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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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很漂亮，她是初三的上学期作为插班生来到我们班的。她第一次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曾使平静的教室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那些平时喜欢对女生唧唧喳喳品头论足的“坏小子们，”都被这位漂亮女生的那略显高傲的气质，惊讶得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当班主任把她介绍给了大家并让她坐到我旁边的空位时，男生们都向我投来了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到是从许多女同学处发出了唏嘘声。
我当时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了。“大风大浪”也是见过不少的。所以，面对已坐在了我旁边的这位新同学，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欢迎而已，然后就目不斜视地盯着黑板了。可当这堂课结束时，平时不爱出汗的我，衬衣后背已被汗水沁湿了一大片。
虹不爱说话，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起来非常悦耳动听。每当老师让她朗诵课文时，全班都鸦雀无声。她的朗诵抑扬顿挫，富有情感。后来我才知道，她从小学就在少年宫的朗诵班学习了。怪不得呢！
我们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我的内心也第一次有了异样的，难以形容的感觉
虹其实并不高傲，时间不长就和大家熟悉了。她很随和，不论谁和她说话，都会用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注视着对方，使人感到很亲切。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她在一起。课间休息时，她的身边总是围着许多男女同学。有的男同学甚至没话找话的也要和她说上两句。有时遇到可笑的事情，大家都在哄堂大笑时，她也只是轻轻地抿嘴乐一下。这时，她的两颊总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此时的虹是最动人的，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那轻轻一笑后的两个浅浅的酒窝。
虹的家在山西太原，由于在省里工作的父母有外事任务要出国一年，对这个独生女能否一个人独立生活不放心，而太原又没什么亲戚，于是就把她送到了天津的姑姑家。既可有人照顾她的生活，又可在天津继续上学。这就是她为什么是插班生的原因。
自命清高的我对如何与虹接触，煞费心思地给自己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不原则：“不主动，不冷淡，不热情”——虽然从心里我是最想和她接触的，可由于自己当时总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怕和女生过分接触会造成不好的“群众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啊！可当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动摇了我的想法，也使我那个“三不原则”土崩瓦解了。为了搞好班级的学习成绩，老师在上课时经常拿出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考大家，以提醒同学们注意复习。一次，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组汉语拼音，回过头来就点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到是挺快，可看着字母面熟就是读不出来。当时我真有点懵了，盯着黑板上的拼音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虹踢了我一下，轻轻地说出了读音，帮我解了围。当下课后我怀着感激之情向她道谢时，她只是淡淡地一笑，又接着收拾她的书包了。我感到了尴尬，想向她解释这些天来我的态度，可怎么说呢？难道还要解释“三不原则”吗？再解释可真成了“越描越黑”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走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投向虹的座位，看到她，我就会有一种很欣然的感觉。如果她哪一天没有来，或者迟到了，一种失落感就会油然而生，心里忐忑，上课都没有了精神。
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和虹都参加了。在紧张而又不乏欢乐的创作节目、排练到演出的过程中，我和虹之间也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相互之间已无话不谈了。这时的我，早已把“三不原则”忘得干干净净，而所谓的“清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左腿关节被砸成骨膜损裂，一条腿都被石膏裹得紧紧的，卧床养伤。虹与同学一起来看望我。别的同学都是安慰和问候的话语，只有虹一声未吭地坐在床边盯着我的伤腿。离开时，她才对我说：“我帮你补习功课吧。”听到这话，我是又激动又高兴，那使我呲牙趔嘴的疼痛感也顿时消失了大半。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虹都来我家帮我补习功课。她很有耐心，使我一堂课也没有落下。那时，一到晚上我就盼着虹的到来。以至于四十多天后，当大夫向我宣布，可以下地走路去上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回到家就问妈妈：“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闹的妈妈莫名其妙的，盯着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这孩子，是不是在家闷出病来了？”
