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五十七）同路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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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林很快判断出，那是一艘日本大型运输船。
突然一道亮光射向了“飞鱼9”号，将它的指挥塔围壳照的雪亮。这亮光来自岸边一条公路上碰巧路过的卡车前灯。在强光照射之下，指挥塔上的艇员甚至可以望见岸上的房屋和岗哨。一些艇员显得有些惊慌，因为看起来潜艇的行踪已经暴露，遭受攻击已经是在所难免。幸运的是卡车并未发现潜艇，而是拐了个弯继续朝前方开去。
不管怎么样，对“飞鱼9”号潜艇的官兵们来说，眼前的形势已经没有退路。“飞鱼9”号潜艇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寻找攻击目标。
肖永林一面指挥潜艇继续向前航行，一面仔细地观察海面。尽管视野良好，潜艇向前缓慢航行了一会儿，却未能发现任何大型军。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军可以说是中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疏漏。就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日本海军已经将停泊在这里的“伊势”号战列舰和“日向”号战列舰由九艘驱逐舰护航，前往台湾海域，引诱中国海军分舰队出击，希望中国分舰队能够正好落入日本海军主力的攻击范围内。但由于行动迟缓，预料中的中国海军分舰队并未被发现，而为防不测，日本人只好撤退。伴随着中国海军对朝鲜和日本东部沿海封锁的加强，日本人意识到佐世保湾的脆弱性，于是将整个舰队撤出了佐世保，将基地改设在横滨。这样一来，也使此时的肖永林失去了发现和攻击日本战列舰的机会。
肖永林命令“飞鱼9”号潜艇缓慢靠近并仔细观察。根据船上的三座烟囱、两座桅杆和炮塔及船的外型，肖永林立刻就判断出了，这应该是日本海军的“出云”级装甲巡洋舰和其中一艘。紧接着他又发现了不远处的另一艘日本军舰，肖永林判断对方应该是“出云”级的第二艘“磐手”号（实际上是排水量为9646吨的“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出云”级装甲巡洋舰是英国给日本建造的，装备有4门203毫米主炮和12门152毫米副炮，装甲厚度为187毫米。可能由于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舰，航速已经变得较慢，无法跟上日本舰队里的新型战舰，因而暂时留在港内，作为海防舰使用。
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鱼9”号大胆的以水面航行的状态向其接近，肖永林指示手下艇员将“出云”号列为首要的攻击目标，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观察到这里存在有更好的攻击目标。在悄悄接近“出云”号到攻击阵位测定潜艇吃水后，肖永林下令鱼雷发射管注水并打开管盖，准备进行水面发射。0点58分，在仔细瞄准之后，肖永林下令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2枚鱼雷，鱼雷成功入水并以极高的航速奔向目标。
此时的“出云”号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熟睡之中。第一发鱼雷命中后发出的沉闷爆炸声并未引起舰上官兵的注意。凌晨1点，右舷再次传出爆炸声，但并未发生火灾，大部分人在未觉察到异样后继续睡觉。在“飞鱼9”号潜艇上，肖永林和艇员们认为击中了“出云”号，于是肖永林下令快速转向180度，瞄准了另外一艘日本军舰（即“八云”号），用另外两枚鱼雷发射管再次发射了鱼雷，但没有命中。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艇长，他应该该考虑立即撤退了，因为对方马上就会拉响警报展开搜索。但这一次杨朔铭选对了人——肖永林命令潜艇再次转向并将艇首的鱼雷发射管迅速装填完毕，鱼雷再次瞄准“八云”号的舰体中部，发射了出去。
凌晨1点16分，所有4发鱼雷全部准确命中目标并引爆，鱼雷的爆炸终于撕破了近万吨的“出云”号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的巨大舰体，海面上顿时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即告沉没，舰上包括舰长在内的21名军官和629人丧生，只有22人生还。肖永林在潜望镜里注视着“出云”号的沉没，下令保持安静并迅速撤离。由于担心日本人的追击，肖永林没有进行丝毫停留，因而没有顾得上观看第三次攻击的战果。事实上此时根本没有追兵，日本人几乎没有意识到这艘中国潜艇的存在。而“八云”号和“出云”号一样，也被两枚鱼雷同时击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粉身碎骨，舰上官兵无一生还。
此时的海潮方向突然改变了，撤离佐世保湾变得困难重重。凌晨1点28分，“飞鱼9”号潜艇沿着原路返回海峡。肖永林向艇员宣布战果：击沉一艘大型装甲巡洋舰，重创另一艘。肖永林此时并不知道，中国潜艇在此次战争期间击沉的日本各类舰船中，“出云”号的吨位排名第一，这也是仅有的两艘被华军潜艇击沉的日本帝国海军装甲巡洋舰。
