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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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已经年近古稀“我”和妹妹都叫她老娘；是亲切与敬重，又是怨岁月急促。
“我”三、四岁那年爸爸下放农村，妹妹去了爷爷奶奶那里“我”随妈在煤矿。“我”常去办公室玩，叔叔伯伯们都喜欢“我”常讲故事给“我”听，还和“我”打仗。“我”擎扫把当冲锋枪：“冲呀，啪啪啪”从这边追到那边，叔叔们则拿个脸盆当盾牌。
“我”喜欢墙上五颜六色的那张图；妈告诉“我”是地图，还指给我看：“这里是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还告诉我爷爷奶奶和妹妹在哪儿，爸爸在哪儿，伯伯伯母和哥哥姐姐在哪儿。
“我”问了好多地方；后来指着下面的一小块问是哪里，妈告诉那是台湾。“我”又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妈说是反动派的地方。“我”问为什么不打他们，妈说那里很远打不着。从此“我”知道了有个打不着的地方。
“我”和妈住在家属楼一间单身宿舍。大楼里住着许多工人，每天夜幕降临“炭古佬”们便一个个乌黑的眼圈，像是演完戏没卸干净妆，三五成群回来，然后各家各户门口炊烟升起。
矿山的的房屋都建在山坡和山洼，高高低低，我们的家是在“地下室”要下十几级台阶；常年阴暗潮湿，墙上有斑驳的水渍。
房间里除了床，还有小饭桌、竹椅子、脸盆、水桶、装衣服的木板箱、大纸盒，和我洗澡的大木盆原先妈妈带“我”去女澡堂，因为“我”爱问东问西便不带我去了，从此“我”在这个大木盆里洗澡。
妈妈上班时常把“我”一人留在家。玩烦了“我”便把竹椅板凳往地下抛，妈下班回来，看到屋子里的一片狼藉就骂“我”有时还一顿小揍。“我”耿耿于怀。
听说“我”一岁多在上海伯父家时，不高兴的时候也把凳子推倒；伯父骂了，便用眼睛恶狠狠的“横”伯父。“我”回妈妈这里以后，妹妹去了伯父伯母上海，他们来信说喜欢妹妹，她从来不会用眼睛恶狠狠的“横”他们。一次不小心把馒头掉脏挨了骂，反而把馒头在地是粘些沙粒吃。我太捣乱了。
有一次妈妈打“我”突然想起地图上那很远很远打不到的地方，便对妈嚷：“你再打我就逃去台湾”“我”好得意。啊，妈可被吓坏了：“你你好大的胆啊！”妈又害怕又着急。“就要去！”“我”冲出房门便往山坡上跑。
夜晚的矿山，小火车呜呜的低声呜咽，昏暗的路灯闪烁，烟囱浓烟滚滚，矿山笼罩在烟雾中。妈妈追到“广场”时已经昏黑一片，妈妈和邻居阿姨一起呼叫“我”躲在角落里不吭声。
那晚我家的房门关得紧紧的，邻居的阿姨全来了，个个神情紧张。没有平日的欢笑，没有人逗“我”玩，没有谁要“我”唱歌跳舞。
“我”挨着墙跪在地下，她们一个劲的逼“我”承认错误，你一言她一语，告诉“我”问题如何严重，如果传出去，人家就会说是妈妈教“我”的，妈妈被揪出来，我就连饭也没有吃，没有人带我睡觉。她们要我保证以后不再乱说。“我”很犟，照样说挨了打就跑。那年代常有父母因为孩子关进“牛棚”的。
岁月如流，不知不觉三十多年过去“我”终于真的跑了，跑得很远很远，远隔千山万水，不过不是因为妈妈打了“我”
想起妈妈拖着疲惫步伐在山坡上追“我”和后来的“批斗”夜深了阿姨们才渐渐散去。后来妈妈在叨叨不休中哭了，又求“我”又骂“我”；“我”也哭了，保证以后不再乱说。
