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66章 大臣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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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臣开完会得几天后，朝廷的人事就进行了紧急调动。吏部验封主事孙传庭调到了京营担任兵备佥事，主抓军队训练和资金。
孙传庭长着一副好胡须，潇洒、威风、庄重，洋溢着男子汉的风采，给人以信任感。孙传庭几年才二十八岁，年轻是他的资本。官场是讲资历的，只要他不犯什么大错误，熬到侍郎一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在他的心中，也许战场比官场更简单纯粹，更适合他。可以说，孙传庭是一个有尚武精神的文官。
明初立国，朱元璋倡导一种务实的风气，科举不盛，三途并用，因此在文武关系上体现为一种文武并重的风习。这种风习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军政有条不紊，边防的巩固，武备的强盛。到了正统年间之后，科举渐盛，进士一途成为仕途的唯一出路。在文武关系上逐渐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
承平日久，在明代士人当中养成一种因循苟且的陋习。士人的前途都是锦衣玉食，以科举入仕作为唯一的出路。但一旦方舆多故，疆场之事兴起，就很少看到有人敢请缨出战。重文的积习造成士大夫单知诵法孔子，对于军旅之事却一概未习。不仅如此，士人还恬不为怪，高自夸诩，以为兵法这些都是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全社会就形成一股轻武的风气。
更令人吃惊的是，长时期的重文轻武的陋习，渐渐地销蚀着武将的志气。武将为了迎合这种风气，自正德、嘉靖以来，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风气。不仅如此，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一旦边疆危急，这些“儒将”都束手无策。
正当重文轻武之风渐长、武备废弛的时候，一些实学思想家开始为扭转这种风气而努力，他们提倡文武并重，以挽救长期的重文轻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朱由校执政时，士人的思想界极为混乱。实学思潮是当时思想流派的一个大类，在朱由校的帝师中，徐光启就属于研究物理之学的那一类人；袁可立属于认真执政做事的那一类人；孙承宗则属于振奋尚武精神的那一类人，他们都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学。
孙传庭是山西代州镇武卫人，在代州长大的他最熟悉的建筑就是雁门关。
雁门关北通大同，南达太原，进可主辽阔草原，退可守千里关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战略地位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代州当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朝投靠蒙古的大汉奸赵全在隆庆年间，就多次攻打代州，掳掠杀害了不少百姓。后来虽然张居正改革，边军实力大涨，多次成功
抵御蒙古入侵，再加上蒙古通商谈判取得了一段和平时光，可是战争的疑云总是聚在代州百姓头上阴魂不散。
孙传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熟悉边防战事并且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自幼熟读兵法，满腹韬略就是为了能成为一方统帅保家卫民。在一次与内阁首辅对边防的讨论中，他口出高论得到孙承宗的赞赏。如今他被提拔到京营做事，遂了他的心意，他高高兴兴风风火火的投入到京营中的训练中去。
御史左光斗正在准备调任去山东济宁当他的河道总督，他的不少东林党朋友都来向他道贺升官。的确，河道总督的差事是一件肥缺，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但在左光斗眼中，河道总督是一个要命的差事。
皇上登基还不到一年，他杀伐果断的性格已经表露出来，如果左光斗贪污朝廷下发的银两，那他一定会被斩首示众，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这一点左光斗还不是特别在意，他的清廉是朝野上下都有所耳闻的。
左光斗现在最害怕的是失职，不能治理好黄河。别的事没做好，往往还可以好好商量，黄河如果发大水那就是几十万的百姓遭殃。
时而咆哮奔腾，时而干枯见底的黄河，既是中华民族骄傲的象征，又常肆虐为它骄傲的民众。让黄河完全听从人们的驯服，不再泛滥为害，是帝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在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出现过多少治水的英雄，也有多少人为之受辱含羞？黄河，轻易碰不得！
皇帝是铁了心要治理黄河的，那作为河道总督的左光斗就是碰的粉身碎骨，拼了命也要驯服黄河。在从京城出发时，左光斗的好友杨涟来送行，杨涟祝愿他能够像潘尚书一样防止水患，保一方百姓太平。
潘尚书指的就是明朝最著名的治水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前往山东济宁的路上，左光斗思考着治河前辈的经验。潘季驯治河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肯定“筑堤治河”这一大政方针。即使修堤的作用有局限性，缺点问题不少，但是治理多泥沙的黄河下游河道，第一就要筑堤。而且从上到下、南北两岸都要坚筑堤防。他不限于以往筑堤高过水面但求安全的消极防御思想，而是进一步把堤防作为积极的治河手段，努力加以完善。
潘季驯了解黄河下游的治理，不单纯是洪水问题，更重要的是泥沙问题。单靠堤防的力量，即使更为完善，也不能把黄河全部泥沙送入大海。河床的淤积如果不能消除，防洪安全仍然没有保证。
为了减轻下游河道和河口段的淤积，因此他提出了增加清水，提高水流挟沙能力的“蓄清刷黄”新方略。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他原设想修筑归仁堤，阻止黄河含沙量大的洪水进入洪泽湖；再修清浦至柳浦湾堤，免除黄河南侵；更大筑高家堰，把全淮河的水蓄在洪泽湖内，以提高水位。使水出清口，增大输沙能力，冲刷黄河尾闾河段。
