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为什么是索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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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首先去看的，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脸上尽是焦躁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种，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那个小伙子说，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
接着去了手术室，设备也非常简陋，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没有任何心电仪器，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许多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肆无忌惮。
小伙子说，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因为这里缺设备缺药品、缺人员，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等病危了来到医院的时候，几乎就无法医治了，也根本无须手术了。
下一站是病房。说是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还有躺在地上的。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刺鼻难闻。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身上盘旋着，病人们也不驱赶。他们双眼无光，木讷、呆滞地盯着自己的正前方，一方面身体被病魔折磨着，一方面仿佛是在控诉自己悲惨的命运。
医院里聚集了不少病人，却得不到治疗。事实上，医院里除了医生和病人，什么都没有。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我们，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梁红走过去，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那孩子也不拿一动不动，呆滞地看着梁红。那妈妈做着手势，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这一幕颇让人心酸。
接下来，我们去了ICU病房，重症监护室。在我的印象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什么心电啊、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而且也不会随便让人进去。但进去之后，我们吓了一跳里面也是人满为患，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监护设备、仪器。
我很诧异地问：“你确定这是ICU吗？”
小伙子点头：“对，这是ICU。”
“那为什么没有设备？”
“没有，我们没有设备，只有……”小伙子苦笑，用手数着说，“1、2、3、4、5，只有5张病床，没有任何设备。”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只有一台电风扇和一个家用制氧机。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是医院的血库，可进去之后却发现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因为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
“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答案我已经知道。
“没有，没有血，什么备用的都没有，”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这里没有血清、没有药品、没有钱，病人们也没有食物。”
“那病人们来医院看病需要花钱吗？”
“这个倒不用，他们看病不需要钱。”
“那是政府给钱吗？”
“这里也没有政府，”他继续摇着头，说，“都是一些国际援助组织，给我们提供一些援助。但是你们也看见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
走上二楼，楼道里堆满了人，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我需要帮助，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我的心里隐隐作痛，梁红一路也无话，眼圈一直是红红的。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怕辜负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失望。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最后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索马里。”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却无法承载也无法释放。
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无助、他们期盼的眼神……对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活着已值得庆祝
索马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
驶过一座清真寺，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虔诚”的一面：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有很多清真寺，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安静而肃穆。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一个社会体系、教育、司法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
还有很多人在忏悔过去，在祈祷未来。
傍晚的时候，我和梁红站在高处，俯瞰索马里。层峦叠嶂云霞流动、海滩万里、潮汐落涨。这一切，让人误以为自己身在天堂。闭上眼睛，置身充满暴力、饥荒和无序的街头，我们又仿佛瞬间被拖进了地狱。
我们终究是局外人，无法洞彻每一个索马里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生活每天都在阳光下继续，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悲伤，但是生活中，也总能有很多让他们开怀的地方。对于未来不就应该是这种心态吗？
在我们拍摄这些废弃鞋子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已经死于十几天前的一场暴乱。
“至少我还活着呢。”这个烂掉一条腿的小伙子波澜不惊地笑着说。
时间在催促我们，摩加迪沙的面纱，我们才仅仅掀开一角。
下一站，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索马里国家大剧院——准确地说，是剧院的残骸。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已完全被毁掉了，只剩下外墙里面没有舞台，没有座椅，顶棚也只剩下骨架，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这个剧院，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前几任总统的选举、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都在这里进行。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颇有点儿梁山泊聚义厅的意思。
向导告诉我们，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
在一个月前，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当时有200多人聚集在这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女子，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都当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伤。
仔细看去，剧院里还残留着那次爆炸的痕迹。一些被炸毁的桌椅的木块散落在四周，地面还有一块块干涸的血渍，以及一些被炸得残破的栏杆、墙体。
退出来，剧场的院子里，有一些遇难者的鞋子，堆积在一个树坑里头，遗留在了这里。看着那些残破的鞋子，汶川的梦魇袭上心头。我脑海里在还原当时爆炸的情形：人们互相拥挤着、哭喊着，鲜血流了一地，有些人无助地在地上爬行着求救……在一个月以前，这些鞋子还穿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脚上，现在它们躺在那里，它们的主人的生命，已随着一声巨响消逝了。（未完待续）
