不用出操，即便出操我们这些机关兵也是做做样子，不扎要带，有时候连帽子也不戴，纯粹一个浪荡兵。
八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日子，组长和我们称兄道弟，战友间没有任何隔阂，各干各的，完成好放映任务是我们的最大政治。“样板戏”“老三战”不厌其凡地轮流放，光阴就这样让我们一分一秒地打发掉。
在我们驻地一大批北京，天津的知青已经参加了工作，大部分都在县城的一些学校和企业，不知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他们，好多女知青开始喜欢到我们电影组玩，因为电影组是个公共场合，政治处，司令部的参谋干事们没事就往我们哪里跑。那里面有二炮司令员的儿子，长的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高大雄伟，标准的军人形象；有河北省省委书记的儿子，一米八五的大个子，面容白净，文雅清秀，标准的美男子，又是大学生；还有总参什么部长的儿子，也是典型的女人喜欢的那种美男，他们都没有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绝对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部队清一色的男同胞，突然间闯进来几个女的，他让大家眼前一亮，她们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加上那时的女孩子对军人有一种特殊感情，因此，对当地的男孩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军人才是她们追逐的对象。虽说那时的女孩子不象现在女孩子那样花枝招展，但她们的到来为我们军营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让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战士们春心萌动，她们到来我们兴高采烈，她们去时我们恋恋不舍，期待着能再来。在一起，讲着各自的经历，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无遮无挡，斜瞥闲聊，好不开心。好景不长，女的在军营太扎眼，尤其这帮知青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经常仨仨两两的在军营里招摇过市，团首长发现她们是冲着电影组来的，其实是冲着那几个太子来的，让我们几个做了垫刀背，这下子我们几个人遭了秧，宣传股，政治处，直至团政委，都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抓，在当时，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战士服役期间是不准搞对象的。
我们有口难辨，分明是她们一来直接就到了电影组，并没有去那几位办公室，况且，那几位也是逢场作戏，解解闷而已，没有认真对待。毕竟差距太大，社会背景不同，无论她们心里如何想，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到后来，有一个知青嫁给了我们参谋长，那是因为参谋长的夫人因病去世才给她腾出一个位置。
为此事，政治处专门派人到电影组进行整顿，开会，检查，深挖根源，折腾了好几天才算完事。对我们来说只是人生中的一次教训。
在部队，政治高于一切，宣传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工作都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师宣传队住在我们团里加紧排练新节目，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响，他们就三五成群的跑到礼堂来练嗓子、踢腿、劈叉，吵得我们睡不好觉。接连几天，一个女声独唱演员，练不到几分钟，就敲我房间的门，开始我很讨厌，晚上放电影回来已经不早了，洗涮洗涮就到了两三点，大家再闲聊一会，四点钟才睡觉，大清早突然间闯进来一个女的，一会找水喝，一会又要洗脸梳妆，完了就和我闲聊，直到开饭时才离开，爱于女的面子几次想发作都没有发作。我们认识了，了解了。她是太原人，同是山西人，共同语言也多，她是战士，我也是战士，没有级别的差距，有了前一次的教训，我谨慎的和她接触，尽量的躲着她，敲门时假装听不见，基本上是若即若离。她毕竟出生在大城市，见得市面也多，又是搞文艺工作，她根本没有当成回事，一直紧追不放，好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管不顾，一有空就找我。这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对待和审视她，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高挑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上还深深的镶嵌着两个酒窝，笑起来可爱动人，再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吸引了好多男同胞的眼球，她能主动追我，是我的幸运，但我又不能不考虑我的前程，我俩都把这一份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我们约定，提干后再谈婚论嫁，眼前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盼望着早日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
这是我的初恋，几十年来我深埋在心底，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没有能走到一起，现在都以步入不惑之年，部队转业后再没有见过面，甚至连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但那一段经历让我永世难忘。
九
