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五 人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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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佑对人口的发展有预见性，也在尽可能控制人口增长。
但是当李佑的人口调查的结果被报上来的时候，李佑依旧被震惊。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时有三百六十万户，一千六百万人。
加上世家大族隐瞒的人口，估计最多三千万。
但是这次调查，李佑竟然发现治下有一千万户，五千八百万人。
这太夸张了。
人口问题是李佑面对的一大难题。
近代以来由于本土没有战争，生产力的发展。
再加上李佑对医生的重视，各地的医疗条件也发展起来。
导致普通人的寿命延长，婴儿存活率大幅提高，人口迅速增加。
而且20岁以下人口，占据4成。
这太恐怖了，假如不要出手，再过十来年，这就不是五千多万，而是奔着一亿人的发展水平而去。
而且到了一亿，更是会爆炸性增长。
领土的扩张是有尽头的。
李佑也不可能占据全球。
资源和土地却是有限的。
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
毕竟现在的生产力达不到养活这么多人，李佑尽管对新兴产业有扶持，希望工匠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然而李佑一个伪理科医学出身，对蒸汽机之类的玩意儿一窍不通。
所以想要工匠们能搞出颠覆性的创新机会，显然困难。
虽说这几年，在李佑的影响下，各种大型船舶和各种农具都有了发展。
但是进行工业革命的技术却没有累计。
爆炸性人口增长，会让李佑的政权不稳。
在古代最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
他在《五蠹》中指出：“古者丈夫不更（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段话意思是说，丈夫不耕，因为草木所结的果实就够人吃。
妇人不织布，因为禽兽的毛皮已经足够穿了。
不用太辛劳就能自给自足，人口少而富足，人民相处和睦。
今天，一户人家有五个孩子，孩子又有五个孩子，那么祖父尚在膝下已有二十五个子孙，人口增多财富就相对减少了，人们开始起纷争，纵使加重赏罚也无法遏制。
韩非子在《五蠹》中，给出了“民争”的原因，那就是人口增长。
韩非子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在当时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天灾人祸，人口鲜有迅猛增长，诸侯各国甚至可说是地旷人稀。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人口稠密。
全都因为比较宽松，李佑对民众的控制并不多。
而且税赋减少。
鼓励分家。
这导致生孩子的人太多了。
再加上李佑引进了占城稻，孟晨搞出孟公稻。
这就让吃饭问题基本解除。
在农业社会中，人口的数量其实是有其农业发展水平决定的，一旦人口发展过快或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以某种方式消灭多出的人口，比如战争。
所以自古而来。
这就是自然控制人口。
史书上，古代战争导致大量人员损失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全国有户1067万、人口5648万，到曹操统一北方十二州后民户数却只得汉时的一大郡。
后周末年周世宗统计户口，全国户数为262.6万，然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数年后建隆元年(960年)户数为96.7万人，人口减少了166万。
葛剑雄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根据史书记载的户籍信息作出以下推断：与秦汉之际相似的战乱时期，总人口的损失大都在一半至三分之二之间。如两汉之际人口减少了约50%，自三国至隋期间的战乱多次使人口数下降一半或更多，金元之际北方的人口骤减80%，明清之际的跌幅也达40%。
吴松弟的研究证明，宋金之际，北方的人口损失高达总数的十分之四上下，金亡时人口下降了87%。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三年至十七年这14年人口损失达4000万，总人口由万下降至万，降幅达20.78%。如果加上明清之际的人口损失，降幅还要大得多。
上面这些数据着实让人体会到中国古代战争的可怕，但却又不禁让人怀疑：实际情况真的有这么夸张吗？这时，《长编》的记载再度让人生疑。
因为赵匡胤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接手后周领土的，因此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
