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逃往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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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陈氏的祖藉地是河北乐亭县的一个记不得名字的小山村。祖上世代以“梳皮、扎棚、漏粉”等手艺“传家”。大清道光年间，在山东与河北两省一时兴起“闯关东”的大潮。据母亲讲是陈氏上溯五代先祖”亲哥俩用担子担着孩子随着“闯关东”的人潮，一路打工卖着“手艺”出直隶，过辽宁，最后才选择吉林省永吉县一拉溪刘相屯扎下了根。而后，陈氏五代先人克勤克俭，厉精图治，凭借独绝“家传手艺”，致使“家道”迅速中兴。又据我的老姨父齐万库老先生介绍，陈氏一门在我太祖爷治下的晚清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当时陈氏在吉林市和一拉溪就开有多家“皮革铺”、“粉房”、“棚铺”、“酒坊”；在刘相屯风水最好的地方建有一处占地1万平方米的庞大陈氏祖宅，且人丁兴旺有80余口人共居此宅；家中雇有多名长短工；有马拉胶皮大车4挂；在刘相屯周围陈氏凭手艺和诚实劳动先后置有水旱田二百余公顷、山地若干公顷。且由初期“闯关东”的“灾民”一跃实现了由“小康之家”向“地富阶层”的华丽转身。
我的父亲姓陈单名一个“信”字，属羊的，1920年在刘相屯祖宅出生。在这户陈姓大家中，我爷爷这“支儿”由于不受当家人待见，故在整个家族一直是“人微言轻”的主儿。好在父亲一生下来倒是“情商”满高的后生。凭着能说会道和精于“人情世故”很快改变了我家在全族的“尴尬地位”。奶奶由于死去的早，在我们这辈人的心中几乎没有一星半点印象。
大约是在小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父亲正式被陈氏当家人擢拔为家族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外交总管”。这是一个仅次于“当家人”的实权职位。也正因这个有着广泛交际面的“名头”，才让父亲玩得风生水起，八面玲珑。“陈八爷”（在家族同辈人中排行老八）的美名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在乡下，一个人的“美名”和“恶名”历来都是能“随风传千里”的。我的母亲杨素琴还待字“闺”中时就知道“陈八爷”的美名。因为他不仅是方圆百里的“大帅哥”，而且还是她的“三姐夫”。此外，父亲还有“三手绝活”曾搅动得十里八乡的美少女们“春心荡漾”：
首先是远近闻名的“二神扮相”。关东大地“女真人”（满族人）最崇拜的就是“萨满教”（俗称“跳大神”）。而经久不衰，令人着魔的“大神舞”必须要有“大神”和“二神”两个特殊角色配合表演才行。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是绝对干不了这个活儿的。父亲好象天生就是个演“二神”的料，一曲“大神舞”竟能把围观者跳得“魂飞魄散”，个别崇拜者甚至给他和大神能跪拜长达一刻钟迟迟不肯离去。
其次，是过年“踩高跷”大秧歌队的“领舞”。过去农村过年能给普通民众带去一点“乐子”的一是平时的“二人转”；二就是春节的“大秧歌”。当时，陈氏家族每年都要组织秧歌队排练“大秧歌”。似乎通过这种文艺形式把“欢乐”送给家乡父老比什么都更有意义。用关里河北人的话说这叫“给庶民行贿”，赚回的是“仁德与口碑”。“刘相屯陈氏秧歌队”想当年那是“有口皆碑”，“风靡一时”。每年都是从大年初一首场开始一直跳到元宵节。其热闹场景别提有多带劲儿了。在这只秧歌队中，父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台柱子”。每到这时，全家人包括父亲自己就怕“感冒”下不了场。尽管秧歌队对领舞也设了“b角”，但因父亲名声太大，每到一村人家首先就问：“陈八爷下场不？”倘若没有父亲下场人家给秧歌队的“赏银”就不知咋个打法了。由此可见，父亲的影响力不仅是用“男性美”俘获十里八乡美少女的“芳心”，而且还为陈氏一门赢得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来的“仁德口碑”。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早期就对父亲不乏好感的母亲却因父亲第二位妻子，我三姨的突然病故才让母亲很快走进了父亲的感情世界。当时，父亲已先后两次丧偶，且身边还带着10岁的大哥陈翰章和5岁的二哥陈富章。其中，二哥具有母亲“继子”和“外甥”的双重身份。也许正是这一缘故，我的姥爷和姥姥才最终同意把母亲以“填房”嫁给了我的父亲。入住豪门的母亲，最初几年与父亲相敬如宾，琴瑟和谐，着实过了很长一段亲爱甜美的日子。
再次，是我的父亲有一手相当不错的“木工活儿”。在那个时代，“大工匠”是绝对颇受女孩青睐的“真本事”。哪个小伙要是有了这等“一技之长”，即使相貌平庸，找个对象也是轻松加愉快的。据我的母亲说，自打我三姨过世后，颇有心计的父亲“没数八遍”的往朝阳沟跑。我母亲的家是朝阳沟一户相对富裕的上中农。家里有5个闺女4个小子。母亲在女孩中排行老四，故人称“杨四姐”。我的姥爷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者。这个老头四季习惯穿件干净利落的对襟“黑布长袍”，裤角总是扎得紧紧的。他固执、吝啬、家规森严，在家里说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违拗他的意志；他爱喝点自家酿制的“烧刀子”，吃饭时谁都不敢上他的饭桌；他抽的是“旱烟袋锅子”，冬季里几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着火盆“叭嗒”着大烟袋或捏着锡壶喝“烧酒”。三姨刚去世时，父亲每次来给姥爷问安他都是满心的不高兴。看穿姥爷的心思后，父亲迅速把主攻点改到给外婆和大舅杨国贵“洗脑”上。同时还无偿包揽了姥爷家一切“以旧换新”的木工活。大概半年过后，姥爷的心终于被父亲“捂热”了，往后再来朝阳沟就让父亲上桌跟他一块吃饭了。就这么一来二去，姥爷终于应承“媒婆”同意把母亲嫁给父亲做“填房”了。
朝阳沟“杨四姐”以填房嫁给刘相屯“陈八爷”，当时曾在十里八乡引起了很大轰动。尤其是一些念念不忘陈八爷“踩高跷领舞”和“二神扮相”的少妇和少女们真的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失落中缓过神来。
