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细节执行者才是执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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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宏观政策的细节执行者
人需要众多器官的协作才能活着，社会也一样。原始社会的情况就像婴儿，需要天时地利才能发展，一旦气候变化，就被逼迫的到处迁移，奴隶社会就像儿童，已经定居但是十分脆弱，天灾人祸一来照样无力抗拒。到了封建社会，分工更加发达，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作为储备救济的存粮，就像人有了更多的脂肪可以应对饥荒一样。但是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已经到了产生大规模的虚拟经济的时候，就像人穿上了厚厚的大衣，可以更好的分配热量，抵御风霜雨雪带来的湿寒。
每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像独立的人一样的经济体，大城市就是大款，小城市就是一般的平民，村镇就是贫民。而决定一个村镇能不能成为大款的要素和人的发家之路也一样，在农业社会，大体就是是不是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口，是不是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天府之国或者国家重要统治中心。而到了工业社会，就增加了很多发达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是否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聚集吸附能力、是否处于海运河运或者铁路公路等交通便利的要道、是否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等等。
这些要素就像人身体强不强壮力气大不大等评价农村家庭能否依靠种地发达或当保长村长来集中资源发达变成有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的矿山，有没有足够的人脉、有没有处于交通要道上的收费站和有没有广大的后花园一样。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算有水平，但是距离穿越众的眼光就差点。城市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体层级，古代将经济层级分为士大夫之家、诸侯之国、天子所有的天下三个大于家庭的层级也不是没道理的。（家庭不叫家而叫户，古代一个大家族所有宗族内的财产都属于最高层的族长，也就是掌握贵族爵位的那个人，士大夫就是有爵位的统治阶级底层，管理的就是这个层级的经济体，其大小相当于现代一个村子或者社区）。管理者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李冰在成都留下都江堰，苏轼到杭州留下了苏堤，一穷二白的兰考县就是老焦的带领下才变成鱼米之乡，深圳这种小渔村在决策层主动踢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如鱼得水飞速发展。
城市的的管理者在中国就是县令，在古代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其权利相当于整个地级市的全套政府班子，一个人身兼数职可谓党政财法一把抓，所以称呼县令为百里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城市的管理者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速度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空有力气而不会经营的傻瓜绝不可能变成大款，就像一个没有好的管理者的居民点不可能变成大城市一样。
在古今中外考核大帝国的众多居民点行政官员的体系中数中国的最完备，不光有户口、财税等数据指标证实官员的业绩，还要求道德民风的朴实，还有文化指标。诉讼率不得高于多少，考中进士举人秀才的比例这些都是古代最基本的，摆在台面上的政绩。富裕的地区和文风鼎盛的地区向来都是培养官员的摇篮，所以不光在这些地区当官容易升官或者发财，就是收买士人学子的人心获得声望也便利许多。更加有利于拉帮结派，控制官员储备垄断政治资源。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朝代的朝政被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官僚集团所把持，细节就不说了，你懂得。山东氏族成为唐代实施科举制之前最牛气的门阀也类似于此，大宋帝国最令人头疼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就是因为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流于表面，改革和保守也是随着升官发财出名等好处的倾向（皇帝的想法）而变化。这种斗争极大的损耗了王朝的元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大难题。
分封制的时代，各管各的，争斗还算小，到了战国就激化了。到汉代又是实施郡国并行制非但缓和不了还总是内战，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军政分离、中央集权、改革贵族体系、推行察举制、让门阀垄断政府职位也就被皇帝采纳为唯一的缓和斗争，形成潜规则稳定秩序的权宜之策了。
像什么王安石等人改革给下面的既得利益群体执行成害民之举的小事就不足挂齿了。
没想到门阀的胃口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个没完，把皇帝的墙角都挖倒了几次，这些管理者只会分蛋糕，不会做蛋糕的传统是穿越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建国之时就约法三章，不管地方官的出身，只抓穿越众希望看到的政绩，威逼利诱齐上阵，让这种操蛋的传统滚出统治阶级的脑海。