1977年冬季，北京军区在河北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空军，装甲兵，炮兵，属多兵种联合演习，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之前的两个月军里就成立了演习指挥部，并调我到军指宣传处，负责演习期间的宣传和广播站工作，直接受军司令部殷处长领导。殷处长三十六七岁，是大学毕业后在部队锻炼留下来的，由于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因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从参谋到科长，副处，处长，一路走来，成为全军少有的年轻正团级干部。殷处长为人谦和，没有当大官的架子，虽说他手下只有我一个兵，对于我的工作，生活关心备至，成为我终身不能忘怀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好战友，好兄长。
军指成立没有几天，我们随军指先遣部队提前进入演习地带。演习地方在河北张家口到赤城，坝上一线，全线长200多公里，参演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的好几个军联合演习，有空军配合。红、蓝双方都卯足了劲争个输赢，可以想象，虽非正规战斗，但也不亚于一场正规战斗的决战。原来在部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迎接这场演习。我和殷参谋从张家口到宣化，下花园，赤城，坝上，怀来等地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察，选择了适合战地广播站的几个地址，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指挥部全部人马住在河北的张家口宣化区下花园，那里是演习的前沿指挥所。塞北的冬季，狂风呼啸，天干冷干冷的，正像当地老百姓所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可见天气的恶劣程度。当地老百姓都是反穿皮衣毛朝外，白花花的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分不清是男是女，女孩子没有了婀娜多姿的身材，男人们没有了阳刚之躯，每到一处都散发着一股羊膻气味。宣化的大小道路上全部是红土，红颜色成了主色调，那里是有名的钢铁基地，宣化钢厂在全国享有盛名。光秃秃的大山，草木凋零，低矮的窑洞镶嵌在半山腰里，显得那么的无奈，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大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随时都有压垮的可能。人们的生活也极度贫乏，由于常年干旱，主产的玉米全部归集体所有，到口的粮食只够半年生活，剩下的半年就靠挖野菜度日。解放军的到来，老百姓还象当年支援前线一样，腾出了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听说解放军要搞军事演习，在政府的疏导下，数九寒天，他们主动撤离演习区域，搬到临时住所。没有听到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要求，不像现在的人，动辄就是钱。
正式演习是在十二月上旬拉开序幕的。战士们全副武装，枪支弹药，干粮加在一起超过了六十斤，每天还要急行军一百多里，正象部队提出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口号。演习到最关键的那一天，我和殷处长在一条山沟里的一个隐蔽洞内设立了广播站，大喇叭架在对面的山梁上，战场的消息不断通过电话送到我们这里，我俩轮流上阵，及时的将战场的战况广播出去。突然一篇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所在的那个团，抗美援朝荣获“大功团”称号，演习中全团为了抢占一个阵地，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如果绕道走耽误了战机，架浮桥也要浪费时间，战时，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全团指战员不顾刺骨的河水，破冰淌水渡过了那条河，为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后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我播那条消息时激动的忘记了是在播音，是用我的心声喊出去的。战前首长一再交代，只许在洞里不准到外面，战场的诱惑太吸引人了，我趁解手的间隙，悄悄的跑到山顶好好的观看了整个战场的全景。天上飞机来回盘旋，不时的扔下几枚“炸弹”在地上飞起一朵朵蘑菇云，远处几十辆坦克扬起的尘土如浩瀚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甚为壮观。大队步兵在冲锋号角的指引下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战士们在喊杀中冒着刺骨的寒风，顶着巨大的尘雾向“敌人”冲去。加农炮、榴弹炮、各种火炮撕开巨大的嗓门，似一颗颗流星飞向“敌人”心脏，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让人置身于战争的海洋。虽是演习，不亚于真正的战场，让人惊心动魄，让人永生难忘。
虽没有亲临其境，没有和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但我也是演习部队的一员，我为我一生中有如此的一段经历感到自豪，为我的战友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深感欣慰。
四
