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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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利用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惨败，终于达到了“取蒋自代”的目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对手！
李宗仁并不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然而，他从混迹政坛多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屡屡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政坛上角逐的胜利者只是暂时的，因为从他登上政坛宝座始，立即又变成了新的挑战者进攻的对象。其中，失败者往往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由于李宗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这个“胜利者”明白：蒋介石下野并不是败在他们桂系逼宫之下，而是败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决战中输了个精光，输了个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必然下场。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蒋氏集团残存的实力还在，与桂系相较，就像是一句俗话形容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者，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文韬武略方面相较，其优势在蒋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上台后的主要对手和政敌，依然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接着，他又必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某人将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达到他以退为进的目的呢？”
李宗仁积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还认识到这样一条规律：古今中外的所谓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对手在政绩上失误的高手，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能够建树政绩的治国之才。为此，他认为自己指责蒋介石失误的时代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从政治上取代了蒋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蒋介石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失策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换言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能在这危厄的政局中，改变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地位和形象吗？”
从某种意义说，以登上九五之尊为目标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为现实的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谓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当他们一旦就要沦为一代王朝后主的时候，要么和自己的心上人壮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别姬》；要么独自低吟：“无言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时下的李宗仁，就是这样一位最现实的俗人。请看他的自我解剖：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虽然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当“总统”那特有的感觉。举例说：李宗仁刚刚从明故宫机场折回官邸，张群就打来电话，像过去那样用通知的口吻告知：总裁行前留有一个文告，请你过目后发表。李宗仁听后不仅感到正常，而且还要亲往张群的官邸访晤。更为滑稽的是，张群竟欣然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没有当“总统”的感觉；二、说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张群就像是传达“圣旨”的大太监，双手捧着蒋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颇有几分傲气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里。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过去拜读蒋介石的示谕那样，毕恭毕敬地捧读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忠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假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唤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证，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据史记载，李宗仁读罢深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李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所以李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介石在离职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出于法律的原因，李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又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听后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很快得到业已到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蒋氏的答复：“请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电台播发的蒋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余，遂又引发出了一场荒唐的争吵：不仅蒋、桂双方的人马披挂上阵，而且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进来——他委派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说了如下这段有史可查的话：“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如史家所评：李宗仁虽然算不上大纵横家，而且在运用谋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蒋介石，但是他作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和“初战必胜”这两条原则。李认为：如果在“文告”这一仗上草草收场，蒋介石就会视他为阿斗，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一定会变成蒋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借此煞一煞蒋氏的威风，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战必胜呢？李氏认为要极大地利用对蒋氏不利的“时”和“势”。换言之，“时”下到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时机，而“势”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势。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李宗仁不接任总统之职，他蒋某人就无法下台，愈加成为众矢之的。”
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的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待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所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中共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源远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如史评述：张治中的建议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济深在历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关系而言，“白向来是尊崇李济深的，对李宗仁则常怀鄙视的态度。李宗仁则由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领袖地位，常忌克李济深”。再是“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靡乱，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济深已经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来。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罢。
然而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进行了私下的议论，鉴于何应钦与黄埔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曾与桂系联合演出第一次逼蒋下野，多数人瞩目何氏组阁，执掌行政院。但事关重大，不可能一议而就，是夜没有作出结论。
但是，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灵：“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对此，李宗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是谁向中共透露了何应钦组阁的消息呢？……”
