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抗战争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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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网上浏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图片展”那一张张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图片，一幅幅让人动魄惊心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我一张张地看着，一次次地被感动着。突然，一张特殊的图片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似曾熟悉的画面，脑子嗡地一下，全身的血液一瞬间都涌到了脑际，心脏也好象突然间被猛烈撞击一样，砰砰地急速跳动着，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那正是我六十多年前的父亲的形象！
我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一张记录了当年八路军兵工厂在十分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紧张生产的照片。画面上，浓烟滚滚的洪炉正在出铁水，几个八路军战士有的在抬洪炉，有的在接铁水，那个戴着草帽，右手拄着铁钎子站在洪炉旁的战士，就是我的父亲。父亲生前曾不只一次对我提起过这张照片，他自己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参观军事博物馆时看到过这幅照片。一九七四年，解放军画报的七、八期合刊上，也曾经刊登过这幅照片。当时，父亲知道他们当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条件下工作的照片能保留到现在，并在画报上刊发，非常激动，竟跑到图书馆去查阅，想要自己收藏起来，以作永久的纪念。没想到图书馆里的解放军画报哪一册都不少，惟独缺少这本七、八期的合刊。父亲非常遗憾地回到家里，不停地抽闷烟，一句话也不说。当时我劝父亲，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找不到就算了。父亲抬头看看我，只说了三个字，你不懂！
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也到了父亲当时的年龄了，开始怀旧的我，也真正理解和体会到了父亲的那句“你不懂”的真正含义了。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因为在父亲的眼里，那张照片的分量很重很重！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用血与火，青春与生命融和在一起的，永远也撕解不开的情结。因为那张照片里，有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牺牲在日寇枪口下的亲如兄弟的战友。照片记录的不仅是时代的风云，还承载着他曾亲身经历过的难忘的岁月，承载着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忘我献身的宝贵精神。
今天，我想把我所知道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这些故事，有些是听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亲自讲述的，有些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回忆录中的片段。就用这些文字，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来表示我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深深的怀念和敬仰！
一、参加了人民自卫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与猖狂的日寇展开了激战，从而拉开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我父亲当时正在天津河北大街上的一个小作坊里当学徒，虽然离打仗的地方还隔着二三百里地，可报纸上天天登载的都是中日开战的消息，街面上的人们相互传说的也是中日开战的话题，整个天津城都笼罩在了人心慌慌的气氛中，社会处于一片战争的恐慌之中。市场日见萧条，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师傅就给了我父亲两块钱和一些干粮，让他自己想办法回家乡。
十五岁的父亲背着一个小包袱，孤身一人踏上了归家之路。但他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想搭船，可哪一条船上都满载着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军队，乱哄哄的，根本上不去，也不敢上。万般无奈下，父亲就沿着子牙河的大堤向家乡的方向走去。因为父亲知道，来天津的时候，就是从子牙河乘船来的，那么只要顺着河堤走，肯定会越走离家越近的。
沿途的景象，让父亲感到了战事的严重性，因为不论是船上，还是大堤上，看到的尽是推车挑担、拖家带口的难民和狼狈不堪的败兵。父亲夹杂在难民和败兵的人流里，饿了，就啃一口已经馊了的干粮；渴了，就捧起浑浊的河水解渴；困了，就找个树阴，往地下一躺，迷糊一觉。一路走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家乡的地界。也正是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发现有一只军队正迎着难民和败兵急速地往北开进。父亲感到十分奇怪：这是什么军队？怎么别的军队都是往南逃，他们怎么往北开呢？北面的日本人可凶着呢！他向逃难的人们打听，知道了这是东北军吕正操的部队，往北开是去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几天来，父亲看到的都是一群群乱七八糟，没有军纪的败兵，唯有这支军队，迈着齐整坚定的步伐，义无返顾地往北开进。这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不知道走了几百里，也不知道走了几天，父亲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踏进了家门。看到父亲平安归来，正在牵挂着孩子的安全而坐卧不安、焦虑万分的奶奶一把搂过父亲，流着眼泪说，你可回来了，这兵荒马乱的，咱以后哪也不去了，就好好在家待着。可奶奶哪里知道，经过一路回家的所见、所历，父亲已不是那个小学徒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找到那支勇敢北上的军队，参军打日本鬼子去！
父亲回到家不久，正好就赶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村里招兵。父亲跑去一打听，正是他所牵挂着的勇敢向北开去的吕正操领导的那支部队。父亲激动得不行，苦苦地说服了奶奶，与村里的几个伙伴一起报名参了军。这支部队的名称叫冀中人民自卫军，也就是后来在八年抗战中赫赫有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前身。父亲说，当年他与伙伴们参军走的时候，村里派了一辆大车来送他们。奶奶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着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想着给家里捎信啊，记着要常回家啊。马车渐渐走远了，坐在车上的父亲看到奶奶依然站在村口，一动不动地望着。奶奶一定不曾想到，父亲这一走，就是整整的八年，别说回家了，就连信都因为条件不许可而没有捎过一封。而待到母子二人再次相见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抗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父亲的家乡也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了。
当年，因为父亲年龄小，只有十五岁，就没有把他分配到战斗部队里，而是安排到了修械所，也就是兵工厂，在翻砂股当了学兵。据父亲回忆，这个修械所当时有九百多人，骨干多是从太原、北京、天津来的技术工人，还有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和从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修械所的任务除了修理枪支以外，主要就是生产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弹、刺刀、大刀，还生产少量的中正式步枪。从此，父亲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经受着考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文革期间，造反派莫名其妙地让父亲写检查，要他交代当年是如何参加革命的。父亲在检查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来招兵的人宣传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领导人是吕正操，是专打日本鬼子的抗日队伍，而且每个月还发两元钱的军饷，于是我就报名参了军。”没想到这一下可惹了祸，造反派马上贴大字报提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质问：一、你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而参加大军阀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二、你参加革命是为了两元钱军饷还是为了抗日？爸爸后来怎么解释的，又是如何过了这一关的，我不清楚。我只记得当我看到那张大字报后问父亲，那时候是否真的每个月有两元钱军饷时，父亲回答我说，确实有两元钱的军饷，但只是在刚参军时发过一次，在以后抗战期间的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正式发过一次军饷。
二、父亲的骄傲与自豪
著名的游击队之歌中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歌词，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战鼓和精神食粮，但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精神因素。因为事实上，前线部队急需的大批武器弹药，都是由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尤其象地雷、手榴弹、炮弹等这些极易消耗的弹药，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生产。只靠打仗缴获敌人的装备来补充，毕竟数量有限，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保证。
父亲在兵工厂当的是学兵，实际上就是学徒。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是翻砂工，主要是浇铸地雷壳、手榴弹壳和炮弹壳以及一些急需的机器上的零部件。父亲的师傅叫王修竹，是从北京的一个工厂回乡参加革命的技术工人。王修竹是带着自己十三岁的儿子一起参军的。在站队出操时，王修竹站在头一个，他的儿子王子延站在最后一个，既是爷俩，又是战友。一时间，他们父子参军的佳话曾经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王修竹的翻砂技术非常精湛，他来到部队后，改革了许多落后的翻砂工艺，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是当时修械所里难得的技术骨干，参军后不久就担任了翻砂股长。技术上，他对我父亲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使得父亲较快地掌握了翻砂、造型、烧洪炉的基本技术；在生活上对父亲更是关怀备至，象慈祥的长辈一样。后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部队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王修竹同志将敌人的火力吸引到了自己身边，使部队安全转移出去，他自己身负重伤，最后壮烈牺牲。这位优秀的翻砂铸造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化做了滚滚的铁水，铸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每当父亲缅怀起这位既是长辈又是师傅的战友时，总会长长地叹一口气，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
记得有一次，在父亲又和我谈起过去的往事时，我有些遗憾地对父亲说，您还参加过八年抗战哩，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有见着，要是能像你师傅王修竹烈士那样，真刀真枪地与敌人拼杀几场该多过瘾啊！刚说完我就有些后悔了，怕伤了父亲的自尊心。父亲听后不但没有气恼，更没有反驳我，反而流露出了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既骄傲又自豪的神态。父亲说，我是没有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过，可我生产出的炮弹地雷手榴弹可见过不少日本鬼子！我再告诉你，一分区扬成武的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迫击炮弹，就是我亲手浇铸的！
那是1939年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1500余人，由涞源经雁宿崖向黄土岭进犯，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扫荡”被我八路军冀中军区扬成武部包围在黄土岭一带，慌乱中，日军的阿部规秀中将把指挥部设在了一个十分暴露的独立院落里，被我军及时发现，几发迫击炮弹发射过去，当场就炸倒了好几个鬼子，其中就包括这个极为狂妄、心狠手毒的阿部规秀中将。没想倒，这个让日本人称之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阿部规秀的灭亡，里面还有父亲和他战友们的功劳啊！黄土岭战役结束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曾因此对父亲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通报表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亲自上战场拼杀，但他们同样是在用辛勤忘我的劳动甚至于生命参加了战斗，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三、小八路不如老红军
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对冀中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和疯狂扫荡。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将修械所的机器设备坚壁起来，避开敌人正劲的锋芒，与进攻中的敌人打游击。据父亲回忆，一九三八年底的那次反扫荡，他们的械修所，主要是跟随大部队每天急行军，在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一带与日寇周旋。那时，部队给父亲他们修械所的每一个战士都装备了一支马枪，一把大刀，还有两棵手榴弹，随时准备和敌人打遭遇战。当时的反扫荡战斗尽管很激烈，很残酷，然而，在反扫荡的战场上，也让父亲见识了一些英勇善战的铁血男儿，给父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在那次反扫荡中所发生的一件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父亲从语气到表情都洋溢着浓浓的赞许：在一次行军中，父亲所在的部队与贺龙师长所率领的120师相遇，让父亲见到了那个出生于湘西的传奇人物与他所率领的将士们。父亲说，这个由贺龙师长从家乡带出来的部队的战士个子都不太高，大多数都比较瘦小，而看上去却精干强悍，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非常高昂。他们高声大气地说着自已家乡的方言，外人听着叽里呱啦的连成一片，一句也听不懂。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知道，这支部队大多数的指战员，都是跟随贺龙师长从南方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别看干干瘦瘦的，那可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很多人更是从湘西贺龙师长家乡跟来的老乡，打起仗来非常厉害，有股湘西人不怕死的蛮劲。
