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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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性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讲。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
组建中国共（布）党并不是黎寿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自1919年起，新生的苏俄政府便成立了“共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5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政府。此后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欲使其领导下的中国党员能够夺取政权。
从1920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便陆续的潜入中国。共有国际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组织和活动站。中国的情报部门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密切关注，并在此后配合中国的警察机关破获了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站。而他这时还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品。在收缴上来的大量宣传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绍列宁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他开始受到吸引，渐渐的着了迷。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后他便开始留心收集相关的东西。
干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时刻提着脑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搞共有主义活动非但犯法，而且会判重刑，并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尽管危险很大，但他还是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决心在中国实现列宁的理想。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办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莫斯科对于他的“投诚”当然大喜过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国地下党组织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他本身从事情报工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人”。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社惠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就是他。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有党的成员了。9月，他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信仰共有主义。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的朋友很多人都不赞成共有主义，他们从法国写信给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他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有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他明确的向他们表明，他参加共有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尽管有莫斯科的大力支持和他在中国情报机构中发展的党员的协助，但布尔什维克们在中国的事业还是不断的遭受挫折，大量党员被杀害或囚禁。北京政府不断在各地发动突袭，搜到大批莫斯科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
从各地搜出的苏联文件在全中国的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北京政府得知苏联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它，大大加强了打击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事情使西方列强加大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力度。
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可以说绞尽了脑汁，虽然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危险，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
因为他虽然是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但他有他自己的宏伟计划。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斯大林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曾不止一次要中国党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有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国想到了。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汪明写信时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负责给中国党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国党人员的军事训练。
对于斯大林的“道路”，他举双手赞成。但他不想成为莫斯科的棋子。他想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靠别的手段。
现在，机会来了。
他很早就了解到，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并不是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军队的将领们，而是一个比他的岁数大不了多少的人。