1946年8月，当广大东北民众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之时，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在东北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城市几乎被“中央军”全部占领；只有像一拉溪这样相对偏僻的乡村则由共产党控制。到了1948年10月，陈家大宅的房舍、细软及山地、田产已全部被“抄没了”。迫于生计，父亲决定带一家老小远赴吉林另谋生路。于是，父母二人带上老大陈翰章、老二陈富章和母亲所生不知名的4岁的姐姐并赶上一群猪走百十里山道，经嵬登站半拉山屯向吉林市进发。到了半拉山屯后，一家人借宿在我母亲舅舅家里。当时老妈怀抱着4岁的姐姐正赶上发烧生病，已几天水米未进了。听半拉山姜家大姨说，我那位姐姐长得很漂亮、嘴甜，是位很会讨喜的小女孩。然而在那缺医少药外加被土改搞得犹如“惊弓之鸟”的一家人，在这个仅有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只借宿两夜，我的那位姐姐就因病而死去了，心疼得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正如俗话所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就在这时又传来刘相老屯我父寄存在他一位于姓“把兄弟”家的不少财物全部被“胡子”盗抢了。其实这无非是那位于姓“小人”起了“落井下石”之心，故意演的一出“苦情戏”罢了。未了，父亲只是苦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带着家人顺着山路往吉林市赶去。后来听母亲说，等第三天晚上进了吉林市区时，父亲雇人赶的那群猪也全都跑光了。由此可知，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对地主和富农阶级的斗争还是具有颠覆性的。若非如此，广大农民是断然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
进入吉林市区后，父亲先是租房安顿了老婆孩子。接着又和大哥出去找活干了。父亲先后换了几家单位最终在吉林市西关自来水公司“落了脚”被录为正式工；大哥在吉林市第一建筑公司当上了一名学徒的“架子工”；二哥陈富章继续上学读书，后初中毕业考进了吉林铁路电水段当了一名铁路工人。而后家居地又几经迁徙，最后在船营区临江街第五居民组买下了一间半房产总算结束了居无定所的巅沛生活。
1950年，我的淑峰姐姐出生了；1954年6月我的三哥陈贵章也出生了；随后1958年是我（孝章）、1961年是老五（子章）、1963年是老六（久章）相继出生。这段时间是老爸老妈生活相对惬意的一段时光。二老不仅生全了“富贵孝子”，而且还置下了自己的私有房产。从当时老妈给淑峰姐、贵章兄和我留下的一张“仨人照”便不难看出当时家庭生活境况的殷实与富足。而导致我们这个小家一夜落魄的重大变故是1965年4月：记得那是久章正在襁褓之时（周岁多），我们的父亲因突患脑溢血在江沿大便时突然跌倒去世了。而后我们39岁的寡母带着一女四儿开始过上了与乞讨近乎相似的苦难人生。当时摆在一家6口面前的头号难题是吃饭问题。为了给孩子们“挣口吃的”，母亲先是在临江门头道码头下坎一家“切面作坊”做每月只赚24块钱的临时工（2个月）；接着在邻居“老邹小红”母亲的点拔下，老妈购置了一套“剃头家什儿”，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开始做起了“剪头生意”。好在母亲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相对较好的“悟性”，很快就入了“门儿”。两个月下来真的比做临时工多赚了不少钱。正如老话所说“万事开头难”。老妈做“剃头生意”的头一个月，因手把不行没少“作鳖儿”。动不动就把人家孩子的头剪得“老砢碜”了。没办法老妈要么是连“一毛五”的剃头钱就不要了，要么就是流着泪动之以情地给人家赔不是。就这样不乏智慧和心灵手巧的老妈总算熬过了初期那段最难熬的岁月。当时，一家6张嘴才是生存的第一要务。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妈是一个也顾不上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在那段时间，淑峰姐14岁正在船营四小读书；三哥贵章9岁在五小读书；我6岁、老五3岁、久章还不满周岁，只能丢在家里“放羊了”。说句实在话，那段岁月在我们这个家庭谈论“父爱或母爱”简直就是一种“奢望”。稍大一点的淑峰姐、贵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时好歹还得到过一些父爱和母爱的“滋润”，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难时期）和久章亏透了，几乎在整个童年时期“父爱和母爱”都是跟他俩不沾边的。因为那时母亲要拼上老命先顾孩子们的嘴，根本没功夫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记得那时候，我跟老五领着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儿”一样在船营区西关这一带旮旯胡同到处乱窜，小白山、温德河、十四小、五座坟、西大营、江城酒厂、道北大车店、头道码头、洋灰台子、北山公园、航海俱乐部等地无不留下我们这群“半大小子”打闹嬉戏的足迹。现在看来，像老五和久章这么小的孩子跟我们这些稍大点的一起混能活下来还真算命大。有三件事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领我们哥仨到头道码头下坎“馅饼铺”骗吃馅饼的事。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钱买一两馅饼票（一两一张），接着去店外用圆珠笔把“一”上下各加一横再变成“三”，然后再让我们三人中的某一个轮班去领馅饼。就这样前两次都得逞了。第三次轮着久章去取饼了，兴许人家早就有了警觉，所以终于让付饼的识破抓着久章就去找开票员对票根。王三一看不好转身溜之大吉，我和老五也吓跑了。唯独久章让人家给打了几个“耳刮子”才给轰出馅饼铺。打那以后，这类弄巧成拙的“傻事”我们再也没干过。当时，我们家住船营区临江街道第九居民组。整个大院有30多户人家，且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挺多。