这一次，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也让父亲他们见识了这支老红军部队的英雄本色。父亲说，那一天，部队正在行进中，天空突然出现了几架鬼子的飞机，部队吹响了防空号。在紧张的防空号声中，父亲和战友们马上就跑到路边的沟沟坎坎里隐蔽起来，望着在天空呼啸的敌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可就在这时候，伴随着敌机的嗡嗡轰鸣声，暴发出了一片哄堂的大笑声。父亲觉着好奇怪，偷偷抬头一看，却见贺龙师长所率120师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鬼子的飞机当回事，仍然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那笑声就是他们发出的。父亲说，他们边快步如飞地走着，边还望着一排排慌乱地卧倒在路边土沟里的战士们大声笑着说：快起来吧，鬼子的飞机拉不下硬屎的！哈哈！面对如此豪气冲天的南方兵，搞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灰溜溜的，很不好意思。虽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大多也都当兵一年多了，按理说也是老兵了，应该见过不少阵势了。但见到这些跟随贺龙师长走过长征路的120师的老红军们，他们的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的气概，着实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大家冲着120师的部队一个劲地伸出大拇指，每个人都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咱这些北方的小八路，就是不如人家老红军啊！何况又是跟随贺龙师长长征过的南方兵！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还不知道，当时120师这支威武之师的出现，并不只是路过此地，而是给那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挖掘坟墓来的。
果然，没有多久，著名的齐会战役打响了，英勇的120师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大量施放的毒气，如同出山的雄狮一般，一举歼灭了七、八百日本鬼子，取得了出师冀中的第一个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战斗结束后，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庆祝齐会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在会上，父亲有幸见到了贺龙师长，聆听了贺龙师长的讲话。父亲说，贺龙的长相十分俊朗，留着一撇小胡子，双目炯烁，神采飞扬。当时会场上没有麦克风，但贺龙师长站在简易的台子上，那洪量的带有浓重湘西口音的声音，竟使在场的上万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他的讲话极富感染力，使得每一个聆听他讲话的指战员们都士气振奋、情绪激昂。父亲感叹道：嘿！那才是带兵打仗的真帅才呢！
在那次反扫荡斗争中，虽然我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但终归敌众我寡，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敌人几乎将冀中的所有县城都占领了。形势的变化，非常不利于修械所这样的非战斗部队在大平原上开展工作。于是上级命令父亲所在部队转移到了路西（即京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山里。没有想到这一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太行山里竟整整战斗生活了六年。在这六年时间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经历了缺吃少穿的磨难，经历了日本鬼子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人祸，以及亲密无间的战友们的生离死别。用父亲的话说，那是度过了人生中最最艰苦，又是最最难忘的一个阶段。
父亲说，当初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命令，必须要坚守自己所在的修械所的工作岗位，他真想跟着贺龙师长的120师的那帮老红军，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四、太行山中的艰难岁月
父亲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支我们在太行山上了，特别是在唱到“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时，每每都会情不自禁地自己给自己打起拍子，人也显得有了精神，歌声也更加铿锵有力了。虽然父亲唱歌有些五音不全，节奏也不太准确，但父亲那如醉如痴，完全投入的神情，却让人感到，父亲已经沉浸在对当年的岁月深深的怀念之中去了。父亲生前也多次提起过，要到太行山去一趟，到他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重温过去的岁月，祭奠牺牲的战友，与曾经帮助过他的老房东和可敬的乡亲们叙叙旧。可由于身体的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为了父亲终生的遗憾！也使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后悔与自责。太行山啊，你到底有什么魅力，竟让已经年迈的父亲如此的魂牵梦萦，思绪绵绵？！
一九三九年，由于战时形势的变化，父亲他们的修械所转移到了太行山区大山深处的河北唐县一带。部队修整了几天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生产需要的机器设备都坚壁在了冀中，所以，父亲他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将机器、工具、原材料等都准备齐全，已经具备了开工生产的条件了。在那太行山深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摩拳擦掌，准备痛快地大干一番。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降临了。
一九三九年夏季的七、八月份，整个华北地区处在阴雨连绵之中，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就连当时华北最繁华的大城市天津，也淹泡在了洪水之中。那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季啊，据父亲回忆，一开始是多日不停的连绵细雨，然后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雨。先是由暴雨引起了山体崩塌，接着泥石流与洪水就呼啸着滚滚而来。洪水将父亲和战友们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机器、工具、原材料，以及厂房和营房全部洗劫一空，甚至连周围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被洪流席卷而去。洪灾后的大地、山川、村庄，一片狼籍，满目苍痍。便是当地老百姓也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万幸的是，父亲他们的部队，除了几个战士被坍塌的房屋砸伤以外，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父亲说，为了躲避洪水，部队撤到了一个山坡高地上。那是座光秃秃的山，山上根本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连续多日的暴雨中，他们每个人都是披着早已湿透了的棉被，任凭着风吹雨淋。山下是滚滚洪流，天空是翻滚的乌云，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度过了几个昼夜。更为严峻的是，山洪的爆发使交通彻底断绝，也使部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给养的供应。由于部队没有多少存粮，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一顿稀饭对于战士们又能顶什么用呢？于是，那段日子里，父亲他们整天都处在饥饿中。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大家就采山杏和树上的嫩树叶充饥。洪水、淫雨、饥饿，再加上无法睡眠，许多战士都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全体指战员竟没有一个人喊苦，也没有一个人丧失掉革命军人的意志。父亲说，当时大家的情绪主要就是惋惜和发愁：惋惜的是花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做好了开工生产的准备，让一场洪水冲得一干二净；发愁的是如果要再恢复到能够开工生产的条件，会更加艰难了。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坚持了一段日子后，部队终于与上级取得了联系，救命的粮食也送到了。说是粮食，其实是上级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兄弟部队调剂过来的麦麸。而且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六小两的定量。小两，是老的计量方式，十六两为一斤，六小两只有现在的四两左右。就是这六小两，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因为部队驻地附近的乡亲们也已经普遍断粮了，每个战士每天还要从定量中省出一两麦麸来，救济受灾的乡亲们。父亲说，这次的困难是暂时的，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月，条件就逐渐好起来了。而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的冬季，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施行的蚕食政策，使得根据地缩小了许多，加之敌人对我根据地在经济上又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巧的是根据地的年景也不太好，粮食歉收，使得太行山根据地经历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在伙食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了。部队的伙食基本上以黑豆为主，菜就更简单了，就是萝卜干盐水汤。父亲说，刚开始吃黑豆的时候，大家都挺新鲜的，到后来吃的大家口中发涩，上火解不出大便来。而且就是这样的伙食，还必须要节约出一部分口粮来去救济难民。部队就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深有感触的说，别看那时候条件这么艰苦，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非常理解，毫无怨言，仍然以十足的干劲积极进行生产，而且照样连连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父亲说的，我完全相信，因为在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队伍面前，任何困难都会被他们战胜的！
说起当时的艰苦来，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有一种针扎似的心痛：一次，父亲与一个战友下山去执行侦察任务，途中遇到了一个卖油条的，那好久没有闻到过的油条的香味儿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可把父亲他们馋坏了！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一人买一根油条解解馋。可两人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凑出来的钱只够买一根油条，最后父亲和那个战友只能一人吃了半根油条。那个战友边吃边说，他妈的，这油条真香真好吃，等打完了日本鬼子，老子先把油条吃个够！然而，父亲的这个战友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他在两年后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父亲心情沉痛地说，那半根油条，是他吃到的最后一次油条啊！
五、父亲的奖章
父亲有一个精致的小药箱，里面有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小方格。父亲说这个药箱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战利品。父亲除了用这个药箱存放家中必须的药品以外，还专门用一个方格来盛放他的奖章。奖章一共十二枚，除去父亲母亲各一枚华北解放纪念章和母亲在战争年代获得的两枚奖章以外，其余八枚，都是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获得的名副其实的军功章，用父亲的话说，是有着极高的“含金量”父亲有事没事的，总喜欢把他的这些“宝贝”拿出来摸摸、看看，那一刻，他的神情总是显得那么自豪和骄傲。我能读懂父亲的目光；面对那一枚枚奖章，就是面对他在八年抗战日子里的风风雨雨，面对那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的青春岁月！
遗憾的是，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有十枚奖章和纪念章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只剩下了两枚。父亲心疼得连饭都吃不下，一个劲地催我，让我再仔细寻找。我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像过筛子一样地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记得在丢失的奖章里，最珍贵的，是一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还有一枚瓷质的拳头形状的奖章，上面刻的是英文字母。父亲说，那是一枚“青年英雄”奖章。而幸存下来的这两枚奖章，一枚是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另一枚就不知道是什么奖章了。后来这两枚奖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抗战纪念馆开幕时，曾经被征用过，拍照存馆后，又送了回来。
因为搬家丢失奖章这事，父亲难过了好长时间。是啊！这些奖章，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在抗战期间所做贡献的褒奖，是父亲用青春和汗水，甚至于鲜血换来的荣誉，每一枚奖章里都有着一段令人感怀的经历，每一枚奖章，都能让父亲回想起那烽火连天，虽然艰难困苦，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难忘的岁月。
一九三九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太行山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洪水过后，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克服了罕见的洪水带来的重重困难，终于又可以开工生产了。父亲和战友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投入到了紧张的生产中去。父亲说，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多生产一枚手榴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刚开始恢复生产时，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到后来，大家把工作时间自动延长到了十二小时，十六小时，十八小时，甚至二十小时。手榴弹的月产量也随着越来越高昂的士气和干劲而飞速上升，从开工生产第一个月的一万五千枚逐月递增：两万枚，三万枚，四万枚，八万枚，直至上升到了十万枚！