这个人，已经连任多届中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国的所有情报机关，也是他一手创立的，他虽然主管中国的财政，但同时也是所有情报机构的总头子。
他不止一次的见过这个人，这个人比他大三岁，据说曾在日本学过军事，算是职业军人出身。这个人曾经是江西的地方小军阀，后来成为了北京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脸上常带着和蔼文雅的笑容，思想开明，喜欢和年轻人交谈，这个人不止一次的发表演讲，宣扬“科学、民主、自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这个人一度被俄国人认定“属于中国政府中的左翼”，“在思想上同我们很接近”。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个人极端反苏，尤其特别反感苏维埃党人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他经过多方研究后认为，这个人，才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如果能将这个人除掉，将给“反动”的北京政府致命一击。
虽然他动了对这个人的杀念，但他并没有急于行事，而是对他的各个方面——性格、喜好、工作生活习惯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调查了大量关于他的生平经历的记载。他发现，这个人遇到过多次的极为凶险的刺杀，但每一次他都能奇怪般的化险为夷。
之所以如此，除了这个人防范严密，身边的人精干可靠之外，他本人的机警狡诈和个人战技高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能够干掉这个人，他不止一次的因过度的思虑而失眠。
现在，他终于有了十足的把握，他准备动手了。
他认为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这一次会在空中被干掉。
在天空中，是这个人最危险也是最脆弱的时候。
在将所有的文件焚毁完毕后，他收拾好自己的物品，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地下室，起身离开了。
“我们的速度是不是慢下来了？”
坐在“天燕”式大型旋翼机上的杨朔铭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此时周围全是白茫茫的浓雾，能见度变得很差。
“是的，总长。”一位军官报告道，“这一会儿起雾了，为了防止和战斗机碰撞，就放慢了速度。”
杨朔铭所乘座的“天燕”式大型旋翼机是“波音中国”的又一杰作，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旋翼机这种飞机家族的新成员不是很熟悉，但杨朔铭已经敢于“为天下之先”，成为这种新式飞行器的忠实乘客了。
这一次他临时起意由飞艇换乘大型旋翼机，并不是单纯为了给“波音中国”做广告。
20世纪的飞机，在升降时常因故障而失速，导致机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在杨朔铭的“天才创意”指导下，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巴玉藻发明了自转旋翼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旋翼靠飞机运动时激起气流转动，产生升力，使飞机失速时不会下坠，当时，他的这个发明被世界新闻界称之为“风车飞机”，1924年，巴玉藻在广东的一处中国空军基地首次进行了试飞。三年后的1927年，巴玉藻亲自驾驶旋翼机用43分钟的时间成功横越了台湾海峡。旋翼机自此名声大噪。此后，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制造类似的旋翼机，用于搜索和测量。
乍一看，旋翼机和直升机简直一模一样：它们头顶都有一副大直径的旋翼，在飞行中依靠旋翼的旋转产生升力。但是除去这些表面上的一致性，旋翼机和直升机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机。
旋翼机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飞机之间的飞行器，它除去旋翼外，还带有一副垂直放置的螺旋桨以提供前进的动力，一般也装有较小的机翼在飞行中提供部分升力。旋翼机与直升机的最大区别是，旋翼机的旋翼不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发动机不是以驱动旋翼为飞机提供升力，而是在旋翼机飞行的过程中，由前方气流吹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象一只风车，旋翼系统仅在起动时由自身动力驱动，称之为“预旋”，起飞之后靠空气作用力驱动；而直升机的旋翼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既能产生升力，又能提供飞行的动力，象一台电风扇。由于旋翼为自转式，传递到机身上的扭矩很小，因此旋翼机无需单旋翼直升机那样的尾桨，但是一般装有尾翼，以控制飞行。旋翼机飞行时，升力主要由旋翼产生，固定机翼仅提供部分升力。
由于旋翼机的旋翼旋转的动力是由飞机前进而获得。万一发动机在空中停车螺旋桨不转了，此时旋翼机因为具有惯性继续维持前飞的状态，并由于重力和空气阻力逐渐减低速度和高度，就在这高度下降的同时，也就有了自下而上的相对气流，旋翼就能可自转提供升力。这样，旋冀机便可凭飞行员的操纵安全地滑翔降路。即使在飞行员不能操纵，旋翼机失去控制的特殊情况下，也会象降落伞一样的降落，虽然也是粗暴着陆，但不会出现类似“秤砣落地”那样的直摔情况。
由于旋翼机的旋翼是没有动力的，因此它没有由于动力驱动旋翼系统带来的较大的振动和噪音，也就不会因这种振动和噪音而使旋翼、机体等的使用落命缩短或增加乘员的疲劳。旋翼机动力驱动螺旋桨所造成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另外，旋翼机还有-个很可贵的特点，就是它的着陆滑跑距离大大地短于起飞沿跑距离，甚至操纵得好可以不滑跑就地着陆，只要一块比旋翼直径大一些的地方就可降落，即使不怎么平也不要紧，甚至可在旅游船顶篷或甲板上降落。它还可以自动调节，使机身具有良好的俯仰稳定性、滚转稳定性和速度稳定性。旋转起来的旋转桨盘恰似个大惯性轮，且旋翼没有周期变距等变化。又由于旋翼视的旋翼安装角比直升机的要大些，所以具有较好的陀螺效应，稳定性较高。旋翼机的抗风能力也较高，而且在起飞时，它还喜欢有风。对旋翼机来说，风有利于旋翼的起动和加速旋转，可以缩短滑跑的跃离，当达到足够大的风速时，一般的旋翼机也可以垂直起飞。
由于旋翼机结构简单，不仅造价便宜，而且故障率也低。此外使用维护简单方便。所需费用也低，因而试飞成功之后，很受中**方的欢迎。而许多中国的民用航空公司也准备引进这一新机种。
这一次杨朔铭出行选择乘座旋翼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青藏高原的地形和气候不利于大型飞艇的飞行和起降。
“我们虽然有雷达，但也不能全靠它，毕竟是新机器，性能还不稳定。”另外一位军官看到杨朔铭皱了皱眉头，立刻解释道。
“好大的雾。”杨朔铭的“超级电脑眼”开动了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四川了，是吗？”
“刚刚进入四川省界。”军官回答道，“刚才机长已经和机场取得了联系，他们的护航战斗机一会儿就到。”
