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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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蒋介石飞抵蓉城前后,川中各界右翼名流一片恐慌。起初,他们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向川西北挺进担心,怕在川西北造成一个“共产共妻”的赤色天下;继之中央红军由滇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他们真心地希望蒋介石大显雄威,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他们的希望不仅落空了,而且两大红军竟然在懋功会师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当今的四川,就是一年之前的江西,他们的家产不仅会被川中的贫民共产掉,而世代作威作福的罪恶也必将遭到清算。简言之,他们真的感到他们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

    另外,自清末民初以来,四川大小地头蛇都非常支持唐继尧各省自治的主张。几十年来,尽管他们之间杀得昏天黑地,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但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想尽一切办法遏阻蒋氏图川。而刘湘得某些川中名流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然倡导“川人治川”。去年十一月,他出川东下,在南京借装傻充愣,演出的坚拒蒋介石派兵入川的好戏,受到了川中各界人士的好评。但是,时光流逝还不到一年,蒋介石巧妙利用追堵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机会,把近二十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开进四川,并传说薛岳所部将调集成都周围,造成兵临城下的格局。加之,川人均知蒋介石不是当年图川的刘皇叔,更清楚蒋某人不会为他们在异地营造“乐不思蜀”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惶恐不安。

    与此同时,各个山头的川军,再加上多如牛毛的民团、土匪,都是川中军阀争夺地盘的武装,以及镇压平民百姓反抗的工具,加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原因,他们除去在清末民初年间,曾和滇黔两省的军队有过征战外,几乎与北洋时代的主要武装集团直、奉、皖、湘等系的军队,从来没有交过手。因此,蜀国之外的军人,送给川军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川耗子”。

    自北伐以来,虽说四川军阀在遏阻蒋氏的中央军图川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红四方面军会突围来到陕南和川北,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打垮了刘湘等川中军阀的“围剿”;更出乎刘湘等川中军阀所料的是,今年四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嘉陵江,进入川西北,击垮了负责川北堵截的田颂尧所部,并占领了理番、茂县等四个县的地域。无论蒋介石如何下令撤销田颂尧的职务,想借此激奋各路川军“剿共”的决心,可是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各路川军,从心理上就产生了一个怕字。换言之,谁也不愿意和红四方面军作战。

    接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和西康交界的地域,负责堵截的刘文辉为其失败制造借口,到处宣扬“朱毛自窜入川境,即极力避免与军队(国民党军队)接触”,相反,却“与土人(彝族同胞)有勾结”,使得红军轻易地通过彝族区,袭占安顺场,通过泸定桥。另外,他不得不承认中央红军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指出杨森所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即渡过了大渡河。他为了推诿失败的责任,说安顺场一役,“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泸定桥一战,“只有兵两营,自非匪主力之敌,乃失去康定泸定”。并且,他还喊冤叫屈地说,在“蛮夷”区内的深山老林中调动军队,且又要和红军打仗,有一大半人都用在了后勤保障上了。仅在大渡河两岸追击红军,就有很多人中了瘴气,打摆子,死了不少弟兄。他为了自保,于失败中总结了与红军作战的十六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力保实力,避开野战。”有意思的是,各路奉命追剿红军的川军,都在悄悄地学习刘文辉创造的这十六字诀。

    蒋介石甫抵蓉城之后,详细研究了上述川中军民的心态,为长久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川局。而欲稳定川局,又必须首先稳住川中军民之心。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与随行的军政智囊人物贺国光、晏道刚、杨永泰等多次进行密谋,决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于六月五日召见川军的高级将领,在所谓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积极“剿共”的同时,向川中军民显示蒋委员长的神威。并企图由此开始,用他蒋某人的思想和意志,逐步地一统四川天下。