可是即使是潘季驯这样的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人才，他面对黄河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朝政府治理黄河通常是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在明初，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为会通河水源不足，河道狭窄水浅，不能承担漕运的巨大压力。元朝的大都一直是靠着海运来支撑。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河流密布，漕运不是主要问题，因此也没有对运河加以治理。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北漕运一跃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朱棣下令疏浚会通河，从此南北大运河成为经济大动脉，对明朝政治、经济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代。南北大运河通航，黄河横流而过流入大海，从此，黄河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
弘治年间，刘大夏主持治河，一方面在黄河北岸筑起长堤，以防止黄河北决冲断运河。另一方面，疏通南岸支河，使黄河水入淮水，以分杀河势。这次治河工程竣工后，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基本消除了，然而却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靠近南直隶的淮河河段经常出现大水灾，左光斗是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他的家乡就总是被水患袭扰，所以他才对水利有着浓厚的兴趣。潘季驯虽然减轻了水患，但是南直隶的河水泛滥并没有得到解决。左光斗越想越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在路上满脑子都在考虑先去哪个河段开工。
左光斗担心的是水灾，袁应泰担心的是蝗灾。蝗灾通常集中于夏秋两季，蝗虫喜欢高温环境。蝗灾发生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久旱必有蝗，干旱之年多有蝗灾发生。徐光启通过他多年对农业的研究，他发现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涸泽是蝗虫的发生地。要消灭蝗灾，一定要根治这些蝗虫滋生地。徐光启把他的一系列理论写成书信，发给身在河北的北直隶总督袁应泰。
袁应泰已经接到朝廷的通知，他如今是北直隶的总督，主管农业发展，具体工作就是修建水利设施、防御病虫灾害。清除蝗虫灾害的工作，袁应泰已经在做了。这些天袁应泰一直到农田里去视察，官民废了很大的劲捕杀蝗虫，而田间麦垄的幼虫仍然很多，这让他心急如焚。袁应泰决定再抬高收购蝗虫的价格，来激发百姓的积极性。
果然工钱一涨，投入灭蝗的百姓更多了。然而花费这么多银两，他又如何向皇帝交代呢。
与重臣开完会得几天后，朝廷的人事就进行了紧急调动。吏部验封主事孙传庭调到了京营担任兵备佥事，主抓军队训练和资金。
孙传庭长着一副好胡须，潇洒、威风、庄重，洋溢着男子汉的风采，给人以信任感。孙传庭几年才二十八岁，年轻是他的资本。官场是讲资历的，只要他不犯什么大错误，熬到侍郎一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在他的心中，也许战场比官场更简单纯粹，更适合他。可以说，孙传庭是一个有尚武精神的文官。
明初立国，朱元璋倡导一种务实的风气，科举不盛，三途并用，因此在文武关系上体现为一种文武并重的风习。这种风习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军政有条不紊，边防的巩固，武备的强盛。到了正统年间之后，科举渐盛，进士一途成为仕途的唯一出路。在文武关系上逐渐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
承平日久，在明代士人当中养成一种因循苟且的陋习。士人的前途都是锦衣玉食，以科举入仕作为唯一的出路。但一旦方舆多故，疆场之事兴起，就很少看到有人敢请缨出战。重文的积习造成士大夫单知诵法孔子，对于军旅之事却一概未习。不仅如此，士人还恬不为怪，高自夸诩，以为兵法这些都是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全社会就形成一股轻武的风气。
更令人吃惊的是，长时期的重文轻武的陋习，渐渐地销蚀着武将的志气。武将为了迎合这种风气，自正德、嘉靖以来，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风气。不仅如此，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一旦边疆危急，这些“儒将”都束手无策。
正当重文轻武之风渐长、武备废弛的时候，一些实学思想家开始为扭转这种风气而努力，他们提倡文武并重，以挽救长期的重文轻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朱由校执政时，士人的思想界极为混乱。实学思潮是当时思想流派的一个大类，在朱由校的帝师中，徐光启就属于研究物理之学的那一类人；袁可立属于认真执政做事的那一类人；孙承宗则属于振奋尚武精神的那一类人，他们都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学。
孙传庭是山西代州镇武卫人，在代州长大的他最熟悉的建筑就是雁门关。
雁门关北通大同，南达太原，进可主辽阔草原，退可守千里关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战略地位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代州当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朝投靠蒙古的大汉奸赵全在隆庆年间，就多次攻打代州，掳掠杀害了不少百姓。后来虽然张居正改革，边军实力大涨，多次成功