常常做梦，梦里老娘还是当年演出完后抱“我”回家的年轻样子。离开老娘好几年了，灯光下泪光婆娑、闪烁迷离，丝丝光芒。往事如同梦幻，像是在遥远的天边，渐行渐远，好想念老娘，心里说不出的内疚，也许老娘现在还心有余悸。
矿山的幼年时光印象不可磨灭；和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抓鱼，溜进漆黑的巷道玩耍，爬高高的煤矸石山，在球场看球赛，
记忆最深的是球场的批斗会，和戴着高帽子的“五类分子”游街示众，两旁的人声嘶力竭的呼着口号；孩子和老人站在两旁看热闹，跟着挥手呼口号。一次“我”还模仿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低头躬身跟着在背后走。
爸爸下放农村时，有一年随爸爸在“文工团”台上正演出，叔叔们在台上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劲舞”我觉得好玩，也在“演员”身后比比划划，害得爸爸挨了批评，第二天把我送去妈妈那里。还一次上级领导来剧团审察剧目，我看见台上的转轮好玩，就动手摇它的把手，正演出中竟把大幕关上了，害得爸爸挨了批评，又把我送去妈妈那里。
爸爸已经老态龙钟，妈妈也有白发了。想起老是让爸爸妈妈提心吊胆，常常深感歉意。妈妈曾想改变我，爸爸更想“改造”我，他们是风风雨雨中的过来人，怕我适应不了社会潮流会吃亏，常常为我着急。
他们没能改变我。有一年，他们打算送“我”去“解放军大学校”让严格的军纪改变“我”因为没有路子，只好由着“我”自己闯荡。
前些年，老娘说起当年的事仍然心有余悸；现在，老人也许还常常为“我”担惊受怕。他们都老了“我”只能更深的表示内疚。
回想起30余年前的往事，思绪万千。“我”不是宿命论者，可是命运竟如此巧合曲折，格外的一番感慨。不知道是不是命运。
妈已经年近古稀“我”和妹妹都叫她老娘；是亲切与敬重，又是怨岁月急促。
“我”三、四岁那年爸爸下放农村，妹妹去了爷爷奶奶那里“我”随妈在煤矿。“我”常去办公室玩，叔叔伯伯们都喜欢“我”常讲故事给“我”听，还和“我”打仗。“我”擎扫把当冲锋枪：“冲呀，啪啪啪”从这边追到那边，叔叔们则拿个脸盆当盾牌。
“我”喜欢墙上五颜六色的那张图；妈告诉“我”是地图，还指给我看：“这里是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还告诉我爷爷奶奶和妹妹在哪儿，爸爸在哪儿，伯伯伯母和哥哥姐姐在哪儿。
“我”问了好多地方；后来指着下面的一小块问是哪里，妈告诉那是台湾。“我”又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妈说是反动派的地方。“我”问为什么不打他们，妈说那里很远打不着。从此“我”知道了有个打不着的地方。
“我”和妈住在家属楼一间单身宿舍。大楼里住着许多工人，每天夜幕降临“炭古佬”们便一个个乌黑的眼圈，像是演完戏没卸干净妆，三五成群回来，然后各家各户门口炊烟升起。
矿山的的房屋都建在山坡和山洼，高高低低，我们的家是在“地下室”要下十几级台阶；常年阴暗潮湿，墙上有斑驳的水渍。
房间里除了床，还有小饭桌、竹椅子、脸盆、水桶、装衣服的木板箱、大纸盒，和我洗澡的大木盆原先妈妈带“我”去女澡堂，因为“我”爱问东问西便不带我去了，从此“我”在这个大木盆里洗澡。
妈妈上班时常把“我”一人留在家。玩烦了“我”便把竹椅板凳往地下抛，妈下班回来，看到屋子里的一片狼藉就骂“我”有时还一顿小揍。“我”耿耿于怀。
