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一次淞沪抗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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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到了凌晨二时许,大概看到这样下去无法收场,上面发下话来,蒋委员长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为了保证安全,立刻选派便衣警卫一百名,暗藏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但由于国民政府大门口挤满了学生,只好从与国民政府一墙之隔的参谋本部进去。就这样一百名带枪的便衣就偷偷进入了国民政府,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当局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所谓安全,决定采取外松内紧、步步设防、层层戒备的措施。二道门是徒手的警卫,三道门为带枪警卫。在两旁的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的100人,里面院子则架设了四挺机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对学生采取大屠杀的。
当局为了重演昨天解围的好戏,又派便衣警察混进学生队伍里,准备找机会解散学生队伍。不了学生们都提高了警惕,便衣警察刚混进去,就被学生们负责纠察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提醒学生们注意。便衣警察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下午三时,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先听贺耀祖等的汇报,然后确认无事后,才登上在二道门口搭设的临时讲台。
(八)
蒋介石走上台后,先立正,用视线巡视全场,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摘下军帽,脱下手套,语气沉重地喊了一声“同学们”。见学生们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个,你们这次来到首都的意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很好的。接着又说,中日纠纷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首先,不应该忘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英、美等列强不会坐失在华的既得利益,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之期,决不放弃和平,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抵御外侮,必先举国一致,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是既定国策,如果离开了既定国策谈救国,就是反对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
蒋的这段讲话中没有一句讲到抗战,学生们当然不愿意听。
正当蒋端起杯子准备润润嗓子,继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时,突然有学生高喊:“请委员长让我们说几句好吗?”
蒋怒形于色,刚想发作,见全场近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学生,便表示允许发言。
发言的同学情绪激昂地说:“东北沦陷,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我们牺牲究竟要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是最后关头?”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就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对!对!请委员长解释清楚!”
那位同学继续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所谓国联,只不过是保证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九国公约表面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那个缔约国之一,它敢于这么毫无顾忌地霸占中国的领土,这个公约还有一点点价值吗?中国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希望蒋委员长亲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后盾。如果谁敢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就必然会被全国人民唾骂!”
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
自己国家的部队在抵抗外敌入侵,而政府却命令不许增援,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明白,为什么南京政府一直不得人心了。
上层的勾心斗角,前线的将士,一时哪里去知晓,他们在用血肉拼搏着。
(接下一章)
(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到了凌晨二时许,大概看到这样下去无法收场,上面发下话来,蒋委员长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为了保证安全,立刻选派便衣警卫一百名,暗藏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但由于国民政府大门口挤满了学生,只好从与国民政府一墙之隔的参谋本部进去。就这样一百名带枪的便衣就偷偷进入了国民政府,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当局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所谓安全,决定采取外松内紧、步步设防、层层戒备的措施。二道门是徒手的警卫,三道门为带枪警卫。在两旁的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的100人,里面院子则架设了四挺机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对学生采取大屠杀的。
当局为了重演昨天解围的好戏,又派便衣警察混进学生队伍里,准备找机会解散学生队伍。不了学生们都提高了警惕,便衣警察刚混进去,就被学生们负责纠察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提醒学生们注意。便衣警察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下午三时,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先听贺耀祖等的汇报,然后确认无事后,才登上在二道门口搭设的临时讲台。
(八)
蒋介石走上台后,先立正,用视线巡视全场,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摘下军帽,脱下手套,语气沉重地喊了一声“同学们”。见学生们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个,你们这次来到首都的意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很好的。接着又说,中日纠纷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首先,不应该忘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英、美等列强不会坐失在华的既得利益,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之期,决不放弃和平,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抵御外侮,必先举国一致,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是既定国策,如果离开了既定国策谈救国,就是反对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
蒋的这段讲话中没有一句讲到抗战,学生们当然不愿意听。
正当蒋端起杯子准备润润嗓子,继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时,突然有学生高喊:“请委员长让我们说几句好吗?”
蒋怒形于色,刚想发作,见全场近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学生,便表示允许发言。
发言的同学情绪激昂地说:“东北沦陷,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我们牺牲究竟要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是最后关头?”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就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对!对!请委员长解释清楚!”
那位同学继续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所谓国联,只不过是保证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九国公约表面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那个缔约国之一,它敢于这么毫无顾忌地霸占中国的领土,这个公约还有一点点价值吗?中国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希望蒋委员长亲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后盾。如果谁敢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就必然会被全国人民唾骂!”
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
自己国家的部队在抵抗外敌入侵,而政府却命令不许增援,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明白,为什么南京政府一直不得人心了。
上层的勾心斗角,前线的将士,一时哪里去知晓,他们在用血肉拼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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