2时25分，“飞鱼9”号重新进入濑户内海。而过了不久，尽管日本人严密封锁了消息，英国人的报纸还是宣布佐世保港遭到了袭击。1921年7月1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作出了如下报导：
“根据本报记者最新消息以及今天早间的报道，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佐世保港被击沉，相信这是中国潜艇所为……日本方面同时还宣称：入侵者——中国潜艇已被击沉，这显然是个笑话，因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导，那艘潜艇已经平安返航……”
在返航途中，“飞鱼9”号的艇员们在潜艇的舱壁上画上了两艘军舰的轮廓并在上面标上了日本的国旗。这是潜艇战绩的特殊标记，而艇员们都相信，以后这样的标记会越来越多。
“飞鱼9”号潜艇重新抵达天津大沽港后。魏永浩中将和一些海军将领已经在码头上等候。艇员们登岸后，魏永浩为所有的人都亲自颁发了白鹰勋章，肖永林也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在码头上，“飞鱼9”号的艇员们得到了当地群众英雄般的欢迎，当天下午所有艇员都乘坐专机飞往北京，并得到了代理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接见。徐世昌亲自为肖永林佩戴上嘉禾勋章，并称赞这次奇袭佐世保港的作战行动的成功是“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作战历史上最为引以自豪的战绩”。魏永浩不失时机地向徐世昌提出了扩大潜艇生产的建议。徐世昌尽管仍存有疑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向杨朔铭发信询问。当天晚上，“飞鱼9”号潜艇的全体艇员都在总统府出席盛宴。
尽管在开战初期，中国潜艇在太平洋上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战绩，但偷袭佐世保港并击沉“出云”号和“八云”号的胜利，使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了潜艇的巨大作用，逐渐开始重视潜艇部队的建设，并开始加紧新潜艇的制造。
佐世保港偷袭战的结果让日本政府大为惊慌，因为自从双方开战后，日本认为中国已开始对日本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开战初期一直对日本抱有媾和的幻想，因而并没有对日本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中国潜艇部队在封锁日本的行动中也一直严格执行对商船的俘获规则。
而就在这天夜晚，在日本海的深处，一艘中国新式远洋潜艇正巡弋于黑暗而冰冷的海中。这是一艘处于试验状态的新型潜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看上去显得有些笨拙和让人不安，此时狭窄的艇内空气早已混浊不堪，潜望镜不时的缩入海水中。这艘潜艇就是中国海军的“海马”号潜艇。
指挥着这艘潜艇里那些来自于中国不同省籍水兵的，是六天前刚刚担任该艇艇长的海军上尉赵恩宝。
在这个颠簸的潜望镜镜头里，不一会儿便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船影。
那是一艘大型运输船。
尽管这艘船上没有悬挂任何用于标名身份的旗帜，赵恩宝还是能够从船形判断出来，这是一艘日本船。
看到这艘孤灵灵夺路而逃的日本运输船，曾经参加过曹妃甸海战的赵恩宝艇长未免有些失望，对他来说，他渴望见到的目标，是日本人的战列舰。
尽管如此，面对唾手可得的猎物，赵恩宝低声喝令着鱼雷手做好准备，他对着潜望镜，再一次看了看500码以外明月之下映出的猎物。
“发射！”
随着赵恩宝艇长的吼声，一枚533毫米口径的鱼雷拖着白色的泡沫向前驶去。
体型巨大的日本运输船被直接命中，侧舷激起了高大的水柱，很快便开始了倾斜，五分钟以后，随着水手们纷纷跳离，这艘不走运的日本运输船很快沉入了青黑色的波涛之中。
赵恩宝冷笑了一声，将潜望镜交给了一位技术部门的观察员。
“一雷命中，赵艇长果然神技。”对方接过潜望镜观察了一下，笑着说道。
“其实还是打偏了，今天的风浪太大，要是平时，准头能更好一些。”赵恩宝笑了笑，说道。
“单艇作战，节约鱼雷也是应该的，但怕的是不是每一个艇长，都能达到赵艇长的技术。”观察员说道，“所以，小杨将军说的那个‘集群作战’还是有必要试试的。”
在目前的战役阶段中，中国海军潜艇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主要采取的是单艇作战。
在19世纪末期，潜艇可以说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海上力量，对于这支年轻的力量，世界各主要海军强国对它的兴趣并不大。即便是想要同大英帝国一争短长的德意志帝国，在最初接触到潜艇时所抱态度也是如此，依照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茨上将当时的说法：“潜艇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红色鲱鱼’，是一种虽然有助于近海防御，但对于平衡海军力量却无所裨益的软弱力量。”