如果再向下翻看，宋代历史中也不乏有一些和平时期户数在一年内骤然减少超过10%、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极高的速度再次回弹的案例。
如此看来，造成户数骤降的不仅仅是战争，甚至用灾年来解释也缺乏力度。为了解开我们的疑惑，或许还得来看看古代户籍的统计方式。古代户籍统计是包含在“上计”一项中的。
上计至少起于春秋时期，地方将赋税收入和户口数量等事项层层上报至上级行政组织，最终汇总到中央。
比如秦代确立郡县制后，地方县级行政组织需要将其辖下各乡邻的户数、人口等上报至郡，而各郡整合辖下各县信息传递至中央，再由负责上计的丞相进行处理。
尽管历代政权对于上计制度都十分重视，但从上计制度的流程来看，对于户籍数字是否准确取决于各级政府能否获得准确的户籍信息。
于是乎，决定户数基数的是人口的数量，而决定朝廷所能统计的户数的是朝廷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不仅包含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还包含了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控制力的缺乏，会造成人口在历史学上的“消失”，也就是除了灾害、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外的户籍的缺失。
先来看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在汉代之时，东海郡总人口达到140万人，辖内38个县级行政组织共计170乡，吏员却仅有2203人，其中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有781人。
如此小的吏员规模，实际上很难对地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不仅如此，地方治安也要由乡邑自行维护社会。
汉政府甚至鼓励宗族维护正义，可以为血亲复仇。吏员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行政过程往往依赖于地方势力，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不同的仅仅是地方势力所拥有的事实权力以及名称罢了。
在汉代之时他们被称为豪族，在南北朝时一些则转化为士族，到了明清则称为乡绅。
在初唐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力不足，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户籍数量。隋大业五年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户籍约为891万，但至唐武德年间却仅有200万户。不到20年的时间中，人口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不到。
针对这个问题，陈子昂曾奏：“自剑以南，爰及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役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
除了各类灾害以外，他亦强调了“流离失散”这一点。
直到开元九年(721年)二月，唐廷以宇文融清查户籍，“凡得户八十余万”，所匿户籍约为当年户籍的12%。
但这次清查户籍，依然未能将所有隐匿的户口清查出来。
在汉武帝征讨匈奴时，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更大的可能在于地方势力不愿配合朝廷而隐匿户籍。
战争将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大量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朝廷官员亦难以控制人口流动。
这样一来，户籍的统计将变得极为困难，而上计至朝廷的户籍数量，当然也因大量难民流亡而骤减。
比如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天宝十三年唐廷统计得 962万户，然而至乾元三年却仅仅剩下了193万户。
在广德二年局势稍微稳定以后，户籍数量又增长至293万户。
这种情况在唐晚期也出现过，开成四年户数近500万，但会昌元年骤降至211万。
有一些时候，朝廷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不足，也会导致户籍数量被低估。
比如宋初时，由于赵匡胤篡位夺权而来位不正，故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配合朝廷进行上计，这也就导致朝廷统计的户籍数量由后周时262.6万减少到宋初96.7万。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如北汉）也同样出现。直到北宋政府对于地方控制力逐渐增强以后，户籍数量便迅速恢复了。
所以在历朝历代，都要限制人口的流动。