结论是清楚的：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乃至于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员中有共产党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这篇新闻稿中的上述几句话，感到似在向他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他与何应钦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重开国共和谈；再者，当他再用心审视新闻稿中的这段重要的话语之后，他于冥冥之中感到是出于毛泽东之手。果如斯，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的确要比蒋介石厉害多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驾驶当代中共战舰的舵手，而且还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中共的帮手——并于悄然之中改变他李宗仁战船的航向——试图按照毛的旨意前进。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把注意点移到新对手毛泽东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阅各种媒体报道的新闻，看一看在他上台的前后毛泽东做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随着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不胫走向中外，在中共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养疴的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当今中国第三大党，积纳了一大批拥赞民主、反对独裁的精英之士。他们完全地倒向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对残阳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击！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毛泽东适时地运用强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义将军在危厄局势之下向中外宣布：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与“徐蚌会战”中拒不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比，对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涣散剂！
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共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份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中共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嫉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代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八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翌日，叶剑英在颐和园设午宴款待黄、刘两位，并于饭后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在追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尤其是自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之后，又很动感情地讲了这番话：“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泽东对于已经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的讲话是满意的。当他听说黄启汉明确表态：“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意思，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说不定和谈一开，还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戏剧来。”
在场的周恩来是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来的和谈是绝不会顺利的。因此，他也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了一句笑话：“万一和谈破裂，我军陈兵长江以北，毛主席也无需再派一位当代的蒋干过江盗书了。”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未来的“和”与“战”这两件大事之后，遂又严肃地说道：“恩来，从现在开始，军事战线和隐蔽战线要一齐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我们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时下急需要动的棋子还不是重开国共和谈。为了尽快实现未来“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的设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之后，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战。”
同日，毛泽东收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征询与傅作义会面的意见。他考虑到这次会面与改编敌军的全局关系，遂又审慎地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作义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明确指示“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但对办事处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由于平津前线司令部严格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行事，确保了敌军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编等过程中没有出大的事情。此举不仅起到了涣散各地守城敌军的作用，而且也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积累了经验。
随着敌军出城接受点编的同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务和治安。为此，毛泽东又为平津前线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规：“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在讲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等口号的道理后，又明确指出：
“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重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求，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毛泽东对于我军、我党由农村向城市开始过渡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啊！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读上述这封很长的电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到毛泽东在下笔处理城市问题的时候，他那只握着毛笔的大手显得是那样的沉重！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解决了北平、天津的问题之后，对绥远问题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绥远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毛泽东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派东北野战军或华北野战军出西口解决绥远问题呢？因为他在下一阶段的战略构想是：“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
说到解决太原问题，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同时走着两步大棋，那就是以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或以天津方式武力解决。为了减少人民不必要的牺牲，曾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彭真、叶剑英等同志发电文：
据悉，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毛泽东对阎锡山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决不把牌全部压在和平解放太原上。也就是在发上面那封电报的同日，他又下达了解决太原兵力部署的电文：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待林（彪）、罗（荣桓）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到这时，毛泽东才从瞬息万变的平津战役中解脱出来。但是，当想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之后，他仍忍不住兴奋的心情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卫士长阎长林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打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最清楚平津战役能取得这样的结局，是毛泽东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因此，他有些心疼地说：“主席，这些日子您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不！”毛泽东摆了摆手，“走，我们到李家庄去看符定一先生去。”
符定一，字宇澄，又字梅庵，湖南衡山人。他于一八七七年生于一个满门书香的世家。幼年入私塾，饱学五经四书，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转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在这期间，他逐步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高级中学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堪称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他在长沙创立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并任校长的时候，年方十九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
符定一深知清末民初社会的黑暗，最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不仅严格考场纪律，而且还要亲自复审录取生的考卷。当他审阅了毛泽东的考卷之后，深为其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为此，他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然而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他惊愕了，禁不住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虽说符定一也相信“相马识瘦、相士知贫”的古训，但他还是要亲自面试一次。为此，他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这时，符定一打消了怀疑的念头。然而，他出于教育家那特有的伯乐之心，遂又当即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赞叹不已。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他发现毛泽东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以后，又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毛泽东在研读这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计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的过程中，不仅对这部大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更令符定一不解的是，毛泽东还决定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他不顾符定一及授课老师的劝阻毅然退学，进行自修。
