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智还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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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游戏代序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写过一篇著名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大致情节当然早已为大家耳熟目染，最后那个场面更是因充满戏剧性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帝赤身裸体趾高气扬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路边的市民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皇帝的新装。突然一个孩子大声说：“可是，他真的什么也没有穿啊。”于是，人们开始悄悄传言皇帝什么也没有穿，最后皇帝的新装游行大典也被一句无忌的童言闹得不欢而散，皇帝因为赤身裸体在国人面前出丑，更是颜面扫地。
当年我读到这个故事，很是喜欢，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故事滑稽可笑，情节夸张，而是因为这是我了解的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中唯一一个结局完满的故事。那时的我不喜欢看悲剧，特别不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海的女儿，那时的我喜欢皇帝的新装，那时的我也暗自为那个小孩的一句童言颇为得意，我觉得正是那句童言改变了大家被两个骗子愚弄的局面，那时我以为，真正的童言真的竟有那样的威力，那时候我真的很敬佩那个小孩。
可是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慢慢意识到，那样的结局只能出现在一个美好的童话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孩子的结果应该比那个童话中的孩子悲观，他也许会被父母打上几巴掌，训斥他不知轻重，勒令他闭嘴，并且以今后再也不带他出来看热闹相威胁；他更可能被周围人白眼相加，甚至会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规矩，不知天高地厚，小小年纪，以为自己是谁？！”这些声音大多只低到能让他听清为止，决不会再低了；他甚至可能被国王追究，并被保皇派——主要是保皇家面子的流派——谴责与围攻，他们一家甚至会为此不得不离开王国其中最不可能的就是安徒生安排的结果。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正是在那些现实的可能性面前，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才成长为一个成熟——我们通常说的成熟其实往往是世故——的成年人，扪心自问，哪个现代文明人不曾受过这样的社会教育呢？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小孩子都能在种种强硬劝导下真正成熟起来，总有一些人在潮起潮落之间，依然像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一样只说自己相信的话，依然像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一样幼稚。生活阅历在他们身体上留下了成长痕迹，但各种社会强硬劝导却没能让他们的幼稚有根本改观，至少在说自己相信的话这方面，这样一些人有着一个孩子般固执的幼稚。千百年来，这种幼稚曾经断送许多伟大灵魂的肉身生命，也曾造就许多伟大灵魂的精神光荣，人类的精神生活便是在这些精神异类的幼稚而唐突的意见中缓步生长着的。
这些人没有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那样幸运，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仅凭一个态度改变了一个事实，但是他们大多赢得了比那个孩子更大的光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孩子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像那个孩子那样率真，他们表现出同样的率真得力于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光荣不是他们的理论成就，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而是他们的精神勇气。
一个人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或许勉强算是一个才智问题，但一个人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何种前提下表达这种观点却是一个勇气问题，至于坚持这样一些观点到怎样的程度，就更是一个勇气问题了。以我对历史的粗浅理解，一个人的观点得以形成乃至确立，更多的是一个勇气问题，而不是一个才智问题，就像一个孩子的才智就可以了解国王究竟穿了什么，但是全城的人也没有勇气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一样。人的理智被遮蔽，甚至人的道德弱化，并不如苏格拉底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知识问题，而像康德说的那样，是一个勇气问题。
勇气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一个具体个人来讲，勇气看起来往往比才智要严峻，但是才智本身有机缘因素，甚至还有时运因素，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相比之下，勇气却有着“我欲仁，斯仁至矣”般深切的现实感。一个人只要坚持想要有勇气，就会有勇气，这中间不关涉任何天赋、机缘、前提和局限，勇气对一个人来讲是自足的。在世故的约束下，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只是他自身没有勇气使然，其中没有任何他自身之外的原因。
这就是我在写成这些文字的时候不断深化着的些许体会。