传统的户口财税参数还是重要的考核依据，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基系数（盗用了基尼的成果）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等更加实际的参数。综合来说，只要治下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速度快于全国GNP的增速，一把手就能升官，如果差不多也能留任或平调，如果慢于这个数字太多可能就要调到落后地区去援建了。
为了建立高效廉洁的管理团队，穿越众直接借用了集团的模式，垂直管理的模式，容许每个国民给专门设立的廉政公署写信举报贪腐和不作为，只对参议院负责的廉政公署所有经费和人员都是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官员招考储备体系的。大部分经费来源都是每年由穿越众控制的参议院下属的帝国清廉基金的投资盈利提供，人员来自积极性最高的政法系大学和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四大独立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香港的廉政公署。
对贪腐的零容忍才是穿越众下定决心设立这个机构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跨越千年的先进制度的监控下，新帝国几乎没有出现大贪腐案的可能。抑制贪腐机制就像人体的自我防御机制需要强大的识别（监督）、杀灭（惩处）、免疫（立法）共同作用，全部都到位自然就身体健康了。
总的来说，建国后大部分官员在初期的大清洗和几次运动中存活下来就是就旧时代士大夫官僚和吏员中的精英了，基本都是识时务的穿越众合作伙伴的家属或亲友。而充斥于基层的学院派新青年官员（来自于穿越众建设的众多高等院校通过了新式科举的储备官员）则基本靠的是实打实的政绩升的官，其中还有不少穿越众青眼有加的富家子弟和合作伙伴家的青年俊杰依靠军功和拓殖海外的大功火箭升官，从政十年之内就进入帝国中央各个部院担任大员长官的奇迹。
从无到有的建设近现代官僚体制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关系到穿越众终极目标的实现能否成功，也是关系到未来穿越众的墙角会不会被新的的门阀挖倒的大事。
因此各个县令和州府的长官都被穿越众在初期的大换血中清洗了一边，凡是明察暗访，有过特别恶劣的罪行的重犯都从重从快处理了。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资源分配格局强行改变向来是政局大洗牌的前奏和维稳杀手锏，历朝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以经济基础（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和倾向为转移的。穿越众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地主联合体的代表，为了在狠刹土地兼并的社会风气上占据有力的道德制高点，穿越众每个个人名下的土地都少的可怜，几乎只有几百顷（持有地产的都是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相对于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完全就是可以忽略的数字（宋代就是最混得不好的宰辅也能得到万顷良田）。
那些传统旧官僚哪一个不是家产土地千万的大地主？哪一个没有做过兼并土地的事？几百亩的土地是养不起一个正经的官员的，就是县衙的师爷和牢房的牢头这些不入流的编外人员家里都有百亩的地产，还用问那些只有地主富户家才能供养出来的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脱产读书可不是一件易事，在书籍文具和学费高昂的封建社会，供养一个脱产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至少需要一个超过百亩地产的大家族提供近千石的粮食。
小农思想统治的乡村宗法社会最偏好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宗族花费血本供养出一个掌握权力的子弟岂有不兼并土地的道理？治家之本乃兼并是初税亩之后历代士大夫的祖训。什么贤良淑德治家严谨都是狗屁，耕读传家就是一个遮羞布，没有耕地哪来的读书钱？
这些官员掌握权力之后哪一个不是爱财如命兼并成狂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清官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在接受一大堆国家发放的权职衔爵对应的薪资待遇（注1）的前提下还不是给儿孙留下了几万亩的家产？这种兼并的后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集中毫无差别。过分的财富集中只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导致的多数民众消费能力萎缩、引发大洗牌。没有经济学的古代统治阶级也知道一直兼并，但是私人利益和统治阶级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士大夫官僚就不能和私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一体的皇族一条心了。
旧的思想、旧的家族利益、旧的办事作风、旧的制度法规碰到穿越众代表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新的价值观、新的集团利益、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几乎就是全面溃退。自从巨大的经济实力在控制大宋帝国财政和国债之后转化为政治势力时，穿越众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在各个地区的行政体系中参沙子。北到蒙古部落、东到日本北海道、西道高昌回鹘，南到香料群岛，到处派遣徒子徒孙占据重要岗位和官职，名为顾问实为派到各地的掌柜。又有老奸巨猾的当过积年老吏的合作伙伴在各个关键网点做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一张巨大的经济网络很快就能转化部分职能，掌控各个地方的财政和工商业资源的集团网络在没有接受过现代组织学熏陶的封建国家眼皮底下就垄断了各地的最大话语权。
