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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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遵义安抵鸭溪。一路上他与朱德商议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的作战部署。因此，一俟前敌司令部安抵鸭溪，遂以前敌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由于该部署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三年多以来第一次签发的命令，同时该部署还间接影响着三渡赤水河，故很有必要把战役部署部分摘记如下：
1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耀煌）师六个团则有由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向大黑水前进。
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该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知重）敌。
（丙）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待命。
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
4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三月五日制定上述《消灭肖谢两师的部署》，是依据蒋介石于三月三日制定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如果蒋介石不改变这一部署，毛泽东消灭敌肖、谢两师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也正如前文所述，就在朱德、毛泽东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上述战役部署的时候，蒋介石从焦躁的心态日渐平静下来，非常巧的是，也是在三月五日这一天，他给薛岳、周浑元下达了《关于暂取攻势防御》的命令。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两天前下达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对此，毛泽东不仅不知道周浑元纵队取消了“限鱼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而且也不晓得蒋介石电令“周纵队明（六）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因此，毛泽东预计胜利在握的战役就无法实现了！
毛泽东虽然不知蒋介石改变战役部署的命令，但他凭借六日一天敌我双方的态势，就明确知道敌人已经改变了部署。一般的军事家遇到这种情况，不是仓皇失措，就是依据敌变我变的原则改弦更张，退出预定的战场。但是，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敌变，而且还知道这次突然的敌变，不是因为获悉我的军事动态改变的，是由敌自身的变故而引起的。正因如此，也证明了敌人并不知道我方的军事目的。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猝然改变我方军事部署而示变于敌呢？还是耐心静观敌变，重新制定制胜于敌的作战方案呢？前者，从表面上看来能安全地保全自己，但从战略的角度去看，不但不能洞察敌人，反而容易把自己的弱点甚至我方的军事目的暴露给敌人；后者却恰恰相反，它是以我不变应敌万变的上策，前提是镇定并有临机处变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不愧是一代大军事家，他就像当年端坐城楼抚琴观变的孔明，当即下令：我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徘徊诱敌。
毛泽东按兵不动的策略的确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为何出此之策？”他就像当年大兵压住西城的司马氏那样，在未摸清中央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前，万万不可仓促用兵。同时，他担心薛岳等属下为向他邀功做出蠢事，遂派人给薛岳送去两件手谕。据当事人回忆，摘要如下：
薛岳当时接到蒋介石两件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围剿”的部队长。无论“追剿”堵截或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之罪。另一件说，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打，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围剿堵截部队也依此行事。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为要。
与此同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时时都在关注中央红军的行动。他于六日晨收到周浑元电称：“鸭溪之匪，今晨窜石沟、太平场一带。”是日末，又收周浑元电称：“石沟附近已无匪迹，但枫香坝北花苗田一带，窜到匪甚多。”蒋氏与陈诚、晏道刚等密议认为：“据此判断，花苗田之匪是由遵义继续窜来之后卫，其鸭溪之主力，昨晨已窜过石沟西进矣。”另外，蒋氏又收到蒋在珍报告：“匪约三千多人，以绥阳附近对战。”蒋氏认为“此乃匪特留一部于黔东以牵制我军之行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蒋介石于三月七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了一份《关于向黔西挺进》的电令。摘记如下：
据此判断，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各电王（家烈）、犹（国才）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周浑元）兄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主力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尤应立时出发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
从上述这份电令可知：蒋介石对毛泽东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是一种主观判断：“以西窜公算为多。”也就是说，在蒋氏的心目中，中央红军有很大可能向黔西北前进。因此，他要求位于黔西的周浑元纵队“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
但是，两天过去了，毛泽东依然在原地静观待变，徘徊诱敌，这又把多疑的蒋介石的视线引向东面的战场。他担心毛泽东不是“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而是“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贵阳压迫”。尤其当他想到退至乌江南岸的吴奇伟纵队、据守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都曾大败于红军手下，因此，他又向薛岳发出《关于吴奇伟部主力向大渡口、刀把水转移》的电令，不仅要求在“打鼓新场、西安寨、太平寨一带，应派得力人员切实联络”，而且还明确指示：“黔西至西安寨一带，已有黔军扼守，则吴（奇伟）纵队除酌派一团兵力扼守鸭池河、滥泥渡、六厂渡一带外，其余主力应向大渡口、刀把水一带转移，于真日（十一）集中完毕。”
从上面的部署可知：蒋介石仍然“暂取攻势防御”。为防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转移，命黔军在打鼓新场严密布防堵截的同时，派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并在该地“纵横分布埋伏”；为防中央红军再与新败遵义的吴奇伟纵队决战，他又对吴纵队提出明确防范的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暂取攻势防御”的战略部署。
但是，也正是蒋介石在不知毛泽东下一步将移动哪个棋子的前提下，做出了上述“暂取攻势防御”的部署，结果，他又犯了兵家的大忌：分散用兵。换言之，这就等于授给了毛泽东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最佳良机。