坦率地讲，这些文字并不是什么英才天纵的独特发现，只是一些比常识还要简单的道理而已，在我看来，这些道理本来应该像“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一样妇孺皆知，因此我从来不敢有丝毫为自己的文字体现出的若干所得沾沾自喜的意思。相比之下更让我无愧于心的倒是我写作它们时的勇气，以及现在我准备将它们出版面世的勇气。
写作的勇气便在于：我的行文是与梳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理路甚至心理痕迹同步进行的。我文中提到的人，除余秋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外，其余三人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血脉一样成为我今天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针对陈寅恪先生、朱学勤先生、金庸先生的若干文字，其实是针对自己十几年来不同阶段的反思与整理的部分外化。承受那样强烈的失衡之痛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令我欣慰的是，我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至于发表的勇气，我想是不言自明的。写作过程中乃至于完稿之后，都有亲友劝我不要做这样的批评，为了让我认清形势，有人还建议我在网上张贴一下以便观察一下反响。果然，去年关于钱钟书先生的帖子在榕树甫一露面，便招来第一个回帖：“放你妈个屁”自此以后口诛笔伐此起彼伏。我理解这样的态度，我理解这种感情被伤害的失态表现，说实话，批评金庸先生、朱学勤先生、陈寅恪先生，甚至某种程度的钱钟书先生时，率先受到伤害的是我自己的感情。只不过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与另一些同样曾经热爱着他们的一些人相比，我做了另一种选择，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动力不是才智，而是我的勇气。
在我治学的道路上，对我影响至深并一直鼓舞着我的就是孟子中的一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万千人，我往矣。”多年以来，这句话像一种真切的光荣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令我时或感受到那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向上的鼓舞与鞭策。正是在这种感召下，并不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孩子率真单纯的我，才坚持把这些话写下来并准备交给世人。这就是我自己的勇气。
我不敢奢望这些勇气能带给我光荣，但我相信这些勇气可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向往着光荣。只有向往光荣才能让平庸如我的人真诚地向世人倾述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揣摩别人的见解；只有向往光荣能帮助平庸如我的人克服庸俗与媚俗，摒弃怯懦猜疑与缺乏信仰。
所以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最为关注的其实不是书中的见解，那些见解平常得实在是不值一提，我最为关注的还是书中寄托的勇气——不是拒绝的勇气，更不是批判的勇气，而是说出自己的看法的勇气。
——造神游戏代序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写过一篇著名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大致情节当然早已为大家耳熟目染，最后那个场面更是因充满戏剧性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帝赤身裸体趾高气扬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路边的市民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皇帝的新装。突然一个孩子大声说：“可是，他真的什么也没有穿啊。”于是，人们开始悄悄传言皇帝什么也没有穿，最后皇帝的新装游行大典也被一句无忌的童言闹得不欢而散，皇帝因为赤身裸体在国人面前出丑，更是颜面扫地。
当年我读到这个故事，很是喜欢，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故事滑稽可笑，情节夸张，而是因为这是我了解的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中唯一一个结局完满的故事。那时的我不喜欢看悲剧，特别不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海的女儿，那时的我喜欢皇帝的新装，那时的我也暗自为那个小孩的一句童言颇为得意，我觉得正是那句童言改变了大家被两个骗子愚弄的局面，那时我以为，真正的童言真的竟有那样的威力，那时候我真的很敬佩那个小孩。
可是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慢慢意识到，那样的结局只能出现在一个美好的童话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孩子的结果应该比那个童话中的孩子悲观，他也许会被父母打上几巴掌，训斥他不知轻重，勒令他闭嘴，并且以今后再也不带他出来看热闹相威胁；他更可能被周围人白眼相加，甚至会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规矩，不知天高地厚，小小年纪，以为自己是谁？！”这些声音大多只低到能让他听清为止，决不会再低了；他甚至可能被国王追究，并被保皇派——主要是保皇家面子的流派——谴责与围攻，他们一家甚至会为此不得不离开王国其中最不可能的就是安徒生安排的结果。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正是在那些现实的可能性面前，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才成长为一个成熟——我们通常说的成熟其实往往是世故——的成年人，扪心自问，哪个现代文明人不曾受过这样的社会教育呢？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小孩子都能在种种强硬劝导下真正成熟起来，总有一些人在潮起潮落之间，依然像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一样只说自己相信的话，依然像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一样幼稚。生活阅历在他们身体上留下了成长痕迹，但各种社会强硬劝导却没能让他们的幼稚有根本改观，至少在说自己相信的话这方面，这样一些人有着一个孩子般固执的幼稚。千百年来，这种幼稚曾经断送许多伟大灵魂的肉身生命，也曾造就许多伟大灵魂的精神光荣，人类的精神生活便是在这些精神异类的幼稚而唐突的意见中缓步生长着的。