    首先,他认为:“现在四川的情形,并不是特别不好,若与三年以前的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时下谈“红军”而色变的情况呢?他指出官兵均是有精神的川军,“不过剿匪没有经验,还摸不着头绪,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就使土匪(红军)得以任意流窜,苟延其残余生命”。怎么办呢?你们四川的军队只要听我蒋某人的,要“研究缺点,讲求方法,建设心理,改良军队”,就能“使剿匪工作提早完成”。自然,还要“肯立决心,讲求方法,切切实实的来做,也都容易整理而且很容易改进”。再施以“流寇穷追,踞匪紧围”的战略指导,“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其次,他认为与红军作战的军队都必须坚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原则。进而提出:“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这样就可做到“你不怕敌人,敌人就得怕你!”结论则是:“攻敌先攻心,攻心先立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讲了上述精神胜利法之后,又以当代兵家的身份,大讲了一通所谓“剿匪”的经验教训与战术原则,集之为六点:

    其一,“我们要用土匪(红军)的战术来剿匪……(他们的战术是)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技术来欺骗我们,和我们斗智不斗力”。

    其二,“土匪(红军)……得力于研究之勤,补充之速,以及整理缩编,能够实在”。

    其三,“要特别注重碉堡工事”。

    其四,“要注重坚壁清野的工作”。

    其五,“要注意下级干部和士兵专门技能的训练”。

    其六,“无论行军作战,要特别注重联络、搜索、警戒、侦探、掩护和观察”。

    以上六项战术要求,即为蒋介石为川军开列的所谓“剿匪”必成的灵丹妙药。换言之,也是蒋介石自“剿共”尤其是在指挥“追剿”红军长征以来的失败自白。由于他在空谈这些战术原则的时候,忘记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军队的构成,更忘记了他的对手——统率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天才,因而他依然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介石在借“追剿”红军之机,进而完成“图川”大计方面,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却获得了成功。

    诚如前文所述,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曾当面允诺刘湘,只策划“剿匪”军事,绝不过问川政。但是,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很快就反客为主,“一面担任策划,一面担任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这样一来,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打着蒋介石的旗号,由“策划剿匪”变成了指挥川军了。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

    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均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并竭尽挑拨、收买之能事,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对此,刘湘痛恨异常,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真是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啊!因此,刘湘为了自尊,或出一口闷气,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搞一些小动作,弄得贺国光、康泽等入川的“钦差大臣”有苦说不出。

    对此,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但是,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所以无暇相顾。

    时下,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剿匪”任务,回到了成都,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因此,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自然,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换言之,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

    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

    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蒋介石以“兵贵精而不贵多”为由,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淘汰老弱,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动一动嘴,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至少裁去六万人马!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

    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既可削减川军实力,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当着蒋介石的面,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即“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扩编为三个军,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非但没有受损,番号还有所扩充”。其他各路川军,则毫无活动的余地,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军费开支上,刘湘更是巧立名目,厚己薄人,他的“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相形之下,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却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蒋介石看到了刘湘的真面目,自然也明白了刘湘能崛起四川的真正原因。如要削弱这样的对手,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中央红军迅速渡过大渡河,且又出他所料地翻过夹金山,并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只好把解除刘湘兵权之事暂缓进行。

    但是,其他川系军阀毕竟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了,靠谁来完成“剿灭”红军的任务呢?他继续玩弄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力求达到一石二鸟之效。为此,他采取了如下的办法:

    第一步,蒋介石借口薛岳统率的十万中央军,历经长达八个多月、近两万余里的长途追剿,极需休整,不再“给予尾追红军的任务”。同时,“为了把该路军军容搞得好些,兵力充实些,特留下在雅安补充新兵……及服装弹药逐渐恢复战力,作为川西的战略预备兵团”。接着他又命令各路川军分路进攻红军,以期两败俱伤,而他则坐收渔翁之利。

    第二步,蒋介石为了使心怀异志的川军丢掉幻想,他很快把休整、补充完毕的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调到成都附近,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迫使刘湘等各路川军唯有开赴前线与红军作战一途。

