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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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是一个“游击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的博古等这些很少实际经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一向瞧不起毛泽东，加之毛的个性又极强，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对毛泽东的个人成见尤深。如史记载：博古远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苏区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并在宁都会议上罢免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接着，毛住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不久，博古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上杭，由罗明去迎接他。一见面，他就严厉地批评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说来是何等的可笑，从未见过毛泽东面的博古竟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何等深的个人成见！既然如此，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于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旗号的李德，为什么谁也不敢把毛泽东打入所谓的“冷宫”呢？这其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泽东与陈毅等人发生那次路线之争以后，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但是，那时国民党的报纸却造谣说：毛已死于肺结核。当共产国际听了这则谣传之后，遂发了一条讣告，对毛做出很高的评价，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席虚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被他们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相继组建了一些新军团。对此，聂荣臻同志曾愤慨地说道：“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
对此，周恩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钦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并被迫请辞本兼各职，只能做到“相忍为党”。面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危难，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为党”。所以，当伍修权陪着李德走进屋后，周遂客气地说道：
“泽东同志，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分歧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打仗的流动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被陈云同志所称的“湘南争论”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这两种不同军事路线争论的继续。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举纲”相辩的时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讲了他的意见。大意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地冲杀。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更为可笑的是，李德又从正规战争的视角答说：
“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最后，他近似哽咽地说道：
“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分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李德听后用德语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无须翻译，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样的黑……
十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去秋虫唧唧的叫声之外，似乎大地完全进入了沉睡的梦乡。转瞬之间，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宜章人民打开城门迎进红军的欢呼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欢笑声……全都消逝在被夜幕笼罩的天地之间。各界不同心态的群众和枕戈待旦的红军指战员都进入了梦境，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但是，周恩来依然站在那张放有军事地图的木桌前。或许他太清楚这步棋的重要性了，也或许他想得太周到、太细致了，他的脑海里忽而是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忽而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高举着猎猎作响的战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渡过湘江的壮观雄姿……但是，当滚滚北去的湘江之水完全变成殷红殷红的血水，并击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浪花的时候，他缓缓地合上了双眼，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这时——也只有这时，他又重新思考如果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自从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共事三年了。虽说毛自宁都会议后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对毛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由于他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使得博古、李德这些人不但不敢轻易地拿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得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和作用，使中央这架最高权力机器得以正常地运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央领导层最好的组织者，而且他还经常充任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缓冲剂，使得他们之间绷得过紧的弦不至于断掉。
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政治品质。同时，这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地方。
时下，毛泽东和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上又引发了史称的“湘南争论”。毛泽东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可以阐述完自己的战略思想拂袖而去。博古、李德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可以像对待彭德怀那样不予理睬，行使中央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继续自以为是地发布命令，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然而，周恩来则不能这样轻率地处置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的战略预测是正确的时候，他的革命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来！