这些人没有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那样幸运，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仅凭一个态度改变了一个事实，但是他们大多赢得了比那个孩子更大的光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孩子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像那个孩子那样率真，他们表现出同样的率真得力于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光荣不是他们的理论成就，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而是他们的精神勇气。
一个人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或许勉强算是一个才智问题，但一个人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何种前提下表达这种观点却是一个勇气问题，至于坚持这样一些观点到怎样的程度，就更是一个勇气问题了。以我对历史的粗浅理解，一个人的观点得以形成乃至确立，更多的是一个勇气问题，而不是一个才智问题，就像一个孩子的才智就可以了解国王究竟穿了什么，但是全城的人也没有勇气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一样。人的理智被遮蔽，甚至人的道德弱化，并不如苏格拉底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知识问题，而像康德说的那样，是一个勇气问题。
勇气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当然，对一个具体个人来讲，勇气看起来往往比才智要严峻，但是才智本身有机缘因素，甚至还有时运因素，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相比之下，勇气却有着“我欲仁，斯仁至矣”般深切的现实感。一个人只要坚持想要有勇气，就会有勇气，这中间不关涉任何天赋、机缘、前提和局限，勇气对一个人来讲是自足的。在世故的约束下，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只是他自身没有勇气使然，其中没有任何他自身之外的原因。
这就是我在写成这些文字的时候不断深化着的些许体会。
坦率地讲，这些文字并不是什么英才天纵的独特发现，只是一些比常识还要简单的道理而已，在我看来，这些道理本来应该像“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一样妇孺皆知，因此我从来不敢有丝毫为自己的文字体现出的若干所得沾沾自喜的意思。相比之下更让我无愧于心的倒是我写作它们时的勇气，以及现在我准备将它们出版面世的勇气。
写作的勇气便在于：我的行文是与梳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理路甚至心理痕迹同步进行的。我文中提到的人，除余秋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外，其余三人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血脉一样成为我今天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针对陈寅恪先生、朱学勤先生、金庸先生的若干文字，其实是针对自己十几年来不同阶段的反思与整理的部分外化。承受那样强烈的失衡之痛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令我欣慰的是，我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至于发表的勇气，我想是不言自明的。写作过程中乃至于完稿之后，都有亲友劝我不要做这样的批评，为了让我认清形势，有人还建议我在网上张贴一下以便观察一下反响。果然，去年关于钱钟书先生的帖子在榕树甫一露面，便招来第一个回帖：“放你妈个屁”自此以后口诛笔伐此起彼伏。我理解这样的态度，我理解这种感情被伤害的失态表现，说实话，批评金庸先生、朱学勤先生、陈寅恪先生，甚至某种程度的钱钟书先生时，率先受到伤害的是我自己的感情。只不过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与另一些同样曾经热爱着他们的一些人相比，我做了另一种选择，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动力不是才智，而是我的勇气。
在我治学的道路上，对我影响至深并一直鼓舞着我的就是孟子中的一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万千人，我往矣。”多年以来，这句话像一种真切的光荣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令我时或感受到那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向上的鼓舞与鞭策。正是在这种感召下，并不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孩子率真单纯的我，才坚持把这些话写下来并准备交给世人。这就是我自己的勇气。
我不敢奢望这些勇气能带给我光荣，但我相信这些勇气可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向往着光荣。只有向往光荣才能让平庸如我的人真诚地向世人倾述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揣摩别人的见解；只有向往光荣能帮助平庸如我的人克服庸俗与媚俗，摒弃怯懦猜疑与缺乏信仰。
所以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最为关注的其实不是书中的见解，那些见解平常得实在是不值一提，我最为关注的还是书中寄托的勇气——不是拒绝的勇气，更不是批判的勇气，而是说出自己的看法的勇气。