    第三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川军中只有杨森所部公然向他输诚尽忠。不久,杨森又通过薛岳向他表示:“外人总认为朱玉阶(朱德别号)当年在我二十军工作过,怕第二十军有**分子潜伏。其实我第二十军**不会落在友军之后。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的影响的。”对此,蒋氏十分策略地表示,他是信任杨森的。接着,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期间,“杨森率该军及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中央红军,于占领芦山、宝兴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时,在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红军伤病员,摄影宣传,诡称为灵关大捷”。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得悉这一情况,以杨森**积极,马上通令嘉奖”。并由此开始收买杨森,借以对付刘湘等川系军阀。

    第四步,蒋介石因大渡河之役失败,对刘文辉怀恨在心。就在杨森所部“诡称灵关大捷”的同时,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璋部三四个旅直趋金汤狙击红军侧背,其中刘元琮旅抵金汤时又被红军击败。此外红军渡过大渡河经芦山、宝兴北进,先头进抵懋功以西地区,也将刘文辉据守于丹巴、大金川西岸的余松琳旅击败”。蒋介石盛怒之下,“电令刘文辉将刘元琮、余松琳……两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给刘文辉以打击”。他为了进一步做到“以儆效尤”,或曰“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又给刘文辉记大过处分,并严词通令川军各部,现摘录如下:

    查朱(朱德)匪未赴金沙江以前,曾经迭电刘(文辉)总指挥派兵布防金沙江上游,分段筑碉……据先后电复一一遵办,各在案。现查,实际全未遵行。即以猛虎风搜获匪队讲话材料内云,匪方各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似此上下欺蒙(朦),贻误戎机,殊堪痛恨。虽以前未经严申赏罚,但既经有令指示,自应遵力奉行,而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

    蒋介石驻节成都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四川剿灭他的心头之患红军,再是通过削番裁军,使四川完全归附于中央。时下,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不仅没有被分而聚歼,反而突破了他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由南北两个方向向川西挺进,并在夹金山下的懋功会师了。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两大红军消灭在川西一带,已经成为他寝食难安的大事。所以,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与刘湘等川系军阀的矛盾,与他随行的高参再次集聚作战室中,望着那幅作战地图,又着力研究起消灭红军的大事了。

    首先,蒋介石及其高参认真地研究了两大红军所占据的川西地形,“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到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生,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渡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也就是说,在川西聚歼两大红军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或许是蒋介石做聚歼红军的美梦太多了的缘故,他这一次很难进入美梦佳境,就在他大多数的高参说着美妙的梦话的时候,他还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中,且不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两大红军为什么要在川西这样难以生存的地带会师呢?他们在此会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此,他看了看独自蹙眉凝思,很少发言的杨永泰,有意地笑了笑,近似玩笑地问道:

    “不要等水全开了再揭锅嘛!先谈谈你的看法吧?”

    诚如前文所述,杨永泰虽有谋士的才干,但因过分自负,或说是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所谓傲骨,不仅难以和同僚共事,而且也很难得到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的长久宠信。对此,杨永泰也是知情的。但由于杨过分欣赏自己恃才傲物的个性,也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致,他在蒋介石身边还是那样我行我素,故意做出一副不同流合污的样子。如果说有什么长进的话,就是他一改过去“主动出击”夸夸其谈的毛病,变得过分老练、深沉了。蒋介石不点他的名,他就很少谈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一发言往往就力排众议,做出比同僚高明的样子。对此,蒋介石是清楚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仅满足杨永泰做出来的“虚荣心”,而且还把他的见解当作决策时的参考。

    杨永泰发言了。他认为两大红军在川西会合的目的,绝非是把川西变成第二个江西。因为这里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由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既不具备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天时,更不具备像江西那样的人文条件;加之这里是高寒地带,不适于内地来的人生存,因此红军借助地利之便打胜仗的条件也就失去了。最后,他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既然两大红军在此会合不是战略行为,仅仅是壮大其威的权宜之计,我以为他们会很快离开此地的。因此,我认为在确立川西会剿之前,首先确认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非常之必要的。”