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辞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
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文字中可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湘南争论”，自然，他也就无法知道中央成立“湘南营”的确切意义了。因此，他认为留守江西的项英“不得不重新开始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对付国民党。而我们准备在湘南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了，湘南营也就没存在的意义了”。这一结论显然也是个人的估计。为此，他也曾以怀疑的口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要在湘南立脚这个战略意图，是不是有什么文字的证据，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文字上查不出这个证据，但也说中央是有过这个意图的。湘南营这个组织确实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也当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教导员。那个时候的事情，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事后追论，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根本上讲仍是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探出的路线西行。而成立所谓“湘南营”，只不过是这场史称“湘南争论”的副产品，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之计，一旦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发生猝变，这“湘南营”也就只好自行解散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敌人在湘江以东的“围歼”计划共分两步：其一是分进合击我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其二是集中全力“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路军刘建绪所部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陈兵湘南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既负从北面“追歼”红军的使命，又谨防红军在湘江东岸受阻之后向北进入湖南。
第二路是“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所部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并“限于敬日（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结完毕”，从该路军所处的位置看，它处于第一路军北面。因此，它既负有监督刘建绪部“追剿”红军之责，又有与第一路军共同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的任务。
第三路军是中央军周浑元所部的四个师，速向道县前进，并“限于养日（二十二日）全部到道县，尔后与第一、二及桂军联络截击窜匪”。自然，它主要防止红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折回江西。
第四路军李云杰所部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其任务与第三路军大致相同。
第五路军李韫珩所部位于湘、粤、桂交界处，因此令其“所部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中央最高“三人团”研究了敌人在潇水、湘江未来的兵力部署之后，认为他们最早在二十二日才能陆续进入阵地。如果我红军在此之前攻占潇水之滨的重要渡口道县，是有时间涉过潇水，并渡过湘江的。另外，周恩来远在北伐时期就了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领的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同时还清楚他们第一是自保八桂之地，第二才是向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红军不在桂北停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有意开放通道——这也就是史家所称的“走廊”。为此，最高“三人团”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遂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军委决定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为适应这一态势，命令红军分三个纵队前进：甲，红三、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乙，军委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丙，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具体的作战任务是：红三军团进占嘉禾城，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根据军委的上述命令，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出奇兵，于十六日攻占临武城。由于嘉禾城守敌突然增兵，桂阳之敌两团人马已到，强攻不便，我红三军团在十七日当即决定：以“第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嘉禾城敌”南进，以“保障蓝山确在我手”。军委审慎研究并批准了红三军团的这一部署。为确保尽快攻下蓝山城，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九军团消灭守敌一个营，并于十八日攻占了蓝山县城。周恩来当即命令“打开伪县政府的仓库，没收了五千多块银元和十多斤金子，缴获了一批军装、被服”，并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
就在攻占蓝山县城的当天——十八日，军委发布命令：“军委决定，为取得更有利的作战及前进的条件，立即由现地转移到道县、江华、永明地域。”为适应转移地域的需要，我红军分两翼队前进：甲，红一、三、八军团、十三师及一纵队为右翼队，经嘉禾、蓝山间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以后则继续向道县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乙，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缺十三师）及二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城前进。为掩护军委一、二纵队顺利渡过潇水，打破敌人湘江以东“围追”计划分进合击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的第一个部署，我红军必须在二十二日以前占领道县。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湘南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潇水两岸有名的渡口。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何键电令周浑元所部于二十二日赶到道县，我红军必须抢在这天以前攻占道县，方能派出部队狙击敌人，确保我军委一、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然后大踏步西行，奔袭湘江。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时下达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缺六团）附迫击炮连及电台应于得电后向道县侦察前进，限明晚赶到道州地区，在有利条件下应即攻占该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领受命令之后，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和五团。四团攻正面，五团负责迂回。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准时赶到与道县相对的潇水东岸。由于在奔袭途中，抓到了道县县长派到天堂圩送紧急信件的士兵，拆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连行李也没带。他要天堂圩的民团连夜赶回道县守城”。结果，四团、五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入道县，全歼守敌。