杨朔铭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可能是阴天加上旅途劳累的关系，他闭上眼睛，很快的便睡着了。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性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讲。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
组建中国共（布）党并不是黎寿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自1919年起，新生的苏俄政府便成立了“共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5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政府。此后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欲使其领导下的中国党员能够夺取政权。
从1920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便陆续的潜入中国。共有国际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组织和活动站。中国的情报部门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密切关注，并在此后配合中国的警察机关破获了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站。而他这时还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品。在收缴上来的大量宣传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绍列宁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他开始受到吸引，渐渐的着了迷。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后他便开始留心收集相关的东西。
干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时刻提着脑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搞共有主义活动非但犯法，而且会判重刑，并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尽管危险很大，但他还是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决心在中国实现列宁的理想。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办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莫斯科对于他的“投诚”当然大喜过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国地下党组织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他本身从事情报工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人”。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社惠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就是他。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有党的成员了。9月，他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信仰共有主义。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的朋友很多人都不赞成共有主义，他们从法国写信给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他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有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他明确的向他们表明，他参加共有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尽管有莫斯科的大力支持和他在中国情报机构中发展的党员的协助，但布尔什维克们在中国的事业还是不断的遭受挫折，大量党员被杀害或囚禁。北京政府不断在各地发动突袭，搜到大批莫斯科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
从各地搜出的苏联文件在全中国的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北京政府得知苏联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它，大大加强了打击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事情使西方列强加大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力度。
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可以说绞尽了脑汁，虽然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危险，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
因为他虽然是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但他有他自己的宏伟计划。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斯大林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曾不止一次要中国党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有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国想到了。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汪明写信时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负责给中国党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国党人员的军事训练。
对于斯大林的“道路”，他举双手赞成。但他不想成为莫斯科的棋子。他想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靠别的手段。
现在，机会来了。
他很早就了解到，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并不是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军队的将领们，而是一个比他的岁数大不了多少的人。