也多亏虹的帮助，才使我的学习没有耽误，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
初中毕业后，虹回了太原，临走时要走了我家的地址。不久，我作为“特长兵”参了军。在新兵连里，我收到了虹的来信。信中说，她也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现正在北京代培。
光阴似箭，转眼四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相互帮助和鼓励是我们信中的主题。虽然我们都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但始终保持着那一份纯洁的友谊。
由于工作需要，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从山清水秀的南方，来到了满目荒凉的大戈壁滩。在一个到现在都不知是哪里的地方工作了三个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返回了部队。在通讯员给我保存的厚厚一摞信中，竟没有虹的来信。按照常规，每半个月准有来信的啊！一种不安的感觉向我袭来。
我给虹写了许多信，一开始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到后来，写的信被盖上“查无此人”的印章被退了回来。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曾一次次地在心底呼唤：虹，你在哪，你到底怎么了？
我从部队回津后，多方查找打听，始终没有得到虹的一点消息。
去年，我们组织了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学突然问我：“你还记得虹吗？”“怎么，你有她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位同学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地追问下，终于从这位老同学那里了解到了虹的情况：原来，虹在一次慰问地方群众的演出中出了事故，从舞台上摔了下来，头部负伤，昏迷不醒，经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有些呆傻了，在部队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待病情稳定后就复员回了北京。（她的父母已调到北京工作）这位女同学曾在北京的街头遇见过虹，而后又互有来往。她说：“虹已不是原来的虹了，表情呆滞，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她没有忘记你，可她最不愿见的也是你。”我向她讨要虹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被坚定地拒绝了：“虹嘱咐过我，绝对不能向你透露半点她的情况，我已经犯规了。”我明白了，虹为了不影响我，忍受了难以言状的痛苦，毅然断绝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虹，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啊！
那天夜里，我通宵未眠，妻问我为什么不睡，我把虹的情况告诉了她，妻听后也非常感动，看着我叹了口气：“大概这就是命吧！”命！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
虹很漂亮，她是初三的上学期作为插班生来到我们班的。她第一次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曾使平静的教室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那些平时喜欢对女生唧唧喳喳品头论足的“坏小子们，”都被这位漂亮女生的那略显高傲的气质，惊讶得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当班主任把她介绍给了大家并让她坐到我旁边的空位时，男生们都向我投来了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到是从许多女同学处发出了唏嘘声。
我当时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了。“大风大浪”也是见过不少的。所以，面对已坐在了我旁边的这位新同学，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欢迎而已，然后就目不斜视地盯着黑板了。可当这堂课结束时，平时不爱出汗的我，衬衣后背已被汗水沁湿了一大片。
虹不爱说话，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起来非常悦耳动听。每当老师让她朗诵课文时，全班都鸦雀无声。她的朗诵抑扬顿挫，富有情感。后来我才知道，她从小学就在少年宫的朗诵班学习了。怪不得呢！
我们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我的内心也第一次有了异样的，难以形容的感觉
虹其实并不高傲，时间不长就和大家熟悉了。她很随和，不论谁和她说话，都会用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注视着对方，使人感到很亲切。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她在一起。课间休息时，她的身边总是围着许多男女同学。有的男同学甚至没话找话的也要和她说上两句。有时遇到可笑的事情，大家都在哄堂大笑时，她也只是轻轻地抿嘴乐一下。这时，她的两颊总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此时的虹是最动人的，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那轻轻一笑后的两个浅浅的酒窝。
虹的家在山西太原，由于在省里工作的父母有外事任务要出国一年，对这个独生女能否一个人独立生活不放心，而太原又没什么亲戚，于是就把她送到了天津的姑姑家。既可有人照顾她的生活，又可在天津继续上学。这就是她为什么是插班生的原因。