道县地处五岭北麓，其地质和气候条件极适合橘子和橙子的生长。如果从屈原写《橘颂》以咏志算起，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红军过道县的时候，恰是橙子成熟的季节，不仅满山遍野的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橙子，而且老百姓也不管打不打仗，他们为了生活，照旧担着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进城来卖。红军指战员，尤其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一见这又便宜又好的橙子，都禁不住地倾囊相购，大饱口福。其中，李一氓同志边吃边说道县的橙子比四川的红橘味道好，还煞有介事地考证：“据说美国的橙子，其种子就是从湖南的辰州移过去的。所以有SUNKIST之名，SUN就是郴的译音。”
但是，就在红军指战员大吃橙子的时候，有两个人却没有胃口：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知晓周恩来曾动议组建“湘南营”的事情，按照他对最高“三人团”的分析与判断，他们一定会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方案涉潇水、渡湘江西进的。因此，他愤然地回到驻地，望着依然在等他回来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无力回天，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还得跟着大队人马向道县进发。毛泽东或许太为红军的安危伤情了，他一上路就感到头重脚轻，在警卫员们的动员和强迫下才躺在担架上，让民夫们轮班抬着走。突然，他听见有人在焦急地喊警卫员吴吉清的名字，他猝然间想到了吴吉清在前几天害了疟疾，经常发烧打摆子，他近似下意识地拍了拍担架的竹竿，命令道：
“停下，快停下！”
两个抬担架的民夫遵命放下担架，诧异地看着毛泽东从担架上站起来，边喊“小吴，小吴！”边快步走到全身像是筛糠一样的吴吉清面前，不容分辩，遂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请坐上我的担架，让同志们抬着你走！”
“不！不行！这不行……”
吴吉清说什么也不坐毛泽东的担架。最后，毛泽东十分动感情地说：
“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吴吉清含着泪水坐在了毛泽东的担架上，那两个民夫也非常受感动地抬起了担架。
毛泽东带病行军，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到了道县。警卫员刚刚为他安排好住处，他就又命令警卫员去找报纸，探听有关敌军调动的情况。而他自己却伫立窗前，望着秋意甚浓的长空陷入了沉沉的人生回忆中……
不知何故，毛泽东想起了七年前的秋天，那是他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的日子，他带着不足千人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当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山大王”。他就是靠着这点本钱，从井冈山到赣南，到闽西，一直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不仅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心血，而且也付出了数以万计的同志们的生命！但是，红军指战员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胜利的欢笑，而是继续的流血和牺牲！这对他来说，真好比是用钝刀子捅他的心啊！
也可能是想到了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革命相继牺牲的缘故，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四年前——一九三○年的深秋，那是他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且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里，突然听说一直忠诚于他的伴侣和战友杨开慧于是年十月在长沙被捕，并于十一月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他那时的心情只有用“秋风秋雨愁煞人”来形容！自然，他也会低吟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但是，他擦干泪迹以后的誓言，自应是他后来写下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名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然而，四年后的秋天迎来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扔掉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似的转移！一旦杨开慧在梦中向他发出问询的时候，他将何以为答呢？因此，他那怒视苍天的双目渐渐地湿润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红军进驻道县就意味着走进了前有湘江、后有潇水的绝地中。如果说当年项羽在井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是为了断掉退路，激励士兵杀敌向前的话，而今红军则是置于两水之间，前有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扼守湘江，后有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断掉红军复涉潇水向东的退路，再加之北有何键的湘军，南有陈济棠的粤军，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至此，他再想到自己在宜章地区的建议，也只有对天长叹了！
这时，贺子珍提着一只装满橙子的竹篮走了进来。她一看毛泽东那伫立窗前凝视夜空的表情，就知道他在为红军未来的命运担忧。她清楚自己作为妻子，这时所能做到的是多给毛泽东一些温情。所以，她走到毛泽东的身后，故作笑颜地说道：
“你不是早就对我说过嘛，辰州一带的橙子天下第一，你最爱吃。看！我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钱，为你买来一篮子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手中提的那篮又鲜又大的橙子，再一看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油然生起，他近似本能地迎过去，伸手接过这一篮橙子，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伸出两只大手，用力地抓住贺子珍的双肩，动感情地说道：
“妻子有了身孕，自应丈夫买些有点酸味的甜橙去看妻子，可我……”
“快不要说这些了！”贺子珍急忙打断毛泽东的话语，她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我现在是红军中的闲人，可你……”
“和你也差不多！”
“这怎么可能呢？”贺子珍望着摇首喟叹的毛泽东，“你起码还有建议权吧！”
“你提出建议，人家不听，还不等于废话！”
“为什么？”
毛泽东对妻子破例道出了满腹的牢骚，最后，他又感慨地说：
“我常对你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可他们呢，认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那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就吃橙子嘛！”
毛泽东与贺子珍闻声回头一看，张闻天站在门口，右手指着他左手提的那一小篮橙子，正冲着他们夫妇笑着。
贺子珍为了能使毛泽东高兴，也急忙转身指着桌上那篮橙子，附和着说道：
“洛甫说得对，既然说了没用，那我们就听天由命，高高兴兴地吃橙子！”
“我……”毛泽东痛苦地摇了摇头，“真的不想吃。”
“有意思，”张闻天听后笑了，“真是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了，我又碰上了一个不想吃橙子的人！”