正当毛泽东暗自运筹歼敌妙计之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于三月七日陆续撤出遵义，会集鸭溪。换言之，毛泽东与朱德的前敌指挥司令部又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权力。恰在这时，红一军团两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十日一时电告军委：“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对此，史家称为攻打打鼓新场。按照在猴场会议立下的规矩：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因此，张闻天于三月十日于笱坝（一说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
我们从有关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的主要理由是：一、打鼓新场的守敌为黔军，在与中央红军交战的两个多月中一挫再挫，不仅战斗力差，而且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二、主动出击，再打一个胜仗，可以在挫敌之锐气的同时，高扬一下我中央红军的威风。为此，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所有成员——除毛泽东以外全都同意发起攻打打鼓新场战役。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据有关参加者的回忆，大意谓：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到那时，奉命西来的滇军也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与此同时，驻扎在附近的川军也可从旁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没能说服与会者，大家还是主张打。因此，会议争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与会者中，据洛甫同志的回忆，毛泽东就任前敌政委之后，“王稼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我们从这些话中可知，王稼祥对毛泽东当机立断的指挥作风有意见。另外，自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用运动战，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但是，打运动战就要求部队多走路，甚至是一天接一天的急行军，这样部队除去减员而外，都感到十分疲劳。所以，想打阵地战或主动出击的思想又开始抬头。显然，那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没有被大家完全承认，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当争论双方互不相让且逐渐激烈的时候，王稼祥认为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投鼠忌器之嫌，再者，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认为自己应当从党的利益出发坦出其言，故说道：
“我仍然坚持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役。一、自长征以来，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一直打运动战，红军指战员十分疲劳；二、既然绝大多数同志力主打这一仗，说明就有胜利的把握。这样，也可以鼓舞一下士气嘛！”
接着博古指出：“据我所知，有不少指战员对如此打运动战有意见，希望能主动出击，打一两个漂亮仗，不仅能威慑敌胆，而且红军也能得一休整。为此，我也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役。”
对遵义会议持否定态度的凯丰，主要是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红军在长征中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当他听完博古的意见之后，几乎是以做结论的口气说道：
“既然只有老毛一人反对，政治局就做结论吧！”
“不行！”毛泽东霍然起身，十分坚定地反对。
“为什么？”王稼祥愕然相问。
“我们只能服从真理！”毛泽东答说。
凯丰听后，认为到了反击的时候了，故以不屑的口气反问道：
“难道只有你老毛一人掌握真理，而大家命中注定是代表错误的？”
诚如前文所述，张闻天的兴趣是在探索理论方面，对打仗不仅是外行，而且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他并不知道：“日常的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这种会议，对前方指挥者按军情变化做出必要的专断处置自然是有妨碍的；而会上的争论，更会扰乱前方指挥者的部署。”他只是鉴于过去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的教训，所以才履行职责，主持这种他实在外行的军事会议。但是，他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作风民主。因此，当他发现会议的气氛以及某些同志的发言味道不对的时候，就主动地制止了大家的发言，平心静气地说道：
“都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要压制民主。下边，请泽东同志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张闻天是有威信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党的一把手。他的学识、作风、为人，当然也有他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使包括反对遵义会议的博古、凯丰等同志都很尊重他。所以在他发言之后，赞成攻打打鼓新场的同志都停止了发言，静听毛泽东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毛泽东虽然历经三年半之久的人生磨难，但他那种受情绪化影响的个性还是在左右着他的言行。因而他带有情绪地指出：一、黔军在打鼓新场一线设防有时，加之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奉命赶到与黔军会合后设防，对敌而言，是以逸待劳；二、红军长途奔袭，又刚打完再克遵义等胜仗，尚未来得及进行休整，再发动这样一个战役，就如同啃一根硬骨头，损失了部队不值得；三、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以川黔滇部队和我决战，取一石三鸟之效；四、时下是敌强我弱，只有开动两条腿，不怕苦，不怕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最后，他有些激动地说：
“请同志们慎重地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张闻天认为是到了表决的时候了，因此，他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说道：
“谁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请发言！”
与会者保持沉默。
张闻天沉吟片时，又说道：
“同意发动打鼓新场战役的同志请举手！”
与会者相继举起了右手。
毛泽东当即退出会场，以示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愤然回到临时下榻处，冲着贺子珍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就独自一人驻步房中，点着纸烟，一支接着一支地大口地吸个不止。从他的表情看，似在继续生气，又似在思索这盘棋应该怎么收场……
贺子珍与毛泽东相伴已有七年多了，她不仅熟悉毛的性格，而且自宁都会议之后她还知道如何与生气的毛相伴。在这漫长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每每遇到毛泽东生气发火的时候，贺子珍有时善言相劝，以柔克刚；有时一言不发，任凭毛的火气自消自灭；自然，偶尔遇上贺子珍心情也不大好的时候，他们还免不了要吵架拌嘴。结果，大都是以贺高挂免战牌，甚至是充当毛的所谓“泄气”对象而告终。由于贺理解毛的处境和心情，所以他们这种偶尔为之的内部争吵，反而成了增进相互理解的一种手段。
遵义会议之后，尤其是毛泽东指挥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贺子珍内心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贺子珍内心的困惑和不平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夜，很深了。但是毛泽东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央，继续大口大口地抽着闷烟。这对贺子珍而言是痛楚的！她拖着笨重的身子烧了一壶开水，又小心地倒了一大碗，双手捧到毛泽东的面前，动感情地说道：
