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七、郭英明当地委书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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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是郭英明政治仕途上的低谷时期。在这之前，他刚刚经历过仕途的挫折和婚姻的变故。仕途的挫折是他被他的政治对手从地委书记的高位踹下来，降职为地区某县的副县长。他的政治对手是原地委副书记兼地区专员。说来有意思的事，他和这位原地区专员的矛盾既不是工作意见的分歧，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由一桩历史积怨而起。而且对手在暗中，郭英明完全不知道他的手下内心非常鄙视他，而一直把对手当做朋友和值得信任的属下。只是后来他被从地委书记的职务上颠覆，落难之后才从对手的口中得知。他在得知对手之所以把他撵下台的原因是，心里并没有对颠覆者产生怨恨，相反到对这位对手产生了敬意。
说来话长，郭英明南下到这个地区任地委书记后的第二年，这个地区和全国的政治形式相同，正展开“三五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个县法院报上一批需要镇压的地主和反革命名单，其中有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乡绅，是一位大地主，名叫叫李良成，郭英明在看完县法院报上来的李良成的‘恶迹’后，毫不犹豫地签署了立即枪决的命令。但是在他签署完枪决李良成的命令的当天，就收到了许多乡下农民自发联名上书的“保命书”恳求法院刀下留人，不要枪毙李良成。在这份联名上书的“保命书”上签名的百姓达六十多人，他们为李良成保命的理由是，李良成是个好地主，为人正直，政治开明，他的土地资产是勤奋持家，辛苦经营土地的结果，此外做过许多对当地老百姓有益的好事、善事。比如在闹饥荒年馑的时候，开仓放粮，救济过百姓，让许多百姓免于饿死和流离失所。再比如，他当维持会长的时候，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是支持抗日力量，他为抗日武装出钱购买过几百条枪。又比如，他支助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地下组织的人员被捕后，他积极营救，出资收买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和军警，营救出十多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但是郭英明看了这份保命书不仅没有派人调查保命书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反而下令抓捕了这些联名上书“保命书”的人，判刑三十多人，二十多人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改造，并且枪毙了这些人中五个曾为反动政府做过事，有历史问题的人。理由是这些人美化反动阶级，为大地主，反革命鸣冤叫屈，破环新政府的威信。由于受当时政治概念化的影响，郭英明认为，凡是地主都是坏蛋，都是作恶多端的，哪有什么好地主。此外，地主是封建反动阶级，怎么可能做有益于百姓，有益于共产党的好事呢？所以，凡是大地主，格杀勿论，正是在这一概念化政治的指导下，郭英明才做出了这种判断。在对这些人做过处理之后，郭英明深信自己的决断是英明的，无可非议的，是革命坚决，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一边的政治表现，他也是当然的革命者。所以他问心无愧。因此在事过之后，郭英明早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不做任何思量或者反省。
但是，八年后的一天，上级给这个地区派来了一个专员，兼地委副书记，这位专员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做过地下党工作，对当地民情、历史非常熟悉，也算是老革命了。郭英明和这位助手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工作上还算配合默契，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时的干部思想单纯，都是为了工作，很少存在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谋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遵照执行。郭英明属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他对上级下达的政治指令，无条件尊奉执行，他也要求下属对他也是如此。但他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永远是行政命令式，对上级给他派来的助手也是如此。而他的这位助手，文化水平较高，性格沉静，处事冷静，稳重，谨慎，此外对他这位老革命也十分尊敬。在大政方针上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郭英明对他的这位助手十分满意。可是，这位助手在来到这个地区工作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找郭英明个别谈话，提起了一桩旧事，即九年前的李良成案件，助手认为郭英明九年批准枪毙李良成是极端错误的，尤其是不该将为李良成鸣冤叫屈上书“保命书”的群众一块牵连。他建议纠正那个案件的判决，给李良成及受牵连的人平反昭雪。郭英明已经习惯了下级的阿谀奉迎和惟命是从，一听自己的助手要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道：“你小子想干什么？想翻老子过去的旧账搞倒老子么？你这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反攻倒算，没门！”
