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经略西南第五章跋涉第九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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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就任重庆市长已经两个多月了，没到重庆之前，他对报上的吹捧有些嗤之以鼻，可这两个月下来他才真正知道报上的介绍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两个月时间他就参加六家工厂的开工，十四家工厂的奠基仪式，重庆到处都在招工，有点文化的被哥哥招工点抢着要，各个码头的繁忙快赶上上海了，是去内几条大型道路改造已经完成。杨永泰清楚的记得贺国光在移交政务时那个遗憾的神态，也记得贺国光告诉他的话，在重庆干一年比得上在其他地方干五年，痛快！
在繁忙的建设下面，重庆对社会的控制是国内各地最严的，重庆本地新闻界基本被一网打尽，几乎所有报社被控制在重庆宣传部手中，民间报社除了梅悠兰的渝州晚报外，还剩下一两家在苟延残喘，每天的发行量不超过一千份；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重庆绝对没有军人或者警察攻击报社的事情，但没有记者或者报社敢“胡乱报道”因为他们全部持有宣传部发的记者证，一旦出现“错误报道”受到的处罚将是严厉的，吊销记者证是最轻的，重的是罚款，数额足以让报社破产的罚款。除了本地新闻外，外地的报纸很难进入重庆，重庆停止邮寄几乎所有外地报纸，除了中央日报等少数几家国民党报刊外，连申报大公报这样的报纸都不准进入重庆。
新闻界的控制值是控制的一个方面，在社会结构上，重庆政府的触角伸进社会的最基层单元，街道设有街道办事处，村设有村委会。工厂设有工会、国民党委、三青团委；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基础、总理文选、爱国主义、总裁言集等。
除了这些机构，每个重庆市民还必须领有身份证，无论工作还是住宿都必须有身份证，外地来重庆地，超过一个月就必须办理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是你在重庆工作办事住宿必须有的证件。
除了这些外，重庆与其他地方的区别还有，基本看不到税丁，杨永泰这两月走了江北县、北碚县两个县。沿途没看到一个收税的税卡，田里根本看不到一个儿童，所有适龄儿童全部上学去了。杨永泰还记得他在路上问一个卖菜的农民，农民告诉他不去不行，不去老汉（即父亲）得去坐牢，再说让娃娃读点书是好事，他的三个娃娃全部进学校读书去了。
大致了解了重庆以后，杨永泰也明白了为什么在重庆推广新生活运动这么顺利，有如此严密的控制。想不顺利都不行。
不过杨永泰没想明白的是，庄继华是如何保证执行效率的，国民政府在江西、福建推行保甲制度。老百姓地抵触情绪很大，甚至不得不动用军队保证保甲制度的推行，勉强建立起来，可行政效率奇低，一天能办完的事，甚至有些地方要拖上十天半个月，好点的也需要三四天。
“其实这没什么不好解释的，”庄继华在去成都的路上给他解释道：“保甲制度和重庆推行的制度建立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保甲制度是从上到下建立地。。我们是从下往上建立的；其次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保甲制度首先损害老百姓地利益，然后才能让老百姓获取利益；而我们是先让老百姓得到利益。老百姓得了甜头，自然会支持我们的制度。”
“可最终的结果没什么区别呀。”杨永泰很是迷惑，朝三暮四的手法难道就没人看破。
“这不一样，”庄继华淡淡一笑：“绝大多数老百姓只会看到眼前利益，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所以先让他们拿到利益，建立起管理体系。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来解决，如此老白也就热了这个体系，支持这个体系。”
杨永泰陷入沉思，实际的巨大反差，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提出的保甲制度。新修的很平整也很宽敞，颠簸较小，庄继华很惬意的看着窗外地风景。
“最迟年底，成渝铁路就能通车了，到时候去成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庄继华忽然说。
成渝铁路上最关键的沱江大桥几近完工。全线打通了十六处隧道。修建七座铁路桥，已经完成六座。目前每天有近十万人在铁路线上建设。
“了不起呀，两年时间就把它建起来了。”杨永泰顺口夸奖道，他心里却苦笑，有庄继华这样的财力，什么事情做不了。
“可这不够，还必须修建出川的铁路，”庄继华摇头说：“把川内的武器弹药送到前线，光有船是不够的。另外还有”
庄继华说到这里转头问杨永泰：“你说刘湘会接受校长的命令吗？”
刘湘战败后，蒋介石除了要刘湘整顿川军外，还要求刘湘整顿川政，交出四川所有民政权力，在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主席之间选择一个职务，很显然刘湘是不可能交出的军队，所以他必然选择川军总司令，那时杨永泰就会顺理成章的接受四川省主席地位置，而重庆市长就由庄继华接手。
“估计很难。”杨永泰感到蒋介石的步骤太快了，刘湘恐怕接受不了：“委员长这次的动作太急，其实可以先整理。”
庄继华点点头，他也认为蒋介石的动作太大，刘湘肯定会反噬，可他还没说什么，杨永泰却问道：“你对重庆的新生活运动怎么看？”
七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出任总会长，熊式辉出任总干事，正式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八月宋美龄也高调出任妇女运动指导长，辅助蒋介石全力推行新生活运动。
在重庆滕杰出任新生活会会长。。庄继华没有选择陈启坤担任妇女运动指导长，而是说服潘慧琴出任这个职务，李之龙当然明白庄继华的意图。
新生活运动在重庆顺利推行起来，大街小巷刷满标语，一时之间西装几乎绝迹，中山装密布上流社会，高档饭店门可罗雀，每个街道都组织了清洁队，街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似乎都很好。
新闻界也发动起来，报刊上连篇累牍解释为什么要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参加新生活运动，而后就是新生活“先进”事迹，滕杰充分发挥了舆论控制的威力，把整个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滕杰做得不错，只要能坚持下来，必定能振奋民族信心。”庄继华非常谨慎。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他不看好这场运动。