符定一于一九一八年再次进京，出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等事，曾两度来到北京，并得到符定一老师的帮助。一九二五年，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的家中看到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抗战爆发之后，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湘兴办教育。在湘期间，因与共产党人有关系惨遭逮捕，在多方营救下方获得出狱。一九四六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团使用。同年六月，符定一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在女儿符德芳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符定一回到北平之后，因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两次被捕，在叶剑英以及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下终于获得自由。一九四八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化装出城，来到河北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后暂居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不久，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北平的建议，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都，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造福不浅。”符的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而毛泽东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时候，无疑是吸取了老师符定一的建议。因此，当和平解放北平成为事实之后，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符定一。他一见符定一的面高兴地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好奇地问道。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了，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毛泽东兴意很浓地说。
对此，符定一是料到了的。然而当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讲述之后，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出人所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接着，他又说，“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谦虚地说了一句“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接着，他又说，“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符定一堪称是三朝元老，自清末的皇帝，到民初的袁世凯以及走马灯似的历届总统和总理，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真是见多了，有谁能这样礼贤下士、不忘政敌的历史功绩呢？因此，他依然啧啧称道：“我看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才能作出这样伟大的奇迹。”
对此，毛泽东依然是以摇头代答。他为了转移这样称颂他的话题，有意说道：“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
说到北平，符定一的脸上就流露出不悦的表情。毛泽东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先生这次回北平一定会愉快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不要很长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符定一听后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说道：“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毛泽东说罢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打起了哈欠，遂歉意地说道，“好，我不待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听后愕然。阎长林急忙插话：“主席为解决北平问题，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符定一听后感动不已，想到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挤出时间来看他时，情不由己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滚动欲出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接着，他又分外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又说道，“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俗话说得好：多事之秋毋宁日。毛泽东自李家庄回到西柏坡以后，他刚刚迈进住处的门槛，就习惯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桌面上又新摆了一摞中央各机关报来待批的文件，以及由全国各地发来的请示商决各种问题的电文。这些文件与电报就像是最好的驱困神药，使得毛泽东为之精神一振，下意识地走到桌前，尚未落座，就伸手拿起一份电文，是华东局、华中工委报来的一件涉外事件。他匆忙阅毕，顿感问题严重，为了使各解放区的同志不犯同样的错误，并起到一儆效尤的作用，遂提笔起草了回电：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有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从战争非常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最可恨的有两种人：一是怀有敌对情感的中外记者借题发挥，搬弄是非，进而达到造谣中伤的目的；再一种是打入人民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特务，他们不仅刺探我方的情报为敌所用，而且有时还要对各级领导人进行暗杀。然而随着国情大势的发展，长年在农村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或者已经取代国民党成为大中城市的主人，对待上述两类人，尤其是遗留或潜伏在城市中的大小特务，遂成了一大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要有关部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他起草完上述电文之后，又在审阅这份中央文件上加写了三段话：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
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我们从毛泽东起草的上述一则电文和加写的三段话的内容，再引申到他为指挥三大战役而起草的数以千计的电报，乃至挤时间拜访恩师符定一等事来看，是一定能明了“事无巨细、日理万机”这八个字的分量了吧！
但是，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上床睡觉，他又继续审阅摆在桌上的有关的电文和材料。
最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他“获悉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郭沫若等三十四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词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任委员谭平山、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德全等二十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从这则消息中不仅看到了人心向背决胜负的规律，而且似乎也预感到了不久的明天，共产党人和他们齐聚北平的欢腾情景。自然，他由此也想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在北平诞生了！
最使毛泽东生气的消息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下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于同一天——二十六日遵承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向战败国投降、讨好的汉奸行为！为此，他把这则消息重重地掷在了桌面上，自言自语地说道：“岂有此理！……”
正当毛泽东愤然发怒之际，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材料：国民党政府发言人于一月二十六日评中共发言人——毛泽东于二十五日的谈话，以所谓“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和谈”为其假和平解释。且指责中共方面“不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委诸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拖延战祸”。毛泽东阅后冷然一笑，随手将这份材料掷在了桌面上。
这时，报晓的雄鸡开始鸣唱，欢迎新一天的到来。但是毛泽东依然沉浸在蒋介石无罪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件大事上。他越想越气，最后又提笔展纸，挥毫写下大字标题：《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天已经大亮了，毛泽东依然坐在桌前挥毫疾书。待到朝暾的金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急电：“主席，南京的李宗仁给你发来一封信。”
毛泽东感到新奇，遂放下尚未写完的雄文，又认真地读起了李宗仁写来的信件：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时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计均已早邀亮督。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残，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总之，今日之事，非**一人之荣辱，而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招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而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毛泽东读罢李宗仁这封败者求和的来信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潮！但是，当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射向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的材料之后，他又禁不住地慨然自语：“李宗仁和蒋介石到底在演出一幕什么样的戏剧？……”（未完待续）
七
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利用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惨败，终于达到了“取蒋自代”的目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对手！