现代意义的潜艇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翰?菲利普?霍兰研制成功的，而法国人则后来居上，设计出了适于远洋攻击作战的潜艇。而德国海军则一直到1904年由于俄国向克虏伯公司订购了―艘以法国先进设计为基础的潜艇，这才猛然醒悟到这种舰艇身上孕育着的重大潜能。这些为俄国建造的新潜艇是卓越的远洋潜艇，武备很强。同时，由于这些潜艇为双层壳体结构并有着巨大的浮力，因而又具有良好的适航性。这些潜艇不仅仅是限于近海防御，而且有进攻的能力，因为其法国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掩饰过他们认为大型潜艇能够担任攻击任务这一信念。德国人一旦醒悟，就立即投入行动。在1906年年底，德国海军从克虏伯公司接收了它的第一艘潜艇。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和日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种海中灰狼身上。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对潜艇的态度可以说研究的目的多一些，而中国则是因为海军过于弱小的关系，想要在未来的战争中，以潜艇出奇制胜。
对于中国海军而言，比较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一位对潜艇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认只的“掌舵者”。
在中国，海军一直有较大的独立性，海军部长也可以就海军的建设、管理以及指挥等诸多问题直接向国家元首报告。因此，和陆军相比，它不会卷入太多的政治对立，因而也没有必要拘泥于更多的传统束缚。所以，相对思想还比较陈腐的中国陆军中，海军具有非常高的革新精神，同时也有着比较积极的作战精神。
在1916年，在杨朔铭的推动下，中国海军决定引进三种潜艇进行试验，这三种潜艇选择了当时比较典型的设计方案，采用了基本类似的尺寸大小进行试用，以获得经验促进国产化。第一种是单层艇壳的美国试验型号“莱克”型，还带有可以缩放的轮子，可以在海底行驶。第二种试验艇则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日耳曼尼亚船厂订购的德国U艇。最后一种则是根据江南造船厂设计师设计的近似“泪滴型”船型的潜艇，这种潜艇有着较好的水中航行能力。
除了上述三种试验型潜艇，马尾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都总结了西方同类潜艇的经验和教训，研制成功了德国U艇的改进型号，也就是后来马尾造船厂的“飞鲸”级潜艇和江南造船厂的“飞鱼”级潜艇。这些新式潜艇优良的性能给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时中国两大造船厂所具备的宽广的建造空间以及精良的建造工艺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建造新式潜艇。此时中国海军潜艇显示出了更大的兴趣，因为海军高层此时更希望获得一种大型的远洋型潜艇。
到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之时，中国海军对于实战中还刚刚被投入不久的航空兵以及潜艇，已经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并不亚于其他国家。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状态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海军当局并没有能够得以充分及时对这些新生力量加以引进，而现在，在杨朔铭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已经有足够的财力对独立研究潜艇力量进行支持，使中国潜艇部队的建设没有落在主要海军强国的后面，而一旦多数潜艇得以完成，也马上引起了世界各国海军界的广泛注视。
在中国海军中，潜艇的艇员的素质是最为精锐的，其筛选之严，甚至超过了海军战列舰队和航空部队而成了全海军之冠。积极活泼的环境以及高额的津贴，使潜艇部队成了中国水兵们向往的地方，自然艇员的训练也非常严格，中国海军当局为了使这支新生力量尽早融入整个舰队，也花费了不少的努力。当然，中国潜艇部队的发展，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对潜艇的研究起步要比中国早得多。
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拥有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国家，同时日本也对潜艇这一新兵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计划加以引进，但引进的过程并不顺利。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为了应对俄国的扩张并进行战争的准备，海军在进行新一轮的扩编的同时，打断了原本的潜艇引进计划，就这样日本潜艇的出现足足迟了2年之久。但谁也没想到，1904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初濑”号和“八岛”号两艘前无畏舰同时在中国旅顺港外触水雷沉没的意外事件却给日本的潜艇计划带来了转机，日本海军立刻恢复了潜艇计划。