“那一个是谁？”贺子珍有些好奇地问。
“周恩来！”闻天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方才，我提着这一篮橙子去看他，见他背剪着双手望着夜空出神。我问他：老毛的建议能采纳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说那就吃橙子吧？他说不想吃。”
“我必须声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我和他不想吃橙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张闻天一怔，“说说看！”
“我毛泽东不想吃我最爱吃的橙子，是因为我从不想听天由命；可他周恩来呢，”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片刻，“说得难听一些，他是把命——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
张闻天似乎完全明白毛泽东的话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所说周恩来把“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是什么呢？笔者只能根据如下史料推演：
就在红一军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道县之前，桂系李宗仁就给蒋介石发了一则急电，大意谓：鉴于共军来势凶猛，桂军难于抵御，请求将桂系主力南移恭城。蒋介石接到这则电报之后，顿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二日给“追剿”总司令何键拍发了如下这则电令：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李宗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中正养酉行战印
何键收到蒋介石密电之后，甚感意外。因为何键十分清楚：红军正在抢占道县，尚未破袭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距离桂系防地还有相当路程，李宗仁何以致电蒋介石要求把桂系主力南移恭城呢？另外，他清楚桂系主力一旦南移，所谓湘江东岸“围歼”战等于不战而撕开一条通道，放红军西行。蒋与桂系素来不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怕蒋氏电责，而他何键在湘的前程却系于蒋氏手中，一旦蒋氏怒责，他何键可吃罪不起。因此，他于翌日——二十三日发电蒋介石，明确表示：桂军主力不可南移。接着他又严肃指出：“若灌（阳）、兴（安）、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加之萧（克）、贺（龙）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间两不许可。”结论：“敢厉陈利害，幸乞钧座察详筹，指示机宜。”遂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
最高“三人团”除去按既定方针办之外，他们也想到了红六军团强渡湘江西行，桂军似未倾全力追堵。时下，如果能巧妙地利用蒋桂矛盾所赢得的宝贵时间，我红军奔袭湘江，继之强渡西行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红军涉过潇水、奔袭湘江的全部表象依据。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暗指的缘由。
事实上，红军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之后，红一军团主力经永安关到达庵口，红三军团主力到达莲花塘，四师在葫芦岩，红五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四师的任务，红八军团到达新浦，红九军团位于江华，军委二纵队到达莫索湾，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禾塘。简言之，我红军已经箭在弦上，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就等下令奔袭、强渡湘江了！时下的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桂军不是南移，而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北上扼守湘江渡口，因此，他哪有心思吃鲜美的橙子呢！（未完待续）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是一个“游击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的博古等这些很少实际经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一向瞧不起毛泽东，加之毛的个性又极强，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对毛泽东的个人成见尤深。如史记载：博古远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苏区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并在宁都会议上罢免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接着，毛住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不久，博古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上杭，由罗明去迎接他。一见面，他就严厉地批评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说来是何等的可笑，从未见过毛泽东面的博古竟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何等深的个人成见！既然如此，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于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旗号的李德，为什么谁也不敢把毛泽东打入所谓的“冷宫”呢？这其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泽东与陈毅等人发生那次路线之争以后，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但是，那时国民党的报纸却造谣说：毛已死于肺结核。当共产国际听了这则谣传之后，遂发了一条讣告，对毛做出很高的评价，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席虚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被他们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相继组建了一些新军团。对此，聂荣臻同志曾愤慨地说道：“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
对此，周恩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钦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并被迫请辞本兼各职，只能做到“相忍为党”。面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危难，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为党”。所以，当伍修权陪着李德走进屋后，周遂客气地说道：
“泽东同志，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分歧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打仗的流动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被陈云同志所称的“湘南争论”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这两种不同军事路线争论的继续。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举纲”相辩的时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讲了他的意见。大意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地冲杀。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更为可笑的是，李德又从正规战争的视角答说：
“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最后，他近似哽咽地说道：