大户人家有老单家、老付家、老于家。我家靠江边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张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婶任居民组长，是位精明干瘦且很会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个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为乐品行的铁路工人，在龙潭山火车站当调度员。他们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俩姑娘。其中唐丽萍是领养的，唐丽花是自己生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唐丽萍长相不错，但书读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卖自己的“色相”上。唐家二老一度被唐丽萍气得鼓鼓的毫无一点办法。丽花容貌普通，但老实懂事从不惹爹妈生气。临江街道九组和八组相邻，加在一起有百十个孩子。每到星期礼拜两个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踢毽子”、“跳大绳”，干啥的都有，老热闹了。尤其快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盼年的。因为只有过年，孩子们才能混上两联“小鞭”或几块糖果，家庭条件稍好点的，象“该东”、“单四”、“老白”等兴许还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我家当时是两个居民组最穷的，故老妈能为我们包上顿饺子和买回点糖块、冻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至于穿的，寒酸得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场打“冰溜儿”。怕3岁多一点的久章被冻坏我坚决不带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着。到了北山冰场，久章棉袄的两只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泪已经被冻得“梆硬锃亮”。不但久章如此，其实这种穿戴简真就是当年我陈氏兄弟的“标配”。艰辛的童年生活，与吃不饱穿不暖相伴的是随时都可能潜在“性命之忧”。那时，在一块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面江而居”的我们，每到暑季总会有孩子溺水而亡。盛夏时节，我们几乎经常泡在江边的水里，或玩“打水仗”，或“打渔摸髅蛄”，孩子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会游泳的好本事。当时温德江滨公园有个“王八坑”，一到夏天肯定会淹死五七八个孩子。我们家哥几个包括三哥贵章在内都在这个“王八坑”留有许多童年的故事。换句话说，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们哥们儿都有过多次“溺水”的经历，无非是不说而已。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七岁的时候就是孩子群里出了名的“游泳能手”，八岁就能横渡松花江了。一次，领着久章跟儿时的玩伴包立会和赵华东等去“王八坑戏水”，久章年岁小在坑边“玩和泥摔炮”；我和立会、华东等下到深水区“打水仗”。那天可能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玩着玩着眼前一黑就沉到水里浮不上来了。后来也不知在水里“扑腾”多久最后被在跟前玩水的大孩子（已记不得名字）把我从水里捞上岸边，直到他们把我喝进肚里的泥汤“控”出来，我才醒过来。吓得久章坐在旁边只是一个劲儿“哇啦哇啦”的哭。这件事发生后，我和久章晚上回家后竟象没事人一样谁都没有说过。因为类似“淹溺”的事件时有发生，简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
第三件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老付家院门前停着的一辆卸了骡马的空车上“玩压悠儿”轧死人的事。当时空车前头支在车猿下的“绞锥”被碰倒后先让前边孩子压得车辕向前倾斜，接着后边孩子又压着向后倾斜，然而谁都没想到不知啥时候大院老董家的小女孩却被一不小心绊倒后摔到车底下给活活“轧死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小姑娘白白净净长得既漂亮又可爱，被压得鼻口出血。事情发生后，她的母亲首先赶来了，自然是象疯了一样的“大哭”，而后不知是谁又从哪找来一位“老先生”把这个女孩给匆匆简单装殓“发送”了。但肯定是没有追究某一孩子的责任。此事若放到现在，这个女孩的父母肯定要通过司法途径为孩子讨个公道。可是那个年代家家都多子多女，生命哪有现在这么“金贵”呀！
由此可见，童年时期的我们，特别象久章那些不斤“磕打”的孩子能按自然生存法则存活下来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
公元1966年的暑期。
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形态已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起初是一拔又一拨的大中院校学生，人人胸佩一枚“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拿一本“红宝书”不时此起彼伏地走上街头游行，口中还不时地喊出：“坚决砸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坚决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口号。而东关宾馆广场和临江门广场则是各支游行队伍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象“打仗似”的散发各色传单和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随后不久，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外加“大字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文攻”迅速从大中学校向全社会各个角落漫延、扩展……。
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速演进，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伴随着斗争形式的变异，每个家庭几乎都被“撕裂”。特别是当时间进入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社会和家庭形态似乎都发生了让人难以预知的重大变化：
