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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章 天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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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五十章 天地(二)

    《内蒙伊克昭盟猝发反垦暴'乱',什拉塔垦务局遭暴徒袭击——局长以下十余人遇难7

    《内蒙哲里木盟反垦暴'乱'愈演愈烈,蒙民三日内砸毁三处垦务局——众院谭议员怒斥垦务意在敛财而罔顾民生。 》

    《伊克昭盟反垦暴'乱'演变为匪'乱'!匪首丹丕尔聚众筑堡,连日毁局杀官——内蒙办事大臣称将严惩不担》

    《哲里木盟蒙民不堪王公欺压聚众攻打王府,轼杀亲王于草棚——被捕蒙民在法庭慷慨陈词。》

    《蒙藏既为中国之土为何不行宪政?众院张议员提议蒙藏改行府县制。》

    《蒙藏委员梁某透'露'内蒙专区将改分三大行湿—委员会声称纯属其个人观点》

    ……

    一大叠剪报堆在养心殿客厅的御桌上,刘云面无表情,手指习惯'性'地弹着桌面,面前的总理大臣张志高、内政大臣杨正金、垦务大臣程德全、理藩大臣朱家宝等大员小心翼翼地低着头,仿佛脚下有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

    “最近蒙古地方不大安宁,诸位爱卿可要多费神了。”

    话语中并无斥责的字眼,乍听起来还有些勉励的温情,但众大臣却着实感到了无法排遣的惶恐——来自虚心的惭愧、真心的尊敬,或根深蒂固的畏惧。

    “程爱卿,垦务是归你管的,你来说说,近来的抗垦暴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垦务大臣程德全忙拱手应道:“皇上,当年议定在内蒙古开办垦务,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为的是巩固边防、安置流民、增产粮食、以解财困。”

    “开办垦务之前,多有当地王公私下将领地分片租给内地移民耕种,收取租金若干,垦熟后再按年征收地租,却不向财部交纳田赋。垦务既行,有的牧场要圈垦,土地要丈放,不论生地熟地,都要逐亩一次收地价,垦熟后每年向国家交纳田赋,实际上就是将原来蒙古王公的领地圈为国有。”

    “虽然为安抚王公,收到的地价会跟王公分成,但仍有部分心怀不满的王公伺机煽动蒙民起来闹事,此乃办理垦务不可避免之障碍,不得不以强力手段破除之。”

    原来帝国对蒙古的统治继承清制,以理藩院作为统治蒙古的最高管理机构,仍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又将外藩蒙古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

    其中内属蒙古是指蒙古游牧地区不设扎萨克的旗的旗分,旗之上不设盟,旗由将军、都统和大臣等辖之,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旗内分设总管、副总管等官员管理,由将军等直达理藩院,实际上也就是由中央直接施以行政统治的蒙区。

    清制,一般称瀚海以南或称大漠以南,为内蒙古,即内扎萨克蒙古,就地域而言,东至吉林、黑龙江省界,西临阿拉善厄鲁特蒙古,南接陕西、山西和察哈尔八旗及牧场,北靠喀尔喀蒙古,东西长万余里,地域十分辽阔。

    内扎萨克蒙古有部落二十四部,组成六盟,分设四十九旗。六盟分别为: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各盟在清朝皆由各地都统、将军监督统辖,去清改华后,设内蒙古专区办事大臣,也只是将各统辖都统和将军的名称改为军分区、军区司令而已,各旗仍旧维持每一到三年会盟一次的惯例,会理政务并检查军备,随时准备为朝廷所征调。

    而外扎萨克蒙古是与内扎萨克蒙古相对而言的。清制,一般称瀚海以北或称大漠以北为外蒙古,这是外扎萨克蒙古的主要组成部分。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初分三部,即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雍正间增设赛因诺颜部。此外又有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辉特、阿拉善、厄鲁特、额尔济纳、土尔扈特、青海蒙古之分。