“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分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李德听后用德语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无须翻译，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样的黑……
十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去秋虫唧唧的叫声之外，似乎大地完全进入了沉睡的梦乡。转瞬之间，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宜章人民打开城门迎进红军的欢呼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欢笑声……全都消逝在被夜幕笼罩的天地之间。各界不同心态的群众和枕戈待旦的红军指战员都进入了梦境，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但是，周恩来依然站在那张放有军事地图的木桌前。或许他太清楚这步棋的重要性了，也或许他想得太周到、太细致了，他的脑海里忽而是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忽而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高举着猎猎作响的战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渡过湘江的壮观雄姿……但是，当滚滚北去的湘江之水完全变成殷红殷红的血水，并击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浪花的时候，他缓缓地合上了双眼，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这时——也只有这时，他又重新思考如果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自从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共事三年了。虽说毛自宁都会议后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对毛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由于他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使得博古、李德这些人不但不敢轻易地拿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得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和作用，使中央这架最高权力机器得以正常地运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央领导层最好的组织者，而且他还经常充任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缓冲剂，使得他们之间绷得过紧的弦不至于断掉。
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政治品质。同时，这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地方。
时下，毛泽东和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上又引发了史称的“湘南争论”。毛泽东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可以阐述完自己的战略思想拂袖而去。博古、李德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可以像对待彭德怀那样不予理睬，行使中央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继续自以为是地发布命令，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然而，周恩来则不能这样轻率地处置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的战略预测是正确的时候，他的革命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来！
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辞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
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文字中可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湘南争论”，自然，他也就无法知道中央成立“湘南营”的确切意义了。因此，他认为留守江西的项英“不得不重新开始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对付国民党。而我们准备在湘南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了，湘南营也就没存在的意义了”。这一结论显然也是个人的估计。为此，他也曾以怀疑的口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要在湘南立脚这个战略意图，是不是有什么文字的证据，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文字上查不出这个证据，但也说中央是有过这个意图的。湘南营这个组织确实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也当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教导员。那个时候的事情，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事后追论，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根本上讲仍是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探出的路线西行。而成立所谓“湘南营”，只不过是这场史称“湘南争论”的副产品，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之计，一旦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发生猝变，这“湘南营”也就只好自行解散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敌人在湘江以东的“围歼”计划共分两步：其一是分进合击我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其二是集中全力“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路军刘建绪所部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陈兵湘南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既负从北面“追歼”红军的使命，又谨防红军在湘江东岸受阻之后向北进入湖南。
第二路是“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所部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并“限于敬日（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结完毕”，从该路军所处的位置看，它处于第一路军北面。因此，它既负有监督刘建绪部“追剿”红军之责，又有与第一路军共同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的任务。
第三路军是中央军周浑元所部的四个师，速向道县前进，并“限于养日（二十二日）全部到道县，尔后与第一、二及桂军联络截击窜匪”。自然，它主要防止红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折回江西。
第四路军李云杰所部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其任务与第三路军大致相同。
