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说说东晋王朝的股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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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西晋的糟糟乱世，晋朝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晋，这是一个奇特的王朝，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分配模式"王与马，共天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共"绝不仅仅是君臣共治，而是君臣共有，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是帝国的拥有者，在所有权上，向来没有与别人共享的习惯。换句话说，封建王朝是家族企业，大臣们不过多牛，只是为皇帝打工的，工资再高，也没有股份，权力再大，也是个总经理。即便是两宋这样开明的社会，也只能说老板比较仁慈而已，尽管员工们的工资都很高，但君臣的本分并没有丝毫含混。但是东晋不同，君王的管理权降到了极限，实现君臣共治，君王对帝国的所有权也被分割，从而形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王朝，股份制王朝。整个东晋王朝好比是一个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南渡的北方士族和土著的江南士族就是这个公司的各大股东，王室只是股东之一，但最多算是个名誉董事，连执行总裁也算不上。
这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东晋王室的权力如此之小，为什么没有被权力更大的大臣取代，而是稳固地延续了一百年以上，要知道这个寿命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并不算短。是什么让形同傀儡的东晋王室却如此的稳固呢？其实恰恰正是由于他的权力模式，即股份制本身。我们可以用运钞车的例子来把这件事讲的更明白，运钞车在没有运钞箱的时候最安全，尽管这个时候运钞员的戒备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也最容易被抢，但没有人会抢一辆没有运钞箱的运钞车，因为上面没有钞票。一旦运钞车上放进了运钞箱，此时的运钞车是最危险的最容易被抢，但恰恰这时候也是抢劫难度最大的，因为运钞员必定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帝国也是这样，一旦帝王高度集权，王朝相对稳定，想要取而代之难度较大。但是恰恰这也是王朝最具吸引力之处，因为一旦你取而代之，你便能获得一个帝王应有的权力和利益。但是东晋不是这样，他的权力是分散的，已经被各个股东分割拥有了，王室只是一个空壳的象征。即便你能轻而易举地取代王室，但从中获得的最多也只是个公司名誉主席的头衔，只不过是下一个傀儡而已。而真正的实惠还在各大股东那里，除非你有实力消灭所有的股东。否则这个位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下面我们以王敦和桓温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事实。永昌元年（年）王敦反叛，从荆州起兵，很快占领建康并控制了王室。但是王敦最后并没有取代司马睿，自己做皇帝，而是退回武昌。有人说这主要是由于王导的阻止，这个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当时王敦完全控制了京城，想要取代司马睿易如反掌，他如何真的想做皇帝，王导根本就不是障碍，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何况王导只是王敦的一个族弟而已。而王导都不能阻止王敦，其余温峤周勩等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合理的解释是王敦其实并没有真心想做皇帝。因为现在本来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已经拥有一半的股份了，而另一半的股份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其他股东手里，可见东晋王室确实是个鸡肋。即便他取代了司马氏，也无法获得剩余的那些股权，还得继续把其他股东逐个消灭。而这个过程远比做皇帝麻烦的多，王敦实在不想费这个力气。就在他控制王室后，晋元帝司马睿跟他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皇帝已经谦让到这个份上，但王敦并没有接受，而是就此退兵，说明他其实并不是真心想做这个皇帝。王敦经常酒后吟诵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一边吟诵一边用如意敲打痰盂，以至于痰盂被他敲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说明王敦是有一定的野心的，但这个野心并不是做皇帝，他起兵造反，一方面是对司马氏不满，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而当他已经证明，就立即作罢。
桓温也是如此，他和王敦的不同在于，他的大股东地位并不是以开国元勋的身份获得的，而是通过几次北伐而得到的。在东晋，北伐是一件很奇葩的事，虽然理由无比高大上——光复晋室，收复中原，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股东们知道，一旦北伐成功，就意味着晋朝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王朝，皇帝的权力也会恢复，而股份制公司又会变成家族企业，股东们又会变成打工仔。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晋一朝，不断有人北伐，但是只有祖逖是真心的，其他的人要么是作秀，要么是想从北伐中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从而得到更多的股权。祖逖之所以真心北伐，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大股东，只是一个小小公务员。所以当他提出北伐后，朝廷上下基本没人搭理他，这就好比大家们都在休假，你却主动提出要加班，虽然精神可嘉，但得不到响应。最后朝廷没有给祖逖一兵一卒，一刀一枪，而只给了"千人廪，布三千匹"。愿意北伐就自力更生，自生自灭去吧，不愿意北伐自己拿着这些东西，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这个态度基本上等于打发叫花子。但是祖逖不愧是祖逖，这次北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收复了黄河流域，如果能多活几年说不定真能光复晋室。