当华夏帝国建国的时候，被网在网上的旧官僚和众多大地主不是合作伙伴就是被预定清洗的对象，已经是铁板一块的穿越众集团自然可以横扫一切反对派，让大宋帝国刚刚从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走出来亲政的赵煦退位了。（未完待续）
第章 宏观政策的细节执行者
人需要众多器官的协作才能活着，社会也一样。原始社会的情况就像婴儿，需要天时地利才能发展，一旦气候变化，就被逼迫的到处迁移，奴隶社会就像儿童，已经定居但是十分脆弱，天灾人祸一来照样无力抗拒。到了封建社会，分工更加发达，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作为储备救济的存粮，就像人有了更多的脂肪可以应对饥荒一样。但是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已经到了产生大规模的虚拟经济的时候，就像人穿上了厚厚的大衣，可以更好的分配热量，抵御风霜雨雪带来的湿寒。
每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像独立的人一样的经济体，大城市就是大款，小城市就是一般的平民，村镇就是贫民。而决定一个村镇能不能成为大款的要素和人的发家之路也一样，在农业社会，大体就是是不是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口，是不是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天府之国或者国家重要统治中心。而到了工业社会，就增加了很多发达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是否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聚集吸附能力、是否处于海运河运或者铁路公路等交通便利的要道、是否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等等。
这些要素就像人身体强不强壮力气大不大等评价农村家庭能否依靠种地发达或当保长村长来集中资源发达变成有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的矿山，有没有足够的人脉、有没有处于交通要道上的收费站和有没有广大的后花园一样。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算有水平，但是距离穿越众的眼光就差点。城市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体层级，古代将经济层级分为士大夫之家、诸侯之国、天子所有的天下三个大于家庭的层级也不是没道理的。（家庭不叫家而叫户，古代一个大家族所有宗族内的财产都属于最高层的族长，也就是掌握贵族爵位的那个人，士大夫就是有爵位的统治阶级底层，管理的就是这个层级的经济体，其大小相当于现代一个村子或者社区）。管理者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李冰在成都留下都江堰，苏轼到杭州留下了苏堤，一穷二白的兰考县就是老焦的带领下才变成鱼米之乡，深圳这种小渔村在决策层主动踢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如鱼得水飞速发展。
城市的的管理者在中国就是县令，在古代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其权利相当于整个地级市的全套政府班子，一个人身兼数职可谓党政财法一把抓，所以称呼县令为百里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城市的管理者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速度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空有力气而不会经营的傻瓜绝不可能变成大款，就像一个没有好的管理者的居民点不可能变成大城市一样。
在古今中外考核大帝国的众多居民点行政官员的体系中数中国的最完备，不光有户口、财税等数据指标证实官员的业绩，还要求道德民风的朴实，还有文化指标。诉讼率不得高于多少，考中进士举人秀才的比例这些都是古代最基本的，摆在台面上的政绩。富裕的地区和文风鼎盛的地区向来都是培养官员的摇篮，所以不光在这些地区当官容易升官或者发财，就是收买士人学子的人心获得声望也便利许多。更加有利于拉帮结派，控制官员储备垄断政治资源。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朝代的朝政被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官僚集团所把持，细节就不说了，你懂得。山东氏族成为唐代实施科举制之前最牛气的门阀也类似于此，大宋帝国最令人头疼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就是因为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流于表面，改革和保守也是随着升官发财出名等好处的倾向（皇帝的想法）而变化。这种斗争极大的损耗了王朝的元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大难题。
分封制的时代，各管各的，争斗还算小，到了战国就激化了。到汉代又是实施郡国并行制非但缓和不了还总是内战，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军政分离、中央集权、改革贵族体系、推行察举制、让门阀垄断政府职位也就被皇帝采纳为唯一的缓和斗争，形成潜规则稳定秩序的权宜之策了。
像什么王安石等人改革给下面的既得利益群体执行成害民之举的小事就不足挂齿了。
没想到门阀的胃口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个没完，把皇帝的墙角都挖倒了几次，这些管理者只会分蛋糕，不会做蛋糕的传统是穿越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建国之时就约法三章，不管地方官的出身，只抓穿越众希望看到的政绩，威逼利诱齐上阵，让这种操蛋的传统滚出统治阶级的脑海。