第五路军李韫珩所部位于湘、粤、桂交界处，因此令其“所部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中央最高“三人团”研究了敌人在潇水、湘江未来的兵力部署之后，认为他们最早在二十二日才能陆续进入阵地。如果我红军在此之前攻占潇水之滨的重要渡口道县，是有时间涉过潇水，并渡过湘江的。另外，周恩来远在北伐时期就了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领的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同时还清楚他们第一是自保八桂之地，第二才是向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红军不在桂北停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有意开放通道——这也就是史家所称的“走廊”。为此，最高“三人团”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遂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军委决定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为适应这一态势，命令红军分三个纵队前进：甲，红三、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乙，军委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丙，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具体的作战任务是：红三军团进占嘉禾城，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根据军委的上述命令，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出奇兵，于十六日攻占临武城。由于嘉禾城守敌突然增兵，桂阳之敌两团人马已到，强攻不便，我红三军团在十七日当即决定：以“第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嘉禾城敌”南进，以“保障蓝山确在我手”。军委审慎研究并批准了红三军团的这一部署。为确保尽快攻下蓝山城，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九军团消灭守敌一个营，并于十八日攻占了蓝山县城。周恩来当即命令“打开伪县政府的仓库，没收了五千多块银元和十多斤金子，缴获了一批军装、被服”，并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
就在攻占蓝山县城的当天——十八日，军委发布命令：“军委决定，为取得更有利的作战及前进的条件，立即由现地转移到道县、江华、永明地域。”为适应转移地域的需要，我红军分两翼队前进：甲，红一、三、八军团、十三师及一纵队为右翼队，经嘉禾、蓝山间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以后则继续向道县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乙，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缺十三师）及二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城前进。为掩护军委一、二纵队顺利渡过潇水，打破敌人湘江以东“围追”计划分进合击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的第一个部署，我红军必须在二十二日以前占领道县。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湘南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潇水两岸有名的渡口。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何键电令周浑元所部于二十二日赶到道县，我红军必须抢在这天以前攻占道县，方能派出部队狙击敌人，确保我军委一、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然后大踏步西行，奔袭湘江。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时下达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缺六团）附迫击炮连及电台应于得电后向道县侦察前进，限明晚赶到道州地区，在有利条件下应即攻占该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领受命令之后，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和五团。四团攻正面，五团负责迂回。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准时赶到与道县相对的潇水东岸。由于在奔袭途中，抓到了道县县长派到天堂圩送紧急信件的士兵，拆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连行李也没带。他要天堂圩的民团连夜赶回道县守城”。结果，四团、五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入道县，全歼守敌。
道县地处五岭北麓，其地质和气候条件极适合橘子和橙子的生长。如果从屈原写《橘颂》以咏志算起，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红军过道县的时候，恰是橙子成熟的季节，不仅满山遍野的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橙子，而且老百姓也不管打不打仗，他们为了生活，照旧担着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进城来卖。红军指战员，尤其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一见这又便宜又好的橙子，都禁不住地倾囊相购，大饱口福。其中，李一氓同志边吃边说道县的橙子比四川的红橘味道好，还煞有介事地考证：“据说美国的橙子，其种子就是从湖南的辰州移过去的。所以有SUNKIST之名，SUN就是郴的译音。”
但是，就在红军指战员大吃橙子的时候，有两个人却没有胃口：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知晓周恩来曾动议组建“湘南营”的事情，按照他对最高“三人团”的分析与判断，他们一定会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方案涉潇水、渡湘江西进的。因此，他愤然地回到驻地，望着依然在等他回来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无力回天，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还得跟着大队人马向道县进发。毛泽东或许太为红军的安危伤情了，他一上路就感到头重脚轻，在警卫员们的动员和强迫下才躺在担架上，让民夫们轮班抬着走。突然，他听见有人在焦急地喊警卫员吴吉清的名字，他猝然间想到了吴吉清在前几天害了疟疾，经常发烧打摆子，他近似下意识地拍了拍担架的竹竿，命令道：
“停下，快停下！”
两个抬担架的民夫遵命放下担架，诧异地看着毛泽东从担架上站起来，边喊“小吴，小吴！”边快步走到全身像是筛糠一样的吴吉清面前，不容分辩，遂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请坐上我的担架，让同志们抬着你走！”
“不！不行！这不行……”
吴吉清说什么也不坐毛泽东的担架。最后，毛泽东十分动感情地说：
“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吴吉清含着泪水坐在了毛泽东的担架上，那两个民夫也非常受感动地抬起了担架。
毛泽东带病行军，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到了道县。警卫员刚刚为他安排好住处，他就又命令警卫员去找报纸，探听有关敌军调动的情况。而他自己却伫立窗前，望着秋意甚浓的长空陷入了沉沉的人生回忆中……
不知何故，毛泽东想起了七年前的秋天，那是他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的日子，他带着不足千人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当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山大王”。他就是靠着这点本钱，从井冈山到赣南，到闽西，一直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不仅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心血，而且也付出了数以万计的同志们的生命！但是，红军指战员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胜利的欢笑，而是继续的流血和牺牲！这对他来说，真好比是用钝刀子捅他的心啊！