李宗仁并不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然而，他从混迹政坛多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屡屡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政坛上角逐的胜利者只是暂时的，因为从他登上政坛宝座始，立即又变成了新的挑战者进攻的对象。其中，失败者往往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由于李宗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这个“胜利者”明白：蒋介石下野并不是败在他们桂系逼宫之下，而是败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决战中输了个精光，输了个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必然下场。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蒋氏集团残存的实力还在，与桂系相较，就像是一句俗话形容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者，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文韬武略方面相较，其优势在蒋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上台后的主要对手和政敌，依然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接着，他又必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某人将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达到他以退为进的目的呢？”
李宗仁积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还认识到这样一条规律：古今中外的所谓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对手在政绩上失误的高手，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能够建树政绩的治国之才。为此，他认为自己指责蒋介石失误的时代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从政治上取代了蒋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蒋介石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失策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换言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能在这危厄的政局中，改变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地位和形象吗？”
从某种意义说，以登上九五之尊为目标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为现实的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谓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当他们一旦就要沦为一代王朝后主的时候，要么和自己的心上人壮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别姬》；要么独自低吟：“无言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时下的李宗仁，就是这样一位最现实的俗人。请看他的自我解剖：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虽然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当“总统”那特有的感觉。举例说：李宗仁刚刚从明故宫机场折回官邸，张群就打来电话，像过去那样用通知的口吻告知：总裁行前留有一个文告，请你过目后发表。李宗仁听后不仅感到正常，而且还要亲往张群的官邸访晤。更为滑稽的是，张群竟欣然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没有当“总统”的感觉；二、说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张群就像是传达“圣旨”的大太监，双手捧着蒋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颇有几分傲气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里。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过去拜读蒋介石的示谕那样，毕恭毕敬地捧读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忠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假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唤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证，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据史记载，李宗仁读罢深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李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所以李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介石在离职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出于法律的原因，李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又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听后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很快得到业已到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蒋氏的答复：“请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电台播发的蒋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余，遂又引发出了一场荒唐的争吵：不仅蒋、桂双方的人马披挂上阵，而且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进来——他委派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说了如下这段有史可查的话：“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如史家所评：李宗仁虽然算不上大纵横家，而且在运用谋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蒋介石，但是他作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和“初战必胜”这两条原则。李认为：如果在“文告”这一仗上草草收场，蒋介石就会视他为阿斗，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一定会变成蒋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借此煞一煞蒋氏的威风，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战必胜呢？李氏认为要极大地利用对蒋氏不利的“时”和“势”。换言之，“时”下到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时机，而“势”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势。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李宗仁不接任总统之职，他蒋某人就无法下台，愈加成为众矢之的。”
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的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分，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待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所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中共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源远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如史评述：张治中的建议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济深在历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关系而言，“白向来是尊崇李济深的，对李宗仁则常怀鄙视的态度。李宗仁则由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领袖地位，常忌克李济深”。再是“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靡乱，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济深已经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来。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罢。
然而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进行了私下的议论，鉴于何应钦与黄埔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曾与桂系联合演出第一次逼蒋下野，多数人瞩目何氏组阁，执掌行政院。但事关重大，不可能一议而就，是夜没有作出结论。
但是，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灵：“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对此，李宗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是谁向中共透露了何应钦组阁的消息呢？……”
结论是清楚的：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乃至于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员中有共产党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这篇新闻稿中的上述几句话，感到似在向他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他与何应钦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重开国共和谈；再者，当他再用心审视新闻稿中的这段重要的话语之后，他于冥冥之中感到是出于毛泽东之手。果如斯，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的确要比蒋介石厉害多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驾驶当代中共战舰的舵手，而且还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中共的帮手——并于悄然之中改变他李宗仁战船的航向——试图按照毛的旨意前进。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把注意点移到新对手毛泽东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阅各种媒体报道的新闻，看一看在他上台的前后毛泽东做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随着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不胫走向中外，在中共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养疴的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民主、和平、统一、团结”。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当今中国第三大党，积纳了一大批拥赞民主、反对独裁的精英之士。他们完全地倒向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对残阳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击！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毛泽东适时地运用强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义将军在危厄局势之下向中外宣布：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与“徐蚌会战”中拒不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比，对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涣散剂！