1940年的秋天，我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集中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石太铁路沿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随着战役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对弹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支援百团大战的顺利进行，保证前线作战部队有充足的弹药供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开了！谁也不回去睡觉，而是在岗位上连轴转了。实在累了困了，就找个地方迷糊一下，然后又接着工作。有一天，在一次出铁水时，一个战友一不小心，用捅火的铁钎子将父亲的两颗门牙捅掉了，上嘴唇也被捅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父亲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父亲吐掉嘴里的两颗断牙，拿袖子抹一下血，用下嘴唇抿住上嘴唇，二话没说，又投入了战斗。用父亲的话说，那时候，我们都豁出去了，可真的是在拼命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去忘我战斗，终于创造出了奇迹！竟使手榴弹的产量连续数月达到了破天荒的二十多万枚！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仅用革命战士的鲜血和汗水，还以超出人体极限的惊人毅力，强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的顺利进行。当时，军区领导知道了父亲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工作奇迹，感概不已地连说：这也是血与火的战场啊！有了你们这种献身精神，抗战必将胜利！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战友在与父亲一道说起当时的情景时对我说：那时候，你爸爸干活干的都成了傻子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走路都是迷迷糊糊晃晃悠悠的！爸爸听后笑了起来：还说我呢，有一次，你累得躺在料堆上，睡得像死猪，害的我们没有办法取料，推你也不醒，最后往你脸上泼了三瓢凉水，才把你叫醒了！说完，两位老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听着两位老人痛快爽朗的大笑声，我如同听到了那来自战火纷飞的岁月的英雄礼赞，听到了来自父亲与他的战友们血液里的潮汐声！那时候，青春年少的父亲，以他清湛的技术和超人的工作干劲，成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不论是在平时的工作上，还是在完成上级下达的突击任务中，父亲总是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由于长年工作成绩突出，父亲多次立功受奖，一共得到了八枚奖章。而最为珍贵的那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的获得，还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呢！
那是一九四二年初，日寇占领了太行山区曲阳县的灵山，生产用煤的来源也由此被敌人切断了。由于化铁用的焦碳，正是用曲阳灵山煤矿出产的烟煤炼制的，没有煤，就炼不成焦碳。没有焦碳，就不能开工生产。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前方的部队连连告急，急需弹药补充，一方面，没有了焦碳的来源，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是在那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父亲带领战友们昼夜刻苦钻研，经过多次试验，最后借鉴农村普遍流行的铸造铁铧犁的土办法，采用太行山区阜平县炭灰铺出产的石碳，将大化铁炉改为了小化铁炉，使用大风箱吹风，最终获得了成功。当通红的铁水从炉里流出的那一刻，整个部队都沸腾了，大家欢呼着把父亲举了起来。上级首长也骑着马赶来了，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你立了大功了！
于是，部队很快就建起了六个小化铁炉，日夜不停地生产。一个炉组每天可以生产成品手榴弹二百四十枚左右，一个月的产量竟达到了四万多枚，使前方部队的弹药得到了及时的补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确定你的试验成功的时候，你当时是个什么心情？父亲很平淡地回答了我两个字：高兴。我接着问：就没有别的想法吗？这次父亲非常痛快地回答了我三个字：想睡觉。
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父亲作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光荣地参加了那次盛会。据父亲回忆，在那次群英会上，不仅见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首长，聆听了他们的讲话，还见到了名震晋察冀边区的，被授予了“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的戎冠秀妈妈和许多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父亲很诚恳地对我说，比起他们的事迹和功劳来，我这点成绩，又能算什么呀！
一九九五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前夕，父亲因病与世长辞了！由于考虑到父亲的战友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且大多体弱多病，所以没有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他们。没想到一个月后，有一个老战友打来电话，兴冲冲地说过一会儿要来家中探望父亲。看来瞒是瞒不过去了，我只能说了实话，告诉这位老人，父亲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了，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通知他的原因。老人呀了一声，电话里就没有了声音。过了好半天，才听见老人叹了口气说：你爸爸可是个大好人啊！他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英雄！就说那一年为了搞那个“小化铁炉”的试验吧，那些日子，他差点把自已都快变成一块炼铁的焦碳
六、残酷的反扫荡
一九九一年，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老战友来看望父亲，在我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自从抗战胜利前夕分别以后，老哥俩已经有四十七年没有见面了。四十七年啊！当年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顿能吃三大碗高粱米饭的两个小八路，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吹蚀成了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半碗米饭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的七旬老人了！战友相见，分外激动和亲热，要说的话更是没完没了：吃饭时说，到景点游玩时说，休息时说，晚上睡觉，俩人躺在床上，仍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上他大半夜。
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老战友端起了酒杯，想要说些什么，可犹豫了片刻，又将酒杯放下了。父亲笑了：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呗。听父亲这么一说，老战友端起了酒杯，一仰脖，干了。好，我说，我对你有意见，这意见在我心里可整整憋了五十年了！你还记得四一年那次反扫荡的事吗？父亲也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将老战友的酒杯满上：怎么不记得，记得真真的呢！老战友神情显得很委屈，语气里透着质问：那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上山侦察？为什么不多派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一杆枪，也没有几颗子弹，碰上敌人，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不是让我白白去送死吗？噢！父亲恍然大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是这事啊，你啊，你啊，真有你的啊！怎么现在才提出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当时，哼，当时我敢提吗？我敢不服从吗？你当时急成那样子，我要是不服从命令，你还不把我枪崩了！看着老战友认真的样子，父亲的表情也严肃起来：那时也是没有办法啊，不让你去，你说让谁去？我们那十几个人，大都是伤病员，就咱们两人还利索点，当时情况不明，又是那么紧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况且你的侦察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嘛，让大家脱离了危险。为了这个，你不是还立了功了吗？老战友听罢，点点头，释然地笑了，又端起了酒杯：来，咱们干！于是，两个老人又将五十年前的那桩往事翻了出来，使我也得以了解到了父辈们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残酷异常的反扫荡斗争中的经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寇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疯狂大扫荡。这次扫荡与以往的任何一次扫荡都不同，敌人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建设，要来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被奸淫屠杀的老百姓不计其数。根据地几乎所有的村庄和山头，都惨遭日寇的蹂躏践踏。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为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将父亲他们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与敌人在大山里周旋。部队依然是将机器设备坚壁起来，将人员分成了几部分，各自为战，父亲当时担任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领导交给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带领十六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父亲的这个老战友就在父亲的连队。上级对父亲的要求是：不论用什么办法，不论怎么走、怎么藏，反扫荡结束时，这十六名伤病员一个人不少就是胜利！
当时，敌人已经深入到了太行山的腹地，气焰非常嚣张，到处都是鬼子。而父亲他们没有情报来源，与鬼子在太行山中周旋时，随时都可能和敌人遭遇。一次，父亲他们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鬼子，于是就想赶快翻过山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在这时候，从山上跑下来了一群老百姓，据他们说，山上似乎也被鬼子占领了。但老百姓说的很含糊。父亲为了弄清情况，就决定派一个人先去上山侦察一下，然后再确定往何处转移。当时，就派了他的这个老战友去执行这个任务。侦察结果，山上没有发现敌情。于是，那一次，大家顺利地翻过了山，摆脱了危险。父亲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这个决定，竟让老战友在心里记挂了五十年！
不知两位老人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往日的峥嵘岁月又使老哥俩热血沸腾起来，我看到他们满是苍桑的面容，此刻却浮上了红晕。父亲又给他的老战友敬了一杯，说，那次让你一个人去侦察敌情，也是不得以啊，你想想，我肩上压着十六条伤病员生命的担子啊！老战友乐呵呵地说，其实，那次的事，我也清楚，我不去，也就没人能去了！据二位老人回忆，那次他们带着十六个伤病员，在反扫荡的日子里东躲西藏的，可是历经了许多次的惊险。
一天傍晚，父亲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的小村庄。说是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是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四室同堂的家庭。通过侦察和了解，周围没有敌情，于是就决定在半山坡的一片枣树林里露营。由于连续多日不停地在大山中与敌人周旋，大家都非常的疲劳，胡乱地吃了几把炒面就躺在地上睡觉了。虽然还是深秋，可山中气候已经很凉，为了暖和一些，大家就互相拥挤着，睡得很香。到午夜时分，猛听见有人轻声而急促地在喊：同志，快起来，鬼子来了！大家呼啦一下就站了起来，发现是山下那户人家的儿子儿媳两位老人站在眼前，正焦急地看着父亲他们。原来，这一家人看到八路军在山坡上宿营，十分不放心，两位老人就不敢睡觉，一直在门外悄悄替父亲他们望风。而父亲他们自己放出去的岗哨，由于过度疲劳，抱着枪靠在树干上睡着了。偏偏这时候，敌人真的就悄悄地顺着山沟，朝父亲他们所在的这个方向搜索过来了。那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发现情况后，马上叫醒全家人，又赶忙跑到这里送信，通知父亲他们转移。这时候，那一家人扶老携幼地也赶来了。由这户人家的儿子当向导，父亲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来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山洞，才在那里安下身来。好悬啊，多亏了两位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报信，父亲他们这些以伤病员为主，除了手榴弹没有几只枪的队伍才没让敌人包了饺子。
两天以后，当父亲他们和这一家老小回到那个小村子时，这家老乡的房子已经被鬼子烧毁了，只剩下断壁残墙。老乡家里的粮食以及饲养的鸡和兔子什么的，一只不剩地都被鬼子掳去了。看着这惨况，父亲和战友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非常难受。父亲带着一帮伤病员帮着那户人家，在废墟中收拾出一个暂时能够避风栖身的地方。大家又将自己的干粮匀出了一半留给了那户人家。父亲还拿出一张空白粮票，在上面写上了二百斤小米，将干粮和粮票都交给到两位老人手上，心里这才好受一些。
父亲身上的空白粮票，是当时部队为了解决给养问题而采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既在一张纸上盖上部队的公章，就成了空白粮票了。当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借了粮食后，就将空白粮票填上数目，签上名，老百姓就可以凭这张粮票直接找地方政府，取回同样数量的粮食或者钱款。父亲说，当时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放着一沓空白粮票，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丢失了。
那次反扫荡结束后，父亲负责的这支主要由伤病员组成的队伍没有伤亡一个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父亲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还立了功。父亲说，他虽然立功受表扬，但向领导口头汇报和写书面总结的时候，父亲都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没有那两位可敬的老人，恐怕我们一个人也回来不了！
虽然父亲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反扫荡任务，没有牺牲一个人，可父亲所在的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却遭受到了自组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将这段经历清楚地写在了回忆录里。
反扫荡的日子接近中后期时，天气冷了起来，可这时候，部队穿的还是秋天的单衣。由于敌人的疯狂破坏，使得当地的经济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就地解决冬装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上级决定，由一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同志组成一个临时连队，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到一百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去背棉衣。