“消消气，喝碗热水吧。”
“不喝！这气我消不了。”
贺子珍双手端着这碗开水，希望毛泽东能看她一眼，可生气的毛泽东还是目视前方。对此，贺子珍内心油然生出一种女性那特有的委屈感，她把手中的那碗热水往桌上一放，近似耍小脾气地说道：
“不喝就不喝，干吗拿我出气！”
毛泽东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他转过身来说道：
“你少啰嗦几句好不好？”
“我偏要啰嗦！”贺子珍也来了火气，“你不要忘了，是洛甫、稼祥他们支持，你才有今天的，可你……”
“不要再说下去了！”毛泽东打断了贺子珍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我毛某人，我就应该向他们不切实际的主张投降吗？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
“那你就这样认输了吗？”
“决不！”
“怎么办？”
毛泽东沉吟片时，突然把手一挥，说道：
“找恩来去！”
接着，毛泽东亲自点着那盏马灯，推开家门，大步地朝周恩来的住地走去。
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对有关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是有些为难的。在他看来，毛泽东主张不打的根本原因，是反对红军在长征中进行敌人有备的阵地战，力主打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运动战。从战略上讲，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主张打的所有同志，并没有把这场争论视为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分歧，都认为中央红军自遵义会议之后，指战员在一个运动战接一个运动战中搞得十分疲劳，应当换一种打法以鼓舞士气。从问题的实质去分析，的确包含着对打运动战的某种情绪。而这种不赞成运动战的情绪，从战略上讲无疑是错误的。然而主张打的同志又是绝对多数，在中央并未作出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决定之前，强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是会带来负作用的。因此，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对着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迟迟难以行使“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权力。
对此，邓颖超是理解的。因此，她就像以往那样三缄其口，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看着周恩来依然是那样为难，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她或许出于让周恩来早下决心早休息的目的，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既然毛主席的意见有道理，你为什么还这样为难呢？”
周恩来微微地叹了口气，说道：
“一、我对打鼓新场战役的得失拿不准；二、会上多数人反对泽东同志的意见，而且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我再明确表态支持一方，那就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正在为这件事犯愁呢！”
恰好在这时，毛泽东手提着马灯走进屋来，接着周恩来的话茬，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看，这就是恩来同志的性格！”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走了进来，不知何故，他突然想到自己久久没有休息，似乎就是等毛的到来；他转念一想，似乎是想到了今晚毛是一定会来的。因此，他很高兴地说道：
“主席，你还没有休息啊！”
“你都没有休息，我还能睡得着？”毛泽东谈话，向来是直奔主题的，“恩来，时下想改变打鼓新场的战役决定，只有靠你了！”
周恩来从这句极其朴素的话语中，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他的无比信任。另外，他知道毛泽东的性格，此刻无须他说些什么，只要能听毛阐述反对的理由就够了。因此，他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果然，毛泽东从战略上讲了为什么要坚持运动战的理论之后，又带着情绪地说道：
“翻翻古今战史，哪有像我们共产党人这样打仗的呢？刘邦拜韩信为帅，他决不干涉韩信冒险背水一战；刘备三顾茅庐，他就坚信孔明联吴抗曹一定胜利。时下，洛甫这位明君把指挥权交给了我毛泽东，像打鼓新场这样小小的战役，还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岂不可笑！”
周恩来听了毛泽东这番谈古论今的话语之后，似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当他再仔细一品味批评张闻天的话语，感到自己又有必要做番解释：
“我以为洛甫同志如此而为，是怕重犯我和博古同志独断专行的错误。”
“他难道就不旧犯贻误战机的错误吗？”
“依你之见呢？”
“指挥战争之事，不能老是这么多人来讨论，恐怕还是成立一个精干的三人指挥团为好。”
“我可以向洛甫同志提出建议。你看这人选……”
“你、我，再加上一个王稼祥。你当团长，我和稼祥同志当团员。”
“不，不！还是由主席来当团长。”
“时下，你当团长比我合适。同时，要定一条原则：非关战略性的大事，一律由我们三人决断！”
“可以！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我还没有签发。明天再召开会议，你我一道说服大家。”
三月十一日清晨，在周恩来耐心的说服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战役，并于三月十一日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十二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周恩来任团长。
也就是在决定成立新“三人团”的当天——三月十二日，蒋介石根据有关情报，终于下达了《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并明确规定：“由赤水县，太平渡、沙滩场、毛坝场、三重堰、打鼓新场至黔西为第一线”；并对其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当我有关部门截获这一情报之后，在惊呼好险的同时，都看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高明。但是，如何才能跳出敌人的重围呢？大家又把视线集中到毛泽东的身上……
八
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后的十多天里，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相互审视、斗智的阶段。结果，蒋介石依然未识破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进而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使之又放弃“攻势防御”，作出错误的决断：“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蒋介石一声令下，原来按照蒋氏“攻势防御”布防各地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立脚未稳，又匆忙遵令赶到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分四道防线攻防、进退，并采取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碉堡推进策略，赶修一座又一座碉堡。可以想见，按照蒋氏的要求做到“两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是何等的困难和劳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静观待变之中，利用蒋介石上述错误的决断，不仅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而且还使强大的敌人分散了兵力。换言之，又为毛泽东粉碎蒋介石《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创造了条件。