自命清高的我对如何与虹接触，煞费心思地给自己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三不原则：“不主动，不冷淡，不热情”——虽然从心里我是最想和她接触的，可由于自己当时总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怕和女生过分接触会造成不好的“群众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啊！可当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动摇了我的想法，也使我那个“三不原则”土崩瓦解了。为了搞好班级的学习成绩，老师在上课时经常拿出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考大家，以提醒同学们注意复习。一次，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组汉语拼音，回过头来就点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到是挺快，可看着字母面熟就是读不出来。当时我真有点懵了，盯着黑板上的拼音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虹踢了我一下，轻轻地说出了读音，帮我解了围。当下课后我怀着感激之情向她道谢时，她只是淡淡地一笑，又接着收拾她的书包了。我感到了尴尬，想向她解释这些天来我的态度，可怎么说呢？难道还要解释“三不原则”吗？再解释可真成了“越描越黑”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走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投向虹的座位，看到她，我就会有一种很欣然的感觉。如果她哪一天没有来，或者迟到了，一种失落感就会油然而生，心里忐忑，上课都没有了精神。
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和虹都参加了。在紧张而又不乏欢乐的创作节目、排练到演出的过程中，我和虹之间也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相互之间已无话不谈了。这时的我，早已把“三不原则”忘得干干净净，而所谓的“清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左腿关节被砸成骨膜损裂，一条腿都被石膏裹得紧紧的，卧床养伤。虹与同学一起来看望我。别的同学都是安慰和问候的话语，只有虹一声未吭地坐在床边盯着我的伤腿。离开时，她才对我说：“我帮你补习功课吧。”听到这话，我是又激动又高兴，那使我呲牙趔嘴的疼痛感也顿时消失了大半。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虹都来我家帮我补习功课。她很有耐心，使我一堂课也没有落下。那时，一到晚上我就盼着虹的到来。以至于四十多天后，当大夫向我宣布，可以下地走路去上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回到家就问妈妈：“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闹的妈妈莫名其妙的，盯着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这孩子，是不是在家闷出病来了？”
也多亏虹的帮助，才使我的学习没有耽误，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
初中毕业后，虹回了太原，临走时要走了我家的地址。不久，我作为“特长兵”参了军。在新兵连里，我收到了虹的来信。信中说，她也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现正在北京代培。
光阴似箭，转眼四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相互帮助和鼓励是我们信中的主题。虽然我们都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但始终保持着那一份纯洁的友谊。
由于工作需要，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从山清水秀的南方，来到了满目荒凉的大戈壁滩。在一个到现在都不知是哪里的地方工作了三个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返回了部队。在通讯员给我保存的厚厚一摞信中，竟没有虹的来信。按照常规，每半个月准有来信的啊！一种不安的感觉向我袭来。
我给虹写了许多信，一开始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到后来，写的信被盖上“查无此人”的印章被退了回来。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曾一次次地在心底呼唤：虹，你在哪，你到底怎么了？
我从部队回津后，多方查找打听，始终没有得到虹的一点消息。
去年，我们组织了一次老同学聚会，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学突然问我：“你还记得虹吗？”“怎么，你有她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位同学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地追问下，终于从这位老同学那里了解到了虹的情况：原来，虹在一次慰问地方群众的演出中出了事故，从舞台上摔了下来，头部负伤，昏迷不醒，经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有些呆傻了，在部队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待病情稳定后就复员回了北京。（她的父母已调到北京工作）这位女同学曾在北京的街头遇见过虹，而后又互有来往。她说：“虹已不是原来的虹了，表情呆滞，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她没有忘记你，可她最不愿见的也是你。”我向她讨要虹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被坚定地拒绝了：“虹嘱咐过我，绝对不能向你透露半点她的情况，我已经犯规了。”我明白了，虹为了不影响我，忍受了难以言状的痛苦，毅然断绝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虹，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啊！
那天夜里，我通宵未眠，妻问我为什么不睡，我把虹的情况告诉了她，妻听后也非常感动，看着我叹了口气：“大概这就是命吧！”命！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