背棉衣的队伍出发不久，就在一个叫枣儿沟的地方与敌人遭遇，进行了一场恶战。父亲的师傅，翻砂股股长王修竹同志，就是在那场遭遇战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牺牲的。经过这次战斗，连队稍做休整后，又继续出发。不料，在一个叫大南沟的地方又被敌人包围。当时形势对我非常不利，部队虽冒着枪林弹雨拼死突围，无奈敌人居高临下，装备又好，火力甚猛，最后虽然拼死突围出去，但部队也负出了惨重的代价，竞有近七十位战友壮烈牺牲。我看到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连队四位带队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冒死突围，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青年干事李子文同志，在突围的部队遇到一块石壁挡住去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人梯，让大家从他身上踏过去，使部队安全地突围出去，而他自己却身中数弹，倒在了这块石壁下。”当我看到这几行字迹时，心里如海涛翻滚，似看到了在枪淋弹雨中，一个个英武不屈的身影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可以说，太行山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岩石上，都洒满了先烈的热血。
在那次残酷的反扫荡结束后，分散打游击的部队陆续来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当大家看到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亲密战友的时候，无不悲痛万分！他们呼喊着一个个战友的名字放声痛哭。父亲说，那一天，无论领导怎么劝说，甚至于发出了命令，可大家还是谁也没有吃饭。在那万分悲痛压抑的气氛中，谁还能吃得下饭呢？
后来，部队在一个山岗上，为这些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和表彰他们英勇事迹的祭文。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可父亲还清楚地记着许多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王修竹、李子文、张增云、解其英、田士敏、王振声、马聚海、白小乱、张运良、曹友吉、郭世荣、巍巍太行山，你可还记得这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一去不复还的壮士们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我知道，在太行山上的年年春色里，英雄的生命早已化作了那遍地怒放的鲜花！
七、在战火中的抗大二分校
父亲曾给我讲述过他在抗大的一段惊心动魂的经历。当时，父亲是在抗大二分校爆破队学习，那正是日寇进山大扫荡的时候，学校差不多每天都要转移一次。为了随时摸清敌情，以便在必要时，为学校安全、顺利转移赢得时间，学校每天都派人外出侦察敌情。有一天，是父亲奉命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回来时天色已经黄昏。等他回到了驻地时，傻了眼：学校早已经转移了，整个村庄人去屋空！父亲焦急万分：学校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按说，转移的地点不会太远，应该就在哪个山角落里。父亲要找，并不是太难。但是，他的夜盲症老毛病又犯了，一到晚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以往夜间行军，有学员帮助，只管跟着队伍走，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今晚父亲是孤身一人，两眼一摸黑，即使是知道学校转移的具体位置，他也无法走到那里啊！而此刻，远处传来了时紧时稀的枪声，父亲知道，那是敌人正在朝这里过来了！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把心一横，摸索着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干脆坐了下来。他把插在腰带上的两棵手榴弹抽出来，将拉环套在了手上，就在山坡上静静地等候着。父亲说，那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反正走不了啦，只等鬼子过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枪声越来越近时，父亲的心里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平静，坐在山坡上，等着那一刻的来临。就像一个农民坐在山坡上等待日出、日落一样坦然！
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父亲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父亲想：难道是鬼子上来了？父亲赶忙将两颗手榴弹抱在怀里，随时准备着拉弦。忽然听见有人问话，你是谁，哪部分的？父亲一听，声音很熟悉，心里那个高兴啊，这不是我们学员队的那个老炊事员的声音吗！这个老炊事员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一见是父亲，就一个劲地埋怨说：学校早已经转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傻坐着？当他知道是父亲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而走不了时，立即找来一棵树枝，一头递给父亲，一头自己拿着。老炊事员走在前面牵着父亲，将父亲安全地领到了学校转移后的新驻地。事后，父亲听说就在他俩刚离开不一会儿，敌人就将那个村子占领了。好玄！
父亲从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部队。从此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在危急时刻使他绝处逢生，救了他性命的那位抗大二分校的老炊事员。父亲说，那次如果不是那位老炊事员在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
父亲被老炊员送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学校又开始转移。一开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是正常速度的行军，可不久就传来了命令，说是敌人已经尾追上来了，让带枪的学员马上往回赶，到队伍的后面集合，掩护学校其他学员转移。又过了不一会儿，突然枪声大作，负责掩护的部队与学员们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跑步前进，摆脱敌人的追击就是胜利！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简直就是百米冲刺。百米冲刺还有个头，跑过一百米就可以停止了。可那时候，不论你已经跑得有多么的累，行军速度始终都在加快、加快！
父亲所在的这个学员队，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从野战部队来的连、排长，都是打仗能手。他们哪里受过让敌人这样追着跑的窝囊气？他们一边跑一边就发牢骚：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只有我追着敌人跑，怎么今天倒让敌人追着我跑呢？有的还嘟囔着：我不干了，明天就打报告回部队！可牢骚归牢骚，他必须得跑，因为这是命令！
与父亲同在一个学员队的，有一个姓王的学员，跑着跑着，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很可能是骨折了，一步也不能走。两个学员就搀着他跑，到后来干脆就拖着他跑。这位学员一看离队伍越来越远了，他怕拖累了战友，就对搀扶他的两个学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跑吧，鬼子快追上来了！两个学员哪能丢下自己的战友呢？没有理他，仍然拖着他跑。于是，他就猛力挣脱开两个战友的搀扶，就势往地下一滚，大喊一声，躲开！那两个学员一看，他已经将别在腰上的手榴弹拉着了火，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的一声，这位学员用自己的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感慨地说，真是个好同志啊！他宁肯一死，也不愿拖累和影响了其他的同志。要知道，在当时，多一个人活下来，就多一份胜利的保障啊。
这位学员牺牲了的消息很快就在队伍中传开了，队伍里发出了一片惋惜的声音。父亲讲，当时不知是谁还说了一句：真可惜啊！他刚满十九岁，还不是党员呢
八、告别太行回故乡
一九八六年，已经离休的父亲对我说，想回保定乡下的老家看看。我考虑父亲年纪大了，担心他在路上受劳累，就想找单位要一辆车送父亲回家乡。父亲却断然拒绝了，说，我们回家是私事，怎么能找公家要车呢？再说我已经退下来了，是个老百姓了，就要规规矩矩过老百姓的日子。最终，我只好陪着父亲坐火车到保定，然后转乘长途汽车，在离老家十几里地的公路下了车，由老家的叔伯哥哥，赶着一辆小毛驴车，把我们接到了老家。
村里乡亲听说父亲回来了，都纷纷前来探望，狭窄的乡下老屋子里挤满了老少乡亲。父亲与大家一起抽着烟，喝着茶，亲亲热热地说着往事。平常日子里，父亲对我们兄弟秭妹要求极为严格，我们在这位威严的“老八路”面前，也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想不到父亲一回到故乡老家，融入家乡的父老乡亲中间时，竟是这般随和可亲，看上去还有些“老天真”的可爱。
这时候，一位父亲儿时的伙伴突然叫着父亲的小名问道：你这是咋的了，咋坐着小毛驴车就回来了？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年，你第一次回家时，可是带着个勤务兵，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那会儿多威风啊！都说你在城里当上了大官儿了，咋这次回来就乘小毛驴车回家了？父亲哈哈大笑：老哥哥啊，你看，这小毛驴车不是挺好的嘛！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的，这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又欣赏家乡的风景，又不累，好得很啊！父亲的确是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个“勤务兵”回过一次保定乡下的老家。那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也是父亲自十五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后，直到日本人投降后的第八年。
在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八路军已经对日寇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冀中地区的大批村庄得到了解放，重新建立了人民政权。遭到了狠狠打击的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大一些的据点里，轻易不敢出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二届群英会。父亲又一次光荣地参加了这个群英汇粹的盛会，又一次获得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不久，父亲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调父亲去冀中八分区修械所担任所长。一九四五年初，离家将近八年、在太行山里战斗了整整六年的父亲，终于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中大平原。
据父亲说，分区修械所的工作性质，与他以前所在部队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也是修理枪炮，制造地雷炮弹手榴弹。由于形势的好转，各方面的供应有了一定的保证，连部队的伙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为了保证大反攻的需要，生产任务依然非常繁重，经常不分昼夜地生产。而且弹药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为了部队攻占敌人占据的城池和坚固的据点的需要，开始生产威力巨大的，重达几十斤的地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保证战斗部队的弹药供应，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紧张工作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群情振奋，欣喜若狂。部队和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曾几何时，日寇的嚣张与疯狂，使得美丽富庶，盛产棉麦的冀中大平原，满眼都是“炮楼连成线，公路连成网，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凄惨景象，老百姓饱尝了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与煎熬。现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终于赶走了侵略者，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兴高采烈地扭着大秧歌，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
就是那个时候，上级给了父亲两天假，让父亲回已经阔别了八年的家乡探亲。为了确保安全，还派了一个通讯员与父亲同行。父亲他们从供给处借了两匹马，策马扬鞭，向几十里地以外的家乡飞奔而去。
父亲十五岁参军离开了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未脱、不懂世事的少年。经过了八年抗战生与死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军人，人民军队的基层指挥员。父亲说，当他骑着马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非常忐忑：和家里八年未通音信，家中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而且，家乡又被鬼子占据了好几年，敌人又非常的疯狂残暴，自己家又是抗属，会不会受到敌人的残害？惦念着家中的亲人不知是否平安，父亲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亲人的面前。
我的大娘曾经向我描述过父亲回家时的情景：当时大娘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父亲一步跨进门来，叫了一声大嫂，把我大娘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下，看着父亲连声地问：你是人还是鬼？把父亲一下子就问楞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正在屋里纺线的奶奶，听见动静赶忙跑了出来，一看见父亲，就嚎啕大哭起来，奶奶紧紧抱着父亲，边哭边说，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了你八年，惦记了你八年，盼了你八年啊！
原来，在一九四二年那次异常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村子里就有传言说父亲在五一大扫荡中牺牲了，再加上八年来父亲一直没有条件与家里取得联系，所以人们就都信以为真了。只有奶奶坚决不相信，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村里人，谁跟奶奶提父亲牺牲的事情奶奶都会翻脸。奶奶坚信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奶奶虽然这么想，但老人家的心却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悬着，整整悬了八年。
离别八年的母子俩终于相聚了，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奶奶问父亲，这次回来还走吗？父亲说，还要走，部队上工作很多。奶奶大度地点点头说，走吧，可记着常回家来啊！大娘说，自那年父亲回过家之后，每到交公粮的时候，不管家里富裕不富裕，奶奶都让多交半口袋公粮，村里的人问奶奶为什么要多交公粮，奶奶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我高兴！大娘对我说，其实奶奶曾经跟她说过，说父亲没有死，还在咱队伍上干呢，咱家就得表现得积极点，别让人家说咱八路的家属还这么落后。是啊！经过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的八年，父亲还平平安安地活着，还有比这个让奶奶更高兴的事情吗？！
我曾经问过父亲，在这抗战的八年里，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父亲深有感触地回答说，这八年，每天都是与死亡和艰难困苦为伴，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真是度日如年啊！可那时候人们热情高，干劲足，非常团结，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和私心杂念，大家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干好自己的工作，好早一点打败日本鬼子
