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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天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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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今四川叙永)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儿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你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儿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参考消息

    明末战乱时的“移民”轶事

    明末战乱,临海有点关系的人都远避了海外。郑成功的一个朋友也托他的关系辗转来到了日本长崎避难。这位来自四川达阳的张氏族人到了日本后改名“清荣川左卫门”,因初来乍到,无以谋生,便做起了四川老家的老本行:做蚊香。四川素来蚊虫多,蚊香的手艺几乎家家都会,没想到在此地大受欢迎,一来二去索性开了家专卖店,专门供应四川蚊香,甚至有人坐船前来订货,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崎线香。这份家业后来便传给了清荣川左卫门的儿子清荣川右卫门。而直到今天,长崎线香仍旧是长崎地方较为著名的特产之一。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巷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待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招安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传》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儿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参考消息

    部分义军代号及姓名

    混世王(武自才);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过天星(张天淋);满天星(高汝坜);闯塌天(刘国能);整世王(王国宁);蝎子快(拓养神);上天猴(刘久思);以及高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射塌天(蔡万庆);闯将(李自成);显道神(高加汁);黑煞神(张庞)。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蒙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衙门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儿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儿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儿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

    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纪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儿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待住,只能往外跑了。

    参考消息

    祖家的子弟兵团

    祖家是世代武将,自幼长在军中的还真有不少,除祖大寿外,还有祖大寿的几个弟弟,包括有名的祖二疯子祖大弼(因打仗的时候癫狂呐喊而得名)、祖大成、祖大名,堂弟祖大乐;子祖泽润、祖泽溥,养子祖可法,侄祖泽远;妹夫吴襄,外甥吴三桂等。其中大半跟随祖大寿降清,其余退居田园。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儿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以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参考消息

    李自成的小舅子高一功

    始终跟随李自成左右的高一功,是其妻高氏的亲弟,作战勇猛不要命,且极有头脑,能谋善辩,难得的是他誓死维护姐夫。吴三桂借兵报父仇,引清兵入关,奉命镇守要害之地榆林的就是他。与阿济格的一场恶战,终于拖延了清军的步伐,为姐夫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殉难后,随李过进入湖南平江县据寨自守。顺治年间战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李自成逃跑路线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儿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先搞定内部问题。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了,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儿钱,弄点儿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

    参考消息

    “助顺将军”黄道周

    相传黄道周就义后大约十年,有人在武夷山看见一个黄衫老者策杖信步于山林水泉之间,面目眉眼酷似黄圣人(其实认识他的没几个)。百姓认为黄道周已经化仙为神,于是捐款建庙,让他享受崇祀,得人间香火。为避清廷压迫,不敢直接以黄道周祠命名,便称其为“助顺将军”。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在此请奉香火入台,于艋竹巷尾建小庙供奉。直到现在,台北市也有一座助顺将军庙,庙便位于康定路上,祭祀黄圣人的香火依然不断。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儿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而,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儿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儿,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参考消息

    清代是如何应对使节的

    乾隆年间,有英国使者带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信前来觐见乾隆帝,被朝臣威胁行跪礼,最终英使以觐见教皇的礼节单膝叩拜了乾隆,双方对此都很不满意。到了同治朝,不平等条约虽然签着,对外国以番邦小国的态度却依然未曾改变。外国使节要求以觐见本国君主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但当时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极力反对外国使节这样做。他认为朝廷的礼仪是大清朝两百年来的宝贵财富,外国人应当入乡随俗,不应该破坏祖宗旧制,辱我国体。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词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