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基础参差不齐，大部分没有学过绘画，教起来比小学生还要难，但全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愚笨而放弃。在短短的两个月学习期间，他和阳泉矿务局联系，带领我们到阳泉四矿深入到井下，和煤矿工人同吃同劳动，感受工人老大哥的勤劳和艰辛，实地写生，对我们绘画基础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放映员如饥似渴地学习，但毕竟时间太短，基本上一知半解，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76年7月28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之前为了迎接师里举办的幻灯会演，我提前下部队采风，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从中发现在施工和军训中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和标兵，制成幻灯片参加师里的会演。我把采写的材料经过加工整理，先写出解说词，再加班加点赶制幻灯片。初步一计算，大约有二十多个镜头，首先在纸上画出底稿，然后再加工修改，由宣传股长和丁干事审查后，才能正式的画幻灯。仅这一过程就用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眼看离会演的时间越来越近，白天杂事较多，晚上有时候还得放映，只有等到黑夜开夜车。师里定的会演时间是7月28日，27日我一直干到凌晨4点多，3点钟左右，礼堂里（这时候我们已经搬进新建好的大礼堂，电影组就住在礼堂里）老鼠满地跑，过去仅能见到一两只，那天晚上好像是老鼠聚会，东跑西窜的，显得十分慌张，我只顾聚精会神的画，根本没有当成回事，到了3点40分突然大地晃动起来，尤其是礼堂的铁大门，哗啦哗啦的响个不停，我的潜意识里预感到地震了，我急忙跑到礼堂的前大厅，看见几个流动哨兵还在那里游荡，我高声呼喊“地震了”他们以为我瞎说，三营有个哨兵跑过来说“可能是真的，我也感觉地在晃动”一时间全营房的人都起来了，随后团值班的领导也到了操场，要求大家安静，不要乱跑，等待上级指示。这时候第二次余震又发生了，人们才真真切切的地感觉切实是地震了，但震中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迎接第二天的会演，又重新跑回屋里继续我的工作，到开早饭时才结束。我冲冲地到食堂随便吃了点，就坐车到师里去了。由于全老师的精心辅导，加上自己的努力，会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全师获了第一名，受到了团里的表彰，也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获奖。
七
随后电影组又从连队调来了广播员小赵，放映员小熊，我们仨是同一年兵，年龄一样，性格各异，小赵人挺聪明，机灵，能说会道，比我眼里有水，会来事，圆滑的滴水不漏，有人喜欢有人嫌，满口的河北方言，播音时就用的是方言，开始听了很不舒服，习惯了也无所谓了。小熊是四川人，皮肤细嫩细嫩的，猛一看见就像是个大姑娘，文静，有时候还腼腆，不多说话，据说是宣传股长家属随军，来到部队后没有家具，小熊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给股长打了一套家具，后来就成了放映组的一员，小熊除放映外，其余时间都给首长们忙活家里的家具修理，以及一些木工活。就这样，小熊最后在部队提了干，小赵上了工农兵大学。我这人比较木讷，死心眼，爱认死理，又不会办事，就凭自己的一技之长混饭吃，倒也没有白混，最后的归宿不比他们差，也混了个小官，这都是后话。
这时候部队都已住进营房，三营随团部住在大营房，一营住在离团部十几里的地方，二营稍近一点，团里农场有几个连队常年在哪里种地，离团部有三十多公里，还有在外施工的部队，放映点点多面广，每星期有好几天都在轮流转换地方放映。我们都是年轻人，老许和组长一般不去，我们仨人坐着团运输队的大马车，下午三点多把机器装上车用绳子绑好，三个人坐在马车上，一边兜风，一边说笑，好不惬意。夏天一人一个遮阳帽，冬天一人一件皮大衣，是其他战士享受不到的待遇。到了放映地，营里专门有人接待，打扫一干二净的放映场地，早就栽好了挂荧幕的杆子，营里的通讯员，文书，以及一些闲杂人员帮我们卸了车，把荧幕挂好，架起机器调好镜头対好光，食堂的饭也准备好了，大家都是北方人，喜欢面食，一碗面条两个荷包蛋，吃的既舒服又解馋。我们统一在机关食堂吃饭，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费，早上二米饭加玉米面糊糊，罗卜菜，中午窝窝头，有时候高粱米用机器压的一种面条，叫“钢丝面”吃的人肚子难受，一下午消化不了，晚上吃一顿大米饭吧，那大米不知什么做的，一颗一颗硬的咬不动，牙齿都嚼坏了，好一点的是萝卜变成了白菜炒肉，随便加点水凑合一顿饭。因此我们愿意每天到外边放电影。晚上放完电影，连里还为我们准备了夜宵，一碗汤面，上面黄灿灿的飘着一层油花，几缕葱丝，一个蛋花，白里透着绿，绿中泛着黄，加几许西红柿，让人垂涎欲滴，食欲大增，想起来真比现在一顿满汉全席都过瘾。
因文化娱乐活动极度的匮乏，老百姓和部队一样，盼望放电影就像一顿文化大餐，更像我们盼望那一碗葱花面条一样，附近的乡亲们老大爷老大娘早早地让小孙子拿着小板凳占好地方，年轻人有了搞对象好机会，勾肩搭背，暗地里做着小动作，你拉我的手，我趁人不注意在姑娘的脸上亲一口。
一天晚上，记得我们到农场去放电影，那里只住了一个连，看电影主要是当地的老乡，放映场就安排在河滩的一块开阔地，放的是智取威虎山，演到一半，突然停了电，虽带了发电机，却忘记带手电，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连里的领导着急，村上的老乡更着急。孩子们叽叽咋咋，拿个手电来回乱晃，老乡们有的带了手电，几十个老乡手电同时给我们照明，老乡着急我也着急，发电机没有问题，就是拉不着。那时候发电机就是高科技，一般人都鼓捣不了。我冷静一分析，估计是油供的太多，火花塞淹死了，我卸下火花塞用火烤了烤，再按上一打就着了。总算没有辜负了大家的希望，圆满的放完了电影。