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中共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共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中共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元老——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份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
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借用中共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中共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嫉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代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八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翌日，叶剑英在颐和园设午宴款待黄、刘两位，并于饭后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在追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尤其是自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之后，又很动感情地讲了这番话：“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泽东对于已经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的讲话是满意的。当他听说黄启汉明确表态：“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意思，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说不定和谈一开，还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戏剧来。”
在场的周恩来是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来的和谈是绝不会顺利的。因此，他也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了一句笑话：“万一和谈破裂，我军陈兵长江以北，毛主席也无需再派一位当代的蒋干过江盗书了。”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未来的“和”与“战”这两件大事之后，遂又严肃地说道：“恩来，从现在开始，军事战线和隐蔽战线要一齐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我们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时下急需要动的棋子还不是重开国共和谈。为了尽快实现未来“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的设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之后，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战。”
同日，毛泽东收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征询与傅作义会面的意见。他考虑到这次会面与改编敌军的全局关系，遂又审慎地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作义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明确指示“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但对办事处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由于平津前线司令部严格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行事，确保了敌军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编等过程中没有出大的事情。此举不仅起到了涣散各地守城敌军的作用，而且也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积累了经验。
随着敌军出城接受点编的同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务和治安。为此，毛泽东又为平津前线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规：“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在讲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等口号的道理后，又明确指出：
“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重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求，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毛泽东对于我军、我党由农村向城市开始过渡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啊！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读上述这封很长的电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到毛泽东在下笔处理城市问题的时候，他那只握着毛笔的大手显得是那样的沉重！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解决了北平、天津的问题之后，对绥远问题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绥远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毛泽东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派东北野战军或华北野战军出西口解决绥远问题呢？因为他在下一阶段的战略构想是：“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
说到解决太原问题，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同时走着两步大棋，那就是以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或以天津方式武力解决。为了减少人民不必要的牺牲，曾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彭真、叶剑英等同志发电文：
据悉，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毛泽东对阎锡山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决不把牌全部压在和平解放太原上。也就是在发上面那封电报的同日，他又下达了解决太原兵力部署的电文：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待林（彪）、罗（荣桓）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到这时，毛泽东才从瞬息万变的平津战役中解脱出来。但是，当想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之后，他仍忍不住兴奋的心情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卫士长阎长林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打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最清楚平津战役能取得这样的结局，是毛泽东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因此，他有些心疼地说：“主席，这些日子您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不！”毛泽东摆了摆手，“走，我们到李家庄去看符定一先生去。”
符定一，字宇澄，又字梅庵，湖南衡山人。他于一八七七年生于一个满门书香的世家。幼年入私塾，饱学五经四书，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转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在这期间，他逐步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高级中学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堪称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他在长沙创立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并任校长的时候，年方十九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
符定一深知清末民初社会的黑暗，最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不仅严格考场纪律，而且还要亲自复审录取生的考卷。当他审阅了毛泽东的考卷之后，深为其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为此，他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然而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他惊愕了，禁不住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虽说符定一也相信“相马识瘦、相士知贫”的古训，但他还是要亲自面试一次。为此，他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这时，符定一打消了怀疑的念头。然而，他出于教育家那特有的伯乐之心，遂又当即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赞叹不已。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他发现毛泽东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以后，又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毛泽东在研读这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计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的过程中，不仅对这部大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更令符定一不解的是，毛泽东还决定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他不顾符定一及授课老师的劝阻毅然退学，进行自修。
