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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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先不去理会安大浪，小凤仙也就不见为好，最好撇清与此事的干系。
杨度见他在发愣，猜到他与安大浪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利益互换关系，却没想到小凤仙对蔡锷动了真情，帮他脱离京城。
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登基改元，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
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
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
“子爵”还是“二等”。
再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
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
云南首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打响，随即福建唐继尧，江西的李烈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广东的龙济光······
各省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形势所迫，都纷纷宣布独立。
这时候，袁世凯又想到了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军队，而段、冯两大将的态度却显得很暧昧。
段祺瑞在北京装病，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也称病南京，拒绝北上。
这时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而他自己呢？
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
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
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但往往开的只是空头支票，难以兑现。
各国使馆见形势不妙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的登基把戏一再延期，2月23日，袁有明示延缓登基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
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
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
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谁也没有想到局势会发展的这么快。杨度也一时不知所措。
安大浪本想将小凤仙交予袁克定处置，但是杨度出面后，就没有下文了。
袁克定也不来了，明显要与她疏远关系。现在见南方战事，正在焦作状态，局势不明，她也开始为自己想退路了。
留着小凤仙，说不定哪一天见到蔡锷，也好有用。她又把小凤仙从地牢里放出来，好生养着。
战事一起，战火边沿的穷苦人都纷纷向北逃来，京城外围一下子多了许多难民，铁拐李为此头痛不已。
本想着能天下太平，现在反倒好，战火又燃了起来。帮众兄弟们的心开始动摇了，纷纷指责当初不该听杨度的唆使。
袁克定的新军，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只能作为预备队留守下了护卫京都。
蔡乃煌也在时刻关注的前方的战局，要是真的打过来，自己该怎么办，袁氏父子，是不会想到他的，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是。
当云南起义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果说北洋军系的实力人物是段和冯，则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当时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肯定地认为反袁的声势愈来愈大，国内国外的形势袁都居不利地位，因此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
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
冯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声势不够壮大，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已不是他个人的行动，对袁也无所畏惧。
不料这封密电有人送给袁看了。
袁现在才发现他一手培植，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如今都叛离了他，变成了他的敌人。而且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还可怕。
心里叫着：看来一切都完了！
他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轮到了他。
恰恰袁家祖先都在59岁以前死亡，如今他已58岁，恐怕也过不了59岁这道鬼门关！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
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
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
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
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在全国纷纷声讨中，3月24日袁撤销帝制令：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
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从他被推选上帝位到撤销正好83天，这是中国有史一个最短命的王朝。
这份布告的发出，足以宣布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论，胎死腹中。这对于他来说，犹如当头棒喝。
他的精神垮了，流下了这一生最痛心的眼泪。不久在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
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南方战事，还是咄咄逼人，6月5日袁世凯尿毒症发作，昏迷不省人事。
6月5日这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此遂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袁最终没有活过花甲之年，在6月6日清晨去世。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
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
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帝制取消后，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起。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
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
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
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
杨度自己说道：“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
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他话随说的漂亮，但是他自己知道，不久将会被送上吊手架，面对死亡，他没有恐惧。
但是他心里最愧对的还是丐帮那群期盼太平的穷苦人，他真心的对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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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登基改元，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
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
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
“子爵”还是“二等”。
再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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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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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帝制取消后，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起。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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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自己说道：“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
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他话随说的漂亮，但是他自己知道，不久将会被送上吊手架，面对死亡，他没有恐惧。
但是他心里最愧对的还是丐帮那群期盼太平的穷苦人，他真心的对不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