    外扎萨克蒙古以地域划分,大体上包括另一时空的蒙古国、中国新疆天山以北、内蒙古阿拉善和额济纳、青海省部分。外扎萨克蒙古的兵民,各以将军或大臣统之。喀尔喀四部之兵,原统于定边左副将军,1896年整编后改为直属蒙古特别军区司令;杜尔伯特、新土尔扈特、和硕特之兵,原统于科布多参赞大臣,旧土尔扈特之兵原统于伊犁将军,1883年朝廷设新疆行省之后,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等部各盟旗并入新疆省,1896年后,各部兵丁编选为正规军和民团。青海各部落,原统于西宁办事大臣,设青海省后并入省内,由省'政府'、省军区管理。阿拉善和额尔济纳之兵,不统于将军和大臣,征调同内扎萨克蒙古。

    蒙古地区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按清朝的封建等级制和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还有一至四等台吉或塔布囊。这些封建贵族爵高位尊,有的任盟长、副盟长,有的任旗扎萨克,即一旗之长,这部分人可称管旗王公,扎萨克之职,自亲王到台吉都可任职,而且是世袭的。不任公职的,可称为未管旗王公,这部分人虽是王公贵族,但不是执政的,其待遇与管旗王公有所区别。

    此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僧侣集团上层也是蒙古地区重要统治力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代表,内蒙古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宗教首领,**和班禅则是黄教的最高首领,各活佛、寺院名下都有大量的土地草场,由于蒙古地区几近一半的男'性'人口都出家为僧,王公贵族又无人不崇信黄教,故宗教上层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清朝皇帝通常采取册封、赏赐、给予免税免役特权等手段来控制他们,从宗教方面强化对蒙古的统治。

    移民实边之议,由来已久,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美、英、德、法等列强势力相继侵入蒙古地区,面对列强侵略,帝国边疆大吏纷纷提出“筹边”之计。1880年(光绪六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帝国前总理、承恩公张之洞在上书朝廷的《详筹边计折》中首次提出了屯垦蒙边的意见,继任山西巡抚刚毅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提出了更详细的《筹议晋省口外屯垦情形折》,山西省长胡聘之于1897年(光兴二年)提出《屯垦晋边折》,这些奏折中都提到了要通过移民实边的办法来应付外敌、巩固边疆。

    1900年(光兴五年),山西省长岑春煊多次上书朝廷,请求“筹议开垦蒙地”,提出先期开垦灌溉便利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之地,既可发展蒙地经济、巩固边防,又可增加财政收入。

    1901年,文易内阁通过了内蒙垦务令,任命伯爵刚毅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古西部督办垦务,从此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面放垦。为迅速展开垦丈工作,又特授刚毅归绥军分区司令、内蒙专区办事大臣等职,以武力为后盾,在预定放垦的地区设置清丈局、垦务公司和垦务局,强迫当地王公将领地放垦,3年内即在整个内蒙古专区垦丈土地400余万亩,收取地价300余万元。

    由于涉及切身利益,部分王公牧民对垦务抱持抵制态度,与垦务机关、驻军时有摩擦,垦务大臣刚毅往往以强硬手段处置,蒙人怨愤四起,称之为“吃土魔王”。

    1903年中俄开战后,为稳定内蒙局势起见,文易内阁又以贪污、滥用职权为名罢免了刚毅,暂停垦务,着重在已放垦的地区设置府县,引进训政,训练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宪政下的地方自治。

    战争结束后,第二次刘云内阁决定重启垦务,任命山西省长程德全为垦务大臣,兼任绥远军分区司令、内蒙办事大臣,预定以六年为期,在整个内蒙专区续垦700余万亩土地,移民15到20万户。

    然而在1905年1月的京师变'乱'后,由于满洲皇室被迅速压制,身为臣下的刘云突然成为皇帝,蒙古地方人心动'荡',为安抚蒙人,刘云除了宣布蒙古各王公爵位、薪俸不变外,也要求张志高内阁暂停垦务。但在此之前,哲里木盟和伊克昭盟已有60多万亩纳入第二期垦务计划的土地由地方垦务机关清丈完毕,等待放垦,张志高内阁虽然宣布了暂停垦务,但仍坚持对已清丈的这60万亩土地实行放垦,引发了这些土地上王公牧民的强烈不满。