首先，这场文化运动带给上层建筑的冲击是：一大批市里的老干部如李守善、姜卓等均被打倒、揪斗。一年前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书记、市长；现如今却被带着“高帽”，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这场文化运动给工农商学领域的冲击是：所有的工厂、学校、商店都乱套了，人们的思想就象“煮沸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每个人的世界好象都多出了许多“对立派”。最明显的是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划分成“革命”和“保皇”两派。当时大中院校的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叫“红小兵”。起初是全国性的“大串联”，为此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以“邢燕子”、侯隽、焦淑凤为代表的几名红卫兵小将都是年轻一代的“偶像”煞是出名。好象就在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运动”才愈演愈烈了。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学校校长和老教师等统统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具有反叛和造反精神的人。当年在吉林市的两派造反队伍中，“八三一”被称为“保皇派”，司令部初期设在毓文中学，后移至电力学院。“杜晓峰”是当时最出名的“学生领袖”；井冈山”被称为“革命派”，司令部设在东关铁路中学。
再次，这场文化运动带给我家的冲击是：一、稍大些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险些被卷入“政治旋涡”。当时淑峰姐18岁，正值豆蔻年华，既是毓文中学的在读生，也是“八三一”学生领袖杜晓峰的崇拜者，其政治倾向明显站在“八三一”一边；二哥陈富章（后改名陈冰）政治倾向隶属“井冈山派”，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哥不回家则已，一回来就跟淑峰姐没完没了的“掰扯”。此外，14岁的贵章哥虽在五小读书，但却也是学校红小兵组织的“领军人物”，好像他不仅在五小有过组织学生“揪斗裴校长”的政治举动，而且有事没事地也愿意领着我去看看“大字报”啥的，还时不时地总想跟淑峰姐“叨扯叨扯”一些政治话题。记得淑峰姐当时在毓文中学也是挺有影响力的人，不仅人长得俊俏，字也写得漂亮极了，身边总能聚拢一些拥戴她的班内同学，其中还不乏象“贾来顺”和“吕丛州”等优秀的男同学。1968年，是“井冈山”和“八三一”由“文攻”转向“武卫”的演变期。当时，力量单薄的“八三一”被“井冈山”围剿得只剩下“电力学院”最后一个据点。若不是暑期的一个黄昏有多台载有“八三一”武装学生的“敞篷”解放汽车在临江门广场被“井冈山”一派掀翻后用“汽油燃烧瓶”烧死许多学生的“惨案”发生，淑峰姐被我妈强行反锁家中禁止出屋的话，倔犟的姐姐或许可能就跟“杜晓峰”他（她）们退出城区到山上打游击去了。二是这波文化革命浪潮让我的母亲又一次的“丢掉了饭碗”。本来母亲凭着在短时间内考下的“理发技师证”已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质的头道码头拐角“理发店”上班，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而且每月还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冬天，“井冈山”与“八三一”两派的“武斗”已然升级到“真刀真枪”阶段。其中母亲赖以维生的理发店门前竟然还被“八三一”派用沙袋垒起战壕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无奈，理发店只能被迫关门。正因武斗升级和深怕女儿有性命之忧，母亲开始整天看着淑峰姐绝对不准离开家门半步。在此期间，她的同学曾多次到家来策应我姐“离家出走”，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终还是向老妈妥协了，没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的事实验证，老妈的做法无比正确。一则是“八三一”因打砸抢致死的30多位被葬在电力学院的学生后来全被抠出按“白死”埋到了北山黑沙岭乱葬岗子，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混着；二则是“八三一”的多位学生领袖，后来包括“杜晓峰”在内都按“打砸抢”三种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969年，是我陈氏一家的“多事之年”。随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两派的“大联合”和政治上的“三结合”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级革委会开始建立起来，一部分被关进“牛棚”的老干部也被解放，除个别地方外“武斗”基本被终止。但对我家而言，母亲还是处在失业状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妈在我姥爷和当兵大舅的劝说下才免强同意改嫁找个丈夫帮着养活一帮半大小子。
当时老妈经人介绍先后看过两个对象。第一个是老妈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担心过不到一起放弃了；第二个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于是又吹了。第三个就是小丽的生父于海生，大老妈16岁。介绍人是临江街道的马主任。当时继父的两女一儿均已长大成家，月工资76.5元是当时吉林二监狱的科级干部。关系确定之后，老妈就和继父结了婚。此后继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对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的“抚养义务”。从此，家庭生活境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哥几个总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顿饱饭了。这些都是继父带给我们的改变。继父于海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省内公安系统和吉林市有着相当不错的“人脉”。他心地善良，脾气火爆，心气顺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生气发起脾气来对我们是绝不手软的。在我们哥几个中，三哥几乎和继父没在一起生活过；我是什么人都能将就的，又不讨厌，所以基本没挨过继父的打；久章因年龄只有五、六岁，且相对懂事也没挨继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馋没少挨继父的收拾。为此，老妈因心疼老五没少跟继父动手“抓挠”到一块儿。按说那时的老五也真是能气死个人，总是因为口吃的不惜挑战继父的“底线”。即总爱偷吃继父自制的常备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苏珍宝岛战事发生后，为适应准备打仗需要，城市开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员向农村疏散以减轻城防压力。