抵御蒙古入侵，再加上蒙古通商谈判取得了一段和平时光，可是战争的疑云总是聚在代州百姓头上阴魂不散。
孙传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熟悉边防战事并且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自幼熟读兵法，满腹韬略就是为了能成为一方统帅保家卫民。在一次与内阁首辅对边防的讨论中，他口出高论得到孙承宗的赞赏。如今他被提拔到京营做事，遂了他的心意，他高高兴兴风风火火的投入到京营中的训练中去。
御史左光斗正在准备调任去山东济宁当他的河道总督，他的不少东林党朋友都来向他道贺升官。的确，河道总督的差事是一件肥缺，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但在左光斗眼中，河道总督是一个要命的差事。
皇上登基还不到一年，他杀伐果断的性格已经表露出来，如果左光斗贪污朝廷下发的银两，那他一定会被斩首示众，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这一点左光斗还不是特别在意，他的清廉是朝野上下都有所耳闻的。
左光斗现在最害怕的是失职，不能治理好黄河。别的事没做好，往往还可以好好商量，黄河如果发大水那就是几十万的百姓遭殃。
时而咆哮奔腾，时而干枯见底的黄河，既是中华民族骄傲的象征，又常肆虐为它骄傲的民众。让黄河完全听从人们的驯服，不再泛滥为害，是帝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在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出现过多少治水的英雄，也有多少人为之受辱含羞？黄河，轻易碰不得！
皇帝是铁了心要治理黄河的，那作为河道总督的左光斗就是碰的粉身碎骨，拼了命也要驯服黄河。在从京城出发时，左光斗的好友杨涟来送行，杨涟祝愿他能够像潘尚书一样防止水患，保一方百姓太平。
潘尚书指的就是明朝最著名的治水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前往山东济宁的路上，左光斗思考着治河前辈的经验。潘季驯治河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肯定“筑堤治河”这一大政方针。即使修堤的作用有局限性，缺点问题不少，但是治理多泥沙的黄河下游河道，第一就要筑堤。而且从上到下、南北两岸都要坚筑堤防。他不限于以往筑堤高过水面但求安全的消极防御思想，而是进一步把堤防作为积极的治河手段，努力加以完善。
潘季驯了解黄河下游的治理，不单纯是洪水问题，更重要的是泥沙问题。单靠堤防的力量，即使更为完善，也不能把黄河全部泥沙送入大海。河床的淤积如果不能消除，防洪安全仍然没有保证。
为了减轻下游河道和河口段的淤积，因此他提出了增加清水，提高水流挟沙能力的“蓄清刷黄”新方略。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他原设想修筑归仁堤，阻止黄河含沙量大的洪水进入洪泽湖；再修清浦至柳浦湾堤，免除黄河南侵；更大筑高家堰，把全淮河的水蓄在洪泽湖内，以提高水位。使水出清口，增大输沙能力，冲刷黄河尾闾河段。
可是即使是潘季驯这样的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人才，他面对黄河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朝政府治理黄河通常是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在明初，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为会通河水源不足，河道狭窄水浅，不能承担漕运的巨大压力。元朝的大都一直是靠着海运来支撑。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河流密布，漕运不是主要问题，因此也没有对运河加以治理。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北漕运一跃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朱棣下令疏浚会通河，从此南北大运河成为经济大动脉，对明朝政治、经济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代。南北大运河通航，黄河横流而过流入大海，从此，黄河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
弘治年间，刘大夏主持治河，一方面在黄河北岸筑起长堤，以防止黄河北决冲断运河。另一方面，疏通南岸支河，使黄河水入淮水，以分杀河势。这次治河工程竣工后，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基本消除了，然而却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靠近南直隶的淮河河段经常出现大水灾，左光斗是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他的家乡就总是被水患袭扰，所以他才对水利有着浓厚的兴趣。潘季驯虽然减轻了水患，但是南直隶的河水泛滥并没有得到解决。左光斗越想越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在路上满脑子都在考虑先去哪个河段开工。
左光斗担心的是水灾，袁应泰担心的是蝗灾。蝗灾通常集中于夏秋两季，蝗虫喜欢高温环境。蝗灾发生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久旱必有蝗，干旱之年多有蝗灾发生。徐光启通过他多年对农业的研究，他发现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涸泽是蝗虫的发生地。要消灭蝗灾，一定要根治这些蝗虫滋生地。徐光启把他的一系列理论写成书信，发给身在河北的北直隶总督袁应泰。
袁应泰已经接到朝廷的通知，他如今是北直隶的总督，主管农业发展，具体工作就是修建水利设施、防御病虫灾害。清除蝗虫灾害的工作，袁应泰已经在做了。这些天袁应泰一直到农田里去视察，官民废了很大的劲捕杀蝗虫，而田间麦垄的幼虫仍然很多，这让他心急如焚。袁应泰决定再抬高收购蝗虫的价格，来激发百姓的积极性。
果然工钱一涨，投入灭蝗的百姓更多了。然而花费这么多银两，他又如何向皇帝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