也可能是想到了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革命相继牺牲的缘故，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四年前——一九三○年的深秋，那是他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且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里，突然听说一直忠诚于他的伴侣和战友杨开慧于是年十月在长沙被捕，并于十一月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他那时的心情只有用“秋风秋雨愁煞人”来形容！自然，他也会低吟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但是，他擦干泪迹以后的誓言，自应是他后来写下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名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然而，四年后的秋天迎来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扔掉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似的转移！一旦杨开慧在梦中向他发出问询的时候，他将何以为答呢？因此，他那怒视苍天的双目渐渐地湿润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红军进驻道县就意味着走进了前有湘江、后有潇水的绝地中。如果说当年项羽在井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是为了断掉退路，激励士兵杀敌向前的话，而今红军则是置于两水之间，前有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扼守湘江，后有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断掉红军复涉潇水向东的退路，再加之北有何键的湘军，南有陈济棠的粤军，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至此，他再想到自己在宜章地区的建议，也只有对天长叹了！
这时，贺子珍提着一只装满橙子的竹篮走了进来。她一看毛泽东那伫立窗前凝视夜空的表情，就知道他在为红军未来的命运担忧。她清楚自己作为妻子，这时所能做到的是多给毛泽东一些温情。所以，她走到毛泽东的身后，故作笑颜地说道：
“你不是早就对我说过嘛，辰州一带的橙子天下第一，你最爱吃。看！我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钱，为你买来一篮子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手中提的那篮又鲜又大的橙子，再一看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油然生起，他近似本能地迎过去，伸手接过这一篮橙子，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伸出两只大手，用力地抓住贺子珍的双肩，动感情地说道：
“妻子有了身孕，自应丈夫买些有点酸味的甜橙去看妻子，可我……”
“快不要说这些了！”贺子珍急忙打断毛泽东的话语，她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我现在是红军中的闲人，可你……”
“和你也差不多！”
“这怎么可能呢？”贺子珍望着摇首喟叹的毛泽东，“你起码还有建议权吧！”
“你提出建议，人家不听，还不等于废话！”
“为什么？”
毛泽东对妻子破例道出了满腹的牢骚，最后，他又感慨地说：
“我常对你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可他们呢，认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那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就吃橙子嘛！”
毛泽东与贺子珍闻声回头一看，张闻天站在门口，右手指着他左手提的那一小篮橙子，正冲着他们夫妇笑着。
贺子珍为了能使毛泽东高兴，也急忙转身指着桌上那篮橙子，附和着说道：
“洛甫说得对，既然说了没用，那我们就听天由命，高高兴兴地吃橙子！”
“我……”毛泽东痛苦地摇了摇头，“真的不想吃。”
“有意思，”张闻天听后笑了，“真是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了，我又碰上了一个不想吃橙子的人！”
“那一个是谁？”贺子珍有些好奇地问。
“周恩来！”闻天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方才，我提着这一篮橙子去看他，见他背剪着双手望着夜空出神。我问他：老毛的建议能采纳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说那就吃橙子吧？他说不想吃。”
“我必须声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我和他不想吃橙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张闻天一怔，“说说看！”
“我毛泽东不想吃我最爱吃的橙子，是因为我从不想听天由命；可他周恩来呢，”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片刻，“说得难听一些，他是把命——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
张闻天似乎完全明白毛泽东的话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所说周恩来把“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是什么呢？笔者只能根据如下史料推演：
就在红一军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道县之前，桂系李宗仁就给蒋介石发了一则急电，大意谓：鉴于共军来势凶猛，桂军难于抵御，请求将桂系主力南移恭城。蒋介石接到这则电报之后，顿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二日给“追剿”总司令何键拍发了如下这则电令：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李宗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中正养酉行战印
何键收到蒋介石密电之后，甚感意外。因为何键十分清楚：红军正在抢占道县，尚未破袭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距离桂系防地还有相当路程，李宗仁何以致电蒋介石要求把桂系主力南移恭城呢？另外，他清楚桂系主力一旦南移，所谓湘江东岸“围歼”战等于不战而撕开一条通道，放红军西行。蒋与桂系素来不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怕蒋氏电责，而他何键在湘的前程却系于蒋氏手中，一旦蒋氏怒责，他何键可吃罪不起。因此，他于翌日——二十三日发电蒋介石，明确表示：桂军主力不可南移。接着他又严肃指出：“若灌（阳）、兴（安）、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加之萧（克）、贺（龙）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间两不许可。”结论：“敢厉陈利害，幸乞钧座察详筹，指示机宜。”遂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
最高“三人团”除去按既定方针办之外，他们也想到了红六军团强渡湘江西行，桂军似未倾全力追堵。时下，如果能巧妙地利用蒋桂矛盾所赢得的宝贵时间，我红军奔袭湘江，继之强渡西行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红军涉过潇水、奔袭湘江的全部表象依据。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暗指的缘由。
事实上，红军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之后，红一军团主力经永安关到达庵口，红三军团主力到达莲花塘，四师在葫芦岩，红五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四师的任务，红八军团到达新浦，红九军团位于江华，军委二纵队到达莫索湾，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禾塘。简言之，我红军已经箭在弦上，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就等下令奔袭、强渡湘江了！时下的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桂军不是南移，而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北上扼守湘江渡口，因此，他哪有心思吃鲜美的橙子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