由于继父在吉林监狱是在经济上犯有过失人员，所以便被作为首批疏散对象下放到吉林省劳改镇赉四方坨子监狱十分场。就这样，做为他的家人母亲带着11岁的我、7岁的老五和5岁的久章也一并前往了北大荒四方坨子农场。三哥当时因不愿去“北大荒”继续留在市内“捡煤核度日”；淑峰姐随我们到镇赉一看太过荒凉，故也于3个月后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我们陈氏的祖藉地是河北乐亭县的一个记不得名字的小山村。祖上世代以“梳皮、扎棚、漏粉”等手艺“传家”。大清道光年间，在山东与河北两省一时兴起“闯关东”的大潮。据母亲讲是陈氏上溯五代先祖”亲哥俩用担子担着孩子随着“闯关东”的人潮，一路打工卖着“手艺”出直隶，过辽宁，最后才选择吉林省永吉县一拉溪刘相屯扎下了根。而后，陈氏五代先人克勤克俭，厉精图治，凭借独绝“家传手艺”，致使“家道”迅速中兴。又据我的老姨父齐万库老先生介绍，陈氏一门在我太祖爷治下的晚清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时期：当时陈氏在吉林市和一拉溪就开有多家“皮革铺”、“粉房”、“棚铺”、“酒坊”；在刘相屯风水最好的地方建有一处占地1万平方米的庞大陈氏祖宅，且人丁兴旺有80余口人共居此宅；家中雇有多名长短工；有马拉胶皮大车4挂；在刘相屯周围陈氏凭手艺和诚实劳动先后置有水旱田二百余公顷、山地若干公顷。且由初期“闯关东”的“灾民”一跃实现了由“小康之家”向“地富阶层”的华丽转身。
我的父亲姓陈单名一个“信”字，属羊的，1920年在刘相屯祖宅出生。在这户陈姓大家中，我爷爷这“支儿”由于不受当家人待见，故在整个家族一直是“人微言轻”的主儿。好在父亲一生下来倒是“情商”满高的后生。凭着能说会道和精于“人情世故”很快改变了我家在全族的“尴尬地位”。奶奶由于死去的早，在我们这辈人的心中几乎没有一星半点印象。
大约是在小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父亲正式被陈氏当家人擢拔为家族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外交总管”。这是一个仅次于“当家人”的实权职位。也正因这个有着广泛交际面的“名头”，才让父亲玩得风生水起，八面玲珑。“陈八爷”（在家族同辈人中排行老八）的美名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在乡下，一个人的“美名”和“恶名”历来都是能“随风传千里”的。我的母亲杨素琴还待字“闺”中时就知道“陈八爷”的美名。因为他不仅是方圆百里的“大帅哥”，而且还是她的“三姐夫”。此外，父亲还有“三手绝活”曾搅动得十里八乡的美少女们“春心荡漾”：
首先是远近闻名的“二神扮相”。关东大地“女真人”（满族人）最崇拜的就是“萨满教”（俗称“跳大神”）。而经久不衰，令人着魔的“大神舞”必须要有“大神”和“二神”两个特殊角色配合表演才行。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是绝对干不了这个活儿的。父亲好象天生就是个演“二神”的料，一曲“大神舞”竟能把围观者跳得“魂飞魄散”，个别崇拜者甚至给他和大神能跪拜长达一刻钟迟迟不肯离去。
其次，是过年“踩高跷”大秧歌队的“领舞”。过去农村过年能给普通民众带去一点“乐子”的一是平时的“二人转”；二就是春节的“大秧歌”。当时，陈氏家族每年都要组织秧歌队排练“大秧歌”。似乎通过这种文艺形式把“欢乐”送给家乡父老比什么都更有意义。用关里河北人的话说这叫“给庶民行贿”，赚回的是“仁德与口碑”。“刘相屯陈氏秧歌队”想当年那是“有口皆碑”，“风靡一时”。每年都是从大年初一首场开始一直跳到元宵节。其热闹场景别提有多带劲儿了。在这只秧歌队中，父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台柱子”。每到这时，全家人包括父亲自己就怕“感冒”下不了场。尽管秧歌队对领舞也设了“b角”，但因父亲名声太大，每到一村人家首先就问：“陈八爷下场不？”倘若没有父亲下场人家给秧歌队的“赏银”就不知咋个打法了。由此可见，父亲的影响力不仅是用“男性美”俘获十里八乡美少女的“芳心”，而且还为陈氏一门赢得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来的“仁德口碑”。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早期就对父亲不乏好感的母亲却因父亲第二位妻子，我三姨的突然病故才让母亲很快走进了父亲的感情世界。当时，父亲已先后两次丧偶，且身边还带着10岁的大哥陈翰章和5岁的二哥陈富章。其中，二哥具有母亲“继子”和“外甥”的双重身份。也许正是这一缘故，我的姥爷和姥姥才最终同意把母亲以“填房”嫁给了我的父亲。入住豪门的母亲，最初几年与父亲相敬如宾，琴瑟和谐，着实过了很长一段亲爱甜美的日子。
再次，是我的父亲有一手相当不错的“木工活儿”。在那个时代，“大工匠”是绝对颇受女孩青睐的“真本事”。哪个小伙要是有了这等“一技之长”，即使相貌平庸，找个对象也是轻松加愉快的。据我的母亲说，自打我三姨过世后，颇有心计的父亲“没数八遍”的往朝阳沟跑。我母亲的家是朝阳沟一户相对富裕的上中农。家里有5个闺女4个小子。母亲在女孩中排行老四，故人称“杨四姐”。我的姥爷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者。这个老头四季习惯穿件干净利落的对襟“黑布长袍”，裤角总是扎得紧紧的。他固执、吝啬、家规森严，在家里说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违拗他的意志；他爱喝点自家酿制的“烧刀子”，吃饭时谁都不敢上他的饭桌；他抽的是“旱烟袋锅子”，冬季里几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着火盆“叭嗒”着大烟袋或捏着锡壶喝“烧酒”。三姨刚去世时，父亲每次来给姥爷问安他都是满心的不高兴。看穿姥爷的心思后，父亲迅速把主攻点改到给外婆和大舅杨国贵“洗脑”上。同时还无偿包揽了姥爷家一切“以旧换新”的木工活。大概半年过后，姥爷的心终于被父亲“捂热”了，往后再来朝阳沟就让父亲上桌跟他一块吃饭了。就这么一来二去，姥爷终于应承“媒婆”同意把母亲嫁给父亲做“填房”了。
朝阳沟“杨四姐”以填房嫁给刘相屯“陈八爷”，当时曾在十里八乡引起了很大轰动。尤其是一些念念不忘陈八爷“踩高跷领舞”和“二神扮相”的少妇和少女们真的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失落中缓过神来。
