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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 三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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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包产到户整体上是很不错的政策,对调动此时八亿农民之积极性甚至为后来超日追美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我们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而没有注意到,包产到户对集体经济有一种天然的否决作用。

    这种否决,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副作用还不明显,因为人人都可打工,都可办厂经商,发财致富的门路比较多;但在经济落后地区,在纯粹的农村山区,在老少边穷地区,这种“副作用”的恶果就出来了。

    这也是到了安岭梦境最后几年,共和国经济实力已经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在某些地方还有“成片连片贫困区”,国家还要提出“精准扶贫”的根源所在。

    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农牧民,哪怕就是包产到户了,其发展生产的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还不如在大集体时代。

    毕竟,大集体时代只需要每天出工劳动即可,但现在一切都得靠自己,生产计划、种植、经营、交易等,这些环节对于没有文化或文化较低的农民来说,其实是勉为其难了。

    譬如,大集体时代由集体养牛养猪,如果猪牛瘟死,自己损失不大,因为成本并不直接摊在个人或家庭。进入“包产到户”时代,每家每户养牛养猪了,看起来很美好,大多数也确实美好,但少数农民,却经受不起死牛死猪的“损失”,如果几年内来这么几次,哪怕已经有了点家底的人,也可能很快一败而空。

    在安岭看来,为什么“三农”问题直到他梦境重生前都没有搞好?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倒挂,国家以乡村养城市的恶果,由全体农民来背负承担,具体来说就是从农村与农业拿走太多而给予的投入太少,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没有发言权,更是做不了主。

    二是八十年代初一举消灭了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村脆弱得无力去走访一家贫困户、五保户,让伤病农民没钱救治甚至只有死在手术台上。

    别看后来国家对贫困户、五保户等帮扶较多,那其实是在国家有了“余钱”之后不得不那样的举措,那钱,并不是来源于集体,而是来源于国库。

    这也是华国另一种意识的根源,那就是几乎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家的政策不错,但具体到生产队、乡镇、单位、街道这种基层,人们又十分反感甚至愤恨的原因。不是基层不做有些事,实在是上面在制定游戏规则里,就没给基层扶危济困的自主权。

    现在,包产到户刚刚搞了一年两年,冲白河此前因为祖桂良的保守,刚分下去一年。而且,因为祖桂良的“保守”,也给安岭留下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空间。

    譬如还属于各村组的集体土地,总量却还有15%左右,而且均是优质土地。另外,集体山林、荒滩等,大部分都没有分下去;这是祖桂良留给安岭的“财富”。

    安岭学的是经济学,而且主要偏向于宏观经济学,甚至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先不说其科学性如何,就以我们常说的“民富国强”四个字,这大体上应该是所有经济学都应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民富国强”,那再好的说教也没意思。

    那么,何谓“民富”?民富,既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收入、财产的相关状态,更是指“藏富于民”。也就是说,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本该属于民间的财富收归为所谓国家。

    藏富于民,既指藏富于民众家庭,同样指藏富于民间组织、基层经济组织;为了撬动经济杠杆,基层政权组织也应该掌握部分经济资源。

    譬如,华石油在某县的加油站,是否应该由中石油这个企业同地方国有资产公司共同投资,共同收益?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只收点什么税收,甚至税都收不到。

    安岭的这些想法或思维,有的来自于梦境加持,有的则是他经济学硕士的学习成果。安岭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所要解决的难题便是:如何壮大冲白河的集体经济!

    冲白河的资源种类是很齐全的,譬如矿产资源中就有煤、石材、有色金属等。但因为交通道路原因,说白了是成本原因,导致冲白河的一个集体煤矿,根本不敢大量开始,每年产量不足5000吨,仅供附近两三个乡使用。

    原因在于,冲白河的煤拉到县城,就必须经过100公里的山路运输,这个距离虽然不长,但整个叙州各县都产煤,就是西岭县,也不止冲白河一个乡产煤,再加上别人距离近,道路交通条件更好,导致成本更低,让冲白河乡所产之煤,失去了竞争优势。

    或许,冲白河的煤矿,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提升装备等级等方式降低成本,只是,这个投入又从哪里来呢?

    冲白河的石材资源很丰富,其中大理石、花岗石矿至少有上千万立方,但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发。而安岭也知道,石材大体上属于地表矿,只要开采就会对环境产生破坏。

    如果说“先破坏后治理”是不得不选择的模式,那也得计划好,把需要治理的本钱留够,否则,又会给后任者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冲白河。

    而且此时的石材,也还没到开采的时候。石材的开采,得依赖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升温,这个时间刻度大体上是199年。

    所以,安岭想要在冲白河养活集体经济,还得回到农业本身。则回到农业本身,乡政府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比较低,最好的办法就是“合资”建一些小微型农产品加工企业。

    而对此,安岭也有着自己的思考。过去讲合资,政府基本上处于“投降”状态,不敢争权利,因为怕这种争取行为吓跑了投资者。

    其实,只要有理有据,对方又确实能挣到钱,为何为被吓跑呢?

    譬如,办企业都要遭到“卡拿吃要”,这个,不但令企业烦不胜烦,花了钱而又办不了事,还不如由政府出面,与投资者签订一个“安全运行承包合同”,包括水、电、气、消、治等各类部门,但凡故意找企业麻烦的,都由政府出面协调。

    同时,政府还要为企业的原材料做组织、协调等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付出这么多的时候,可以不优惠税收呢?

    又或者,政府在以土地入股的时候,在占股比例谈判上,是否会更加理直气壮一点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