时下，面对四周强敌包围，就是坚决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古、凯丰等人，也不会再主张以六路分兵、四面出击的战略原则，打破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了！但是，如何采用运动战的原则打破强敌的包围，进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步行动创造生机，人们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期待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之后，在敌尚未完成部署之前，突然挥师向西，跳出敌人预伏的包围圈，调动立脚未稳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尾随红军之后西行，使我中央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到敌人在尾随西行相当疲惫的时候，再寻机消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段的行动创造条件。毛泽东或许汲取了攻打打鼓新场战役的教训，抑或是为了各级红军指战员做到心中有数，利于调动积极性，就在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
彭德怀、杨尚昆收到上述《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之后，赞同我野战军向西南转移的同时，对攻打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纵队提出异议：由于“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等原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从表象看，彭杨关于不打驻节鲁班厂周浑元所部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时下唯有周浑元所部未受到中央红军的重创，就其规律而言，驻节鲁班厂以逸待劳的周部一定会主动寻求与我红军决战。这样，我中央红军可在运动中消灭该敌一部。另外，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指，意在把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人西调，并服从于近期内三渡、四渡赤水以及后来红军的总体战略。然而如何才能促使蒋介石当即放弃《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歼灭中央红军部署》，再下令这些尚未部署完毕的各部尾追红军西行呢？是悄然向仁怀、茅台突进，三渡赤水呢？还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再挥师北向，于距鲁班厂仅有几十公里的茅台三渡赤水呢？从“示形于敌”或“示强于敌”，进而迫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而言，显然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是上策。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没有采纳彭、杨的建议。
接着，毛泽东为落实上述战略方针，于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时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具体部署是：“以红一、三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潭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厂之敌左侧北及左正面；以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以一个营固守分水岭，主力则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红一军团歼灭鲁班厂之敌。”
但是，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第九十六、十三两个师，发现我中央红军攻打鲁班厂的意图之后，并未主动出击，迎战浩荡西来的红军。相反，他们却采取了“攻势防御”的策略，匆忙集结兵力，乘夜构筑工事，做好在鲁班厂与我决战并阻我西进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寻机消灭周浑元纵队一部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为了实现西调敌人的战略目的，于十五日“十五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四小时，敌凭借工事固守，与我对峙”。恰在这时，我获悉“三元洞之敌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由孔岩尾追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在鲁班厂东南永安寺附近”。毛泽东等审时度势，认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避免受敌夹击，撤出战斗”。命令部队于当夜转移到茅台、仁怀、潭厂、小河地域。
我红一军团奉命派出先遣部队乘夜北上，于十六日清晨袭占茅台，并歼敌一个连。我主力部队于下午三时到达茅台。
茅台，是赤水河上游的一个小镇，因用赤水河中的水酿出美酒而闻名中外。其实，那时的茅台还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居民不过三四千人，街道狭窄泥泞，房屋多是茅草顶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住红瓦顶的房子。全村镇除去三家大的酒厂以外，还有无数个家庭酿酒厂。因此，这里的人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户户有很多装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我红军根据规定，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尤其是茅台酒，除去给部队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的工农大众。这样，我红军指战员会喝酒的，都放量地品尝起久已知名的茅台酒。有的还要装上一行军壶，准备日后解馋、过瘾。那些不会喝酒的，竟然用这美酿擦脚，借以起到舒筋活络之效。值得一记的是，李德自遵义会议之后到红一军团“锻炼”，他一向视酒如命，这次随红军进入茅台以后。遂找到最有名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抱罐痛饮了茅台酒。有人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似可相信。至于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记：“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绝无此事。因为当晚与翌日——三月十七日，我中央红军就要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了！
也就是在我红军指战员痛饮美酿茅台酒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茅台研究三渡赤水以及其后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提出了如下的战略构想：
由于敌人层层设防，我军难以在黔北完成北渡长江的任务。怎么办？只有出奇兵，转战到滇北从金沙江（即长江的上游）渡江北上，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欲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为我红军挥师东上创造条件；其二，欲完成转战至滇北渡金沙江的构想，必须把大部滇军调离云南，使我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地行进。也就是在这次决策会上，毛泽东首次说出这句话：
“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呢？毛泽东提出在完成鲁班厂的战斗之后，应当迅速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为给敌人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有意做一次全军性的佯动——红军主力依然潜伏在赤水河西岸，待敌人，尤其是奉命“追剿”红军的滇军被调往川南之后，我红军再出其不意地回渡——即四渡赤水河。这样一来，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敌人重兵布防，为我军南渡乌江、威胁贵阳，并进而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创造条件。到那时，红军即可实现大踏步地穿越云南，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构想。（未完待续）