肖永林很快判断出，那是一艘日本大型运输船。
突然一道亮光射向了“飞鱼9”号，将它的指挥塔围壳照的雪亮。这亮光来自岸边一条公路上碰巧路过的卡车前灯。在强光照射之下，指挥塔上的艇员甚至可以望见岸上的房屋和岗哨。一些艇员显得有些惊慌，因为看起来潜艇的行踪已经暴露，遭受攻击已经是在所难免。幸运的是卡车并未发现潜艇，而是拐了个弯继续朝前方开去。
不管怎么样，对“飞鱼9”号潜艇的官兵们来说，眼前的形势已经没有退路。“飞鱼9”号潜艇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寻找攻击目标。
肖永林一面指挥潜艇继续向前航行，一面仔细地观察海面。尽管视野良好，潜艇向前缓慢航行了一会儿，却未能发现任何大型军。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军可以说是中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疏漏。就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日本海军已经将停泊在这里的“伊势”号战列舰和“日向”号战列舰由九艘驱逐舰护航，前往台湾海域，引诱中国海军分舰队出击，希望中国分舰队能够正好落入日本海军主力的攻击范围内。但由于行动迟缓，预料中的中国海军分舰队并未被发现，而为防不测，日本人只好撤退。伴随着中国海军对朝鲜和日本东部沿海封锁的加强，日本人意识到佐世保湾的脆弱性，于是将整个舰队撤出了佐世保，将基地改设在横滨。这样一来，也使此时的肖永林失去了发现和攻击日本战列舰的机会。
肖永林命令“飞鱼9”号潜艇缓慢靠近并仔细观察。根据船上的三座烟囱、两座桅杆和炮塔及船的外型，肖永林立刻就判断出了，这应该是日本海军的“出云”级装甲巡洋舰和其中一艘。紧接着他又发现了不远处的另一艘日本军舰，肖永林判断对方应该是“出云”级的第二艘“磐手”号（实际上是排水量为9646吨的“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出云”级装甲巡洋舰是英国给日本建造的，装备有4门203毫米主炮和12门152毫米副炮，装甲厚度为187毫米。可能由于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舰，航速已经变得较慢，无法跟上日本舰队里的新型战舰，因而暂时留在港内，作为海防舰使用。
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鱼9”号大胆的以水面航行的状态向其接近，肖永林指示手下艇员将“出云”号列为首要的攻击目标，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观察到这里存在有更好的攻击目标。在悄悄接近“出云”号到攻击阵位测定潜艇吃水后，肖永林下令鱼雷发射管注水并打开管盖，准备进行水面发射。0点58分，在仔细瞄准之后，肖永林下令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2枚鱼雷，鱼雷成功入水并以极高的航速奔向目标。
此时的“出云”号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熟睡之中。第一发鱼雷命中后发出的沉闷爆炸声并未引起舰上官兵的注意。凌晨1点，右舷再次传出爆炸声，但并未发生火灾，大部分人在未觉察到异样后继续睡觉。在“飞鱼9”号潜艇上，肖永林和艇员们认为击中了“出云”号，于是肖永林下令快速转向180度，瞄准了另外一艘日本军舰（即“八云”号），用另外两枚鱼雷发射管再次发射了鱼雷，但没有命中。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艇长，他应该该考虑立即撤退了，因为对方马上就会拉响警报展开搜索。但这一次杨朔铭选对了人——肖永林命令潜艇再次转向并将艇首的鱼雷发射管迅速装填完毕，鱼雷再次瞄准“八云”号的舰体中部，发射了出去。
凌晨1点16分，所有4发鱼雷全部准确命中目标并引爆，鱼雷的爆炸终于撕破了近万吨的“出云”号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的巨大舰体，海面上顿时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即告沉没，舰上包括舰长在内的21名军官和629人丧生，只有22人生还。肖永林在潜望镜里注视着“出云”号的沉没，下令保持安静并迅速撤离。由于担心日本人的追击，肖永林没有进行丝毫停留，因而没有顾得上观看第三次攻击的战果。事实上此时根本没有追兵，日本人几乎没有意识到这艘中国潜艇的存在。而“八云”号和“出云”号一样，也被两枚鱼雷同时击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粉身碎骨，舰上官兵无一生还。
此时的海潮方向突然改变了，撤离佐世保湾变得困难重重。凌晨1点28分，“飞鱼9”号潜艇沿着原路返回海峡。肖永林向艇员宣布战果：击沉一艘大型装甲巡洋舰，重创另一艘。肖永林此时并不知道，中国潜艇在此次战争期间击沉的日本各类舰船中，“出云”号的吨位排名第一，这也是仅有的两艘被华军潜艇击沉的日本帝国海军装甲巡洋舰。