“郭书记，你冷静点，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只是说，当初判李良成死刑的那位副县长兼法院院长也是一个南下干部，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复杂性，只凭对地主的印象和所谓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偏听偏信了一些乡村无赖和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恶人告状，就判处李良成死刑，这是很不严肃的对待法律。而您也是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影响，偏听偏信，才导致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我比您了解李良成这个人，他不仅是我的一个堂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我们地下党滨河区委被叛徒出卖，有二十几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政府的军警逮捕，我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我们已经被国民党的绥靖公署判处了死刑，但李良成用了五十根金条买通了国民党军警的要害人物，私放了我们其中七个同志。这对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大的情分啊！但我们执政之后，却恩将仇报，杀了人家，还牵连了为他伸冤的人，这也太不应该了。我半年前去李良成的家乡看望李良成，只想感谢他当初的救命之恩。哪里知道他九年前就被我们的政府枪毙了，还累及许多无辜。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惭愧，心里又堵得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我们的法院如此草菅人命，这和山大王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为这件事痛心。我在猜想李良成临被枪毙前的感受，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想，我这是帮助了一帮不该帮助的人？他会不会从心底蔑视我们这个政权？我还知道，当初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但一听说他的名字叫李良成，从匪首到普通土匪喽啰都不肯动他一个指头，而是把他礼送下山。因为土匪中有许多穷人和赤贫，他们曾经接受过李良成的接济。连土匪都不肯像李良成索要赎金，也不肯加害李良成，而我们却听信几个流氓和乡村无赖的诬告，加害于李良成。不仅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还以法律的名义枪毙了他，这是多悲哀的一件事啊！不错，我听人说，李良成在刑场上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个政权连土匪也不如啊，简直没有半点人性。’有人据李良成临终的这句话，认定李良成仇视我们党和政权，死有余辜。可是，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人在过去的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个在野的不得势的政党团体，但是，当这个政党团体得势掌握了政权之后，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执意要杀死曾经帮助过它对他有大恩的人，在临死的时候，这个人会喊这个政权万岁么？我之所以敢说那些控告李良成的人是一些无赖和流氓也是有根据的。我让下面的同志调阅了李良成案件的原始档案，并对检举揭发李良成的那几个人的历史背景做了了解，有两个所谓的贫雇农，一个是乡村无赖，不从事任何职业，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因为盗卖李良成家的骡子被护院抓住吊打过，最后还是李良成让护院的家丁不要打他，还是送法院处理。这个人被旧政府判了两年徒刑，出来后当了国名党的兵，九一九起义后成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几天副乡长。是他牵头告李良成迫害革命者，他自己以革命者自居。另一个家伙，是李良成的护院，因为调戏引诱李良成家的女佣致使女佣怀孕，被李良成赶出了李家大院，因此而怀恨在心。还有一个所谓的共产党员，这是个革命的叛徒，滨河区原地下党组织曾利用李良成家在城里的茶楼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这个人是茶楼的掌柜，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滨河区的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后，这个家伙也被抓进了监狱，但不久却越狱了逃跑了。但这越狱很可疑。李良成怀疑是他出卖了地下党组织。因为和他直接有联系的三个地下党成员，任李良成花多少金条，国民党军警都不肯放人，最后被枪毙了。而李良成用金条赎买的人里也有他，他没有被赎出来，却能成功越狱，而且没有受到国名党军警的通缉，李良成很怀疑他是国民党故意让他逃走的。而且绥靖公署里有一个被李良成收买的大员提醒李良成要警惕那个所谓越狱的家伙，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所以李良成不再信任他，他逃出来后李良成没有收留他。这个家伙在检举揭发李良成时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但不久因为*、*多名女性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我就凭这些曾经告发检举过李良成的主要人物的历史，就断定李良成是被屈死的。再者，判决中只凭那个曾任公安局长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李良成告发出卖了地下党组织，更是不妥当。我们分析一下，李良成虽然有进步思想，同情我党的政治，但他毕竟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组织成员的秘密他并不知晓，何来出卖？另外，既然是李良成出卖的，他何必又用五十根金条来赎买这些被他出卖的人呢？他疯了吗？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竟然在法庭上得到认可。我怀疑这不是法院，而是屠宰场。但是被李良成死了，死口无对，但我们这些活着的受过他帮助的人明知道事情却不站出来为他平原昭雪，我彻夜不安，共产党人不能因为讲原则就不讲良心。这件事，我考虑了好久，所以，我今天才冒着触犯您的尊严的危险来向您提出给李良成平凡，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建议。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有错必纠的胸境，对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事实求是的纠正。”地区专员面对郭英明的雷霆之怒，诚恳解释道。
“你小子别来这套，不管怎么说，老子不买你的帐。”郭英明依然怒气冲冲地道。