今天，当我面对着六十多年前的这幅父亲在抗战期间拼命工作的老照片，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那炉火的通红和铁水的滚烫！我觉得我的血液正与那通红的炉火和滚烫的铁水一起潮汐般地奔涌着，使那段历史在我的胸中不断回响！这一张照片，记载着我的父亲，一个老八路抗战八年的历史――那是厚重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其中一页。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表示深深的敬仰与怀念！
祝健在的抗日老战士、老前辈们生活幸福安度晚年！
那天，我在网上浏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图片展”那一张张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图片，一幅幅让人动魄惊心的画面，让我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我一张张地看着，一次次地被感动着。突然，一张特殊的图片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似曾熟悉的画面，脑子嗡地一下，全身的血液一瞬间都涌到了脑际，心脏也好象突然间被猛烈撞击一样，砰砰地急速跳动着，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那正是我六十多年前的父亲的形象！
我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一张记录了当年八路军兵工厂在十分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紧张生产的照片。画面上，浓烟滚滚的洪炉正在出铁水，几个八路军战士有的在抬洪炉，有的在接铁水，那个戴着草帽，右手拄着铁钎子站在洪炉旁的战士，就是我的父亲。父亲生前曾不只一次对我提起过这张照片，他自己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参观军事博物馆时看到过这幅照片。一九七四年，解放军画报的七、八期合刊上，也曾经刊登过这幅照片。当时，父亲知道他们当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条件下工作的照片能保留到现在，并在画报上刊发，非常激动，竟跑到图书馆去查阅，想要自己收藏起来，以作永久的纪念。没想到图书馆里的解放军画报哪一册都不少，惟独缺少这本七、八期的合刊。父亲非常遗憾地回到家里，不停地抽闷烟，一句话也不说。当时我劝父亲，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找不到就算了。父亲抬头看看我，只说了三个字，你不懂！
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也到了父亲当时的年龄了，开始怀旧的我，也真正理解和体会到了父亲的那句“你不懂”的真正含义了。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因为在父亲的眼里，那张照片的分量很重很重！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用血与火，青春与生命融和在一起的，永远也撕解不开的情结。因为那张照片里，有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牺牲在日寇枪口下的亲如兄弟的战友。照片记录的不仅是时代的风云，还承载着他曾亲身经历过的难忘的岁月，承载着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忘我献身的宝贵精神。
今天，我想把我所知道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历记录下来，这些故事，有些是听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亲自讲述的，有些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回忆录中的片段。就用这些文字，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来表示我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深深的怀念和敬仰！
一、参加了人民自卫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与猖狂的日寇展开了激战，从而拉开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我父亲当时正在天津河北大街上的一个小作坊里当学徒，虽然离打仗的地方还隔着二三百里地，可报纸上天天登载的都是中日开战的消息，街面上的人们相互传说的也是中日开战的话题，整个天津城都笼罩在了人心慌慌的气氛中，社会处于一片战争的恐慌之中。市场日见萧条，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师傅就给了我父亲两块钱和一些干粮，让他自己想办法回家乡。
十五岁的父亲背着一个小包袱，孤身一人踏上了归家之路。但他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想搭船，可哪一条船上都满载着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军队，乱哄哄的，根本上不去，也不敢上。万般无奈下，父亲就沿着子牙河的大堤向家乡的方向走去。因为父亲知道，来天津的时候，就是从子牙河乘船来的，那么只要顺着河堤走，肯定会越走离家越近的。
沿途的景象，让父亲感到了战事的严重性，因为不论是船上，还是大堤上，看到的尽是推车挑担、拖家带口的难民和狼狈不堪的败兵。父亲夹杂在难民和败兵的人流里，饿了，就啃一口已经馊了的干粮；渴了，就捧起浑浊的河水解渴；困了，就找个树阴，往地下一躺，迷糊一觉。一路走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家乡的地界。也正是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发现有一只军队正迎着难民和败兵急速地往北开进。父亲感到十分奇怪：这是什么军队？怎么别的军队都是往南逃，他们怎么往北开呢？北面的日本人可凶着呢！他向逃难的人们打听，知道了这是东北军吕正操的部队，往北开是去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几天来，父亲看到的都是一群群乱七八糟，没有军纪的败兵，唯有这支军队，迈着齐整坚定的步伐，义无返顾地往北开进。这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不知道走了几百里，也不知道走了几天，父亲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踏进了家门。看到父亲平安归来，正在牵挂着孩子的安全而坐卧不安、焦虑万分的奶奶一把搂过父亲，流着眼泪说，你可回来了，这兵荒马乱的，咱以后哪也不去了，就好好在家待着。可奶奶哪里知道，经过一路回家的所见、所历，父亲已不是那个小学徒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找到那支勇敢北上的军队，参军打日本鬼子去！
父亲回到家不久，正好就赶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村里招兵。父亲跑去一打听，正是他所牵挂着的勇敢向北开去的吕正操领导的那支部队。父亲激动得不行，苦苦地说服了奶奶，与村里的几个伙伴一起报名参了军。这支部队的名称叫冀中人民自卫军，也就是后来在八年抗战中赫赫有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前身。父亲说，当年他与伙伴们参军走的时候，村里派了一辆大车来送他们。奶奶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着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想着给家里捎信啊，记着要常回家啊。马车渐渐走远了，坐在车上的父亲看到奶奶依然站在村口，一动不动地望着。奶奶一定不曾想到，父亲这一走，就是整整的八年，别说回家了，就连信都因为条件不许可而没有捎过一封。而待到母子二人再次相见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抗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父亲的家乡也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了。
当年，因为父亲年龄小，只有十五岁，就没有把他分配到战斗部队里，而是安排到了修械所，也就是兵工厂，在翻砂股当了学兵。据父亲回忆，这个修械所当时有九百多人，骨干多是从太原、北京、天津来的技术工人，还有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和从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修械所的任务除了修理枪支以外，主要就是生产手榴弹、地雷、迫击炮弹、刺刀、大刀，还生产少量的中正式步枪。从此，父亲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经受着考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文革期间，造反派莫名其妙地让父亲写检查，要他交代当年是如何参加革命的。父亲在检查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来招兵的人宣传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领导人是吕正操，是专打日本鬼子的抗日队伍，而且每个月还发两元钱的军饷，于是我就报名参了军。”没想到这一下可惹了祸，造反派马上贴大字报提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质问：一、你为什么不参加八路军而参加大军阀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二、你参加革命是为了两元钱军饷还是为了抗日？爸爸后来怎么解释的，又是如何过了这一关的，我不清楚。我只记得当我看到那张大字报后问父亲，那时候是否真的每个月有两元钱军饷时，父亲回答我说，确实有两元钱的军饷，但只是在刚参军时发过一次，在以后抗战期间的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正式发过一次军饷。
二、父亲的骄傲与自豪
著名的游击队之歌中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歌词，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战鼓和精神食粮，但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精神因素。因为事实上，前线部队急需的大批武器弹药，都是由自己的兵工厂生产的，尤其象地雷、手榴弹、炮弹等这些极易消耗的弹药，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生产。只靠打仗缴获敌人的装备来补充，毕竟数量有限，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保证。
父亲在兵工厂当的是学兵，实际上就是学徒。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是翻砂工，主要是浇铸地雷壳、手榴弹壳和炮弹壳以及一些急需的机器上的零部件。父亲的师傅叫王修竹，是从北京的一个工厂回乡参加革命的技术工人。王修竹是带着自己十三岁的儿子一起参军的。在站队出操时，王修竹站在头一个，他的儿子王子延站在最后一个，既是爷俩，又是战友。一时间，他们父子参军的佳话曾经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王修竹的翻砂技术非常精湛，他来到部队后，改革了许多落后的翻砂工艺，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是当时修械所里难得的技术骨干，参军后不久就担任了翻砂股长。技术上，他对我父亲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使得父亲较快地掌握了翻砂、造型、烧洪炉的基本技术；在生活上对父亲更是关怀备至，象慈祥的长辈一样。后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部队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王修竹同志将敌人的火力吸引到了自己身边，使部队安全转移出去，他自己身负重伤，最后壮烈牺牲。这位优秀的翻砂铸造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化做了滚滚的铁水，铸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每当父亲缅怀起这位既是长辈又是师傅的战友时，总会长长地叹一口气，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
记得有一次，在父亲又和我谈起过去的往事时，我有些遗憾地对父亲说，您还参加过八年抗战哩，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有见着，要是能像你师傅王修竹烈士那样，真刀真枪地与敌人拼杀几场该多过瘾啊！刚说完我就有些后悔了，怕伤了父亲的自尊心。父亲听后不但没有气恼，更没有反驳我，反而流露出了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既骄傲又自豪的神态。父亲说，我是没有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过，可我生产出的炮弹地雷手榴弹可见过不少日本鬼子！我再告诉你，一分区扬成武的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迫击炮弹，就是我亲手浇铸的！
那是1939年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1500余人，由涞源经雁宿崖向黄土岭进犯，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扫荡”被我八路军冀中军区扬成武部包围在黄土岭一带，慌乱中，日军的阿部规秀中将把指挥部设在了一个十分暴露的独立院落里，被我军及时发现，几发迫击炮弹发射过去，当场就炸倒了好几个鬼子，其中就包括这个极为狂妄、心狠手毒的阿部规秀中将。没想倒，这个让日本人称之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阿部规秀的灭亡，里面还有父亲和他战友们的功劳啊！黄土岭战役结束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曾因此对父亲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通报表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亲自上战场拼杀，但他们同样是在用辛勤忘我的劳动甚至于生命参加了战斗，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三、小八路不如老红军
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对冀中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和疯狂扫荡。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将修械所的机器设备坚壁起来，避开敌人正劲的锋芒，与进攻中的敌人打游击。据父亲回忆，一九三八年底的那次反扫荡，他们的械修所，主要是跟随大部队每天急行军，在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一带与日寇周旋。那时，部队给父亲他们修械所的每一个战士都装备了一支马枪，一把大刀，还有两棵手榴弹，随时准备和敌人打遭遇战。当时的反扫荡战斗尽管很激烈，很残酷，然而，在反扫荡的战场上，也让父亲见识了一些英勇善战的铁血男儿，给父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在那次反扫荡中所发生的一件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父亲从语气到表情都洋溢着浓浓的赞许：在一次行军中，父亲所在的部队与贺龙师长所率领的120师相遇，让父亲见到了那个出生于湘西的传奇人物与他所率领的将士们。父亲说，这个由贺龙师长从家乡带出来的部队的战士个子都不太高，大多数都比较瘦小，而看上去却精干强悍，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非常高昂。他们高声大气地说着自已家乡的方言，外人听着叽里呱啦的连成一片，一句也听不懂。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知道，这支部队大多数的指战员，都是跟随贺龙师长从南方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别看干干瘦瘦的，那可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很多人更是从湘西贺龙师长家乡跟来的老乡，打起仗来非常厉害，有股湘西人不怕死的蛮劲。