    进入8月份,哲里木盟准格尔旗协理台吉(即代理一旗政务的高等贵族)丹丕尔首先起事,率本旗兵民捣毁了什拉塔垦务局,随后伊克昭盟郭尔罗斯前旗的四等台吉(又称“毫台吉”,即无随从、家丁,财产也很少的四等贵族)陶克陶又聚众起事,连续砸毁多处垦务局。丹丕尔与陶克陶起事后,周边盟旗纷纷相应,部分王公趁机提出收回第一期已放垦的土地,内蒙形势骤然紧张,如今已到了皇帝刘云不得不亲自过问的地步。

    刘云自然无法满意于垦务大臣程德全那单线式的应答,稍稍增强了脸上的威严感后,冷语道:“程大臣的意思是,只要让你放手用兵去镇压就可以了?”

    程德全低首道:“臣以为,朝廷决不可纵容'乱'匪为祸。据臣所知,丹丕尔、陶克陶自起事以来,勾结草原大盗白音达来,攻打衙门,抢夺军火,勒索富商,私筑堡垒,囤造弹'药',已成谋反之势,蒙民又多受其蒙蔽,假若拖延时日,北边必陷于大动'乱'之中,对国家之损耗不可估量。”

    理藩大臣朱家宝却有不同意见:“皇上,用兵的确可以镇压一时,却势必有失人心,事情既起自那60万亩第二期放垦地,可宣谕蒙边,将那些土地物归原主,再晓谕丹、陶二人缴械自首,由皇上赦免其罪,既可收民心,亦可免兵祸。”

    程德全连连摇头:“朱大人此言差矣,垦务之行,乃是宣示朝廷有处置蒙土之权,王公之封土亦为帝国之国土,国家可封赏给王公,亦可从王公手中征收,敢于反抗者即是叛国!若是向叛匪屈服,今后王公凡有不满者皆效仿而起兵做'乱',国家之声望,'政府'之颜面,皇上之威严何在?垦务乃巩固边疆、造福万代之大事,为眼前小平安而罔顾未来大利益,实非有抱负之'政府'所为。”

    程德全这番话倒是对了刘云的胃口,抚掌点头道:“改土归流、移民实边乃帝国的长期国策,各地王公世袭享有的领地乃是靠帝国的庇护而得以留存,帝国有权参与处置,王公也必须遵守帝国法律,不得阻碍治下的人民享有帝国宪法规定的臣民之权力。当前虽然为了保持国内稳定,在蒙藏的管理上暂时以沿袭旧制为主,但这种情况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蒙藏必须全面开发改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要与内地同轨,而旧的贵族领主制度是改制的根本障碍,剥夺贵族领主的世袭领地是进行改制必须要走的第一步。”

    程德全得到皇帝肯定,感激不已:“皇上英明,匪首丹、陶二人正是地方贵族领主,因领地被圈而煽动不明真象之蒙民闹事,这种不识大体毫无效忠之心的顽固领主,非严厉镇压不可,臣以为,当效古制,斩其首而传四边,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旁边内政大臣杨正金冷不防开口道:“程大人,你可想过,失去牧场的蒙古牧民该何以为生?”

    “这……他们也可以种地嘛……”

    “他们会种地吗?有资本吗?卖地的地价只是分成给领主,牧民分文未得,却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为生的草场,你说他们能不反吗?据我所知,支持丹丕尔和陶克陶的王公寥寥无几,参与反垦暴动的主要是普通牧民。皇上,若不能给广大依赖草场为生的牧民指出生路,今天镇压了丹丕尔和陶克陶,今后一旦再启垦务,难保没有十个百个的丹丕尔和陶克陶。”

    程德全微微皱了皱眉:“杨大人,这话可不像是朝廷重臣应该说的……”

    “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又怎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呢?”

    对于思维上存在绝对代沟的古代人,这句话大概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