1946年8月，当广大东北民众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之时，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在东北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城市几乎被“中央军”全部占领；只有像一拉溪这样相对偏僻的乡村则由共产党控制。到了1948年10月，陈家大宅的房舍、细软及山地、田产已全部被“抄没了”。迫于生计，父亲决定带一家老小远赴吉林另谋生路。于是，父母二人带上老大陈翰章、老二陈富章和母亲所生不知名的4岁的姐姐并赶上一群猪走百十里山道，经嵬登站半拉山屯向吉林市进发。到了半拉山屯后，一家人借宿在我母亲舅舅家里。当时老妈怀抱着4岁的姐姐正赶上发烧生病，已几天水米未进了。听半拉山姜家大姨说，我那位姐姐长得很漂亮、嘴甜，是位很会讨喜的小女孩。然而在那缺医少药外加被土改搞得犹如“惊弓之鸟”的一家人，在这个仅有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只借宿两夜，我的那位姐姐就因病而死去了，心疼得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正如俗话所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就在这时又传来刘相老屯我父寄存在他一位于姓“把兄弟”家的不少财物全部被“胡子”盗抢了。其实这无非是那位于姓“小人”起了“落井下石”之心，故意演的一出“苦情戏”罢了。未了，父亲只是苦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带着家人顺着山路往吉林市赶去。后来听母亲说，等第三天晚上进了吉林市区时，父亲雇人赶的那群猪也全都跑光了。由此可知，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对地主和富农阶级的斗争还是具有颠覆性的。若非如此，广大农民是断然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
进入吉林市区后，父亲先是租房安顿了老婆孩子。接着又和大哥出去找活干了。父亲先后换了几家单位最终在吉林市西关自来水公司“落了脚”被录为正式工；大哥在吉林市第一建筑公司当上了一名学徒的“架子工”；二哥陈富章继续上学读书，后初中毕业考进了吉林铁路电水段当了一名铁路工人。而后家居地又几经迁徙，最后在船营区临江街第五居民组买下了一间半房产总算结束了居无定所的巅沛生活。
1950年，我的淑峰姐姐出生了；1954年6月我的三哥陈贵章也出生了；随后1958年是我（孝章）、1961年是老五（子章）、1963年是老六（久章）相继出生。这段时间是老爸老妈生活相对惬意的一段时光。二老不仅生全了“富贵孝子”，而且还置下了自己的私有房产。从当时老妈给淑峰姐、贵章兄和我留下的一张“仨人照”便不难看出当时家庭生活境况的殷实与富足。而导致我们这个小家一夜落魄的重大变故是1965年4月：记得那是久章正在襁褓之时（周岁多），我们的父亲因突患脑溢血在江沿大便时突然跌倒去世了。而后我们39岁的寡母带着一女四儿开始过上了与乞讨近乎相似的苦难人生。当时摆在一家6口面前的头号难题是吃饭问题。为了给孩子们“挣口吃的”，母亲先是在临江门头道码头下坎一家“切面作坊”做每月只赚24块钱的临时工（2个月）；接着在邻居“老邹小红”母亲的点拔下，老妈购置了一套“剃头家什儿”，打着“唤头”走街串巷开始做起了“剪头生意”。好在母亲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相对较好的“悟性”，很快就入了“门儿”。两个月下来真的比做临时工多赚了不少钱。正如老话所说“万事开头难”。老妈做“剃头生意”的头一个月，因手把不行没少“作鳖儿”。动不动就把人家孩子的头剪得“老砢碜”了。没办法老妈要么是连“一毛五”的剃头钱就不要了，要么就是流着泪动之以情地给人家赔不是。就这样不乏智慧和心灵手巧的老妈总算熬过了初期那段最难熬的岁月。当时，一家6张嘴才是生存的第一要务。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妈是一个也顾不上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在那段时间，淑峰姐14岁正在船营四小读书；三哥贵章9岁在五小读书；我6岁、老五3岁、久章还不满周岁，只能丢在家里“放羊了”。说句实在话，那段岁月在我们这个家庭谈论“父爱或母爱”简直就是一种“奢望”。稍大一点的淑峰姐、贵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时好歹还得到过一些父爱和母爱的“滋润”，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难时期）和久章亏透了，几乎在整个童年时期“父爱和母爱”都是跟他俩不沾边的。因为那时母亲要拼上老命先顾孩子们的嘴，根本没功夫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记得那时候，我跟老五领着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儿”一样在船营区西关这一带旮旯胡同到处乱窜，小白山、温德河、十四小、五座坟、西大营、江城酒厂、道北大车店、头道码头、洋灰台子、北山公园、航海俱乐部等地无不留下我们这群“半大小子”打闹嬉戏的足迹。现在看来，像老五和久章这么小的孩子跟我们这些稍大点的一起混能活下来还真算命大。有三件事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领我们哥仨到头道码头下坎“馅饼铺”骗吃馅饼的事。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钱买一两馅饼票（一两一张），接着去店外用圆珠笔把“一”上下各加一横再变成“三”，然后再让我们三人中的某一个轮班去领馅饼。就这样前两次都得逞了。第三次轮着久章去取饼了，兴许人家早就有了警觉，所以终于让付饼的识破抓着久章就去找开票员对票根。王三一看不好转身溜之大吉，我和老五也吓跑了。唯独久章让人家给打了几个“耳刮子”才给轰出馅饼铺。打那以后，这类弄巧成拙的“傻事”我们再也没干过。当时，我们家住船营区临江街道第九居民组。整个大院有30多户人家，且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挺多。