除了重庆以外国民党没有强有力地基层组织，缺少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地能力，离开群众，运动的深入性和持久性就很难保证；其次这次运动要有点像“禁欲”运动地指导方针简称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希望国民“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让那些达官贵人保持简朴，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恐怕他们自己就无法坚持了，他们一撤，老百姓会自然也就撤了。
“我们的国人就是贪图安逸，西方传来的一些奇谈怪论搞乱了国人的思想，忘掉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委员长希望能通过这样一场运动。让国民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杨永泰压抑着心中的兴奋，这个运动还是按照他在蒋介石身边设计地轨道运行，这让他很兴奋，又让他感到一点机会：“我看重庆做得很好，应该向委员长报告，让全国各大城市派人来学习。”
“畅卿先生，你是有专折奏事权的，完全可以向委员长提出来呀。”庄继华笑着说。
“当然，”杨永泰听出庄继华话里的意思。但他还是不动声色的说：“文革。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军事专家，现在看来党政军你是样样拿手。我想请你出出主意，现在这运动还需要做哪些？”
庄继华有点意外的看看杨永泰，这杨永泰一向自负，今天是怎么啦。杨永泰的眼神很诚恳，庄继华想了想还是推辞道：“说实话，我的事情太多，没有研究过，不好开口呀。”
杨永泰毫不在意，仍然诚恳的说：“一事通，百事通；文革何必谦虚呢。”
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我说点意见吧，不成熟，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参考。”
“但说无妨。”
“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国民地大多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在重庆这两年，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而应该到农村去，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这场运动才能成功。”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
杨永泰沉默了，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主张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认为通过有操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象他这样地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
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至于思想，见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沉默良久之后，杨永泰才缓缓的说。
“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庄继华立刻答道：“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在农村建设学校，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这一点却是错误地。”
在庄继华到重庆后，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显然是失败了。
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直到两年之后，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然后他就后悔了。
“畅卿先生，下一步我打算在重庆推行减租减息，你怎么看？”庄继华问，杨永泰是重庆市长，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争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
“好呀，”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国民政府早就有这个法令，民国17年国民政府就制定过田农保护法草案，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可地赋太重，士绅反对，不得不停止。重庆与当年的浙江不同，除了不收农税外，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
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那是见了血地，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卖庄继华一个好，以便加强双方地合作。
两人在车上好像闲聊一样，就把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方向给定下来了，同时还达成一个不落文字地协议，杨永泰将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运动，庄继华推行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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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泰就任重庆市长已经两个多月了，没到重庆之前，他对报上的吹捧有些嗤之以鼻，可这两个月下来他才真正知道报上的介绍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两个月时间他就参加六家工厂的开工，十四家工厂的奠基仪式，重庆到处都在招工，有点文化的被哥哥招工点抢着要，各个码头的繁忙快赶上上海了，是去内几条大型道路改造已经完成。杨永泰清楚的记得贺国光在移交政务时那个遗憾的神态，也记得贺国光告诉他的话，在重庆干一年比得上在其他地方干五年，痛快！
在繁忙的建设下面，重庆对社会的控制是国内各地最严的，重庆本地新闻界基本被一网打尽，几乎所有报社被控制在重庆宣传部手中，民间报社除了梅悠兰的渝州晚报外，还剩下一两家在苟延残喘，每天的发行量不超过一千份；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重庆绝对没有军人或者警察攻击报社的事情，但没有记者或者报社敢“胡乱报道”因为他们全部持有宣传部发的记者证，一旦出现“错误报道”受到的处罚将是严厉的，吊销记者证是最轻的，重的是罚款，数额足以让报社破产的罚款。除了本地新闻外，外地的报纸很难进入重庆，重庆停止邮寄几乎所有外地报纸，除了中央日报等少数几家国民党报刊外，连申报大公报这样的报纸都不准进入重庆。