这一次，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也让父亲他们见识了这支老红军部队的英雄本色。父亲说，那一天，部队正在行进中，天空突然出现了几架鬼子的飞机，部队吹响了防空号。在紧张的防空号声中，父亲和战友们马上就跑到路边的沟沟坎坎里隐蔽起来，望着在天空呼啸的敌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可就在这时候，伴随着敌机的嗡嗡轰鸣声，暴发出了一片哄堂的大笑声。父亲觉着好奇怪，偷偷抬头一看，却见贺龙师长所率120师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鬼子的飞机当回事，仍然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那笑声就是他们发出的。父亲说，他们边快步如飞地走着，边还望着一排排慌乱地卧倒在路边土沟里的战士们大声笑着说：快起来吧，鬼子的飞机拉不下硬屎的！哈哈！面对如此豪气冲天的南方兵，搞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灰溜溜的，很不好意思。虽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大多也都当兵一年多了，按理说也是老兵了，应该见过不少阵势了。但见到这些跟随贺龙师长走过长征路的120师的老红军们，他们的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的气概，着实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大家冲着120师的部队一个劲地伸出大拇指，每个人都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咱这些北方的小八路，就是不如人家老红军啊！何况又是跟随贺龙师长长征过的南方兵！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还不知道，当时120师这支威武之师的出现，并不只是路过此地，而是给那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挖掘坟墓来的。
果然，没有多久，著名的齐会战役打响了，英勇的120师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大量施放的毒气，如同出山的雄狮一般，一举歼灭了七、八百日本鬼子，取得了出师冀中的第一个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战斗结束后，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庆祝齐会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在会上，父亲有幸见到了贺龙师长，聆听了贺龙师长的讲话。父亲说，贺龙的长相十分俊朗，留着一撇小胡子，双目炯烁，神采飞扬。当时会场上没有麦克风，但贺龙师长站在简易的台子上，那洪量的带有浓重湘西口音的声音，竟使在场的上万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他的讲话极富感染力，使得每一个聆听他讲话的指战员们都士气振奋、情绪激昂。父亲感叹道：嘿！那才是带兵打仗的真帅才呢！
在那次反扫荡斗争中，虽然我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但终归敌众我寡，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敌人几乎将冀中的所有县城都占领了。形势的变化，非常不利于修械所这样的非战斗部队在大平原上开展工作。于是上级命令父亲所在部队转移到了路西（即京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山里。没有想到这一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太行山里竟整整战斗生活了六年。在这六年时间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经历了缺吃少穿的磨难，经历了日本鬼子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人祸，以及亲密无间的战友们的生离死别。用父亲的话说，那是度过了人生中最最艰苦，又是最最难忘的一个阶段。
父亲说，当初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命令，必须要坚守自己所在的修械所的工作岗位，他真想跟着贺龙师长的120师的那帮老红军，去前线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四、太行山中的艰难岁月
父亲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支我们在太行山上了，特别是在唱到“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时，每每都会情不自禁地自己给自己打起拍子，人也显得有了精神，歌声也更加铿锵有力了。虽然父亲唱歌有些五音不全，节奏也不太准确，但父亲那如醉如痴，完全投入的神情，却让人感到，父亲已经沉浸在对当年的岁月深深的怀念之中去了。父亲生前也多次提起过，要到太行山去一趟，到他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重温过去的岁月，祭奠牺牲的战友，与曾经帮助过他的老房东和可敬的乡亲们叙叙旧。可由于身体的原因，最终也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为了父亲终生的遗憾！也使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后悔与自责。太行山啊，你到底有什么魅力，竟让已经年迈的父亲如此的魂牵梦萦，思绪绵绵？！
一九三九年，由于战时形势的变化，父亲他们的修械所转移到了太行山区大山深处的河北唐县一带。部队修整了几天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生产需要的机器设备都坚壁在了冀中，所以，父亲他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将机器、工具、原材料等都准备齐全，已经具备了开工生产的条件了。在那太行山深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摩拳擦掌，准备痛快地大干一番。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降临了。
一九三九年夏季的七、八月份，整个华北地区处在阴雨连绵之中，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就连当时华北最繁华的大城市天津，也淹泡在了洪水之中。那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季啊，据父亲回忆，一开始是多日不停的连绵细雨，然后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雨。先是由暴雨引起了山体崩塌，接着泥石流与洪水就呼啸着滚滚而来。洪水将父亲和战友们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机器、工具、原材料，以及厂房和营房全部洗劫一空，甚至连周围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被洪流席卷而去。洪灾后的大地、山川、村庄，一片狼籍，满目苍痍。便是当地老百姓也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万幸的是，父亲他们的部队，除了几个战士被坍塌的房屋砸伤以外，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父亲说，为了躲避洪水，部队撤到了一个山坡高地上。那是座光秃秃的山，山上根本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连续多日的暴雨中，他们每个人都是披着早已湿透了的棉被，任凭着风吹雨淋。山下是滚滚洪流，天空是翻滚的乌云，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度过了几个昼夜。更为严峻的是，山洪的爆发使交通彻底断绝，也使部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给养的供应。由于部队没有多少存粮，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一顿稀饭对于战士们又能顶什么用呢？于是，那段日子里，父亲他们整天都处在饥饿中。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大家就采山杏和树上的嫩树叶充饥。洪水、淫雨、饥饿，再加上无法睡眠，许多战士都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全体指战员竟没有一个人喊苦，也没有一个人丧失掉革命军人的意志。父亲说，当时大家的情绪主要就是惋惜和发愁：惋惜的是花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做好了开工生产的准备，让一场洪水冲得一干二净；发愁的是如果要再恢复到能够开工生产的条件，会更加艰难了。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坚持了一段日子后，部队终于与上级取得了联系，救命的粮食也送到了。说是粮食，其实是上级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兄弟部队调剂过来的麦麸。而且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六小两的定量。小两，是老的计量方式，十六两为一斤，六小两只有现在的四两左右。就是这六小两，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因为部队驻地附近的乡亲们也已经普遍断粮了，每个战士每天还要从定量中省出一两麦麸来，救济受灾的乡亲们。父亲说，这次的困难是暂时的，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月，条件就逐渐好起来了。而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的冬季，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施行的蚕食政策，使得根据地缩小了许多，加之敌人对我根据地在经济上又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巧的是根据地的年景也不太好，粮食歉收，使得太行山根据地经历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在伙食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了。部队的伙食基本上以黑豆为主，菜就更简单了，就是萝卜干盐水汤。父亲说，刚开始吃黑豆的时候，大家都挺新鲜的，到后来吃的大家口中发涩，上火解不出大便来。而且就是这样的伙食，还必须要节约出一部分口粮来去救济难民。部队就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深有感触的说，别看那时候条件这么艰苦，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非常理解，毫无怨言，仍然以十足的干劲积极进行生产，而且照样连连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父亲说的，我完全相信，因为在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队伍面前，任何困难都会被他们战胜的！
说起当时的艰苦来，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有一种针扎似的心痛：一次，父亲与一个战友下山去执行侦察任务，途中遇到了一个卖油条的，那好久没有闻到过的油条的香味儿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可把父亲他们馋坏了！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一人买一根油条解解馋。可两人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凑出来的钱只够买一根油条，最后父亲和那个战友只能一人吃了半根油条。那个战友边吃边说，他妈的，这油条真香真好吃，等打完了日本鬼子，老子先把油条吃个够！然而，父亲的这个战友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他在两年后的一次反扫荡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父亲心情沉痛地说，那半根油条，是他吃到的最后一次油条啊！
五、父亲的奖章
父亲有一个精致的小药箱，里面有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小方格。父亲说这个药箱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战利品。父亲除了用这个药箱存放家中必须的药品以外，还专门用一个方格来盛放他的奖章。奖章一共十二枚，除去父亲母亲各一枚华北解放纪念章和母亲在战争年代获得的两枚奖章以外，其余八枚，都是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获得的名副其实的军功章，用父亲的话说，是有着极高的“含金量”父亲有事没事的，总喜欢把他的这些“宝贝”拿出来摸摸、看看，那一刻，他的神情总是显得那么自豪和骄傲。我能读懂父亲的目光；面对那一枚枚奖章，就是面对他在八年抗战日子里的风风雨雨，面对那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的青春岁月！
遗憾的是，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有十枚奖章和纪念章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只剩下了两枚。父亲心疼得连饭都吃不下，一个劲地催我，让我再仔细寻找。我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像过筛子一样地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记得在丢失的奖章里，最珍贵的，是一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还有一枚瓷质的拳头形状的奖章，上面刻的是英文字母。父亲说，那是一枚“青年英雄”奖章。而幸存下来的这两枚奖章，一枚是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另一枚就不知道是什么奖章了。后来这两枚奖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抗战纪念馆开幕时，曾经被征用过，拍照存馆后，又送了回来。
因为搬家丢失奖章这事，父亲难过了好长时间。是啊！这些奖章，是党和人民对父亲在抗战期间所做贡献的褒奖，是父亲用青春和汗水，甚至于鲜血换来的荣誉，每一枚奖章里都有着一段令人感怀的经历，每一枚奖章，都能让父亲回想起那烽火连天，虽然艰难困苦，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难忘的岁月。
一九三九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太行山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洪水过后，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克服了罕见的洪水带来的重重困难，终于又可以开工生产了。父亲和战友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投入到了紧张的生产中去。父亲说，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多生产一枚手榴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刚开始恢复生产时，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到后来，大家把工作时间自动延长到了十二小时，十六小时，十八小时，甚至二十小时。手榴弹的月产量也随着越来越高昂的士气和干劲而飞速上升，从开工生产第一个月的一万五千枚逐月递增：两万枚，三万枚，四万枚，八万枚，直至上升到了十万枚！