古代只有宋朝，没有限制流动。唐朝末期也取消了宵禁。
有个词叫挖墙角。
这是为什么？
因为唐代男女私通，需要在墙上挖个洞。半夜里爬来爬去。久而久之，挖墙角就是通奸意思了。
在秦朝建立之前，有个任侠时代。出了很多着名人物。秦朝率先限制流动，更多是获得人口增加，防止任侠。限制流动，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饥荒时代形成饥荒流子。然后成为饥民起义。
一旦携裹，可能就是形成组织化。后果就是思想经济无法交流。
明朝甚至出门二十里都不允许。
这都是控制人口的好办法。
在统治者看来：需要老百姓缴税和服兵役，服徭役。人口流动，你怎么征税，怎么拉他们修城墙修运河，上边疆戍边。让你服徭役了，结果你听到消息跑了，咋办？收税了，你卷了细软去外地了，咋办？
古代主要是两种税：土地税和人头税。汉代税低，那是田税低，刺激你多开荒养活更多人口，没告诉你的是他人头税收得高啊。以当时政府的控制力，抓你回来缴税还不够衙役跑路开销的。再说你要是全家跑了，我去哪找你去？所以有无恒产者无恒心一说。
老百姓生活困苦，典卖土地和房屋后跑路，一无所有就成了流民，没有收入四处游荡。
这些人就是不安定因素，老实巴交的还好，要是有心怀叵测的就聚众造反或呼啸山林。规模小还好处理，要是灾年就有可能动摇朝廷根基。
百姓也不想流动，古代物流成本很高，你没有路引是很难走远的，外面也不熟。舆图不好搞，流动时遇上个风吹草动灾荒瘟疫就全交代了，自己也没啥技能，当官的有官粮，读书人还可以打秋风，当账房或字摊，你一农民能会啥，种地至少半年才能见成果，这半年你吃啥？
个人太渺小，所以要想过的好就必须背靠宗族力量以自保。
两广地区土客械斗就是这样，打生打死的，不就是客家人旅居于此结寨自保，双方争夺当地资源导致反目成仇嘛，毕竟水源有限。
一旦你流动到外地，遇到这种事极有可能丧命，连给你报案都没有。
全世界的古代都一样，吉普赛人和犹太人这种没法将自己和土地绑定的，是不是被欺负，有钱也没用。
我们对应的就是“背井离乡”、“安土重迁”等，是不是感觉古人对土地很难割舍，离开就挺惨的。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是安慰你，真实心理是去外地做官，心里憋屈。
两言三拍中，蒋兴哥外出做生意，说好的时间回来，结果染病误了归期，结果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老婆还把蒋家传家宝珍珠衫给了奸夫，奸夫不认识蒋兴哥，还拿到蒋兴哥面前显摆，还把这事告诉他了。那是蒋兴哥命大，染病后好了，要是没好呢？要是两人没遇上呢？要是蒋兴哥回家了，老婆瞒过去了呢？至于珍珠衫没了，就说蒋兴哥不在家，家里招贼不见了，好在家人没事，你不在家所以不敢声张，蒋兴哥怎么查证？
但是这一切措施都被李佑取消了，可不人口爆炸吗？
李佑对人口的发展有预见性，也在尽可能控制人口增长。
但是当李佑的人口调查的结果被报上来的时候，李佑依旧被震惊。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时有三百六十万户，一千六百万人。
加上世家大族隐瞒的人口，估计最多三千万。
但是这次调查，李佑竟然发现治下有一千万户，五千八百万人。
这太夸张了。
人口问题是李佑面对的一大难题。
近代以来由于本土没有战争，生产力的发展。
再加上李佑对医生的重视，各地的医疗条件也发展起来。
导致普通人的寿命延长，婴儿存活率大幅提高，人口迅速增加。
而且20岁以下人口，占据4成。
这太恐怖了，假如不要出手，再过十来年，这就不是五千多万，而是奔着一亿人的发展水平而去。
而且到了一亿，更是会爆炸性增长。
领土的扩张是有尽头的。
李佑也不可能占据全球。
资源和土地却是有限的。
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
毕竟现在的生产力达不到养活这么多人，李佑尽管对新兴产业有扶持，希望工匠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然而李佑一个伪理科医学出身，对蒸汽机之类的玩意儿一窍不通。
所以想要工匠们能搞出颠覆性的创新机会，显然困难。
虽说这几年，在李佑的影响下，各种大型船舶和各种农具都有了发展。
但是进行工业革命的技术却没有累计。
爆炸性人口增长，会让李佑的政权不稳。
在古代最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
他在《五蠹》中指出：“古者丈夫不更（耕），草木之食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段话意思是说，丈夫不耕，因为草木所结的果实就够人吃。
妇人不织布，因为禽兽的毛皮已经足够穿了。
不用太辛劳就能自给自足，人口少而富足，人民相处和睦。
今天，一户人家有五个孩子，孩子又有五个孩子，那么祖父尚在膝下已有二十五个子孙，人口增多财富就相对减少了，人们开始起纷争，纵使加重赏罚也无法遏制。
韩非子在《五蠹》中，给出了“民争”的原因，那就是人口增长。
韩非子的观点很有预见性，但在当时不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战频仍，天灾人祸，人口鲜有迅猛增长，诸侯各国甚至可说是地旷人稀。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人口稠密。