“郭书记，你听着，我不是你的小子，你也不是我的老子，我是共产党的地委专员，是你的下属，而不是您的奴隶，所以请您以后在我面前放尊重些。这是其一。其二，我过去对你很尊重，但以后这种尊重再不会有了，因为一个不尊重别人也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其三，你也许自认你是老革命，有权在我面前摆老资格，你错了。要说资格，我比你您的资格差不到哪去，当你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也在另一个战场上和敌人战斗，不同的我们是地下党，功绩是秘密，不能对人宣扬。而你们则可以大张旗鼓地说杀敌多少，负伤几次，你们认为你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那么我们地下党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吗？难道国民党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后会请我们吃大餐么？不要认为天下是你们打下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不假，但是，没有我们这些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共产党员配合你们的斗争，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是两个不同战场上的战友，而不是你们比我们高明，伟大，我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受过酷刑，老虎凳，皮鞭，铁链的滋味都尝过，没有叛过党，如果把你投进国民党的监狱，受到死亡的威胁，你未必如我。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老资格。没有意义，只能显示你的浅薄浮躁。虽然我理解你不把人的生命和别人的人格尊严当一回事的历史原因，在战场上是血腥对血腥，刀对刀，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死我死，没有什么宽恕和怜悯可言，闻惯了血腥就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一听到战争和杀戮，一嗅到血腥，心里就激动，热血沸腾，这是习惯养成的自然，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杀戮和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战争，获得和平，并且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公正合理、讲求法制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让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定。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您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一介武夫，为自己活得舒服一点而折腾、造反，大浪淘沙卷入了革命队伍罢了。你今后再不要再我面前吹嘘什么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之类的豪言壮语，你的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你革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像封建皇帝那样腐烂、为所欲为。比如你的私生活的腐烂，玩弄女人，独断专行，草菅人命，老子天下第一、军阀作风等等，都就是证明。你记住，你撤不了我这个地委副书记的职务，你自己却有可能让你翻船。”地区专员愤怒地道。（未完待续）
一九六三年，是郭英明政治仕途上的低谷时期。在这之前，他刚刚经历过仕途的挫折和婚姻的变故。仕途的挫折是他被他的政治对手从地委书记的高位踹下来，降职为地区某县的副县长。他的政治对手是原地委副书记兼地区专员。说来有意思的事，他和这位原地区专员的矛盾既不是工作意见的分歧，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由一桩历史积怨而起。而且对手在暗中，郭英明完全不知道他的手下内心非常鄙视他，而一直把对手当做朋友和值得信任的属下。只是后来他被从地委书记的职务上颠覆，落难之后才从对手的口中得知。他在得知对手之所以把他撵下台的原因是，心里并没有对颠覆者产生怨恨，相反到对这位对手产生了敬意。
说来话长，郭英明南下到这个地区任地委书记后的第二年，这个地区和全国的政治形式相同，正展开“三五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个县法院报上一批需要镇压的地主和反革命名单，其中有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乡绅，是一位大地主，名叫叫李良成，郭英明在看完县法院报上来的李良成的‘恶迹’后，毫不犹豫地签署了立即枪决的命令。但是在他签署完枪决李良成的命令的当天，就收到了许多乡下农民自发联名上书的“保命书”恳求法院刀下留人，不要枪毙李良成。在这份联名上书的“保命书”上签名的百姓达六十多人，他们为李良成保命的理由是，李良成是个好地主，为人正直，政治开明，他的土地资产是勤奋持家，辛苦经营土地的结果，此外做过许多对当地老百姓有益的好事、善事。比如在闹饥荒年馑的时候，开仓放粮，救济过百姓，让许多百姓免于饿死和流离失所。再比如，他当维持会长的时候，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上是支持抗日力量，他为抗日武装出钱购买过几百条枪。又比如，他支助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共产地下组织的人员被捕后，他积极营救，出资收买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和军警，营救出十多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但是郭英明看了这份保命书不仅没有派人调查保命书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反而下令抓捕了这些联名上书“保命书”的人，判刑三十多人，二十多人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改造，并且枪毙了这些人中五个曾为反动政府做过事，有历史问题的人。理由是这些人美化反动阶级，为大地主，反革命鸣冤叫屈，破环新政府的威信。由于受当时政治概念化的影响，郭英明认为，凡是地主都是坏蛋，都是作恶多端的，哪有什么好地主。此外，地主是封建反动阶级，怎么可能做有益于百姓，有益于共产党的好事呢？所以，凡是大地主，格杀勿论，正是在这一概念化政治的指导下，郭英明才做出了这种判断。在对这些人做过处理之后，郭英明深信自己的决断是英明的，无可非议的，是革命坚决，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一边的政治表现，他也是当然的革命者。所以他问心无愧。因此在事过之后，郭英明早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不做任何思量或者反省。