是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遵义安抵鸭溪。一路上他与朱德商议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的作战部署。因此，一俟前敌司令部安抵鸭溪，遂以前敌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由于该部署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三年多以来第一次签发的命令，同时该部署还间接影响着三渡赤水河，故很有必要把战役部署部分摘记如下：
1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耀煌）师六个团则有由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向大黑水前进。
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该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知重）敌。
（丙）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待命。
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
4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三月五日制定上述《消灭肖谢两师的部署》，是依据蒋介石于三月三日制定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如果蒋介石不改变这一部署，毛泽东消灭敌肖、谢两师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也正如前文所述，就在朱德、毛泽东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上述战役部署的时候，蒋介石从焦躁的心态日渐平静下来，非常巧的是，也是在三月五日这一天，他给薛岳、周浑元下达了《关于暂取攻势防御》的命令。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两天前下达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对此，毛泽东不仅不知道周浑元纵队取消了“限鱼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而且也不晓得蒋介石电令“周纵队明（六）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因此，毛泽东预计胜利在握的战役就无法实现了！
毛泽东虽然不知蒋介石改变战役部署的命令，但他凭借六日一天敌我双方的态势，就明确知道敌人已经改变了部署。一般的军事家遇到这种情况，不是仓皇失措，就是依据敌变我变的原则改弦更张，退出预定的战场。但是，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敌变，而且还知道这次突然的敌变，不是因为获悉我的军事动态改变的，是由敌自身的变故而引起的。正因如此，也证明了敌人并不知道我方的军事目的。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猝然改变我方军事部署而示变于敌呢？还是耐心静观敌变，重新制定制胜于敌的作战方案呢？前者，从表面上看来能安全地保全自己，但从战略的角度去看，不但不能洞察敌人，反而容易把自己的弱点甚至我方的军事目的暴露给敌人；后者却恰恰相反，它是以我不变应敌万变的上策，前提是镇定并有临机处变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不愧是一代大军事家，他就像当年端坐城楼抚琴观变的孔明，当即下令：我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徘徊诱敌。
毛泽东按兵不动的策略的确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为何出此之策？”他就像当年大兵压住西城的司马氏那样，在未摸清中央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前，万万不可仓促用兵。同时，他担心薛岳等属下为向他邀功做出蠢事，遂派人给薛岳送去两件手谕。据当事人回忆，摘要如下：
薛岳当时接到蒋介石两件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围剿”的部队长。无论“追剿”堵截或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之罪。另一件说，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打，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围剿堵截部队也依此行事。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为要。
与此同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时时都在关注中央红军的行动。他于六日晨收到周浑元电称：“鸭溪之匪，今晨窜石沟、太平场一带。”是日末，又收周浑元电称：“石沟附近已无匪迹，但枫香坝北花苗田一带，窜到匪甚多。”蒋氏与陈诚、晏道刚等密议认为：“据此判断，花苗田之匪是由遵义继续窜来之后卫，其鸭溪之主力，昨晨已窜过石沟西进矣。”另外，蒋氏又收到蒋在珍报告：“匪约三千多人，以绥阳附近对战。”蒋氏认为“此乃匪特留一部于黔东以牵制我军之行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蒋介石于三月七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了一份《关于向黔西挺进》的电令。摘记如下：
据此判断，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各电王（家烈）、犹（国才）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周浑元）兄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主力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尤应立时出发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
从上述这份电令可知：蒋介石对毛泽东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是一种主观判断：“以西窜公算为多。”也就是说，在蒋氏的心目中，中央红军有很大可能向黔西北前进。因此，他要求位于黔西的周浑元纵队“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
但是，两天过去了，毛泽东依然在原地静观待变，徘徊诱敌，这又把多疑的蒋介石的视线引向东面的战场。他担心毛泽东不是“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而是“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贵阳压迫”。尤其当他想到退至乌江南岸的吴奇伟纵队、据守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都曾大败于红军手下，因此，他又向薛岳发出《关于吴奇伟部主力向大渡口、刀把水转移》的电令，不仅要求在“打鼓新场、西安寨、太平寨一带，应派得力人员切实联络”，而且还明确指示：“黔西至西安寨一带，已有黔军扼守，则吴（奇伟）纵队除酌派一团兵力扼守鸭池河、滥泥渡、六厂渡一带外，其余主力应向大渡口、刀把水一带转移，于真日（十一）集中完毕。”
从上面的部署可知：蒋介石仍然“暂取攻势防御”。为防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转移，命黔军在打鼓新场严密布防堵截的同时，派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并在该地“纵横分布埋伏”；为防中央红军再与新败遵义的吴奇伟纵队决战，他又对吴纵队提出明确防范的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暂取攻势防御”的战略部署。
但是，也正是蒋介石在不知毛泽东下一步将移动哪个棋子的前提下，做出了上述“暂取攻势防御”的部署，结果，他又犯了兵家的大忌：分散用兵。换言之，这就等于授给了毛泽东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最佳良机。