新闻界的控制值是控制的一个方面，在社会结构上，重庆政府的触角伸进社会的最基层单元，街道设有街道办事处，村设有村委会。工厂设有工会、国民党委、三青团委；学校从小学就开设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基础、总理文选、爱国主义、总裁言集等。
除了这些机构，每个重庆市民还必须领有身份证，无论工作还是住宿都必须有身份证，外地来重庆地，超过一个月就必须办理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是你在重庆工作办事住宿必须有的证件。
除了这些外，重庆与其他地方的区别还有，基本看不到税丁，杨永泰这两月走了江北县、北碚县两个县。沿途没看到一个收税的税卡，田里根本看不到一个儿童，所有适龄儿童全部上学去了。杨永泰还记得他在路上问一个卖菜的农民，农民告诉他不去不行，不去老汉（即父亲）得去坐牢，再说让娃娃读点书是好事，他的三个娃娃全部进学校读书去了。
大致了解了重庆以后，杨永泰也明白了为什么在重庆推广新生活运动这么顺利，有如此严密的控制。想不顺利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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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没什么不好解释的，”庄继华在去成都的路上给他解释道：“保甲制度和重庆推行的制度建立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保甲制度是从上到下建立地。。我们是从下往上建立的；其次老百姓的感受不一样，保甲制度首先损害老百姓地利益，然后才能让老百姓获取利益；而我们是先让老百姓得到利益。老百姓得了甜头，自然会支持我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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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卿先生，你是有专折奏事权的，完全可以向委员长提出来呀。”庄继华笑着说。
“当然，”杨永泰听出庄继华话里的意思。但他还是不动声色的说：“文革。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军事专家，现在看来党政军你是样样拿手。我想请你出出主意，现在这运动还需要做哪些？”
庄继华有点意外的看看杨永泰，这杨永泰一向自负，今天是怎么啦。杨永泰的眼神很诚恳，庄继华想了想还是推辞道：“说实话，我的事情太多，没有研究过，不好开口呀。”
杨永泰毫不在意，仍然诚恳的说：“一事通，百事通；文革何必谦虚呢。”
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我说点意见吧，不成熟，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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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国民地大多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在重庆这两年，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而应该到农村去，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这场运动才能成功。”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
杨永泰沉默了，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主张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认为通过有操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象他这样地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
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至于思想，见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沉默良久之后，杨永泰才缓缓的说。
“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庄继华立刻答道：“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在农村建设学校，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这一点却是错误地。”
在庄继华到重庆后，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显然是失败了。
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直到两年之后，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然后他就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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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呀，”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国民政府早就有这个法令，民国17年国民政府就制定过田农保护法草案，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可地赋太重，士绅反对，不得不停止。重庆与当年的浙江不同，除了不收农税外，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
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那是见了血地，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卖庄继华一个好，以便加强双方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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