但是，八年后的一天，上级给这个地区派来了一个专员，兼地委副书记，这位专员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做过地下党工作，对当地民情、历史非常熟悉，也算是老革命了。郭英明和这位助手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工作上还算配合默契，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时的干部思想单纯，都是为了工作，很少存在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谋求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无条件遵照执行。郭英明属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他对上级下达的政治指令，无条件尊奉执行，他也要求下属对他也是如此。但他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永远是行政命令式，对上级给他派来的助手也是如此。而他的这位助手，文化水平较高，性格沉静，处事冷静，稳重，谨慎，此外对他这位老革命也十分尊敬。在大政方针上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郭英明对他的这位助手十分满意。可是，这位助手在来到这个地区工作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找郭英明个别谈话，提起了一桩旧事，即九年前的李良成案件，助手认为郭英明九年批准枪毙李良成是极端错误的，尤其是不该将为李良成鸣冤叫屈上书“保命书”的群众一块牵连。他建议纠正那个案件的判决，给李良成及受牵连的人平反昭雪。郭英明已经习惯了下级的阿谀奉迎和惟命是从，一听自己的助手要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道：“你小子想干什么？想翻老子过去的旧账搞倒老子么？你这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反攻倒算，没门！”
“郭书记，你冷静点，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只是说，当初判李良成死刑的那位副县长兼法院院长也是一个南下干部，根本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复杂性，只凭对地主的印象和所谓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感情，偏听偏信了一些乡村无赖和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恶人告状，就判处李良成死刑，这是很不严肃的对待法律。而您也是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影响，偏听偏信，才导致了这一错误。而事实上，我比您了解李良成这个人，他不仅是我的一个堂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我们地下党滨河区委被叛徒出卖，有二十几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政府的军警逮捕，我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我们已经被国民党的绥靖公署判处了死刑，但李良成用了五十根金条买通了国民党军警的要害人物，私放了我们其中七个同志。这对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大的情分啊！但我们执政之后，却恩将仇报，杀了人家，还牵连了为他伸冤的人，这也太不应该了。我半年前去李良成的家乡看望李良成，只想感谢他当初的救命之恩。哪里知道他九年前就被我们的政府枪毙了，还累及许多无辜。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惭愧，心里又堵得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我们的法院如此草菅人命，这和山大王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为这件事痛心。我在猜想李良成临被枪毙前的感受，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想，我这是帮助了一帮不该帮助的人？他会不会从心底蔑视我们这个政权？我还知道，当初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但一听说他的名字叫李良成，从匪首到普通土匪喽啰都不肯动他一个指头，而是把他礼送下山。因为土匪中有许多穷人和赤贫，他们曾经接受过李良成的接济。连土匪都不肯像李良成索要赎金，也不肯加害李良成，而我们却听信几个流氓和乡村无赖的诬告，加害于李良成。不仅没收了他的一切财产，还以法律的名义枪毙了他，这是多悲哀的一件事啊！不错，我听人说，李良成在刑场上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个政权连土匪也不如啊，简直没有半点人性。’有人据李良成临终的这句话，认定李良成仇视我们党和政权，死有余辜。可是，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人在过去的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个在野的不得势的政党团体，但是，当这个政党团体得势掌握了政权之后，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执意要杀死曾经帮助过它对他有大恩的人，在临死的时候，这个人会喊这个政权万岁么？我之所以敢说那些控告李良成的人是一些无赖和流氓也是有根据的。我让下面的同志调阅了李良成案件的原始档案，并对检举揭发李良成的那几个人的历史背景做了了解，有两个所谓的贫雇农，一个是乡村无赖，不从事任何职业，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因为盗卖李良成家的骡子被护院抓住吊打过，最后还是李良成让护院的家丁不要打他，还是送法院处理。这个人被旧政府判了两年徒刑，出来后当了国名党的兵，九一九起义后成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几天副乡长。是他牵头告李良成迫害革命者，他自己以革命者自居。另一个家伙，是李良成的护院，因为调戏引诱李良成家的女佣致使女佣怀孕，被李良成赶出了李家大院，因此而怀恨在心。