正当毛泽东暗自运筹歼敌妙计之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于三月七日陆续撤出遵义，会集鸭溪。换言之，毛泽东与朱德的前敌指挥司令部又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权力。恰在这时，红一军团两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十日一时电告军委：“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对此，史家称为攻打打鼓新场。按照在猴场会议立下的规矩：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因此，张闻天于三月十日于笱坝（一说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
我们从有关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的主要理由是：一、打鼓新场的守敌为黔军，在与中央红军交战的两个多月中一挫再挫，不仅战斗力差，而且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二、主动出击，再打一个胜仗，可以在挫敌之锐气的同时，高扬一下我中央红军的威风。为此，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所有成员——除毛泽东以外全都同意发起攻打打鼓新场战役。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据有关参加者的回忆，大意谓：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到那时，奉命西来的滇军也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与此同时，驻扎在附近的川军也可从旁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没能说服与会者，大家还是主张打。因此，会议争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与会者中，据洛甫同志的回忆，毛泽东就任前敌政委之后，“王稼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我们从这些话中可知，王稼祥对毛泽东当机立断的指挥作风有意见。另外，自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用运动战，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但是，打运动战就要求部队多走路，甚至是一天接一天的急行军，这样部队除去减员而外，都感到十分疲劳。所以，想打阵地战或主动出击的思想又开始抬头。显然，那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没有被大家完全承认，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当争论双方互不相让且逐渐激烈的时候，王稼祥认为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投鼠忌器之嫌，再者，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认为自己应当从党的利益出发坦出其言，故说道：
“我仍然坚持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役。一、自长征以来，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一直打运动战，红军指战员十分疲劳；二、既然绝大多数同志力主打这一仗，说明就有胜利的把握。这样，也可以鼓舞一下士气嘛！”
接着博古指出：“据我所知，有不少指战员对如此打运动战有意见，希望能主动出击，打一两个漂亮仗，不仅能威慑敌胆，而且红军也能得一休整。为此，我也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役。”
对遵义会议持否定态度的凯丰，主要是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红军在长征中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当他听完博古的意见之后，几乎是以做结论的口气说道：
“既然只有老毛一人反对，政治局就做结论吧！”
“不行！”毛泽东霍然起身，十分坚定地反对。
“为什么？”王稼祥愕然相问。
“我们只能服从真理！”毛泽东答说。
凯丰听后，认为到了反击的时候了，故以不屑的口气反问道：
“难道只有你老毛一人掌握真理，而大家命中注定是代表错误的？”
诚如前文所述，张闻天的兴趣是在探索理论方面，对打仗不仅是外行，而且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他并不知道：“日常的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这种会议，对前方指挥者按军情变化做出必要的专断处置自然是有妨碍的；而会上的争论，更会扰乱前方指挥者的部署。”他只是鉴于过去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的教训，所以才履行职责，主持这种他实在外行的军事会议。但是，他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作风民主。因此，当他发现会议的气氛以及某些同志的发言味道不对的时候，就主动地制止了大家的发言，平心静气地说道：
“都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要压制民主。下边，请泽东同志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张闻天是有威信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党的一把手。他的学识、作风、为人，当然也有他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使包括反对遵义会议的博古、凯丰等同志都很尊重他。所以在他发言之后，赞成攻打打鼓新场的同志都停止了发言，静听毛泽东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毛泽东虽然历经三年半之久的人生磨难，但他那种受情绪化影响的个性还是在左右着他的言行。因而他带有情绪地指出：一、黔军在打鼓新场一线设防有时，加之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奉命赶到与黔军会合后设防，对敌而言，是以逸待劳；二、红军长途奔袭，又刚打完再克遵义等胜仗，尚未来得及进行休整，再发动这样一个战役，就如同啃一根硬骨头，损失了部队不值得；三、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以川黔滇部队和我决战，取一石三鸟之效；四、时下是敌强我弱，只有开动两条腿，不怕苦，不怕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最后，他有些激动地说：
“请同志们慎重地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张闻天认为是到了表决的时候了，因此，他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说道：
“谁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请发言！”
与会者保持沉默。
张闻天沉吟片时，又说道：
“同意发动打鼓新场战役的同志请举手！”
与会者相继举起了右手。
毛泽东当即退出会场，以示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愤然回到临时下榻处，冲着贺子珍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就独自一人驻步房中，点着纸烟，一支接着一支地大口地吸个不止。从他的表情看，似在继续生气，又似在思索这盘棋应该怎么收场……
贺子珍与毛泽东相伴已有七年多了，她不仅熟悉毛的性格，而且自宁都会议之后她还知道如何与生气的毛相伴。在这漫长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每每遇到毛泽东生气发火的时候，贺子珍有时善言相劝，以柔克刚；有时一言不发，任凭毛的火气自消自灭；自然，偶尔遇上贺子珍心情也不大好的时候，他们还免不了要吵架拌嘴。结果，大都是以贺高挂免战牌，甚至是充当毛的所谓“泄气”对象而告终。由于贺理解毛的处境和心情，所以他们这种偶尔为之的内部争吵，反而成了增进相互理解的一种手段。
遵义会议之后，尤其是毛泽东指挥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贺子珍内心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贺子珍内心的困惑和不平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夜，很深了。但是毛泽东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屋中央，继续大口大口地抽着闷烟。这对贺子珍而言是痛楚的！她拖着笨重的身子烧了一壶开水，又小心地倒了一大碗，双手捧到毛泽东的面前，动感情地说道：
“消消气，喝碗热水吧。”
“不喝！这气我消不了。”