2时25分，“飞鱼9”号重新进入濑户内海。而过了不久，尽管日本人严密封锁了消息，英国人的报纸还是宣布佐世保港遭到了袭击。1921年7月1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作出了如下报导：
“根据本报记者最新消息以及今天早间的报道，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和‘八云’号装甲巡洋舰在佐世保港被击沉，相信这是中国潜艇所为……日本方面同时还宣称：入侵者——中国潜艇已被击沉，这显然是个笑话，因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导，那艘潜艇已经平安返航……”
在返航途中，“飞鱼9”号的艇员们在潜艇的舱壁上画上了两艘军舰的轮廓并在上面标上了日本的国旗。这是潜艇战绩的特殊标记，而艇员们都相信，以后这样的标记会越来越多。
“飞鱼9”号潜艇重新抵达天津大沽港后。魏永浩中将和一些海军将领已经在码头上等候。艇员们登岸后，魏永浩为所有的人都亲自颁发了白鹰勋章，肖永林也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在码头上，“飞鱼9”号的艇员们得到了当地群众英雄般的欢迎，当天下午所有艇员都乘坐专机飞往北京，并得到了代理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接见。徐世昌亲自为肖永林佩戴上嘉禾勋章，并称赞这次奇袭佐世保港的作战行动的成功是“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作战历史上最为引以自豪的战绩”。魏永浩不失时机地向徐世昌提出了扩大潜艇生产的建议。徐世昌尽管仍存有疑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向杨朔铭发信询问。当天晚上，“飞鱼9”号潜艇的全体艇员都在总统府出席盛宴。
尽管在开战初期，中国潜艇在太平洋上并没有取得骄人的战绩，但偷袭佐世保港并击沉“出云”号和“八云”号的胜利，使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了潜艇的巨大作用，逐渐开始重视潜艇部队的建设，并开始加紧新潜艇的制造。
佐世保港偷袭战的结果让日本政府大为惊慌，因为自从双方开战后，日本认为中国已开始对日本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开战初期一直对日本抱有媾和的幻想，因而并没有对日本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中国潜艇部队在封锁日本的行动中也一直严格执行对商船的俘获规则。
而就在这天夜晚，在日本海的深处，一艘中国新式远洋潜艇正巡弋于黑暗而冰冷的海中。这是一艘处于试验状态的新型潜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看上去显得有些笨拙和让人不安，此时狭窄的艇内空气早已混浊不堪，潜望镜不时的缩入海水中。这艘潜艇就是中国海军的“海马”号潜艇。
指挥着这艘潜艇里那些来自于中国不同省籍水兵的，是六天前刚刚担任该艇艇长的海军上尉赵恩宝。
在这个颠簸的潜望镜镜头里，不一会儿便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船影。
那是一艘大型运输船。
尽管这艘船上没有悬挂任何用于标名身份的旗帜，赵恩宝还是能够从船形判断出来，这是一艘日本船。
看到这艘孤灵灵夺路而逃的日本运输船，曾经参加过曹妃甸海战的赵恩宝艇长未免有些失望，对他来说，他渴望见到的目标，是日本人的战列舰。
尽管如此，面对唾手可得的猎物，赵恩宝低声喝令着鱼雷手做好准备，他对着潜望镜，再一次看了看500码以外明月之下映出的猎物。
“发射！”
随着赵恩宝艇长的吼声，一枚533毫米口径的鱼雷拖着白色的泡沫向前驶去。
体型巨大的日本运输船被直接命中，侧舷激起了高大的水柱，很快便开始了倾斜，五分钟以后，随着水手们纷纷跳离，这艘不走运的日本运输船很快沉入了青黑色的波涛之中。
赵恩宝冷笑了一声，将潜望镜交给了一位技术部门的观察员。
“一雷命中，赵艇长果然神技。”对方接过潜望镜观察了一下，笑着说道。
“其实还是打偏了，今天的风浪太大，要是平时，准头能更好一些。”赵恩宝笑了笑，说道。
“单艇作战，节约鱼雷也是应该的，但怕的是不是每一个艇长，都能达到赵艇长的技术。”观察员说道，“所以，小杨将军说的那个‘集群作战’还是有必要试试的。”
在目前的战役阶段中，中国海军潜艇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主要采取的是单艇作战。
在19世纪末期，潜艇可以说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海上力量，对于这支年轻的力量，世界各主要海军强国对它的兴趣并不大。即便是想要同大英帝国一争短长的德意志帝国，在最初接触到潜艇时所抱态度也是如此，依照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茨上将当时的说法：“潜艇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红色鲱鱼’，是一种虽然有助于近海防御，但对于平衡海军力量却无所裨益的软弱力量。”