在北伐中还有几次成就较大的就是桓温的北伐。桓温的第一次北伐就兵临前秦都城长安城下，使苻坚大为震惊。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俘获叛将周成，这使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但是桓温的北伐和祖逖不同，他并不没有祖逖击楫中流，志在必得的决心，而是且打且看，打打停停，他并非真正想一举收复中原，而是想从北伐中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他所关心的还是那个股份制的东晋小朝廷，所以尽管已经打下洛阳，桓温还是草草收兵。第三次北伐，桓温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权倾朝野，掌控着东晋的军政大权。也就是这次北伐后不久，桓温听从了晞超的建议，废晋废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其实从第二次北伐以后，桓温就已经完全具备了自立为帝的实力和条件，废掉司马奕之后大家都以为他必称帝，结果他并没有这么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受制于谢安和王坦之，才不敢这么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当时还是永和年间，淝水之战还没有发生，陈郡谢氏以及谢安本人的的声望远远不如桓温，况且他做过桓温的老部下，对桓温有几分敬畏，根本对桓温构不成威胁。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谢安和王坦之两人去拜访晞超，晞超当时是桓温的机要秘书，权力很大。二人等了很久晞超都没来，王坦之想离去，谢安对他说难道就不能为了身家性命多等一会吗？可见两人在晞超面前尚且这幅模样，更别说桓温了。而桓温有一次在新亭接见谢安和王坦之二人，在周围暗中埋伏了刀斧手，完全有机会除掉王谢二人，但是最终并没有下手。可见桓温没有自立为帝，并不是因为王谢二人，而是他自己主管上不愿意这样做，还有一则史料也能说明这一点《晋书桓温传》中记载："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谢安对桓温行君王之理，这代表了当时别热对桓温的普遍心理，但此时桓温的反应却是"惊"可见桓温此时头脑中并没有称帝的意愿，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事实上从桓温废司马奕到病死这几年中，桓温有充裕的时间自立为帝，但桓温却终于没有这么做，一直到7年病死。由以上分析可见桓温称帝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和王敦一样。晚年的桓温权势上已经无限接近皇帝，他已经是最大的股东了，取代司马氏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实惠，反过来他还得替司马氏担任傀儡。这是桓温不称帝的最主要的原因。
通过桓温和王敦的例子可以看出东晋股份制王朝的稳定性，即由权力的分散而带来的相互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大股东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从琅琊王氏到颍川庾氏到谯国桓氏再到陈郡谢氏到太原王氏，但司马氏名誉董事的位置却代代相传。股份制带来的权力平衡不可能从股东们内部来打破，因为他们不会砸自己的饭碗，革自己的命。必须由外部的势力打破，那就是农民起义和寒族的下层军官。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员工平时不管怎么勾心斗角，都只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但忽然有一天来了一群劫匪，股东们发现他们根本不玩什么心计，而是直接用刀说话，股东们的灾难来临了。（未完待续）
结束了西晋的糟糟乱世，晋朝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晋，这是一个奇特的王朝，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权力分配模式"王与马，共天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共"绝不仅仅是君臣共治，而是君臣共有，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是帝国的拥有者，在所有权上，向来没有与别人共享的习惯。换句话说，封建王朝是家族企业，大臣们不过多牛，只是为皇帝打工的，工资再高，也没有股份，权力再大，也是个总经理。即便是两宋这样开明的社会，也只能说老板比较仁慈而已，尽管员工们的工资都很高，但君臣的本分并没有丝毫含混。但是东晋不同，君王的管理权降到了极限，实现君臣共治，君王对帝国的所有权也被分割，从而形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王朝，股份制王朝。整个东晋王朝好比是一个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南渡的北方士族和土著的江南士族就是这个公司的各大股东，王室只是股东之一，但最多算是个名誉董事，连执行总裁也算不上。
这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东晋王室的权力如此之小，为什么没有被权力更大的大臣取代，而是稳固地延续了一百年以上，要知道这个寿命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并不算短。是什么让形同傀儡的东晋王室却如此的稳固呢？其实恰恰正是由于他的权力模式，即股份制本身。我们可以用运钞车的例子来把这件事讲的更明白，运钞车在没有运钞箱的时候最安全，尽管这个时候运钞员的戒备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也最容易被抢，但没有人会抢一辆没有运钞箱的运钞车，因为上面没有钞票。一旦运钞车上放进了运钞箱，此时的运钞车是最危险的最容易被抢，但恰恰这时候也是抢劫难度最大的，因为运钞员必定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帝国也是这样，一旦帝王高度集权，王朝相对稳定，想要取而代之难度较大。但是恰恰这也是王朝最具吸引力之处，因为一旦你取而代之，你便能获得一个帝王应有的权力和利益。但是东晋不是这样，他的权力是分散的，已经被各个股东分割拥有了，王室只是一个空壳的象征。即便你能轻而易举地取代王室，但从中获得的最多也只是个公司名誉主席的头衔，只不过是下一个傀儡而已。而真正的实惠还在各大股东那里，除非你有实力消灭所有的股东。否则这个位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下面我们以王敦和桓温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事实。永昌元年（年）王敦反叛，从荆州起兵，很快占领建康并控制了王室。但是王敦最后并没有取代司马睿，自己做皇帝，而是退回武昌。有人说这主要是由于王导的阻止，这个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当时王敦完全控制了京城，想要取代司马睿易如反掌，他如何真的想做皇帝，王导根本就不是障碍，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何况王导只是王敦的一个族弟而已。