    蒋介石是赞同杨永泰的意见的。同时,他从杨的这番有根有据的发言中,也猜出杨对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可能心中有数了,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而没说出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愿意满足杨永泰的虚荣心的,故又主动地笑着问道:

    “杨先生所言极是。我还有其他的同仁,都希望听听你的见地。”

    杨永泰认为:“徐向前部有**西北打通苏俄国际路线的企图,与中央红军会合之后,其策略如何虽不明确,但只要封锁得紧,在此地区盘踞不会持久。”接着,他又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一边指点着军事地图上那不同的标记,一边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要想确定这两支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即便就是想打通苏俄国际路线,也必须先搞清他们自川西撤退之后,将选在何处——哪怕是暂时的,作为栖身处和落脚点?一是在陕北活动的小股**,再是刚刚到达渭南的徐海东所部。但是,无论是去陕北还是到渭南,都需要北出四川。因此,他以断然的口吻下了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两大红军未来的战略动向。”

    “我赞同这种看法!”贺国光边说边走到那张军事地图的下面,指点着进一步补充道:“红军由懋功一带西去吗?那是藏族占据的雪域高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中心;想进占成都平原吗?那等于失去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利条件;想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南下吗?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死路。”

    “当然,为了防止红军把死路走活,还是要在东、西、南三面派重兵固守。”晏道刚近似敲边鼓地补充。

    “还必须构筑碉堡,加强坚壁清野。”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按照杨秘书长的意见,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是北方。如果我们把北去的大门紧紧地关上,可否在给养极其困难的川西一带,造成一个聚而歼之的环境呢?”

    “当然可以,但是,”杨永泰有意停顿了片刻,“我以为最关键的一步棋是:通往陕甘的北大门能否关死。”

    “我也有同感,”贺国光喟然长叹了一声,“今年春季,刘湘、田颂尧这些无能之辈,凭借嘉陵江等天险,都没能遏阻徐向前所部向川西北进军,而今是两大红军合股,他们就更难把住川北大门了!”

    “请诸位放心,我早已想好了看守北大门的部队。”蒋介石说罢有意问道,“贺主任,你既是四川人,又曾在川北一带负责剿共有时,请问,红军北出陕甘,有几条路可走呢?”

    “从地图上看是两条路:一条是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一条是当年诸葛亮出岐山、伐北原的古栈道。”贺国光说罢叹了口气,“而后一条路,也就是徐向前所部稍加变化所走过的路。”

    “贺主任,”杨永泰以质疑的口气问道,“松潘以西的那片草地能走得通吗?”

    贺国光微然作笑地摇了摇头。

    “很好!”蒋介石突然转换了说话的口气,说道,“打个比方说吧,北大门是由东西两扇大门构成的,我如果把守西边这扇大门的任务,交给在松潘驻军的胡宗南所部;守东边这扇大门的任务,我决定调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担当。另外,我还将命令驻节西安的杨虎城等部,派重兵封锁川陕交界地区。这北出陕甘的大门能关得死了吧?”

    “绝无问题!”众口一声地答说。

    “杨秘书长,”蒋介石又以礼贤下士的口气问道,“你一定还有更好的建议吧?”

    “我认为此次在川西高寒地带剿共,非一日之功,应当采用当年在江西行之有效的战术……”

    “那就是稳扎稳打、筑碉推进,对吧?”蒋介石破例打断杨永泰的话,抢先说出了结论,“这是我一贯的战术思想,关键是在执行中出了偏差,让朱德、毛泽东钻了我们的空子!”

    “委座一言中的!”接着,杨永泰又说道,“同时,还要采取当年在江西的经济封锁政策。唯有如此,才可以把刚刚合股的两大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域高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