大户人家有老单家、老付家、老于家。我家靠江边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张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婶任居民组长，是位精明干瘦且很会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个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为乐品行的铁路工人，在龙潭山火车站当调度员。他们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俩姑娘。其中唐丽萍是领养的，唐丽花是自己生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唐丽萍长相不错，但书读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卖自己的“色相”上。唐家二老一度被唐丽萍气得鼓鼓的毫无一点办法。丽花容貌普通，但老实懂事从不惹爹妈生气。临江街道九组和八组相邻，加在一起有百十个孩子。每到星期礼拜两个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踢毽子”、“跳大绳”，干啥的都有，老热闹了。尤其快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盼年的。因为只有过年，孩子们才能混上两联“小鞭”或几块糖果，家庭条件稍好点的，象“该东”、“单四”、“老白”等兴许还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我家当时是两个居民组最穷的，故老妈能为我们包上顿饺子和买回点糖块、冻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至于穿的，寒酸得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场打“冰溜儿”。怕3岁多一点的久章被冻坏我坚决不带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着。到了北山冰场，久章棉袄的两只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泪已经被冻得“梆硬锃亮”。不但久章如此，其实这种穿戴简真就是当年我陈氏兄弟的“标配”。艰辛的童年生活，与吃不饱穿不暖相伴的是随时都可能潜在“性命之忧”。那时，在一块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面江而居”的我们，每到暑季总会有孩子溺水而亡。盛夏时节，我们几乎经常泡在江边的水里，或玩“打水仗”，或“打渔摸髅蛄”，孩子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会游泳的好本事。当时温德江滨公园有个“王八坑”，一到夏天肯定会淹死五七八个孩子。我们家哥几个包括三哥贵章在内都在这个“王八坑”留有许多童年的故事。换句话说，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们哥们儿都有过多次“溺水”的经历，无非是不说而已。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七岁的时候就是孩子群里出了名的“游泳能手”，八岁就能横渡松花江了。一次，领着久章跟儿时的玩伴包立会和赵华东等去“王八坑戏水”，久章年岁小在坑边“玩和泥摔炮”；我和立会、华东等下到深水区“打水仗”。那天可能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玩着玩着眼前一黑就沉到水里浮不上来了。后来也不知在水里“扑腾”多久最后被在跟前玩水的大孩子（已记不得名字）把我从水里捞上岸边，直到他们把我喝进肚里的泥汤“控”出来，我才醒过来。吓得久章坐在旁边只是一个劲儿“哇啦哇啦”的哭。这件事发生后，我和久章晚上回家后竟象没事人一样谁都没有说过。因为类似“淹溺”的事件时有发生，简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
第三件是我们一帮小孩在老付家院门前停着的一辆卸了骡马的空车上“玩压悠儿”轧死人的事。当时空车前头支在车猿下的“绞锥”被碰倒后先让前边孩子压得车辕向前倾斜，接着后边孩子又压着向后倾斜，然而谁都没想到不知啥时候大院老董家的小女孩却被一不小心绊倒后摔到车底下给活活“轧死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小姑娘白白净净长得既漂亮又可爱，被压得鼻口出血。事情发生后，她的母亲首先赶来了，自然是象疯了一样的“大哭”，而后不知是谁又从哪找来一位“老先生”把这个女孩给匆匆简单装殓“发送”了。但肯定是没有追究某一孩子的责任。此事若放到现在，这个女孩的父母肯定要通过司法途径为孩子讨个公道。可是那个年代家家都多子多女，生命哪有现在这么“金贵”呀！
由此可见，童年时期的我们，特别象久章那些不斤“磕打”的孩子能按自然生存法则存活下来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
公元1966年的暑期。
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形态已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起初是一拔又一拨的大中院校学生，人人胸佩一枚“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拿一本“红宝书”不时此起彼伏地走上街头游行，口中还不时地喊出：“坚决砸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坚决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口号。而东关宾馆广场和临江门广场则是各支游行队伍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象“打仗似”的散发各色传单和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随后不久，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外加“大字报”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文攻”迅速从大中学校向全社会各个角落漫延、扩展……。
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速演进，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伴随着斗争形式的变异，每个家庭几乎都被“撕裂”。特别是当时间进入到1967年下半年，整个社会和家庭形态似乎都发生了让人难以预知的重大变化：