农场种有水稻，有花生，大豆，每次从农场放电影回来，农场的领导都要为我们装上花生，大豆。到了秋天，地里的庄稼成熟了，各种瓜果也都能吃了，回去的路上，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用农场送给我们的花生大豆换老乡的西瓜，经常是满载而归，一麻袋西瓜我们五个人吃不完，政治处的干事们后来知道了我们的秘密，经常跑到礼堂找我们要西瓜，要苹果、梨、桃子吃。食堂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我们把大豆到城里换成豆腐，再到连里要些白面、油，没有锅灶，就用电炉，用装影片的铁盒子当锅，煮面条，炒鸡蛋，吃烙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真真成了世外桃园。只要晚上有放映任务，第二天早上就不用出操，即便出操我们这些机关兵也是做做样子，不扎要带，有时候连帽子也不戴，纯粹一个浪荡兵。
八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日子，组长和我们称兄道弟，战友间没有任何隔阂，各干各的，完成好放映任务是我们的最大政治。“样板戏”“老三战”不厌其凡地轮流放，光阴就这样让我们一分一秒地打发掉。
在我们驻地一大批北京，天津的知青已经参加了工作，大部分都在县城的一些学校和企业，不知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他们，好多女知青开始喜欢到我们电影组玩，因为电影组是个公共场合，政治处，司令部的参谋干事们没事就往我们哪里跑。那里面有二炮司令员的儿子，长的浓眉大眼，虎背熊腰，高大雄伟，标准的军人形象；有河北省省委书记的儿子，一米八五的大个子，面容白净，文雅清秀，标准的美男子，又是大学生；还有总参什么部长的儿子，也是典型的女人喜欢的那种美男，他们都没有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绝对是女孩子追逐的对象。部队清一色的男同胞，突然间闯进来几个女的，他让大家眼前一亮，她们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加上那时的女孩子对军人有一种特殊感情，因此，对当地的男孩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军人才是她们追逐的对象。虽说那时的女孩子不象现在女孩子那样花枝招展，但她们的到来为我们军营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让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战士们春心萌动，她们到来我们兴高采烈，她们去时我们恋恋不舍，期待着能再来。在一起，讲着各自的经历，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无遮无挡，斜瞥闲聊，好不开心。好景不长，女的在军营太扎眼，尤其这帮知青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经常仨仨两两的在军营里招摇过市，团首长发现她们是冲着电影组来的，其实是冲着那几个太子来的，让我们几个做了垫刀背，这下子我们几个人遭了秧，宣传股，政治处，直至团政委，都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抓，在当时，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战士服役期间是不准搞对象的。
我们有口难辨，分明是她们一来直接就到了电影组，并没有去那几位办公室，况且，那几位也是逢场作戏，解解闷而已，没有认真对待。毕竟差距太大，社会背景不同，无论她们心里如何想，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到后来，有一个知青嫁给了我们参谋长，那是因为参谋长的夫人因病去世才给她腾出一个位置。
为此事，政治处专门派人到电影组进行整顿，开会，检查，深挖根源，折腾了好几天才算完事。对我们来说只是人生中的一次教训。
在部队，政治高于一切，宣传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工作都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师宣传队住在我们团里加紧排练新节目，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响，他们就三五成群的跑到礼堂来练嗓子、踢腿、劈叉，吵得我们睡不好觉。接连几天，一个女声独唱演员，练不到几分钟，就敲我房间的门，开始我很讨厌，晚上放电影回来已经不早了，洗涮洗涮就到了两三点，大家再闲聊一会，四点钟才睡觉，大清早突然间闯进来一个女的，一会找水喝，一会又要洗脸梳妆，完了就和我闲聊，直到开饭时才离开，爱于女的面子几次想发作都没有发作。我们认识了，了解了。她是太原人，同是山西人，共同语言也多，她是战士，我也是战士，没有级别的差距，有了前一次的教训，我谨慎的和她接触，尽量的躲着她，敲门时假装听不见，基本上是若即若离。她毕竟出生在大城市，见得市面也多，又是搞文艺工作，她根本没有当成回事，一直紧追不放，好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管不顾，一有空就找我。这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对待和审视她，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高挑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上还深深的镶嵌着两个酒窝，笑起来可爱动人，再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吸引了好多男同胞的眼球，她能主动追我，是我的幸运，但我又不能不考虑我的前程，我俩都把这一份真情深深的埋在心里，我们约定，提干后再谈婚论嫁，眼前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盼望着早日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