还有一个所谓的共产党员，这是个革命的叛徒，滨河区原地下党组织曾利用李良成家在城里的茶楼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这个人是茶楼的掌柜，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滨河区的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后，这个家伙也被抓进了监狱，但不久却越狱了逃跑了。但这越狱很可疑。李良成怀疑是他出卖了地下党组织。因为和他直接有联系的三个地下党成员，任李良成花多少金条，国民党军警都不肯放人，最后被枪毙了。而李良成用金条赎买的人里也有他，他没有被赎出来，却能成功越狱，而且没有受到国名党军警的通缉，李良成很怀疑他是国民党故意让他逃走的。而且绥靖公署里有一个被李良成收买的大员提醒李良成要警惕那个所谓越狱的家伙，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所以李良成不再信任他，他逃出来后李良成没有收留他。这个家伙在检举揭发李良成时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但不久因为*、*多名女性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我就凭这些曾经告发检举过李良成的主要人物的历史，就断定李良成是被屈死的。再者，判决中只凭那个曾任公安局长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李良成告发出卖了地下党组织，更是不妥当。我们分析一下，李良成虽然有进步思想，同情我党的政治，但他毕竟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组织成员的秘密他并不知晓，何来出卖？另外，既然是李良成出卖的，他何必又用五十根金条来赎买这些被他出卖的人呢？他疯了吗？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竟然在法庭上得到认可。我怀疑这不是法院，而是屠宰场。但是被李良成死了，死口无对，但我们这些活着的受过他帮助的人明知道事情却不站出来为他平原昭雪，我彻夜不安，共产党人不能因为讲原则就不讲良心。这件事，我考虑了好久，所以，我今天才冒着触犯您的尊严的危险来向您提出给李良成平凡，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建议。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有错必纠的胸境，对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事实求是的纠正。”地区专员面对郭英明的雷霆之怒，诚恳解释道。
“你小子别来这套，不管怎么说，老子不买你的帐。”郭英明依然怒气冲冲地道。
“郭书记，你听着，我不是你的小子，你也不是我的老子，我是共产党的地委专员，是你的下属，而不是您的奴隶，所以请您以后在我面前放尊重些。这是其一。其二，我过去对你很尊重，但以后这种尊重再不会有了，因为一个不尊重别人也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其三，你也许自认你是老革命，有权在我面前摆老资格，你错了。要说资格，我比你您的资格差不到哪去，当你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也在另一个战场上和敌人战斗，不同的我们是地下党，功绩是秘密，不能对人宣扬。而你们则可以大张旗鼓地说杀敌多少，负伤几次，你们认为你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那么我们地下党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吗？难道国民党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后会请我们吃大餐么？不要认为天下是你们打下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不假，但是，没有我们这些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共产党员配合你们的斗争，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是两个不同战场上的战友，而不是你们比我们高明，伟大，我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受过酷刑，老虎凳，皮鞭，铁链的滋味都尝过，没有叛过党，如果把你投进国民党的监狱，受到死亡的威胁，你未必如我。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老资格。没有意义，只能显示你的浅薄浮躁。虽然我理解你不把人的生命和别人的人格尊严当一回事的历史原因，在战场上是血腥对血腥，刀对刀，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死我死，没有什么宽恕和怜悯可言，闻惯了血腥就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一听到战争和杀戮，一嗅到血腥，心里就激动，热血沸腾，这是习惯养成的自然，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杀戮和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战争，获得和平，并且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公正合理、讲求法制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让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定。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您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一介武夫，为自己活得舒服一点而折腾、造反，大浪淘沙卷入了革命队伍罢了。你今后再不要再我面前吹嘘什么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之类的豪言壮语，你的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你革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像封建皇帝那样腐烂、为所欲为。比如你的私生活的腐烂，玩弄女人，独断专行，草菅人命，老子天下第一、军阀作风等等，都就是证明。你记住，你撤不了我这个地委副书记的职务，你自己却有可能让你翻船。”地区专员愤怒地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