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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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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是2006年6月份,我来到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讲真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7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了他70年,而且还会永远记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但不全是。他短短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200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究竟渡在什么地方?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他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软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然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的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付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丁铃,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请求瞿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娟小包,说来关金50,郑不胜慌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多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祯和用料在当时都是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胸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去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揩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有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程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像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个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软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面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虫,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来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好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嗔吓,出门都不带锁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美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逼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的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泣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诀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偿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为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人生投入革命,革命是他的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山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暇想,他既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回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拔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发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也没有干有,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里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之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不说什么,也许他早以没有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秋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