这是我的初恋，几十年来我深埋在心底，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没有能走到一起，现在都以步入不惑之年，部队转业后再没有见过面，甚至连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但那一段经历让我永世难忘。
九
1977年冬季，北京军区在河北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空军，装甲兵，炮兵，属多兵种联合演习，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之前的两个月军里就成立了演习指挥部，并调我到军指宣传处，负责演习期间的宣传和广播站工作，直接受军司令部殷处长领导。殷处长三十六七岁，是大学毕业后在部队锻炼留下来的，由于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因此，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从参谋到科长，副处，处长，一路走来，成为全军少有的年轻正团级干部。殷处长为人谦和，没有当大官的架子，虽说他手下只有我一个兵，对于我的工作，生活关心备至，成为我终身不能忘怀的良师益友，是我的好战友，好兄长。
军指成立没有几天，我们随军指先遣部队提前进入演习地带。演习地方在河北张家口到赤城，坝上一线，全线长200多公里，参演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的好几个军联合演习，有空军配合。红、蓝双方都卯足了劲争个输赢，可以想象，虽非正规战斗，但也不亚于一场正规战斗的决战。原来在部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迎接这场演习。我和殷参谋从张家口到宣化，下花园，赤城，坝上，怀来等地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察，选择了适合战地广播站的几个地址，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指挥部全部人马住在河北的张家口宣化区下花园，那里是演习的前沿指挥所。塞北的冬季，狂风呼啸，天干冷干冷的，正像当地老百姓所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可见天气的恶劣程度。当地老百姓都是反穿皮衣毛朝外，白花花的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分不清是男是女，女孩子没有了婀娜多姿的身材，男人们没有了阳刚之躯，每到一处都散发着一股羊膻气味。宣化的大小道路上全部是红土，红颜色成了主色调，那里是有名的钢铁基地，宣化钢厂在全国享有盛名。光秃秃的大山，草木凋零，低矮的窑洞镶嵌在半山腰里，显得那么的无奈，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大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随时都有压垮的可能。人们的生活也极度贫乏，由于常年干旱，主产的玉米全部归集体所有，到口的粮食只够半年生活，剩下的半年就靠挖野菜度日。解放军的到来，老百姓还象当年支援前线一样，腾出了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听说解放军要搞军事演习，在政府的疏导下，数九寒天，他们主动撤离演习区域，搬到临时住所。没有听到一个人有怨言，也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要求，不像现在的人，动辄就是钱。
正式演习是在十二月上旬拉开序幕的。战士们全副武装，枪支弹药，干粮加在一起超过了六十斤，每天还要急行军一百多里，正象部队提出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口号。演习到最关键的那一天，我和殷处长在一条山沟里的一个隐蔽洞内设立了广播站，大喇叭架在对面的山梁上，战场的消息不断通过电话送到我们这里，我俩轮流上阵，及时的将战场的战况广播出去。突然一篇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所在的那个团，抗美援朝荣获“大功团”称号，演习中全团为了抢占一个阵地，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如果绕道走耽误了战机，架浮桥也要浪费时间，战时，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全团指战员不顾刺骨的河水，破冰淌水渡过了那条河，为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后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我播那条消息时激动的忘记了是在播音，是用我的心声喊出去的。战前首长一再交代，只许在洞里不准到外面，战场的诱惑太吸引人了，我趁解手的间隙，悄悄的跑到山顶好好的观看了整个战场的全景。天上飞机来回盘旋，不时的扔下几枚“炸弹”在地上飞起一朵朵蘑菇云，远处几十辆坦克扬起的尘土如浩瀚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甚为壮观。大队步兵在冲锋号角的指引下发起了猛烈的冲锋，战士们在喊杀中冒着刺骨的寒风，顶着巨大的尘雾向“敌人”冲去。加农炮、榴弹炮、各种火炮撕开巨大的嗓门，似一颗颗流星飞向“敌人”心脏，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让人置身于战争的海洋。虽是演习，不亚于真正的战场，让人惊心动魄，让人永生难忘。
虽没有亲临其境，没有和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但我也是演习部队的一员，我为我一生中有如此的一段经历感到自豪，为我的战友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