1940年的秋天，我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集中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石太铁路沿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随着战役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对弹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支援百团大战的顺利进行，保证前线作战部队有充足的弹药供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开了！谁也不回去睡觉，而是在岗位上连轴转了。实在累了困了，就找个地方迷糊一下，然后又接着工作。有一天，在一次出铁水时，一个战友一不小心，用捅火的铁钎子将父亲的两颗门牙捅掉了，上嘴唇也被捅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父亲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父亲吐掉嘴里的两颗断牙，拿袖子抹一下血，用下嘴唇抿住上嘴唇，二话没说，又投入了战斗。用父亲的话说，那时候，我们都豁出去了，可真的是在拼命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去忘我战斗，终于创造出了奇迹！竟使手榴弹的产量连续数月达到了破天荒的二十多万枚！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仅用革命战士的鲜血和汗水，还以超出人体极限的惊人毅力，强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的顺利进行。当时，军区领导知道了父亲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工作奇迹，感概不已地连说：这也是血与火的战场啊！有了你们这种献身精神，抗战必将胜利！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战友在与父亲一道说起当时的情景时对我说：那时候，你爸爸干活干的都成了傻子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走路都是迷迷糊糊晃晃悠悠的！爸爸听后笑了起来：还说我呢，有一次，你累得躺在料堆上，睡得像死猪，害的我们没有办法取料，推你也不醒，最后往你脸上泼了三瓢凉水，才把你叫醒了！说完，两位老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听着两位老人痛快爽朗的大笑声，我如同听到了那来自战火纷飞的岁月的英雄礼赞，听到了来自父亲与他的战友们血液里的潮汐声！那时候，青春年少的父亲，以他清湛的技术和超人的工作干劲，成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不论是在平时的工作上，还是在完成上级下达的突击任务中，父亲总是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由于长年工作成绩突出，父亲多次立功受奖，一共得到了八枚奖章。而最为珍贵的那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的获得，还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呢！
那是一九四二年初，日寇占领了太行山区曲阳县的灵山，生产用煤的来源也由此被敌人切断了。由于化铁用的焦碳，正是用曲阳灵山煤矿出产的烟煤炼制的，没有煤，就炼不成焦碳。没有焦碳，就不能开工生产。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前方的部队连连告急，急需弹药补充，一方面，没有了焦碳的来源，就不能开工生产。就是在那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父亲带领战友们昼夜刻苦钻研，经过多次试验，最后借鉴农村普遍流行的铸造铁铧犁的土办法，采用太行山区阜平县炭灰铺出产的石碳，将大化铁炉改为了小化铁炉，使用大风箱吹风，最终获得了成功。当通红的铁水从炉里流出的那一刻，整个部队都沸腾了，大家欢呼着把父亲举了起来。上级首长也骑着马赶来了，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你立了大功了！
于是，部队很快就建起了六个小化铁炉，日夜不停地生产。一个炉组每天可以生产成品手榴弹二百四十枚左右，一个月的产量竟达到了四万多枚，使前方部队的弹药得到了及时的补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确定你的试验成功的时候，你当时是个什么心情？父亲很平淡地回答了我两个字：高兴。我接着问：就没有别的想法吗？这次父亲非常痛快地回答了我三个字：想睡觉。
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父亲作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光荣地参加了那次盛会。据父亲回忆，在那次群英会上，不仅见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首长，聆听了他们的讲话，还见到了名震晋察冀边区的，被授予了“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的戎冠秀妈妈和许多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父亲很诚恳地对我说，比起他们的事迹和功劳来，我这点成绩，又能算什么呀！
一九九五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前夕，父亲因病与世长辞了！由于考虑到父亲的战友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且大多体弱多病，所以没有将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他们。没想到一个月后，有一个老战友打来电话，兴冲冲地说过一会儿要来家中探望父亲。看来瞒是瞒不过去了，我只能说了实话，告诉这位老人，父亲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了，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通知他的原因。老人呀了一声，电话里就没有了声音。过了好半天，才听见老人叹了口气说：你爸爸可是个大好人啊！他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英雄！就说那一年为了搞那个“小化铁炉”的试验吧，那些日子，他差点把自已都快变成一块炼铁的焦碳
六、残酷的反扫荡
一九九一年，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老战友来看望父亲，在我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自从抗战胜利前夕分别以后，老哥俩已经有四十七年没有见面了。四十七年啊！当年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顿能吃三大碗高粱米饭的两个小八路，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吹蚀成了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半碗米饭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的七旬老人了！战友相见，分外激动和亲热，要说的话更是没完没了：吃饭时说，到景点游玩时说，休息时说，晚上睡觉，俩人躺在床上，仍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上他大半夜。
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老战友端起了酒杯，想要说些什么，可犹豫了片刻，又将酒杯放下了。父亲笑了：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呗。听父亲这么一说，老战友端起了酒杯，一仰脖，干了。好，我说，我对你有意见，这意见在我心里可整整憋了五十年了！你还记得四一年那次反扫荡的事吗？父亲也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将老战友的酒杯满上：怎么不记得，记得真真的呢！老战友神情显得很委屈，语气里透着质问：那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上山侦察？为什么不多派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一杆枪，也没有几颗子弹，碰上敌人，你让我怎么办呢？这不是让我白白去送死吗？噢！父亲恍然大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是这事啊，你啊，你啊，真有你的啊！怎么现在才提出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当时，哼，当时我敢提吗？我敢不服从吗？你当时急成那样子，我要是不服从命令，你还不把我枪崩了！看着老战友认真的样子，父亲的表情也严肃起来：那时也是没有办法啊，不让你去，你说让谁去？我们那十几个人，大都是伤病员，就咱们两人还利索点，当时情况不明，又是那么紧急，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况且你的侦察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嘛，让大家脱离了危险。为了这个，你不是还立了功了吗？老战友听罢，点点头，释然地笑了，又端起了酒杯：来，咱们干！于是，两个老人又将五十年前的那桩往事翻了出来，使我也得以了解到了父辈们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残酷异常的反扫荡斗争中的经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寇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疯狂大扫荡。这次扫荡与以往的任何一次扫荡都不同，敌人采用了“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建设，要来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被奸淫屠杀的老百姓不计其数。根据地几乎所有的村庄和山头，都惨遭日寇的蹂躏践踏。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为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将父亲他们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与敌人在大山里周旋。部队依然是将机器设备坚壁起来，将人员分成了几部分，各自为战，父亲当时担任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领导交给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带领十六位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父亲的这个老战友就在父亲的连队。上级对父亲的要求是：不论用什么办法，不论怎么走、怎么藏，反扫荡结束时，这十六名伤病员一个人不少就是胜利！
当时，敌人已经深入到了太行山的腹地，气焰非常嚣张，到处都是鬼子。而父亲他们没有情报来源，与鬼子在太行山中周旋时，随时都可能和敌人遭遇。一次，父亲他们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鬼子，于是就想赶快翻过山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在这时候，从山上跑下来了一群老百姓，据他们说，山上似乎也被鬼子占领了。但老百姓说的很含糊。父亲为了弄清情况，就决定派一个人先去上山侦察一下，然后再确定往何处转移。当时，就派了他的这个老战友去执行这个任务。侦察结果，山上没有发现敌情。于是，那一次，大家顺利地翻过了山，摆脱了危险。父亲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这个决定，竟让老战友在心里记挂了五十年！
不知两位老人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往日的峥嵘岁月又使老哥俩热血沸腾起来，我看到他们满是苍桑的面容，此刻却浮上了红晕。父亲又给他的老战友敬了一杯，说，那次让你一个人去侦察敌情，也是不得以啊，你想想，我肩上压着十六条伤病员生命的担子啊！老战友乐呵呵地说，其实，那次的事，我也清楚，我不去，也就没人能去了！据二位老人回忆，那次他们带着十六个伤病员，在反扫荡的日子里东躲西藏的，可是历经了许多次的惊险。
一天傍晚，父亲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的小村庄。说是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是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四室同堂的家庭。通过侦察和了解，周围没有敌情，于是就决定在半山坡的一片枣树林里露营。由于连续多日不停地在大山中与敌人周旋，大家都非常的疲劳，胡乱地吃了几把炒面就躺在地上睡觉了。虽然还是深秋，可山中气候已经很凉，为了暖和一些，大家就互相拥挤着，睡得很香。到午夜时分，猛听见有人轻声而急促地在喊：同志，快起来，鬼子来了！大家呼啦一下就站了起来，发现是山下那户人家的儿子儿媳两位老人站在眼前，正焦急地看着父亲他们。原来，这一家人看到八路军在山坡上宿营，十分不放心，两位老人就不敢睡觉，一直在门外悄悄替父亲他们望风。而父亲他们自己放出去的岗哨，由于过度疲劳，抱着枪靠在树干上睡着了。偏偏这时候，敌人真的就悄悄地顺着山沟，朝父亲他们所在的这个方向搜索过来了。那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发现情况后，马上叫醒全家人，又赶忙跑到这里送信，通知父亲他们转移。这时候，那一家人扶老携幼地也赶来了。由这户人家的儿子当向导，父亲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来到一个安全隐蔽的山洞，才在那里安下身来。好悬啊，多亏了两位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报信，父亲他们这些以伤病员为主，除了手榴弹没有几只枪的队伍才没让敌人包了饺子。
两天以后，当父亲他们和这一家老小回到那个小村子时，这家老乡的房子已经被鬼子烧毁了，只剩下断壁残墙。老乡家里的粮食以及饲养的鸡和兔子什么的，一只不剩地都被鬼子掳去了。看着这惨况，父亲和战友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非常难受。父亲带着一帮伤病员帮着那户人家，在废墟中收拾出一个暂时能够避风栖身的地方。大家又将自己的干粮匀出了一半留给了那户人家。父亲还拿出一张空白粮票，在上面写上了二百斤小米，将干粮和粮票都交给到两位老人手上，心里这才好受一些。
父亲身上的空白粮票，是当时部队为了解决给养问题而采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既在一张纸上盖上部队的公章，就成了空白粮票了。当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借了粮食后，就将空白粮票填上数目，签上名，老百姓就可以凭这张粮票直接找地方政府，取回同样数量的粮食或者钱款。父亲说，当时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放着一沓空白粮票，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丢失了。
那次反扫荡结束后，父亲负责的这支主要由伤病员组成的队伍没有伤亡一个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父亲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还立了功。父亲说，他虽然立功受表扬，但向领导口头汇报和写书面总结的时候，父亲都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没有那两位可敬的老人，恐怕我们一个人也回来不了！
虽然父亲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反扫荡任务，没有牺牲一个人，可父亲所在的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却遭受到了自组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将这段经历清楚地写在了回忆录里。
反扫荡的日子接近中后期时，天气冷了起来，可这时候，部队穿的还是秋天的单衣。由于敌人的疯狂破坏，使得当地的经济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就地解决冬装已经是不可能了。于是上级决定，由一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同志组成一个临时连队，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到一百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去背棉衣。
背棉衣的队伍出发不久，就在一个叫枣儿沟的地方与敌人遭遇，进行了一场恶战。父亲的师傅，翻砂股股长王修竹同志，就是在那场遭遇战中，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牺牲的。经过这次战斗，连队稍做休整后，又继续出发。不料，在一个叫大南沟的地方又被敌人包围。当时形势对我非常不利，部队虽冒着枪林弹雨拼死突围，无奈敌人居高临下，装备又好，火力甚猛，最后虽然拼死突围出去，但部队也负出了惨重的代价，竞有近七十位战友壮烈牺牲。我看到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连队四位带队的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冒死突围，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青年干事李子文同志，在突围的部队遇到一块石壁挡住去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人梯，让大家从他身上踏过去，使部队安全地突围出去，而他自己却身中数弹，倒在了这块石壁下。”当我看到这几行字迹时，心里如海涛翻滚，似看到了在枪淋弹雨中，一个个英武不屈的身影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可以说，太行山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岩石上，都洒满了先烈的热血。