全都因为比较宽松，李佑对民众的控制并不多。
而且税赋减少。
鼓励分家。
这导致生孩子的人太多了。
再加上李佑引进了占城稻，孟晨搞出孟公稻。
这就让吃饭问题基本解除。
在农业社会中，人口的数量其实是有其农业发展水平决定的，一旦人口发展过快或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以某种方式消灭多出的人口，比如战争。
所以自古而来。
这就是自然控制人口。
史书上，古代战争导致大量人员损失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匈奴，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全国有户1067万、人口5648万，到曹操统一北方十二州后民户数却只得汉时的一大郡。
后周末年周世宗统计户口，全国户数为262.6万，然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数年后建隆元年(960年)户数为96.7万人，人口减少了166万。
葛剑雄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根据史书记载的户籍信息作出以下推断：与秦汉之际相似的战乱时期，总人口的损失大都在一半至三分之二之间。如两汉之际人口减少了约50%，自三国至隋期间的战乱多次使人口数下降一半或更多，金元之际北方的人口骤减80%，明清之际的跌幅也达40%。
吴松弟的研究证明，宋金之际，北方的人口损失高达总数的十分之四上下，金亡时人口下降了87%。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三年至十七年这14年人口损失达4000万，总人口由万下降至万，降幅达20.78%。如果加上明清之际的人口损失，降幅还要大得多。
上面这些数据着实让人体会到中国古代战争的可怕，但却又不禁让人怀疑：实际情况真的有这么夸张吗？这时，《长编》的记载再度让人生疑。
因为赵匡胤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接手后周领土的，因此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
如果再向下翻看，宋代历史中也不乏有一些和平时期户数在一年内骤然减少超过10%、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极高的速度再次回弹的案例。
如此看来，造成户数骤降的不仅仅是战争，甚至用灾年来解释也缺乏力度。为了解开我们的疑惑，或许还得来看看古代户籍的统计方式。古代户籍统计是包含在“上计”一项中的。
上计至少起于春秋时期，地方将赋税收入和户口数量等事项层层上报至上级行政组织，最终汇总到中央。
比如秦代确立郡县制后，地方县级行政组织需要将其辖下各乡邻的户数、人口等上报至郡，而各郡整合辖下各县信息传递至中央，再由负责上计的丞相进行处理。
尽管历代政权对于上计制度都十分重视，但从上计制度的流程来看，对于户籍数字是否准确取决于各级政府能否获得准确的户籍信息。
于是乎，决定户数基数的是人口的数量，而决定朝廷所能统计的户数的是朝廷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不仅包含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还包含了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控制力的缺乏，会造成人口在历史学上的“消失”，也就是除了灾害、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外的户籍的缺失。
先来看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在汉代之时，东海郡总人口达到140万人，辖内38个县级行政组织共计170乡，吏员却仅有2203人，其中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有781人。
如此小的吏员规模，实际上很难对地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不仅如此，地方治安也要由乡邑自行维护社会。
汉政府甚至鼓励宗族维护正义，可以为血亲复仇。吏员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行政过程往往依赖于地方势力，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不同的仅仅是地方势力所拥有的事实权力以及名称罢了。
在汉代之时他们被称为豪族，在南北朝时一些则转化为士族，到了明清则称为乡绅。
在初唐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力不足，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户籍数量。隋大业五年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户籍约为891万，但至唐武德年间却仅有200万户。不到20年的时间中，人口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不到。