贺子珍双手端着这碗开水，希望毛泽东能看她一眼，可生气的毛泽东还是目视前方。对此，贺子珍内心油然生出一种女性那特有的委屈感，她把手中的那碗热水往桌上一放，近似耍小脾气地说道：
“不喝就不喝，干吗拿我出气！”
毛泽东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他转过身来说道：
“你少啰嗦几句好不好？”
“我偏要啰嗦！”贺子珍也来了火气，“你不要忘了，是洛甫、稼祥他们支持，你才有今天的，可你……”
“不要再说下去了！”毛泽东打断了贺子珍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我毛某人，我就应该向他们不切实际的主张投降吗？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
“那你就这样认输了吗？”
“决不！”
“怎么办？”
毛泽东沉吟片时，突然把手一挥，说道：
“找恩来去！”
接着，毛泽东亲自点着那盏马灯，推开家门，大步地朝周恩来的住地走去。
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对有关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是有些为难的。在他看来，毛泽东主张不打的根本原因，是反对红军在长征中进行敌人有备的阵地战，力主打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运动战。从战略上讲，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主张打的所有同志，并没有把这场争论视为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分歧，都认为中央红军自遵义会议之后，指战员在一个运动战接一个运动战中搞得十分疲劳，应当换一种打法以鼓舞士气。从问题的实质去分析，的确包含着对打运动战的某种情绪。而这种不赞成运动战的情绪，从战略上讲无疑是错误的。然而主张打的同志又是绝对多数，在中央并未作出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决定之前，强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是会带来负作用的。因此，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对着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迟迟难以行使“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权力。
对此，邓颖超是理解的。因此，她就像以往那样三缄其口，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看着周恩来依然是那样为难，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她或许出于让周恩来早下决心早休息的目的，以商量的口气说道：
“既然毛主席的意见有道理，你为什么还这样为难呢？”
周恩来微微地叹了口气，说道：
“一、我对打鼓新场战役的得失拿不准；二、会上多数人反对泽东同志的意见，而且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我再明确表态支持一方，那就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正在为这件事犯愁呢！”
恰好在这时，毛泽东手提着马灯走进屋来，接着周恩来的话茬，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我看，这就是恩来同志的性格！”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走了进来，不知何故，他突然想到自己久久没有休息，似乎就是等毛的到来；他转念一想，似乎是想到了今晚毛是一定会来的。因此，他很高兴地说道：
“主席，你还没有休息啊！”
“你都没有休息，我还能睡得着？”毛泽东谈话，向来是直奔主题的，“恩来，时下想改变打鼓新场的战役决定，只有靠你了！”
周恩来从这句极其朴素的话语中，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他的无比信任。另外，他知道毛泽东的性格，此刻无须他说些什么，只要能听毛阐述反对的理由就够了。因此，他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果然，毛泽东从战略上讲了为什么要坚持运动战的理论之后，又带着情绪地说道：
“翻翻古今战史，哪有像我们共产党人这样打仗的呢？刘邦拜韩信为帅，他决不干涉韩信冒险背水一战；刘备三顾茅庐，他就坚信孔明联吴抗曹一定胜利。时下，洛甫这位明君把指挥权交给了我毛泽东，像打鼓新场这样小小的战役，还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岂不可笑！”
周恩来听了毛泽东这番谈古论今的话语之后，似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当他再仔细一品味批评张闻天的话语，感到自己又有必要做番解释：
“我以为洛甫同志如此而为，是怕重犯我和博古同志独断专行的错误。”
“他难道就不旧犯贻误战机的错误吗？”
“依你之见呢？”
“指挥战争之事，不能老是这么多人来讨论，恐怕还是成立一个精干的三人指挥团为好。”
“我可以向洛甫同志提出建议。你看这人选……”
“你、我，再加上一个王稼祥。你当团长，我和稼祥同志当团员。”
“不，不！还是由主席来当团长。”
“时下，你当团长比我合适。同时，要定一条原则：非关战略性的大事，一律由我们三人决断！”
“可以！关于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我还没有签发。明天再召开会议，你我一道说服大家。”
三月十一日清晨，在周恩来耐心的说服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战役，并于三月十一日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十二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周恩来任团长。
也就是在决定成立新“三人团”的当天——三月十二日，蒋介石根据有关情报，终于下达了《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并明确规定：“由赤水县，太平渡、沙滩场、毛坝场、三重堰、打鼓新场至黔西为第一线”；并对其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当我有关部门截获这一情报之后，在惊呼好险的同时，都看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高明。但是，如何才能跳出敌人的重围呢？大家又把视线集中到毛泽东的身上……
八
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后的十多天里，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相互审视、斗智的阶段。结果，蒋介石依然未识破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进而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使之又放弃“攻势防御”，作出错误的决断：“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蒋介石一声令下，原来按照蒋氏“攻势防御”布防各地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立脚未稳，又匆忙遵令赶到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分四道防线攻防、进退，并采取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碉堡推进策略，赶修一座又一座碉堡。可以想见，按照蒋氏的要求做到“两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是何等的困难和劳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静观待变之中，利用蒋介石上述错误的决断，不仅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而且还使强大的敌人分散了兵力。换言之，又为毛泽东粉碎蒋介石《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创造了条件。