传统的户口财税参数还是重要的考核依据，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基系数（盗用了基尼的成果）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等更加实际的参数。综合来说，只要治下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速度快于全国GNP的增速，一把手就能升官，如果差不多也能留任或平调，如果慢于这个数字太多可能就要调到落后地区去援建了。
为了建立高效廉洁的管理团队，穿越众直接借用了集团的模式，垂直管理的模式，容许每个国民给专门设立的廉政公署写信举报贪腐和不作为，只对参议院负责的廉政公署所有经费和人员都是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官员招考储备体系的。大部分经费来源都是每年由穿越众控制的参议院下属的帝国清廉基金的投资盈利提供，人员来自积极性最高的政法系大学和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四大独立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香港的廉政公署。
对贪腐的零容忍才是穿越众下定决心设立这个机构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跨越千年的先进制度的监控下，新帝国几乎没有出现大贪腐案的可能。抑制贪腐机制就像人体的自我防御机制需要强大的识别（监督）、杀灭（惩处）、免疫（立法）共同作用，全部都到位自然就身体健康了。
总的来说，建国后大部分官员在初期的大清洗和几次运动中存活下来就是就旧时代士大夫官僚和吏员中的精英了，基本都是识时务的穿越众合作伙伴的家属或亲友。而充斥于基层的学院派新青年官员（来自于穿越众建设的众多高等院校通过了新式科举的储备官员）则基本靠的是实打实的政绩升的官，其中还有不少穿越众青眼有加的富家子弟和合作伙伴家的青年俊杰依靠军功和拓殖海外的大功火箭升官，从政十年之内就进入帝国中央各个部院担任大员长官的奇迹。
从无到有的建设近现代官僚体制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关系到穿越众终极目标的实现能否成功，也是关系到未来穿越众的墙角会不会被新的的门阀挖倒的大事。
因此各个县令和州府的长官都被穿越众在初期的大换血中清洗了一边，凡是明察暗访，有过特别恶劣的罪行的重犯都从重从快处理了。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资源分配格局强行改变向来是政局大洗牌的前奏和维稳杀手锏，历朝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以经济基础（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和倾向为转移的。穿越众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地主联合体的代表，为了在狠刹土地兼并的社会风气上占据有力的道德制高点，穿越众每个个人名下的土地都少的可怜，几乎只有几百顷（持有地产的都是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相对于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完全就是可以忽略的数字（宋代就是最混得不好的宰辅也能得到万顷良田）。
那些传统旧官僚哪一个不是家产土地千万的大地主？哪一个没有做过兼并土地的事？几百亩的土地是养不起一个正经的官员的，就是县衙的师爷和牢房的牢头这些不入流的编外人员家里都有百亩的地产，还用问那些只有地主富户家才能供养出来的读书人出身的官员？脱产读书可不是一件易事，在书籍文具和学费高昂的封建社会，供养一个脱产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至少需要一个超过百亩地产的大家族提供近千石的粮食。
小农思想统治的乡村宗法社会最偏好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宗族花费血本供养出一个掌握权力的子弟岂有不兼并土地的道理？治家之本乃兼并是初税亩之后历代士大夫的祖训。什么贤良淑德治家严谨都是狗屁，耕读传家就是一个遮羞布，没有耕地哪来的读书钱？
这些官员掌握权力之后哪一个不是爱财如命兼并成狂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清官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在接受一大堆国家发放的权职衔爵对应的薪资待遇（注1）的前提下还不是给儿孙留下了几万亩的家产？这种兼并的后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集中毫无差别。过分的财富集中只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均导致的多数民众消费能力萎缩、引发大洗牌。没有经济学的古代统治阶级也知道一直兼并，但是私人利益和统治阶级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士大夫官僚就不能和私利和公共利益本是一体的皇族一条心了。
旧的思想、旧的家族利益、旧的办事作风、旧的制度法规碰到穿越众代表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新的价值观、新的集团利益、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几乎就是全面溃退。自从巨大的经济实力在控制大宋帝国财政和国债之后转化为政治势力时，穿越众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在各个地区的行政体系中参沙子。北到蒙古部落、东到日本北海道、西道高昌回鹘，南到香料群岛，到处派遣徒子徒孙占据重要岗位和官职，名为顾问实为派到各地的掌柜。又有老奸巨猾的当过积年老吏的合作伙伴在各个关键网点做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一张巨大的经济网络很快就能转化部分职能，掌控各个地方的财政和工商业资源的集团网络在没有接受过现代组织学熏陶的封建国家眼皮底下就垄断了各地的最大话语权。
当华夏帝国建国的时候，被网在网上的旧官僚和众多大地主不是合作伙伴就是被预定清洗的对象，已经是铁板一块的穿越众集团自然可以横扫一切反对派，让大宋帝国刚刚从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走出来亲政的赵煦退位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