这个人，已经连任多届中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国的所有情报机关，也是他一手创立的，他虽然主管中国的财政，但同时也是所有情报机构的总头子。
他不止一次的见过这个人，这个人比他大三岁，据说曾在日本学过军事，算是职业军人出身。这个人曾经是江西的地方小军阀，后来成为了北京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脸上常带着和蔼文雅的笑容，思想开明，喜欢和年轻人交谈，这个人不止一次的发表演讲，宣扬“科学、民主、自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这个人一度被俄国人认定“属于中国政府中的左翼”，“在思想上同我们很接近”。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个人极端反苏，尤其特别反感苏维埃党人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他经过多方研究后认为，这个人，才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如果能将这个人除掉，将给“反动”的北京政府致命一击。
虽然他动了对这个人的杀念，但他并没有急于行事，而是对他的各个方面——性格、喜好、工作生活习惯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调查了大量关于他的生平经历的记载。他发现，这个人遇到过多次的极为凶险的刺杀，但每一次他都能奇怪般的化险为夷。
之所以如此，除了这个人防范严密，身边的人精干可靠之外，他本人的机警狡诈和个人战技高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能够干掉这个人，他不止一次的因过度的思虑而失眠。
现在，他终于有了十足的把握，他准备动手了。
他认为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这一次会在空中被干掉。
在天空中，是这个人最危险也是最脆弱的时候。
在将所有的文件焚毁完毕后，他收拾好自己的物品，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地下室，起身离开了。
“我们的速度是不是慢下来了？”
坐在“天燕”式大型旋翼机上的杨朔铭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此时周围全是白茫茫的浓雾，能见度变得很差。
“是的，总长。”一位军官报告道，“这一会儿起雾了，为了防止和战斗机碰撞，就放慢了速度。”
杨朔铭所乘座的“天燕”式大型旋翼机是“波音中国”的又一杰作，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旋翼机这种飞机家族的新成员不是很熟悉，但杨朔铭已经敢于“为天下之先”，成为这种新式飞行器的忠实乘客了。
这一次他临时起意由飞艇换乘大型旋翼机，并不是单纯为了给“波音中国”做广告。
20世纪的飞机，在升降时常因故障而失速，导致机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在杨朔铭的“天才创意”指导下，中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巴玉藻发明了自转旋翼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旋翼靠飞机运动时激起气流转动，产生升力，使飞机失速时不会下坠，当时，他的这个发明被世界新闻界称之为“风车飞机”，1924年，巴玉藻在广东的一处中国空军基地首次进行了试飞。三年后的1927年，巴玉藻亲自驾驶旋翼机用43分钟的时间成功横越了台湾海峡。旋翼机自此名声大噪。此后，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制造类似的旋翼机，用于搜索和测量。
乍一看，旋翼机和直升机简直一模一样：它们头顶都有一副大直径的旋翼，在飞行中依靠旋翼的旋转产生升力。但是除去这些表面上的一致性，旋翼机和直升机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飞机。
旋翼机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飞机之间的飞行器，它除去旋翼外，还带有一副垂直放置的螺旋桨以提供前进的动力，一般也装有较小的机翼在飞行中提供部分升力。旋翼机与直升机的最大区别是，旋翼机的旋翼不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发动机不是以驱动旋翼为飞机提供升力，而是在旋翼机飞行的过程中，由前方气流吹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象一只风车，旋翼系统仅在起动时由自身动力驱动，称之为“预旋”，起飞之后靠空气作用力驱动；而直升机的旋翼与发动机传动系统相连，既能产生升力，又能提供飞行的动力，象一台电风扇。由于旋翼为自转式，传递到机身上的扭矩很小，因此旋翼机无需单旋翼直升机那样的尾桨，但是一般装有尾翼，以控制飞行。旋翼机飞行时，升力主要由旋翼产生，固定机翼仅提供部分升力。
由于旋翼机的旋翼旋转的动力是由飞机前进而获得。万一发动机在空中停车螺旋桨不转了，此时旋翼机因为具有惯性继续维持前飞的状态，并由于重力和空气阻力逐渐减低速度和高度，就在这高度下降的同时，也就有了自下而上的相对气流，旋翼就能可自转提供升力。这样，旋冀机便可凭飞行员的操纵安全地滑翔降路。即使在飞行员不能操纵，旋翼机失去控制的特殊情况下，也会象降落伞一样的降落，虽然也是粗暴着陆，但不会出现类似“秤砣落地”那样的直摔情况。
由于旋翼机的旋翼是没有动力的，因此它没有由于动力驱动旋翼系统带来的较大的振动和噪音，也就不会因这种振动和噪音而使旋翼、机体等的使用落命缩短或增加乘员的疲劳。旋翼机动力驱动螺旋桨所造成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另外，旋翼机还有-个很可贵的特点，就是它的着陆滑跑距离大大地短于起飞沿跑距离，甚至操纵得好可以不滑跑就地着陆，只要一块比旋翼直径大一些的地方就可降落，即使不怎么平也不要紧，甚至可在旅游船顶篷或甲板上降落。它还可以自动调节，使机身具有良好的俯仰稳定性、滚转稳定性和速度稳定性。旋转起来的旋转桨盘恰似个大惯性轮，且旋翼没有周期变距等变化。又由于旋翼视的旋翼安装角比直升机的要大些，所以具有较好的陀螺效应，稳定性较高。旋翼机的抗风能力也较高，而且在起飞时，它还喜欢有风。对旋翼机来说，风有利于旋翼的起动和加速旋转，可以缩短滑跑的跃离，当达到足够大的风速时，一般的旋翼机也可以垂直起飞。
由于旋翼机结构简单，不仅造价便宜，而且故障率也低。此外使用维护简单方便。所需费用也低，因而试飞成功之后，很受中**方的欢迎。而许多中国的民用航空公司也准备引进这一新机种。
这一次杨朔铭出行选择乘座旋翼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青藏高原的地形和气候不利于大型飞艇的飞行和起降。
“我们虽然有雷达，但也不能全靠它，毕竟是新机器，性能还不稳定。”另外一位军官看到杨朔铭皱了皱眉头，立刻解释道。
“好大的雾。”杨朔铭的“超级电脑眼”开动了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四川了，是吗？”
“刚刚进入四川省界。”军官回答道，“刚才机长已经和机场取得了联系，他们的护航战斗机一会儿就到。”
杨朔铭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可能是阴天加上旅途劳累的关系，他闭上眼睛，很快的便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