时下，面对四周强敌包围，就是坚决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古、凯丰等人，也不会再主张以六路分兵、四面出击的战略原则，打破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了！但是，如何采用运动战的原则打破强敌的包围，进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步行动创造生机，人们似乎又都不约而同地期待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泽东在鸭溪、白腊坎一带达到“徘徊诱敌”的目的之后，在敌尚未完成部署之前，突然挥师向西，跳出敌人预伏的包围圈，调动立脚未稳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尾随红军之后西行，使我中央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等到敌人在尾随西行相当疲惫的时候，再寻机消灭敌人，并为红军下一段的行动创造条件。毛泽东或许汲取了攻打打鼓新场战役的教训，抑或是为了各级红军指战员做到心中有数，利于调动积极性，就在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
（甲）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乙）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丙）在这一战役中，各兵团后方统应向西。
彭德怀、杨尚昆收到上述《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之后，赞同我野战军向西南转移的同时，对攻打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纵队提出异议：由于“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等原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从表象看，彭杨关于不打驻节鲁班厂周浑元所部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时下唯有周浑元所部未受到中央红军的重创，就其规律而言，驻节鲁班厂以逸待劳的周部一定会主动寻求与我红军决战。这样，我中央红军可在运动中消灭该敌一部。另外，毛泽东此次挥师西指，意在把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人西调，并服从于近期内三渡、四渡赤水以及后来红军的总体战略。然而如何才能促使蒋介石当即放弃《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歼灭中央红军部署》，再下令这些尚未部署完毕的各部尾追红军西行呢？是悄然向仁怀、茅台突进，三渡赤水呢？还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再挥师北向，于距鲁班厂仅有几十公里的茅台三渡赤水呢？从“示形于敌”或“示强于敌”，进而迫使蒋介石改变初衷而言，显然是打一下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是上策。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没有采纳彭、杨的建议。
接着，毛泽东为落实上述战略方针，于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时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具体部署是：“以红一、三军团主力和干部团为右翼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潭厂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厂之敌左侧北及左正面；以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以一个营固守分水岭，主力则出分水岭由西南协同红一军团歼灭鲁班厂之敌。”
但是，驻节鲁班厂的周浑元所部第九十六、十三两个师，发现我中央红军攻打鲁班厂的意图之后，并未主动出击，迎战浩荡西来的红军。相反，他们却采取了“攻势防御”的策略，匆忙集结兵力，乘夜构筑工事，做好在鲁班厂与我决战并阻我西进的准备。这样一来，我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寻机消灭周浑元纵队一部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为了实现西调敌人的战略目的，于十五日“十五时，红军发起总攻，激战四小时，敌凭借工事固守，与我对峙”。恰在这时，我获悉“三元洞之敌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由孔岩尾追红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在鲁班厂东南永安寺附近”。毛泽东等审时度势，认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避免受敌夹击，撤出战斗”。命令部队于当夜转移到茅台、仁怀、潭厂、小河地域。
我红一军团奉命派出先遣部队乘夜北上，于十六日清晨袭占茅台，并歼敌一个连。我主力部队于下午三时到达茅台。
茅台，是赤水河上游的一个小镇，因用赤水河中的水酿出美酒而闻名中外。其实，那时的茅台还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居民不过三四千人，街道狭窄泥泞，房屋多是茅草顶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住红瓦顶的房子。全村镇除去三家大的酒厂以外，还有无数个家庭酿酒厂。因此，这里的人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户户有很多装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我红军根据规定，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尤其是茅台酒，除去给部队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贫苦的工农大众。这样，我红军指战员会喝酒的，都放量地品尝起久已知名的茅台酒。有的还要装上一行军壶，准备日后解馋、过瘾。那些不会喝酒的，竟然用这美酿擦脚，借以起到舒筋活络之效。值得一记的是，李德自遵义会议之后到红一军团“锻炼”，他一向视酒如命，这次随红军进入茅台以后。遂找到最有名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抱罐痛饮了茅台酒。有人说他喝得酩酊大醉，似可相信。至于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记：“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于一个星期不省人事。”绝无此事。因为当晚与翌日——三月十七日，我中央红军就要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了！
也就是在我红军指战员痛饮美酿茅台酒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茅台研究三渡赤水以及其后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提出了如下的战略构想：
由于敌人层层设防，我军难以在黔北完成北渡长江的任务。怎么办？只有出奇兵，转战到滇北从金沙江（即长江的上游）渡江北上，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欲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做到两点：其一，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为我红军挥师东上创造条件；其二，欲完成转战至滇北渡金沙江的构想，必须把大部滇军调离云南，使我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地行进。也就是在这次决策会上，毛泽东首次说出这句话：
“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把集中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全部敌军调往川南古蔺一带呢？毛泽东提出在完成鲁班厂的战斗之后，应当迅速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为给敌人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有意做一次全军性的佯动——红军主力依然潜伏在赤水河西岸，待敌人，尤其是奉命“追剿”红军的滇军被调往川南之后，我红军再出其不意地回渡——即四渡赤水河。这样一来，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已经没有敌人重兵布防，为我军南渡乌江、威胁贵阳，并进而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创造条件。到那时，红军即可实现大踏步地穿越云南，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构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