听说“我”一岁多在上海伯父家时，不高兴的时候也把凳子推倒；伯父骂了，便用眼睛恶狠狠的“横”伯父。“我”回妈妈这里以后，妹妹去了伯父伯母上海，他们来信说喜欢妹妹，她从来不会用眼睛恶狠狠的“横”他们。一次不小心把馒头掉脏挨了骂，反而把馒头在地是粘些沙粒吃。我太捣乱了。
有一次妈妈打“我”突然想起地图上那很远很远打不到的地方，便对妈嚷：“你再打我就逃去台湾”“我”好得意。啊，妈可被吓坏了：“你你好大的胆啊！”妈又害怕又着急。“就要去！”“我”冲出房门便往山坡上跑。
夜晚的矿山，小火车呜呜的低声呜咽，昏暗的路灯闪烁，烟囱浓烟滚滚，矿山笼罩在烟雾中。妈妈追到“广场”时已经昏黑一片，妈妈和邻居阿姨一起呼叫“我”躲在角落里不吭声。
那晚我家的房门关得紧紧的，邻居的阿姨全来了，个个神情紧张。没有平日的欢笑，没有人逗“我”玩，没有谁要“我”唱歌跳舞。
“我”挨着墙跪在地下，她们一个劲的逼“我”承认错误，你一言她一语，告诉“我”问题如何严重，如果传出去，人家就会说是妈妈教“我”的，妈妈被揪出来，我就连饭也没有吃，没有人带我睡觉。她们要我保证以后不再乱说。“我”很犟，照样说挨了打就跑。那年代常有父母因为孩子关进“牛棚”的。
岁月如流，不知不觉三十多年过去“我”终于真的跑了，跑得很远很远，远隔千山万水，不过不是因为妈妈打了“我”
想起妈妈拖着疲惫步伐在山坡上追“我”和后来的“批斗”夜深了阿姨们才渐渐散去。后来妈妈在叨叨不休中哭了，又求“我”又骂“我”；“我”也哭了，保证以后不再乱说。
常常做梦，梦里老娘还是当年演出完后抱“我”回家的年轻样子。离开老娘好几年了，灯光下泪光婆娑、闪烁迷离，丝丝光芒。往事如同梦幻，像是在遥远的天边，渐行渐远，好想念老娘，心里说不出的内疚，也许老娘现在还心有余悸。
矿山的幼年时光印象不可磨灭；和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抓鱼，溜进漆黑的巷道玩耍，爬高高的煤矸石山，在球场看球赛，
记忆最深的是球场的批斗会，和戴着高帽子的“五类分子”游街示众，两旁的人声嘶力竭的呼着口号；孩子和老人站在两旁看热闹，跟着挥手呼口号。一次“我”还模仿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低头躬身跟着在背后走。
爸爸下放农村时，有一年随爸爸在“文工团”台上正演出，叔叔们在台上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劲舞”我觉得好玩，也在“演员”身后比比划划，害得爸爸挨了批评，第二天把我送去妈妈那里。还一次上级领导来剧团审察剧目，我看见台上的转轮好玩，就动手摇它的把手，正演出中竟把大幕关上了，害得爸爸挨了批评，又把我送去妈妈那里。
爸爸已经老态龙钟，妈妈也有白发了。想起老是让爸爸妈妈提心吊胆，常常深感歉意。妈妈曾想改变我，爸爸更想“改造”我，他们是风风雨雨中的过来人，怕我适应不了社会潮流会吃亏，常常为我着急。
他们没能改变我。有一年，他们打算送“我”去“解放军大学校”让严格的军纪改变“我”因为没有路子，只好由着“我”自己闯荡。
前些年，老娘说起当年的事仍然心有余悸；现在，老人也许还常常为“我”担惊受怕。他们都老了“我”只能更深的表示内疚。
回想起30余年前的往事，思绪万千。“我”不是宿命论者，可是命运竟如此巧合曲折，格外的一番感慨。不知道是不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