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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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首先去看的，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脸上尽是焦躁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种，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那个小伙子说，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
接着去了手术室，设备也非常简陋，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没有任何心电仪器，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许多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肆无忌惮。
小伙子说，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因为这里缺设备缺药品、缺人员，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等病危了来到医院的时候，几乎就无法医治了，也根本无须手术了。
下一站是病房。说是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还有躺在地上的。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刺鼻难闻。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身上盘旋着，病人们也不驱赶。他们双眼无光，木讷、呆滞地盯着自己的正前方，一方面身体被病魔折磨着，一方面仿佛是在控诉自己悲惨的命运。
医院里聚集了不少病人，却得不到治疗。事实上，医院里除了医生和病人，什么都没有。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我们，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梁红走过去，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那孩子也不拿一动不动，呆滞地看着梁红。那妈妈做着手势，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这一幕颇让人心酸。
接下来，我们去了ICU病房，重症监护室。在我的印象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什么心电啊、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而且也不会随便让人进去。但进去之后，我们吓了一跳里面也是人满为患，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监护设备、仪器。
我很诧异地问：“你确定这是ICU吗？”
小伙子点头：“对，这是ICU。”
“那为什么没有设备？”
“没有，我们没有设备，只有……”小伙子苦笑，用手数着说，“1、2、3、4、5，只有5张病床，没有任何设备。”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只有一台电风扇和一个家用制氧机。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是医院的血库，可进去之后却发现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因为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
“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答案我已经知道。
“没有，没有血，什么备用的都没有，”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这里没有血清、没有药品、没有钱，病人们也没有食物。”
“那病人们来医院看病需要花钱吗？”
“这个倒不用，他们看病不需要钱。”
“那是政府给钱吗？”
“这里也没有政府，”他继续摇着头，说，“都是一些国际援助组织，给我们提供一些援助。但是你们也看见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
走上二楼，楼道里堆满了人，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我需要帮助，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我的心里隐隐作痛，梁红一路也无话，眼圈一直是红红的。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怕辜负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失望。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最后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索马里。”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却无法承载也无法释放。
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无助、他们期盼的眼神……对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活着已值得庆祝
索马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
驶过一座清真寺，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虔诚”的一面：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有很多清真寺，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安静而肃穆。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一个社会体系、教育、司法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
还有很多人在忏悔过去，在祈祷未来。
傍晚的时候，我和梁红站在高处，俯瞰索马里。层峦叠嶂云霞流动、海滩万里、潮汐落涨。这一切，让人误以为自己身在天堂。闭上眼睛，置身充满暴力、饥荒和无序的街头，我们又仿佛瞬间被拖进了地狱。
我们终究是局外人，无法洞彻每一个索马里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生活每天都在阳光下继续，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悲伤，但是生活中，也总能有很多让他们开怀的地方。对于未来不就应该是这种心态吗？
在我们拍摄这些废弃鞋子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已经死于十几天前的一场暴乱。
“至少我还活着呢。”这个烂掉一条腿的小伙子波澜不惊地笑着说。
时间在催促我们，摩加迪沙的面纱，我们才仅仅掀开一角。
下一站，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索马里国家大剧院——准确地说，是剧院的残骸。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已完全被毁掉了，只剩下外墙里面没有舞台，没有座椅，顶棚也只剩下骨架，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这个剧院，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前几任总统的选举、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都在这里进行。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颇有点儿梁山泊聚义厅的意思。
向导告诉我们，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
在一个月前，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当时有200多人聚集在这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女子，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都当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伤。
仔细看去，剧院里还残留着那次爆炸的痕迹。一些被炸毁的桌椅的木块散落在四周，地面还有一块块干涸的血渍，以及一些被炸得残破的栏杆、墙体。
退出来，剧场的院子里，有一些遇难者的鞋子，堆积在一个树坑里头，遗留在了这里。看着那些残破的鞋子，汶川的梦魇袭上心头。我脑海里在还原当时爆炸的情形：人们互相拥挤着、哭喊着，鲜血流了一地，有些人无助地在地上爬行着求救……在一个月以前，这些鞋子还穿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脚上，现在它们躺在那里，它们的主人的生命，已随着一声巨响消逝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