首先，这场文化运动带给上层建筑的冲击是：一大批市里的老干部如李守善、姜卓等均被打倒、揪斗。一年前他们还是受人尊敬的书记、市长；现如今却被带着“高帽”，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这场文化运动给工农商学领域的冲击是：所有的工厂、学校、商店都乱套了，人们的思想就象“煮沸的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每个人的世界好象都多出了许多“对立派”。最明显的是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划分成“革命”和“保皇”两派。当时大中院校的学生叫“红卫兵”、小学生叫“红小兵”。起初是全国性的“大串联”，为此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六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以“邢燕子”、侯隽、焦淑凤为代表的几名红卫兵小将都是年轻一代的“偶像”煞是出名。好象就在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运动”才愈演愈烈了。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学校校长和老教师等统统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具有反叛和造反精神的人。当年在吉林市的两派造反队伍中，“八三一”被称为“保皇派”，司令部初期设在毓文中学，后移至电力学院。“杜晓峰”是当时最出名的“学生领袖”；井冈山”被称为“革命派”，司令部设在东关铁路中学。
再次，这场文化运动带给我家的冲击是：一、稍大些的淑峰姐和三哥贵章险些被卷入“政治旋涡”。当时淑峰姐18岁，正值豆蔻年华，既是毓文中学的在读生，也是“八三一”学生领袖杜晓峰的崇拜者，其政治倾向明显站在“八三一”一边；二哥陈富章（后改名陈冰）政治倾向隶属“井冈山派”，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哥不回家则已，一回来就跟淑峰姐没完没了的“掰扯”。此外，14岁的贵章哥虽在五小读书，但却也是学校红小兵组织的“领军人物”，好像他不仅在五小有过组织学生“揪斗裴校长”的政治举动，而且有事没事地也愿意领着我去看看“大字报”啥的，还时不时地总想跟淑峰姐“叨扯叨扯”一些政治话题。记得淑峰姐当时在毓文中学也是挺有影响力的人，不仅人长得俊俏，字也写得漂亮极了，身边总能聚拢一些拥戴她的班内同学，其中还不乏象“贾来顺”和“吕丛州”等优秀的男同学。1968年，是“井冈山”和“八三一”由“文攻”转向“武卫”的演变期。当时，力量单薄的“八三一”被“井冈山”围剿得只剩下“电力学院”最后一个据点。若不是暑期的一个黄昏有多台载有“八三一”武装学生的“敞篷”解放汽车在临江门广场被“井冈山”一派掀翻后用“汽油燃烧瓶”烧死许多学生的“惨案”发生，淑峰姐被我妈强行反锁家中禁止出屋的话，倔犟的姐姐或许可能就跟“杜晓峰”他（她）们退出城区到山上打游击去了。二是这波文化革命浪潮让我的母亲又一次的“丢掉了饭碗”。本来母亲凭着在短时间内考下的“理发技师证”已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质的头道码头拐角“理发店”上班，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而且每月还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冬天，“井冈山”与“八三一”两派的“武斗”已然升级到“真刀真枪”阶段。其中母亲赖以维生的理发店门前竟然还被“八三一”派用沙袋垒起战壕并架设了两挺机关枪。无奈，理发店只能被迫关门。正因武斗升级和深怕女儿有性命之忧，母亲开始整天看着淑峰姐绝对不准离开家门半步。在此期间，她的同学曾多次到家来策应我姐“离家出走”，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终还是向老妈妥协了，没敢离开家门半步。后来的事实验证，老妈的做法无比正确。一则是“八三一”因打砸抢致死的30多位被葬在电力学院的学生后来全被抠出按“白死”埋到了北山黑沙岭乱葬岗子，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混着；二则是“八三一”的多位学生领袖，后来包括“杜晓峰”在内都按“打砸抢”三种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969年，是我陈氏一家的“多事之年”。随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两派的“大联合”和政治上的“三结合”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各级革委会开始建立起来，一部分被关进“牛棚”的老干部也被解放，除个别地方外“武斗”基本被终止。但对我家而言，母亲还是处在失业状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妈在我姥爷和当兵大舅的劝说下才免强同意改嫁找个丈夫帮着养活一帮半大小子。
当时老妈经人介绍先后看过两个对象。第一个是老妈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担心过不到一起放弃了；第二个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于是又吹了。第三个就是小丽的生父于海生，大老妈16岁。介绍人是临江街道的马主任。当时继父的两女一儿均已长大成家，月工资76.5元是当时吉林二监狱的科级干部。关系确定之后，老妈就和继父结了婚。此后继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对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的“抚养义务”。从此，家庭生活境况有了明显改观，我们哥几个总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顿饱饭了。这些都是继父带给我们的改变。继父于海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省内公安系统和吉林市有着相当不错的“人脉”。他心地善良，脾气火爆，心气顺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生气发起脾气来对我们是绝不手软的。在我们哥几个中，三哥几乎和继父没在一起生活过；我是什么人都能将就的，又不讨厌，所以基本没挨过继父的打；久章因年龄只有五、六岁，且相对懂事也没挨继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馋没少挨继父的收拾。为此，老妈因心疼老五没少跟继父动手“抓挠”到一块儿。按说那时的老五也真是能气死个人，总是因为口吃的不惜挑战继父的“底线”。即总爱偷吃继父自制的常备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苏珍宝岛战事发生后，为适应准备打仗需要，城市开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员向农村疏散以减轻城防压力。由于继父在吉林监狱是在经济上犯有过失人员，所以便被作为首批疏散对象下放到吉林省劳改镇赉四方坨子监狱十分场。就这样，做为他的家人母亲带着11岁的我、7岁的老五和5岁的久章也一并前往了北大荒四方坨子农场。三哥当时因不愿去“北大荒”继续留在市内“捡煤核度日”；淑峰姐随我们到镇赉一看太过荒凉，故也于3个月后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