现代意义的潜艇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翰?菲利普?霍兰研制成功的，而法国人则后来居上，设计出了适于远洋攻击作战的潜艇。而德国海军则一直到1904年由于俄国向克虏伯公司订购了―艘以法国先进设计为基础的潜艇，这才猛然醒悟到这种舰艇身上孕育着的重大潜能。这些为俄国建造的新潜艇是卓越的远洋潜艇，武备很强。同时，由于这些潜艇为双层壳体结构并有着巨大的浮力，因而又具有良好的适航性。这些潜艇不仅仅是限于近海防御，而且有进攻的能力，因为其法国设计者从来就没有掩饰过他们认为大型潜艇能够担任攻击任务这一信念。德国人一旦醒悟，就立即投入行动。在1906年年底，德国海军从克虏伯公司接收了它的第一艘潜艇。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和日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种海中灰狼身上。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对潜艇的态度可以说研究的目的多一些，而中国则是因为海军过于弱小的关系，想要在未来的战争中，以潜艇出奇制胜。
对于中国海军而言，比较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一位对潜艇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认只的“掌舵者”。
在中国，海军一直有较大的独立性，海军部长也可以就海军的建设、管理以及指挥等诸多问题直接向国家元首报告。因此，和陆军相比，它不会卷入太多的政治对立，因而也没有必要拘泥于更多的传统束缚。所以，相对思想还比较陈腐的中国陆军中，海军具有非常高的革新精神，同时也有着比较积极的作战精神。
在1916年，在杨朔铭的推动下，中国海军决定引进三种潜艇进行试验，这三种潜艇选择了当时比较典型的设计方案，采用了基本类似的尺寸大小进行试用，以获得经验促进国产化。第一种是单层艇壳的美国试验型号“莱克”型，还带有可以缩放的轮子，可以在海底行驶。第二种试验艇则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日耳曼尼亚船厂订购的德国U艇。最后一种则是根据江南造船厂设计师设计的近似“泪滴型”船型的潜艇，这种潜艇有着较好的水中航行能力。
除了上述三种试验型潜艇，马尾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都总结了西方同类潜艇的经验和教训，研制成功了德国U艇的改进型号，也就是后来马尾造船厂的“飞鲸”级潜艇和江南造船厂的“飞鱼”级潜艇。这些新式潜艇优良的性能给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时中国两大造船厂所具备的宽广的建造空间以及精良的建造工艺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建造新式潜艇。此时中国海军潜艇显示出了更大的兴趣，因为海军高层此时更希望获得一种大型的远洋型潜艇。
到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之时，中国海军对于实战中还刚刚被投入不久的航空兵以及潜艇，已经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并不亚于其他国家。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状态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海军当局并没有能够得以充分及时对这些新生力量加以引进，而现在，在杨朔铭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已经有足够的财力对独立研究潜艇力量进行支持，使中国潜艇部队的建设没有落在主要海军强国的后面，而一旦多数潜艇得以完成，也马上引起了世界各国海军界的广泛注视。
在中国海军中，潜艇的艇员的素质是最为精锐的，其筛选之严，甚至超过了海军战列舰队和航空部队而成了全海军之冠。积极活泼的环境以及高额的津贴，使潜艇部队成了中国水兵们向往的地方，自然艇员的训练也非常严格，中国海军当局为了使这支新生力量尽早融入整个舰队，也花费了不少的努力。当然，中国潜艇部队的发展，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对潜艇的研究起步要比中国早得多。
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拥有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国家，同时日本也对潜艇这一新兵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计划加以引进，但引进的过程并不顺利。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为了应对俄国的扩张并进行战争的准备，海军在进行新一轮的扩编的同时，打断了原本的潜艇引进计划，就这样日本潜艇的出现足足迟了2年之久。但谁也没想到，1904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初濑”号和“八岛”号两艘前无畏舰同时在中国旅顺港外触水雷沉没的意外事件却给日本的潜艇计划带来了转机，日本海军立刻恢复了潜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