符定一于一九一八年再次进京，出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等事，曾两度来到北京，并得到符定一老师的帮助。一九二五年，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的家中看到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抗战爆发之后，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湘兴办教育。在湘期间，因与共产党人有关系惨遭逮捕，在多方营救下方获得出狱。一九四六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团使用。同年六月，符定一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在女儿符德芳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符定一回到北平之后，因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两次被捕，在叶剑英以及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下终于获得自由。一九四八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化装出城，来到河北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后暂居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不久，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北平的建议，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都，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造福不浅。”符的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而毛泽东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时候，无疑是吸取了老师符定一的建议。因此，当和平解放北平成为事实之后，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符定一。他一见符定一的面高兴地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好奇地问道。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了，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毛泽东兴意很浓地说。
对此，符定一是料到了的。然而当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讲述之后，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出人所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接着，他又说，“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谦虚地说了一句“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接着，他又说，“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符定一堪称是三朝元老，自清末的皇帝，到民初的袁世凯以及走马灯似的历届总统和总理，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真是见多了，有谁能这样礼贤下士、不忘政敌的历史功绩呢？因此，他依然啧啧称道：“我看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才能作出这样伟大的奇迹。”
对此，毛泽东依然是以摇头代答。他为了转移这样称颂他的话题，有意说道：“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
说到北平，符定一的脸上就流露出不悦的表情。毛泽东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先生这次回北平一定会愉快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不要很长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符定一听后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说道：“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毛泽东说罢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打起了哈欠，遂歉意地说道，“好，我不待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听后愕然。阎长林急忙插话：“主席为解决北平问题，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符定一听后感动不已，想到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挤出时间来看他时，情不由己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滚动欲出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接着，他又分外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又说道，“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俗话说得好：多事之秋毋宁日。毛泽东自李家庄回到西柏坡以后，他刚刚迈进住处的门槛，就习惯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桌面上又新摆了一摞中央各机关报来待批的文件，以及由全国各地发来的请示商决各种问题的电文。这些文件与电报就像是最好的驱困神药，使得毛泽东为之精神一振，下意识地走到桌前，尚未落座，就伸手拿起一份电文，是华东局、华中工委报来的一件涉外事件。他匆忙阅毕，顿感问题严重，为了使各解放区的同志不犯同样的错误，并起到一儆效尤的作用，遂提笔起草了回电：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有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从战争非常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最可恨的有两种人：一是怀有敌对情感的中外记者借题发挥，搬弄是非，进而达到造谣中伤的目的；再一种是打入人民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特务，他们不仅刺探我方的情报为敌所用，而且有时还要对各级领导人进行暗杀。然而随着国情大势的发展，长年在农村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或者已经取代国民党成为大中城市的主人，对待上述两类人，尤其是遗留或潜伏在城市中的大小特务，遂成了一大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要有关部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他起草完上述电文之后，又在审阅这份中央文件上加写了三段话：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
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我们从毛泽东起草的上述一则电文和加写的三段话的内容，再引申到他为指挥三大战役而起草的数以千计的电报，乃至挤时间拜访恩师符定一等事来看，是一定能明了“事无巨细、日理万机”这八个字的分量了吧！
但是，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上床睡觉，他又继续审阅摆在桌上的有关的电文和材料。
最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他“获悉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郭沫若等三十四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词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任委员谭平山、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德全等二十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从这则消息中不仅看到了人心向背决胜负的规律，而且似乎也预感到了不久的明天，共产党人和他们齐聚北平的欢腾情景。自然，他由此也想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在北平诞生了！
最使毛泽东生气的消息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下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于同一天——二十六日遵承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向战败国投降、讨好的汉奸行为！为此，他把这则消息重重地掷在了桌面上，自言自语地说道：“岂有此理！……”
正当毛泽东愤然发怒之际，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材料：国民党政府发言人于一月二十六日评中共发言人——毛泽东于二十五日的谈话，以所谓“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和谈”为其假和平解释。且指责中共方面“不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委诸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拖延战祸”。毛泽东阅后冷然一笑，随手将这份材料掷在了桌面上。
这时，报晓的雄鸡开始鸣唱，欢迎新一天的到来。但是毛泽东依然沉浸在蒋介石无罪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件大事上。他越想越气，最后又提笔展纸，挥毫写下大字标题：《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天已经大亮了，毛泽东依然坐在桌前挥毫疾书。待到朝暾的金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急电：“主席，南京的李宗仁给你发来一封信。”
毛泽东感到新奇，遂放下尚未写完的雄文，又认真地读起了李宗仁写来的信件：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时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计均已早邀亮督。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残，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总之，今日之事，非**一人之荣辱，而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招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而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毛泽东读罢李宗仁这封败者求和的来信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潮！但是，当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射向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的材料之后，他又禁不住地慨然自语：“李宗仁和蒋介石到底在演出一幕什么样的戏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