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制造的一宗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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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官进爵，人生一大快乐；和唐太宗同朝共事，更是封建臣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当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却面露忧色。母问其故，文本答：“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是清醒的。他为人处世的低调作风，加上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对职位的敬畏之心，让他在官场上风调雨顺，得以善终。和他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的刘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既酿成刘洎一生的悲剧，也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污点。
刘洎因何获罪？资治通鉴中提到，太宗远征高丽期间染病，刘洎听到这个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事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到底太宗病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不管如何，刘洎的话应该说是其忧国忧君的体现。但是，这句话被进谗者传到太宗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太宗听到这些，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无疑，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从资治通鉴记载来看，进谗者完全改变了刘洎的意思，居心叵测，纯属污陷。司马光在记述这件事时也用了一个“谮”字，以表明史家的看法。
那么，是太宗草菅人命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太宗时期，每处决一个重囚，尚且要“三覆五奏，进素食，止音乐”以显示对人命的重视。更何况，刘洎身居相位，朝廷重臣，要杀这样一个人，太宗不可能不重视。
是太宗循私枉法吗？也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太宗姐姐的儿子犯法，姐姐当着太宗的面“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太宗流着泪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此负姊。”宁负姐姐，不负法律，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太宗的法制观念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了。
是太宗对刘洎其人缺乏了解吗？也不是。一次公开场合，太宗点评手下几位重量级名臣，刘洎位列其中。这已经能够看出刘洎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刘洎时，太宗说了句话：“性最坚贞。”这个评价应该是十分恰当的。太宗是一位乐于纳谏、善于纳谏、启人进谏的人，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有一次，太宗对大臣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作为太宗姻亲的重臣长孙无忌拍马屁说：“陛下无失。”而时任谏官的散骑赏侍刘洎却忠于职守，面谏太宗：“近来有人上书不合您的意思，您就当面诘责，让人惭愧而退，恐怕不宜于广开言路。”正因太宗深知刘洎的能力和忠心，远征高丽时，才放心地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交给刘洎。
是谁污陷了刘洎？高宗时，刘洎之子为父亲鸣冤，称其父是被褚遂良所谮而死。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是太宗临死前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刘洎是不是他所谮而死，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的重点，暂且不表。值得注意的是，进谗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造舆论，是十分了解太宗心病的。实际上，这一招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太宗完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更没有经过“三覆五奏”就下达了死刑令。
一个朝代能否长盛不衰，除了要求每一位皇帝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外，接班人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权力平稳过渡，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长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子不传女，立长不立幼。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皇帝个人好恶的支配。历史上，有立长者，月立幼者，有立弟者，有立侄者。唐中宗时，其女安乐公主居然要求其父立其为皇太女。确立接班人成为宫庭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朝代改弦更张，都是因为在接班人安排上出了问题，或者重臣专权，或者外戚宦官当政，甚至另起炉灶。太宗本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后奠定太子的地位，并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正因为如此，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有一次，竟然引刀自刺，亏得有侍从保护。尽管这一刀不乏做秀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却可见一斑。更何况，远征高丽又正值他生命的暮年，身体又不好，对这一问题就更加敏感。进谗者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失去理智，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健全的用人制度非常关键。随意打破原则，不按规矩办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悲剧的发生。
加官进爵，人生一大快乐；和唐太宗同朝共事，更是封建臣子们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当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却面露忧色。母问其故，文本答：“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是清醒的。他为人处世的低调作风，加上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对职位的敬畏之心，让他在官场上风调雨顺，得以善终。和他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的刘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既酿成刘洎一生的悲剧，也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少有的一个污点。
刘洎因何获罪？资治通鉴中提到，太宗远征高丽期间染病，刘洎听到这个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事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到底太宗病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并无记载。但不管如何，刘洎的话应该说是其忧国忧君的体现。但是，这句话被进谗者传到太宗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太宗听到这些，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无疑，这是一桩天大的冤案。从资治通鉴记载来看，进谗者完全改变了刘洎的意思，居心叵测，纯属污陷。司马光在记述这件事时也用了一个“谮”字，以表明史家的看法。
那么，是太宗草菅人命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太宗时期，每处决一个重囚，尚且要“三覆五奏，进素食，止音乐”以显示对人命的重视。更何况，刘洎身居相位，朝廷重臣，要杀这样一个人，太宗不可能不重视。
是太宗循私枉法吗？也不能这么说。有一次，太宗姐姐的儿子犯法，姐姐当着太宗的面“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太宗流着泪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此负姊。”宁负姐姐，不负法律，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太宗的法制观念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了。
是太宗对刘洎其人缺乏了解吗？也不是。一次公开场合，太宗点评手下几位重量级名臣，刘洎位列其中。这已经能够看出刘洎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刘洎时，太宗说了句话：“性最坚贞。”这个评价应该是十分恰当的。太宗是一位乐于纳谏、善于纳谏、启人进谏的人，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有一次，太宗对大臣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作为太宗姻亲的重臣长孙无忌拍马屁说：“陛下无失。”而时任谏官的散骑赏侍刘洎却忠于职守，面谏太宗：“近来有人上书不合您的意思，您就当面诘责，让人惭愧而退，恐怕不宜于广开言路。”正因太宗深知刘洎的能力和忠心，远征高丽时，才放心地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交给刘洎。
是谁污陷了刘洎？高宗时，刘洎之子为父亲鸣冤，称其父是被褚遂良所谮而死。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是太宗临死前两位顾命大臣之一。刘洎是不是他所谮而死，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的重点，暂且不表。值得注意的是，进谗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造舆论，是十分了解太宗心病的。实际上，这一招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太宗完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更没有经过“三覆五奏”就下达了死刑令。
一个朝代能否长盛不衰，除了要求每一位皇帝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外，接班人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权力平稳过渡，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长期的封建王朝，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传子不传女，立长不立幼。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皇帝个人好恶的支配。历史上，有立长者，月立幼者，有立弟者，有立侄者。唐中宗时，其女安乐公主居然要求其父立其为皇太女。确立接班人成为宫庭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朝代改弦更张，都是因为在接班人安排上出了问题，或者重臣专权，或者外戚宦官当政，甚至另起炉灶。太宗本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后奠定太子的地位，并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正因为如此，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有一次，竟然引刀自刺，亏得有侍从保护。尽管这一刀不乏做秀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却可见一斑。更何况，远征高丽又正值他生命的暮年，身体又不好，对这一问题就更加敏感。进谗者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失去理智，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健全的用人制度非常关键。随意打破原则，不按规矩办事，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