在那次残酷的反扫荡结束后，分散打游击的部队陆续来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当大家看到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亲密战友的时候，无不悲痛万分！他们呼喊着一个个战友的名字放声痛哭。父亲说，那一天，无论领导怎么劝说，甚至于发出了命令，可大家还是谁也没有吃饭。在那万分悲痛压抑的气氛中，谁还能吃得下饭呢？
后来，部队在一个山岗上，为这些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和表彰他们英勇事迹的祭文。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可父亲还清楚地记着许多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王修竹、李子文、张增云、解其英、田士敏、王振声、马聚海、白小乱、张运良、曹友吉、郭世荣、巍巍太行山，你可还记得这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一去不复还的壮士们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我知道，在太行山上的年年春色里，英雄的生命早已化作了那遍地怒放的鲜花！
七、在战火中的抗大二分校
父亲曾给我讲述过他在抗大的一段惊心动魂的经历。当时，父亲是在抗大二分校爆破队学习，那正是日寇进山大扫荡的时候，学校差不多每天都要转移一次。为了随时摸清敌情，以便在必要时，为学校安全、顺利转移赢得时间，学校每天都派人外出侦察敌情。有一天，是父亲奉命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回来时天色已经黄昏。等他回到了驻地时，傻了眼：学校早已经转移了，整个村庄人去屋空！父亲焦急万分：学校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按说，转移的地点不会太远，应该就在哪个山角落里。父亲要找，并不是太难。但是，他的夜盲症老毛病又犯了，一到晚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以往夜间行军，有学员帮助，只管跟着队伍走，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今晚父亲是孤身一人，两眼一摸黑，即使是知道学校转移的具体位置，他也无法走到那里啊！而此刻，远处传来了时紧时稀的枪声，父亲知道，那是敌人正在朝这里过来了！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把心一横，摸索着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干脆坐了下来。他把插在腰带上的两棵手榴弹抽出来，将拉环套在了手上，就在山坡上静静地等候着。父亲说，那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反正走不了啦，只等鬼子过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枪声越来越近时，父亲的心里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平静，坐在山坡上，等着那一刻的来临。就像一个农民坐在山坡上等待日出、日落一样坦然！
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父亲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父亲想：难道是鬼子上来了？父亲赶忙将两颗手榴弹抱在怀里，随时准备着拉弦。忽然听见有人问话，你是谁，哪部分的？父亲一听，声音很熟悉，心里那个高兴啊，这不是我们学员队的那个老炊事员的声音吗！这个老炊事员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一见是父亲，就一个劲地埋怨说：学校早已经转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傻坐着？当他知道是父亲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而走不了时，立即找来一棵树枝，一头递给父亲，一头自己拿着。老炊事员走在前面牵着父亲，将父亲安全地领到了学校转移后的新驻地。事后，父亲听说就在他俩刚离开不一会儿，敌人就将那个村子占领了。好玄！
父亲从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部队。从此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在危急时刻使他绝处逢生，救了他性命的那位抗大二分校的老炊事员。父亲说，那次如果不是那位老炊事员在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
父亲被老炊员送回学校的第二天早晨，学校又开始转移。一开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是正常速度的行军，可不久就传来了命令，说是敌人已经尾追上来了，让带枪的学员马上往回赶，到队伍的后面集合，掩护学校其他学员转移。又过了不一会儿，突然枪声大作，负责掩护的部队与学员们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跑步前进，摆脱敌人的追击就是胜利！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简直就是百米冲刺。百米冲刺还有个头，跑过一百米就可以停止了。可那时候，不论你已经跑得有多么的累，行军速度始终都在加快、加快！
父亲所在的这个学员队，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从野战部队来的连、排长，都是打仗能手。他们哪里受过让敌人这样追着跑的窝囊气？他们一边跑一边就发牢骚：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只有我追着敌人跑，怎么今天倒让敌人追着我跑呢？有的还嘟囔着：我不干了，明天就打报告回部队！可牢骚归牢骚，他必须得跑，因为这是命令！
与父亲同在一个学员队的，有一个姓王的学员，跑着跑着，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很可能是骨折了，一步也不能走。两个学员就搀着他跑，到后来干脆就拖着他跑。这位学员一看离队伍越来越远了，他怕拖累了战友，就对搀扶他的两个学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快跑吧，鬼子快追上来了！两个学员哪能丢下自己的战友呢？没有理他，仍然拖着他跑。于是，他就猛力挣脱开两个战友的搀扶，就势往地下一滚，大喊一声，躲开！那两个学员一看，他已经将别在腰上的手榴弹拉着了火，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轰的一声，这位学员用自己的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感慨地说，真是个好同志啊！他宁肯一死，也不愿拖累和影响了其他的同志。要知道，在当时，多一个人活下来，就多一份胜利的保障啊。
这位学员牺牲了的消息很快就在队伍中传开了，队伍里发出了一片惋惜的声音。父亲讲，当时不知是谁还说了一句：真可惜啊！他刚满十九岁，还不是党员呢
八、告别太行回故乡
一九八六年，已经离休的父亲对我说，想回保定乡下的老家看看。我考虑父亲年纪大了，担心他在路上受劳累，就想找单位要一辆车送父亲回家乡。父亲却断然拒绝了，说，我们回家是私事，怎么能找公家要车呢？再说我已经退下来了，是个老百姓了，就要规规矩矩过老百姓的日子。最终，我只好陪着父亲坐火车到保定，然后转乘长途汽车，在离老家十几里地的公路下了车，由老家的叔伯哥哥，赶着一辆小毛驴车，把我们接到了老家。
村里乡亲听说父亲回来了，都纷纷前来探望，狭窄的乡下老屋子里挤满了老少乡亲。父亲与大家一起抽着烟，喝着茶，亲亲热热地说着往事。平常日子里，父亲对我们兄弟秭妹要求极为严格，我们在这位威严的“老八路”面前，也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但是，想不到父亲一回到故乡老家，融入家乡的父老乡亲中间时，竟是这般随和可亲，看上去还有些“老天真”的可爱。
这时候，一位父亲儿时的伙伴突然叫着父亲的小名问道：你这是咋的了，咋坐着小毛驴车就回来了？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年，你第一次回家时，可是带着个勤务兵，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那会儿多威风啊！都说你在城里当上了大官儿了，咋这次回来就乘小毛驴车回家了？父亲哈哈大笑：老哥哥啊，你看，这小毛驴车不是挺好的嘛！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的，这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又欣赏家乡的风景，又不累，好得很啊！父亲的确是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个“勤务兵”回过一次保定乡下的老家。那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也是父亲自十五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后，直到日本人投降后的第八年。
在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八路军已经对日寇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冀中地区的大批村庄得到了解放，重新建立了人民政权。遭到了狠狠打击的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大一些的据点里，轻易不敢出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二届群英会。父亲又一次光荣地参加了这个群英汇粹的盛会，又一次获得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奖章。不久，父亲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调父亲去冀中八分区修械所担任所长。一九四五年初，离家将近八年、在太行山里战斗了整整六年的父亲，终于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中大平原。
据父亲说，分区修械所的工作性质，与他以前所在部队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也是修理枪炮，制造地雷炮弹手榴弹。由于形势的好转，各方面的供应有了一定的保证，连部队的伙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为了保证大反攻的需要，生产任务依然非常繁重，经常不分昼夜地生产。而且弹药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为了部队攻占敌人占据的城池和坚固的据点的需要，开始生产威力巨大的，重达几十斤的地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保证战斗部队的弹药供应，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紧张工作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群情振奋，欣喜若狂。部队和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曾几何时，日寇的嚣张与疯狂，使得美丽富庶，盛产棉麦的冀中大平原，满眼都是“炮楼连成线，公路连成网，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凄惨景象，老百姓饱尝了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与煎熬。现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终于赶走了侵略者，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兴高采烈地扭着大秧歌，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
就是那个时候，上级给了父亲两天假，让父亲回已经阔别了八年的家乡探亲。为了确保安全，还派了一个通讯员与父亲同行。父亲他们从供给处借了两匹马，策马扬鞭，向几十里地以外的家乡飞奔而去。
父亲十五岁参军离开了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未脱、不懂世事的少年。经过了八年抗战生与死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军人，人民军队的基层指挥员。父亲说，当他骑着马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非常忐忑：和家里八年未通音信，家中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而且，家乡又被鬼子占据了好几年，敌人又非常的疯狂残暴，自己家又是抗属，会不会受到敌人的残害？惦念着家中的亲人不知是否平安，父亲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亲人的面前。
我的大娘曾经向我描述过父亲回家时的情景：当时大娘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父亲一步跨进门来，叫了一声大嫂，把我大娘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下，看着父亲连声地问：你是人还是鬼？把父亲一下子就问楞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正在屋里纺线的奶奶，听见动静赶忙跑了出来，一看见父亲，就嚎啕大哭起来，奶奶紧紧抱着父亲，边哭边说，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了你八年，惦记了你八年，盼了你八年啊！
原来，在一九四二年那次异常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村子里就有传言说父亲在五一大扫荡中牺牲了，再加上八年来父亲一直没有条件与家里取得联系，所以人们就都信以为真了。只有奶奶坚决不相信，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村里人，谁跟奶奶提父亲牺牲的事情奶奶都会翻脸。奶奶坚信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奶奶虽然这么想，但老人家的心却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悬着，整整悬了八年。
离别八年的母子俩终于相聚了，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奶奶问父亲，这次回来还走吗？父亲说，还要走，部队上工作很多。奶奶大度地点点头说，走吧，可记着常回家来啊！大娘说，自那年父亲回过家之后，每到交公粮的时候，不管家里富裕不富裕，奶奶都让多交半口袋公粮，村里的人问奶奶为什么要多交公粮，奶奶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我高兴！大娘对我说，其实奶奶曾经跟她说过，说父亲没有死，还在咱队伍上干呢，咱家就得表现得积极点，别让人家说咱八路的家属还这么落后。是啊！经过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的八年，父亲还平平安安地活着，还有比这个让奶奶更高兴的事情吗？！
我曾经问过父亲，在这抗战的八年里，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父亲深有感触地回答说，这八年，每天都是与死亡和艰难困苦为伴，总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真是度日如年啊！可那时候人们热情高，干劲足，非常团结，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和私心杂念，大家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干好自己的工作，好早一点打败日本鬼子
今天，当我面对着六十多年前的这幅父亲在抗战期间拼命工作的老照片，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那炉火的通红和铁水的滚烫！我觉得我的血液正与那通红的炉火和滚烫的铁水一起潮汐般地奔涌着，使那段历史在我的胸中不断回响！这一张照片，记载着我的父亲，一个老八路抗战八年的历史――那是厚重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其中一页。
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表示深深的敬仰与怀念！
祝健在的抗日老战士、老前辈们生活幸福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