而王导都不能阻止王敦，其余温峤周勩等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合理的解释是王敦其实并没有真心想做皇帝。因为现在本来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已经拥有一半的股份了，而另一半的股份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其他股东手里，可见东晋王室确实是个鸡肋。即便他取代了司马氏，也无法获得剩余的那些股权，还得继续把其他股东逐个消灭。而这个过程远比做皇帝麻烦的多，王敦实在不想费这个力气。就在他控制王室后，晋元帝司马睿跟他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皇帝已经谦让到这个份上，但王敦并没有接受，而是就此退兵，说明他其实并不是真心想做这个皇帝。王敦经常酒后吟诵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一边吟诵一边用如意敲打痰盂，以至于痰盂被他敲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说明王敦是有一定的野心的，但这个野心并不是做皇帝，他起兵造反，一方面是对司马氏不满，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而当他已经证明，就立即作罢。
桓温也是如此，他和王敦的不同在于，他的大股东地位并不是以开国元勋的身份获得的，而是通过几次北伐而得到的。在东晋，北伐是一件很奇葩的事，虽然理由无比高大上——光复晋室，收复中原，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股东们知道，一旦北伐成功，就意味着晋朝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王朝，皇帝的权力也会恢复，而股份制公司又会变成家族企业，股东们又会变成打工仔。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晋一朝，不断有人北伐，但是只有祖逖是真心的，其他的人要么是作秀，要么是想从北伐中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从而得到更多的股权。祖逖之所以真心北伐，是因为他不是什么大股东，只是一个小小公务员。所以当他提出北伐后，朝廷上下基本没人搭理他，这就好比大家们都在休假，你却主动提出要加班，虽然精神可嘉，但得不到响应。最后朝廷没有给祖逖一兵一卒，一刀一枪，而只给了"千人廪，布三千匹"。愿意北伐就自力更生，自生自灭去吧，不愿意北伐自己拿着这些东西，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这个态度基本上等于打发叫花子。但是祖逖不愧是祖逖，这次北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收复了黄河流域，如果能多活几年说不定真能光复晋室。
在北伐中还有几次成就较大的就是桓温的北伐。桓温的第一次北伐就兵临前秦都城长安城下，使苻坚大为震惊。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俘获叛将周成，这使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但是桓温的北伐和祖逖不同，他并不没有祖逖击楫中流，志在必得的决心，而是且打且看，打打停停，他并非真正想一举收复中原，而是想从北伐中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他所关心的还是那个股份制的东晋小朝廷，所以尽管已经打下洛阳，桓温还是草草收兵。第三次北伐，桓温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权倾朝野，掌控着东晋的军政大权。也就是这次北伐后不久，桓温听从了晞超的建议，废晋废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其实从第二次北伐以后，桓温就已经完全具备了自立为帝的实力和条件，废掉司马奕之后大家都以为他必称帝，结果他并没有这么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受制于谢安和王坦之，才不敢这么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当时还是永和年间，淝水之战还没有发生，陈郡谢氏以及谢安本人的的声望远远不如桓温，况且他做过桓温的老部下，对桓温有几分敬畏，根本对桓温构不成威胁。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谢安和王坦之两人去拜访晞超，晞超当时是桓温的机要秘书，权力很大。二人等了很久晞超都没来，王坦之想离去，谢安对他说难道就不能为了身家性命多等一会吗？可见两人在晞超面前尚且这幅模样，更别说桓温了。而桓温有一次在新亭接见谢安和王坦之二人，在周围暗中埋伏了刀斧手，完全有机会除掉王谢二人，但是最终并没有下手。可见桓温没有自立为帝，并不是因为王谢二人，而是他自己主管上不愿意这样做，还有一则史料也能说明这一点《晋书桓温传》中记载："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谢安对桓温行君王之理，这代表了当时别热对桓温的普遍心理，但此时桓温的反应却是"惊"可见桓温此时头脑中并没有称帝的意愿，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事实上从桓温废司马奕到病死这几年中，桓温有充裕的时间自立为帝，但桓温却终于没有这么做，一直到7年病死。由以上分析可见桓温称帝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么做，理由和王敦一样。晚年的桓温权势上已经无限接近皇帝，他已经是最大的股东了，取代司马氏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实惠，反过来他还得替司马氏担任傀儡。这是桓温不称帝的最主要的原因。
通过桓温和王敦的例子可以看出东晋股份制王朝的稳定性，即由权力的分散而带来的相互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大股东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从琅琊王氏到颍川庾氏到谯国桓氏再到陈郡谢氏到太原王氏，但司马氏名誉董事的位置却代代相传。股份制带来的权力平衡不可能从股东们内部来打破，因为他们不会砸自己的饭碗，革自己的命。必须由外部的势力打破，那就是农民起义和寒族的下层军官。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员工平时不管怎么勾心斗角，都只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但忽然有一天来了一群劫匪，股东们发现他们根本不玩什么心计，而是直接用刀说话，股东们的灾难来临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