针对这个问题，陈子昂曾奏：“自剑以南，爰及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役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
除了各类灾害以外，他亦强调了“流离失散”这一点。
直到开元九年(721年)二月，唐廷以宇文融清查户籍，“凡得户八十余万”，所匿户籍约为当年户籍的12%。
但这次清查户籍，依然未能将所有隐匿的户口清查出来。
在汉武帝征讨匈奴时，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更大的可能在于地方势力不愿配合朝廷而隐匿户籍。
战争将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大量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朝廷官员亦难以控制人口流动。
这样一来，户籍的统计将变得极为困难，而上计至朝廷的户籍数量，当然也因大量难民流亡而骤减。
比如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天宝十三年唐廷统计得 962万户，然而至乾元三年却仅仅剩下了193万户。
在广德二年局势稍微稳定以后，户籍数量又增长至293万户。
这种情况在唐晚期也出现过，开成四年户数近500万，但会昌元年骤降至211万。
有一些时候，朝廷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不足，也会导致户籍数量被低估。
比如宋初时，由于赵匡胤篡位夺权而来位不正，故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配合朝廷进行上计，这也就导致朝廷统计的户籍数量由后周时262.6万减少到宋初96.7万。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如北汉）也同样出现。直到北宋政府对于地方控制力逐渐增强以后，户籍数量便迅速恢复了。
所以在历朝历代，都要限制人口的流动。
古代只有宋朝，没有限制流动。唐朝末期也取消了宵禁。
有个词叫挖墙角。
这是为什么？
因为唐代男女私通，需要在墙上挖个洞。半夜里爬来爬去。久而久之，挖墙角就是通奸意思了。
在秦朝建立之前，有个任侠时代。出了很多着名人物。秦朝率先限制流动，更多是获得人口增加，防止任侠。限制流动，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饥荒时代形成饥荒流子。然后成为饥民起义。
一旦携裹，可能就是形成组织化。后果就是思想经济无法交流。
明朝甚至出门二十里都不允许。
这都是控制人口的好办法。
在统治者看来：需要老百姓缴税和服兵役，服徭役。人口流动，你怎么征税，怎么拉他们修城墙修运河，上边疆戍边。让你服徭役了，结果你听到消息跑了，咋办？收税了，你卷了细软去外地了，咋办？
古代主要是两种税：土地税和人头税。汉代税低，那是田税低，刺激你多开荒养活更多人口，没告诉你的是他人头税收得高啊。以当时政府的控制力，抓你回来缴税还不够衙役跑路开销的。再说你要是全家跑了，我去哪找你去？所以有无恒产者无恒心一说。
老百姓生活困苦，典卖土地和房屋后跑路，一无所有就成了流民，没有收入四处游荡。
这些人就是不安定因素，老实巴交的还好，要是有心怀叵测的就聚众造反或呼啸山林。规模小还好处理，要是灾年就有可能动摇朝廷根基。
百姓也不想流动，古代物流成本很高，你没有路引是很难走远的，外面也不熟。舆图不好搞，流动时遇上个风吹草动灾荒瘟疫就全交代了，自己也没啥技能，当官的有官粮，读书人还可以打秋风，当账房或字摊，你一农民能会啥，种地至少半年才能见成果，这半年你吃啥？
个人太渺小，所以要想过的好就必须背靠宗族力量以自保。
两广地区土客械斗就是这样，打生打死的，不就是客家人旅居于此结寨自保，双方争夺当地资源导致反目成仇嘛，毕竟水源有限。
一旦你流动到外地，遇到这种事极有可能丧命，连给你报案都没有。
全世界的古代都一样，吉普赛人和犹太人这种没法将自己和土地绑定的，是不是被欺负，有钱也没用。
我们对应的就是“背井离乡”、“安土重迁”等，是不是感觉古人对土地很难割舍，离开就挺惨的。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是安慰你，真实心理是去外地做官，心里憋屈。
两言三拍中，蒋兴哥外出做生意，说好的时间回来，结果染病误了归期，结果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老婆还把蒋家传家宝珍珠衫给了奸夫，奸夫不认识蒋兴哥，还拿到蒋兴哥面前显摆，还把这事告诉他了。那是蒋兴哥命大，染病后好了，要是没好呢？要是两人没遇上呢？要是蒋兴哥回家了，老婆瞒过去了呢？至于珍珠衫没了，就说蒋兴哥不在家，家里招贼不见了，好在家人没事，你不在家所以不敢声张，蒋兴哥怎么查证？
但是这一切措施都被李佑取消了，可不人口爆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